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田�家教授印象】陈果教授你印象如何
时间：2019-02-16 05:39: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知会他，他就动身了。想必他在那边是更加寂寞了。在日本学界，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家早就没人请他出来讲课了。在那些人看来，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过去的时代，而且，他为此做出过的学术研究都是错误的，他是一个毛泽东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没人理他。而在这边，他此次中国行的日程被排得满满的，都是在大学里的讲演活动。三日到北京；四日，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讲；五日，在南开大学日研中心讲；六日，在北大日本留学生会讲；七日，飞上海，到同济大学讲……然后回日本，也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对他来讲，这一趟，算是回顾，也是一种坚守态度的表白。一九六四年，他作为第一届中日青年学生大交流的学生访华团的顾问首次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在中国人看来，曾经的朋友就还会是朋友，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高层、学界，他有着很高的声誉，时而呼风唤雨。
其实，他的故事还远不止这些，他生就一份富家子弟的福分。家里是日本长野县的大地主，据说战前的长野县的七成土地都是他家的，可他偏偏信仰了共产主义，更信中国毛泽东的革命政治主张。为此他参加了日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中日两党关系的破裂，他毅然退出了日共。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他都被学界公认为是日本的“亲华派”。
此次，他讲演的题目是：《关于目前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问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就当今日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第二部分，是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当今世界的形势；第三部分，是展望日本与中国的未来。从讲演的效果来看，他的愿望与实际并不十分一致，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中关系的认识上。其实都是老问题、老腔调。中国听众比较认同的是，他说，三十年前靖国神社将东京审判中被处以死刑的五个甲级战犯进行了合祀，鉴于此当今天皇的父亲昭和天皇其后停止了靖国神社参拜。对此，听众听了，有几分疑惑，也有几分认可。他批评了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听众赞成的。说到“教科书”问题，说是关于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其内容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善。这方面，我们最近也提得不多了。
关于当前，日中两国间出现了新的热点问题，即领土问题。作为一名历史研究人员，他的结论是：“划定边界、处理问题的，只能是相关国家的政府，历史学虽然可以作为此时的参考，但是并不是决定性要素。”大家听了也默认了。
至于他讲出，许多中国人抱有“日本对过去没有道歉”的心理。中国应该使其国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出发点。“投降”这一事实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道歉”。针对这样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的听众相当踊跃。
还有，他提到，历史告诉我们，处于这样的时代，种种受害者意识过度膨胀的话，将最终导致严重的对立。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华利益方面就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这些说法不能为中国听众所接受，而且令人反感。
依田�家教授讲演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的文化大国建设问题。白纸黑字，起码早在十年前，他就有中国应“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依田�家：《代序》，载《日本和中国的“西洋”发现――十九世纪中日知识分子世界像形成》，日本山川出版社二○○○年版，与《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二○○九年版）的说法。他在讲演中说：当代中国最大的课题就落在了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上。我之所以说现在中国最大的课题在于恢复亚洲的文化大国地位，并不是说中国不要在其他方面成为大国，而是认为中国要作为世界性大国被大家所认可，这方面最为重要。
他说，我反对首先搞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可以滞后这一观点。拥有广阔领土和庞大人口的中国，往往被周边国家所戒惧。但是，只要中国采取了文化大国的姿态，周边国家的戒惧心理就能够得到缓解。
这一点让我深以为然，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叫伊佐秀雄的日本人，“七七事变”后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对中国的抗日宣传做了一番调查，回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支宣传战》(《改造》二十卷八号)的文章，他认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早一点看透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在支那人眼里，日本人简直就是黄口孺儿。”另一位，大谷孝太郎在《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中对所谓“支那国民性”做了一番总结，断言这是中国人的反侵略斗争尊大、非理性、自暴自弃、盲目乐观的“国民性”的表现。大谷把中国人的国民精神看成是“群的保身的散文的构造”。杉山平助（一八九五――一九四六）的《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中，尤其对中国人的“自尊”感到难以忍受。他说：“支那人开口闭口轻蔑地说日本没有固有的文化，一切都是模仿的，是从自己的祖先这里传去的。”他写道：“像支那人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除了惊叹之外没有办法。假如我们这样想：此次日本军队大振武威，打击他们，会使他们觉醒来，尊敬日本吧？可是这样想的话就大错特错了。”“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今天，他们从心底里仍然顽固得很，深信自己和日本之类的国家比起来要优秀得多，所以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是瞧不起日本人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同样，一八六○年，日后以其“文明论”名扬四海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作为与美国军舰“坡哈顿号”同行的“咸临丸”上的一名船员，开始了他的远涉重洋的航行――后来看，这更是一次思想方式的远航。由此，他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世界。然而，最令他感到吃惊的，已不是那些工厂里的电信设备和制糖原理之类的……有关西方的各种知识和先进技术，他赴美之前的“这几年在日本整日里就是研究它们，因此，一点儿不觉得奇怪”。而面对那些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他吃惊了，其中包括，有着奇怪味道的“香槟”酒，浮在酒杯里的冰块，以及绅士淑女们相拥而舞的社交舞会(参阅钱国红：《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二○○九年版，295―297页)……作为东方人，他真正感受到一种异样的伟大文明，还有它背后的社会组织、制度，以及近代文明的生活品位……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六)，福泽谕吉撰写了《脱亚论》一书，称日本“心中当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多年后，在他的那本《文明论》里，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式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版，12页)
讲演会后，我问到如此生活方式是否囊括在“文化大国”的概念中时，依田�家教授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好了。我感叹，他毕竟是学经济历史的。
他，出生于一九三一年，耄耋之年了。精神还好，他说最近体检，没有什么毛病。为此，围拢过来的听众中有人说到日本人的长寿，也说，看上去他没有那么老相。可是，他说，如果当下他死去，他会毫不留恋。真是“重死轻生”的日本人。孔子说过，七十随心所欲，那么，八十的他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问到他的保养秘笈，他说，除去呼吸运动，他从不做任何体育锻炼。
对了，说到我与他的相识，一九八八年，在南开做研究生时，就远远地看着，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们到校访问，他是其中比较显眼的一位。一九九三年，我到日本游学，赶上他从早稻田大学附近一套很好的独栋住宅搬到一处三四居的居民楼里，很多在东京的中国学者前去帮忙，我也在其中，后来，他把我和一名他的学生留下，专门为他整理书柜，算是一种奖赏。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夫人想把自己的一本书放在他的书架上，他死活就是不从。时过境迁，他告诉我，他的那位夫人在十年前因心脏病过世了。八年前，他又娶了一位新夫人。他和前妻没有孩子，新夫人今年五十三岁，有一个女儿，去年在北大学习了一年，今年回国了。他的中国学，算是后继有人了吧。他却说，有一天，女儿夸他，说他长得像六十几岁的，他生了气，说这样奉承他，一定是在惦记着他的遗产。
他是这么想的。他是依田�家，不需要鲜花，却需要理解。
要补充说明的是，大凡跨越不同文明的观察，更多是亲历者从中产生的对“本体”文化的重新思考，或借此阐发对本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因此，亲历者的“本体”文化储备与观察“客体”的视角将尤为重要。应当着重指出，其问题意识一经形成，亦即成为亲历者“本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他，则参考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