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边城》的生态意识_边城的悲剧意识
时间：2019-02-12 05:42: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边城 生态美学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摘 要：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尤其是在小说中所表现的“想象的湘西”，不仅有着完好的自然生态，而且还体现着沈从文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意识。用生态美学的观点重新审视《边城》，我们会发现边城里的自然生态是和谐的，优美的；精神生态是隔膜的，令人叹息的。社会生态是逐渐下滑的，令人哀伤的。
从生态视角对经典著作给予新的观照，正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界的潮流，这种批评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体现了生态的整体性；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文学的责任性；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体现文学的文明的批判性；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具有生态理想的预警性。①生态美学家认为“生态现象始终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人自身内外，灵与肉关系的整体协调本质”②，主张“在讲自然人化的同时，也讲人的自然化，将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一起来，以实现人自身内部文明性与自然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③。
以往论者大多认为《边城》里的“茶峒”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津津乐道于沈从文所描绘的带有原始味道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俗画卷，其实如果用生态美学的观点重新审视《边城》，你会发现面对物化社会对人类心灵的重压，沈从文跟其他严肃艺术家一样，站在社会前沿，保持对社会倾向的清醒认识，以深邃的洞察目光，凌厉的批判锐气，展示财富积累背后的另一种“风景”，告诉人们“怎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应该是怎样”。他用那流畅如水、舒卷如风的叙述节奏，圆熟老到而激情四溢的本色语言讲述着他笔下的乡下人“简单的生活”，力在创建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富有生态的启迪价值。西方理论家常说，一切作品都不过是作者的假面舞会，边城对于沈从文，既是既往的真实，又是合用的假面。因为他走出来了，走进这都市的泥淖，他才惊觉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美好；而抒写这过往的美好，又正刺着身外包围他、憎厌他、击溃他的都市生活。审视《边城》我们不能离开“在北京写边城”这条线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湘西，理解沈从文。
一、自然生态――生命自由绽放的美丽家园，是令人陶醉的
沈从文在自己的创作中，更多地对遗留的自然、封闭的家乡湘西进行细致的描绘，由于交通闭塞，湘西没有遭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自然生态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保护，《边城》里的“茶峒”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这清溪碧流绕着山�，绕着茶峒，在大石细沙间流淌，它用自己淡淡的绿色，装饰了茶峒的山，装饰了茶峒的树，装饰着茶峒的风光景色，你看：“茶峒地方凭山依水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俨然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的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读过这段具有鸿蒙初开性质的自然存在，人在物质世界中紧绷的神经放松了，被世俗纷扰的心灵平静了，人仿佛进入了一幅和谐优美的山水画卷之中，一切是那么的富有诗情画意，人与自然是如此和谐宁静地融为一体。
在《从文自传》里，沈从文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不放下那一本大书”。大自然正是一本读也读不完的大书。这一观点与西方生态学家不谋而合，他们把大自然比喻成人类未曾阅读或阅读未尽的图书馆。有理性的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克服这有限性的努力，自然而然地人就会产生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之心。通过文学创作，作家进一步为富有浪漫色彩的大自然添盐加醋，“人类可能并应该是画匠，而不是捕获者”④。沈从文有幸成为了大自然的画匠与看护者。由此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次精神享受，它带给我们的犹如天籁之音――纯真而自由，它以青山绿水的自然灵性去召唤人们追求本真的存在，尽可能地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存一席心灵的自由舒展空间。
大自然以其守常、宽厚的德行给人提供一处栖居地，具有“乐土”的象征意义。笔下写的是大自然，心中想的却是人，描写了大自然在自己心中和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沈从文自觉不自觉地践履着泰勒关于环境伦理规范的“不干涉原则”，“让存在的原样存在”。另一方面对大自然中自发地发生的一切采取“袖手旁观”的方式，奉行大自然中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错，应让“自然之手”控制和管理那里的一切的观点。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管等山水风景与端午赛龙舟，捉鸭子比赛及男女唱山歌等民俗事象相互交融，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整体风貌。
