心灵痛感的治疗空间:心灵的空间
时间：2019-02-12 05:42: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文学治疗 台湾乡愁诗 文化认同 摘 要：治疗是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文学不仅治疗别人，更重要的是为作者提供自我治疗。台湾乡愁诗人通过在整体上的移情宣泄、意义提升和文化内化达到一种自我治疗的效果。
一般认为文学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但文学的另一功能治疗作用，为许多人所忽视。近年来随着文学人类学的开展，文学的治疗功能越来越为研究者们所重视。“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①这种认识还不同于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那样的治疗，因为鲁迅这句话，事实上是有些怀疑文学的治疗功能的，所以他认为自己所能做到的仅仅能揭出病苦，他没有先辈梁启超们那样“欲兴一国，必先兴小说”那样的雄心与魄力，把文学的治疗功能甚至夸大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另外，鲁迅他们所说的治疗，是从文学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文学对社会人心的引导这样较为实用主义的角度来把握的。他们把这种治疗只作为一个单向的过程，一种启蒙的方式，只关注的是治疗他人。文学人类学理解的治疗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的，着重探讨的是文学是怎样在人的心灵上起作用，从而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关注的焦点是心理的层面。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家的创作就同时承载了两个任务：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治疗他人已为大多数文学理论所关注和熟知，在文学接受美学里有很充分的论述，诸如共鸣、领悟、净化等阶段的划分。诸如当人们在思乡时吟诵一首余光中的《乡愁》，心灵会得到些许慰藉，当人们在望月时，想一想席慕蓉的“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精神会得到些许超越。台湾乡愁诗作为一种文学治疗，在治疗他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诗人对自我的治疗。
一、失根与寻根的交织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产生于一种情愫，一种痛感。而这种痛感的抒发，同时也是一个治疗的过程。我们以这样的认识来关注台湾乡愁诗。我们知道，落叶归根是中国人一贯的精神期许。当1949年，台湾和大陆相互隔绝以后，在大陆的母亲，在台湾的儿女，数不清有多少人在悲伤流泪。失根感正是台湾大部分迁居者在1949年以后的普遍心灵感受，随着一种无依靠、无归属的沧桑感的油然而生，乡愁成为他们的精神创伤，亟须疗救。铭心刻骨的乡愁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心理灾难。这种感受弥漫在作家心中，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氛围。他们发而为诗，表达他们的心灵感受，于是一些沉郁的，低沉的，甚至是沧桑的文字，成为乡愁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创作时诗人们表现出种种的感情，他们郁积于心的，有心酸，有无奈，有离别的伤感，有思念的愁结。可以说这时的台湾诗坛，哀伤的声音随处可闻，“后来我们就哭了/当夕阳和锦葵花/一齐碎落在/北方古老的宅第”（痖弦《怀人》）。诗人们纷纷表达着他们的病痛，描述着各自的“症状”：“可是，有些我不能碰/一碰就是一次锥心的疼痛”（席慕蓉《隐痛》）。“父亲啊母亲/那名字是我心中的刺”（席慕蓉《狂风沙》）。“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严重的内伤”（洛夫《边界忘乡》）。这些伤痛急需要心理的疗治。于是他们寻找可以使心灵得到慰藉的东西，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宣泄空间。正如黑格尔在描述抒情诗的心理功能所说：“情感的盲目驱遣在意识里形成混沌一团，幽暗无光，心灵不可能自拔出来，达到对事物进行观照和表达。诗固然可以把心灵从这种幽暗中解放出来，因为诗使心灵这个主体又成为它自己的对象（以心观心）。”②可以说这些乡愁诗是一个巨大的隐喻空间，这种不约而同的怀乡病，使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乡愁替代物以宣泄情感，这正是移情的作用，是将人的主观的感情移到客观的事物上，反过来又用被感染了的客观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于是，母亲，故人，月亮，槐树叶等意象便成为他们的乡愁代码。例如，“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痖弦《红玉米》）。在这里红玉米就成为作者的乡愁代码。这就同时引出了台湾乡愁诗人的另一个显著的主题：寻找。这种寻找是对美好记忆的寻找，同时也是心灵家园的寻找，精神寓所的寻找。他们纷纷把乡愁具象化，乡愁成为可观、可触、可感的存在物。他们的乡愁有颜色，“玻璃大厦沿街/开着一排排亮丽的乡愁”（罗门《望了三十年》）；有形状，“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席慕蓉《乡愁》）；有声音，“每回西风走过，总踩痛我思乡的弦”（蓉子《晚秋的乡愁》）；有体积，“三十年后/我从椰树梢头望你/你是一杯乡色酒/你满/乡愁也满”（舒兰《乡色酒》）；有重量,“你依然不知，不知乡愁的重量/在一袭尸衣浸沉的/劣酒之坛中酝酿”（张拓芜《微尘》）；有浓淡，“醒来方知/青春已老/愁，郁郁的/浓了”（沙漠《乡愁》）；有温度，“烧肉粽，烧肉粽/远远巷子的尽端/传来小贩的叫卖声/乡愁/原是这热喷喷的东西”（拾虹《同乡会》）。这种化抽象为具象，化无形为有形的方式，使他们在心理上寻求到一种实在感，心灵的空虚暂时得到了一些填充物，呈现出一些较为清晰的心理图像，缓解了混沌而歇斯底里的内心感觉。
从情感宣泄来看，在台湾五六十年代的诗坛上，尽管乡愁诗算不得主流，但是一些现代派诗人们创办的刊物成为他们的倾诉空间，这种倾诉意在引起一种共鸣，获得一种认同。有一句名言恰能说明这种情况：“将你的痛苦说与别人听时，你将被分掉一半痛苦，将你的快乐说与别人听时，你将得到两份快乐。”这种痛苦倾诉，形成一个共享空间，使每个人的乡愁都被人理解，每个人所面临的焦虑、不安、痛苦都为别人所共有。于是，“这种共通的心境在我与‘他者’间发生共鸣，双方分享，使倾诉者‘我’获得心灵上的补偿、慰藉，也获得了共赴危难之决心和勇气”③。继而乡愁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二、乡愁与“国愁”的同构
晋代王粲在七哀诗中说：“方舟诉大江，日暮愁我心。”归期未卜，生命无处安顿的空虚感和人生悲剧无疑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人们的心灵感受。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欢与祖国命运休戚相关时，他们的乡愁往往也超越了自我，达到一种与期盼祖国统一的“国愁”的同构。这样消极悲观的乡愁找到了外在的依傍，就扩大为一种祈求祖国统一的积极力量。正如诗人洛夫在《血的再版》中说：“三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无不渴望早日国家的统一，亲人团聚；而我丧母哀恸是千万中国人的哀恸，我为丧母流的泪也只是千万斛泪水中的一小滴；以小喻大，我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象征。”④而余光中的《乡愁》诗也因最后两句：“而现在/乡愁是一条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有了更宏大的力量。余光中在谈到自己这首诗时曾说：“由于我自小在祖国大陆长大，几十年的分离，就有了本能的思念和向往，巧的是我个人的情绪和海峡两岸的情况有着许多相似，于是小我的思念也可以转化为大我了。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变得成熟、睿智和豁达的时候，这首诗的‘乡愁’也变成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祖国大陆的眷念。由此，这乡愁其实也是一种‘国愁’，所以才有了厚重万分的分量。”这种化消极为积极的心理调节，正是文学治疗功能的一种体现。通过心胸的扩大，境界的提升，使自我的感受消融在更宏大的意义当中，从而达到一种自我治疗的效果。其他作品还有如“蝉翼般轻轻滑落的槐树叶，细看时，还沾着些故国的泥土哪/故国哟，啊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让我再回到你的怀抱里/去享受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飘着淡淡的槐花香的季节？――”（纪弦《一片槐树叶》）。而非马的《醉汉》一诗更是表达“国愁”的精品。“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在这里，作者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接近。不断地向祖国母亲走去，虽然漫长，但是这种走由于有祖国统一这样的信念支撑而昭示出积极而伟大的意义。
三、生命与文化的接通
台湾乡愁诗人，虽大多是移民，但并不是文化远行者，乡土记忆的彻骨渗透使他们反而与中华文化显得更为亲近。1949年以后，在中国内地断裂的现代主义文学，在台湾接承下来。但是台湾文学弥补了大陆现代文学抛却传统的矫枉过正的弊端，形成了一种既注重文学的现代性，又不丢掉传统的较好的文学生态。地理上的隔绝已不能阻挡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虽然面对的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但他们并没有一味地追随西方，反而更彰显出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在他们的诗歌中地理上的本土中国与超越地理范畴的文化中国有时是叠合在一起的，当他们怀想中国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是灿烂而美好的。在他们的诗歌中，其文化根脉可以伸向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时期。