沈从文是一位对自然美神往而倾心的艺术家，为的是“那一派空气、一阵声音、一份颜色以及在每一处、每一项生意人身上发出的那一股不同的臭味”（《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他将自己投入到自然的怀抱，把自己融入其中，感受那种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美。边城的自然山水，天然的纯净，这与沈从文洁白无瑕的心灵构成对应关系，明洁的心灵需要自然山水的陶冶，自然山水也需要沈从文这般精灵的人物赋予生命的朝气、活力和灵性。沈从文人生之初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永远痴迷于大自然，湘西的山水构成了他生命和创作的血肉。他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不感觉到生命的尊严，一种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⑤
在《边城》里的“茶峒”这样一个一尘不染的本原世界里，大自然俨然一个婴儿般纯净，而它所孕育的少女翠翠更是单纯、质朴的化身，“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者特别强调，翠翠的美丽是大自然熏陶的结果，与美丽的山水一样，是天然的造化，因而翠翠的形象与自然的山水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意境。“小兽物”、“山头黄麂”不是暗示她与自然的一种内在联系吗？她是大自然的女儿，山野的女儿，就连她的梦境也充满了山野的情趣：“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儿草！”这绝非闲来之笔，仍在强调人物的灵魂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内在契合与交流。一位学者曾指出：“作者把边地上的生命形式和边地的山溪、深潭、碾坊、树林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平和淡远而又清新柔和的意境美。”⑥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没有王权、战争、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现代“文明”浪潮尚未大举浸淫的封闭的边地生存状态。作品中的人物可以说与茶峒这一边地社会处在一种互为条件、互相依赖的“共生”状态之中，作者正是通过这一未受浸染的小城的描绘，来达到对人与其生存环境共生关系的把握。
二、精神生态是优美的、隔膜的，令人叹息的
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主张通过审美修复人性的虚妄和嚣张，学会聆听、感悟、张扬生命的诗性，实现艺术的生命化与生命的艺术化的统一。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标志着新诗学、美学承担着拯救地球与拯救人类的双重使命，而沈从文以细腻优美的生命感受力触摸自然及生活在其上的人们，并非仅仅为了记载那纯真的自然美，而是为了展示生存在那个地方的人们的精神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理论早已指出人的生存发展不能不受到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自然的生态系统所蕴含的自然美在人性的优化和滋养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在评论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时曾指出女主人公玛丽花与大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资产阶级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能自由表露自己的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像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⑦这些评论至少包含两层与生态意蕴有关的思想：即大自然对于人性也就是人的精神优化的生态功能和自然美与人的精神之间的生态性生成关系。因此《边城》里的翠翠也就是大自然孕育的完美产儿，也是作者生态理想的载体，他说：“我是一个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水云》）翠翠活脱脱地演绎了多姿多彩的生命成长，翠翠的幽梦浓缩了一个少女在迎来生命觉醒之时细致入微的身体敏感与心里波澜，且交融着大自然与植物成长的生命启示。然而翠翠的生命觉醒不是来自现代文明的召唤，也不是都市人生的引诱，她是尚存于乡野田园的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她是在与大自然的和谐交融之中，在与周围生命的感应（如黄狗）之中，再流经岁月自然而来的“奇事”的启示，而“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想”，绽开了生命的花蕾。这样的生命觉醒和成长是何等优美！然而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翠翠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优美形象，其意义更在于这个形象在成长中所展示的生命自然成熟的过程，尤其是爱的生成，当日里夜里思念的二老出现在渡口时，“翠翠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竹林跑掉了”。这种对待爱情及他人的态度注定要给翠翠带来人生的磨难，而老船夫心里明白却故意不过去撑船，想促成美事，却落得个“淡漠印象”，只好“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地吼着”。这种心灵态势在精神体验上注定要疏离人与人的交流而被人所误解，不能产生应有的交流与沟通效果。