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要比当时的中国内地反而要来得强烈。“我的怒火中有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传说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余光中《五陵少年》）。当诗人们找到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良药”后，他们的怀乡情感就趋于内敛深沉，过滤掉不加节制的苦痛渲染。他们不再以一己的悲欢去理解历史，而是以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去体验生活，传达中华文化的真谛，埋在心中的只剩下对祖国统一深深的渴望，他们把乡愁内化为一种自我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⑤他们的文化修养更切合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由外在的寻找向内心的体悟转变，达到一种文化与我同在，我即文化的境界，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一种精神的治疗。例如季野在《茶中思》就体现出将乡愁转化为达观的人生态度的治疗效果。愁烦时/不妨将心事/一起塞入壶中/当然要用滚水冲沏/要用一些时间做引子/……/至于那些泡不烂的心事/挖出后晒干/则可以塞个枕头/枕着睡觉/可以醒脑。在这里体现出一种传统道家的达观洒脱的精神风韵。正是这种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尊崇，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台湾作家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不仅诗歌，就连其他文体乃至整个台湾文学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从文学治疗来看台湾乡愁诗，可以发现诗人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渴望沟通、理解、慰藉的精神渴求，这种渴求通过自我的宣泄得到一些暂时的缓解，通过与别人分享,痛苦得到一些消解。又通过心境的扩大，化消极为积极的心理调节，使乡愁的痛苦变为一种祖国统一的渴望。最后在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乡愁变为以内在生命体悟中华文化,实现了一种心灵与中华文化根脉的接通，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中华文化遗弃，反而因为深刻的领悟与中华文化更为亲近。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也使他们的诗歌显出一种更为内在的体验，达到一种身心的平衡。他们获得了一种虽在地域上有阻隔，但在文化上却是瞬息相通的心灵确证。这就像孟子所提到的“吾善养吾之浩然之气”一样达到一种超越地域的与天地接通的境界。同宗同族、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使他们把自己当作暂时的“离家者”，一种回归意识时刻充斥着他们的心灵，成为一种精神支柱。他们时刻清醒着自己身上流着中华文化的血脉，他们纷纷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救赎，以一种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方式得到了一种治疗。
毋庸讳言，文学治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潜移默化的心理过程。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是这样的分析可以帮我们试图从心理的角度探询台湾乡愁诗发展的历程，帮助我们分析台湾乡愁诗兴盛与衰落的原因方面得到一些启示。虽然这种治疗在每个作者身上并不一定表现出一种逐层推进的效果，也不一定每个诗人都要经历这三个层次。他们的各种感情也可能是互相纠缠的，并不能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路。也许我们讨论的这种治疗可能只是更偏向于一种整体的态势，更突出一种整体文化的心理氛围。在这种意义上说，或许这样的分析对研究作家的文化心理会有某些启示。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霍小青,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王 锐，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德]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②③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④ 洛夫.葬我于雪[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⑤ 余光中.莲的联想[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