翠翠与祖父是隔膜的，在大老与二老的爱情角逐中，小说自始至终没有安排大老与翠翠说一句话，大老表达的爱意是通过祖父传达的，而大佬和老船夫之间也是隔膜的。至于翠翠与二老本应有着许多的心灵感应，如二老过渡时对翠翠说“难为了你”，对大老说翠翠心上早已有了个人（就是自己），与顺顺表白“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而翠翠惦记着青浪滩，灵魂被二老的歌声所托浮，“轻轻的各处飘着”。然而他俩的悲剧除了人生的不凑巧、误会以外，仍然来自于心灵的隔膜。翠翠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心事，二老似坚似虚的爱情宣言，尤其是一走了之，均源于双方无法得到对方的信息反馈，没有“商量”，充其量只能算个美丽的爱情独白。不只这些，小说中其他人物之间的隔膜（如老船夫与周围人物）也是存在的，透过平和、自然与单纯，隐隐让人感到一种潜含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形的东西在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化不去，也摆脱不掉。这“无形的东西”就是人心的隔膜以及人生的偶然。
翠翠的性格没有丝毫的雕琢与虚饰，作者成功地把自然的精神与人的精神统一起来。但从生态视野来看，翠翠无疑是个悲剧，因为只达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良性互动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达到精神生态之间的互动，唯其如此，优美健康的自然生态才富有更实际的存在意义，人与自然需要对话，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交流，尤其在当今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面前。
三、社会生态是历史的、下滑的、令人哀伤的
一部《边城》为我们精心勾画了一幅湘西风景图和风俗画，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意境，酿就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牧歌情调，但这种牧歌情调是对应于其理想的人生而言，现实中这种朴素的渗透着原始蒙昧的善良、淳朴的人性美正在日渐泯灭，因此在唱响这支牧歌的同时，他又掺杂着一丝忧郁，一丝沉痛，这隐痛正是作者面对那日趋下滑的社会生态无力拯救的心理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实社会严厉的伦理秩序和所谓的文明性对于自然和人都要进行“过滤”，凡是不符合规定的必然要被剔除。
《边城》里的老船夫，本来纯任自然，以赤裸裸的、天然的心境与人打交道，然而当在遇到翠翠的婚事却一反常态，变得“曲曲折折”了。不正是一种历史传统和下滑的社会现实交织的结果吗？“渡船”的悲剧，明显地表现出他对翠翠的幸福期望触在社会的暗礁上面而被击打得粉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一方面，他预感到自己的“渡船”不是富人“碾坊”的对手；另一方面，他也无力要翠翠放弃那自然然而来的感情，他害怕翠翠重复自己女儿的命运。为了翠翠的幸福，他必须与王团总竞争，而且在“渡船”与“碾坊”的竞争中他非胜不可，一个自尊自爱、耿直爽朗的人得违背自己的性格去“高攀”，去“争夺”，他自愧又担心，无望却又不能不挣扎，这样一来，言行不免“曲曲折折”“畏畏缩缩”和“极不得体”了。当为王团总说亲的中寨人明白地告诉他二老出于“会打算盘”、出于对财产的考虑而决定要“碾坊”不要“渡船”时，他秘密地痛苦着躺了三天，最后当顺顺直言不讳地证实说亲人的话“是真的”时，老船夫暮年生活中唯一的一点企望幻灭。这难道不是一幕深沉的社会悲剧？
作品所描绘的另一个人物――顺顺，因为他的存在使小说增加了一层悲凉感。从在端午节时，对王团总一家的特别关照上看，从他曾“逼着”二老接受那座碾坊看，他对财富的态度是明确的；从他用粗略的语气回答老船夫最后的提问，语气中包含着咄咄逼人的潜台词；从他在老船夫面前露着“阴郁”神色，把“牌用力掷到桌上”的态度看，他以一个富人的身份在穷人面前保持一种优越感也很明显。可以说老船夫最终正是被他的这种阴郁和冷漠态度所击倒的。小说的结尾写道祖孙二人雷雨之夜的对话：“爷爷，我真吓怕！”“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结果“噗”得一声炸雷，震毁了渡船，坍倒了白塔，连同可怜的老船夫也一并去了。似乎预示着一个原始、本真时代的结束。
沈从文通过一部《边城》宣泄了他自己所推崇的美好的人，美好的精神在急速的社会转型中，因迷失找不到稳定的支点所感到的惶惑，所发出的深沉叹息。他多么希望家乡的自然之美能朝着健康的精神之真、社会之善进发，建立一个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社会生态协调有序的大美世界。然而现实状态又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从他的失望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担当。这也许会启示当代人应如何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文明的生态家园。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雪峰，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河南大学在读硕士。
① 王诺.欧美生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② 王得胜.亲和的美学――关于审美生态观的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③ 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1，2.
④ 徐蒿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⑤ 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⑥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⑦ 詹姆斯・克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