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日本的鲁迅:活在梦里 下一句是什么

　　据我了解，日本在战后六十年间，共出版了有关鲁迅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五十余部，几乎平均每年一本。对于一位“外国作家”而且是日本国家曾不惜以武力征服的“落后中国”之文学家鲁迅，日本知识界及其广大民众倾注了如此的热诚和关注，的确是少见的。我们还知道，鲁迅思想文学在日本的被接受和传播发生在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即属于思想文化的学术层面和属于社会实践的运动层面。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大规模抵抗运动的时期里，鲁迅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跨出“学界”的范围，其思想得以升腾飞跃，成为一些青年投身安保斗争、反战和平运动、冲绳反美军基地斗争乃至学生造反运动的精神动力。这在鲁迅海外传播的历史上更属罕见(日本之外，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社会运动的高涨中可见此情景)。而无论在思想学术界，还是社会运动的现场，日本人都致力于挖掘被压迫民族的鲁迅的文学中的抵抗精神、革命要素和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而且在本民族历史语境之下，构筑起特有的鲁迅想象，使鲁迅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获得另一种特殊价值。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由战争和革命构成的历史时空，那么日本的状况和中国正好相反。从上世纪初开始积极向亚洲殖民与扩张，并一步步跌入侵略战争的深渊，直到一九四五年帝国土崩瓦解为止，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日本基本上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状态之下。后五十年则经过盟军占领和冷战爆发，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并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国家主权实际上长期被限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日本国民甚至感到民族压迫和“被殖民”的危机，因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源自第三世界的口号也成了大部分日本人民的心声，革命的欲望和想象大有高涨之势，这恐怕也正是日本人得以在鲁迅的文字中照见自己的社会契机，鲁迅也因此真正地进入了日本知识者和民众的视野。中国则相反，经历了二十世纪惊涛骇浪般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终于建立起新的人民中国；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面向自身的“内部革命”，上演了一幕幕始料未及的悲喜剧。那个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魂”乃至“三家”的鲁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革命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发生了变易。
　　将战后日本人对鲁迅的真挚热爱放到二十世纪日本和中国这种“战争与革命”时空错位的结构中来观察，我常常感到，五十年代之后在中国渐渐失落的鲁迅精神的某个侧面，却在异域的日本得以显扬：那个充满“赎罪的心情”而执著抵抗的战士鲁迅，那个片刻不曾离开中国政治的革命人鲁迅，那个穿越对死亡的深度思考而获得新生的哲学者鲁迅，那个象征着新亚洲个人主体性原型的鲁迅，还有以“向下超越”的方式在土俗民间世界获得反现代立场的现代主义者鲁迅，以及通过对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所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之批判而达到后现代境界的鲁迅形象……经过几代日本知识者的不懈思考和反复阐释，鲁迅精神传统的某个方面的确得到了充分的开掘。这可以称为由日本人想象和构建起来的活在异域的鲁迅形象，它与五十年代之后中国本土的鲁迅形象多有不同，构成互补。这样，我们通过回顾日本战后所构建的鲁迅想象之历史，包括其观察视角和阐释方法，或者可以照射出在中国已然旁落的鲁迅精神之某个侧面乃至我们观察和理解上的某些缺失面也说不定。例如，孙郁在《冲绳的鲁迅语境》中，曾记述冲绳民间社会活动家仲里效一九七二年初访问中国，在上海与几位文化工作者讨论鲁迅，结果却很失望的故事。仲里效觉得鲁迅的精神绝不会像他接触的那几位中国学者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或者可以做上述观点的一个旁证。
　　鲁迅在战后日本社会运动层面如何发挥了特殊的影响，需要另文专门讨论。这里，我只想就日本学者在思想文化之学术层面怎样以自己的方式构筑起“鲁迅想象”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厚重的研究传统，略加陈述，以触动我们去重新思考鲁迅在当代的意义。
　　战后日本的鲁迅论始于竹内好刊行于一九四四年而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再版的《鲁迅》一书。这本负载了应征奔赴战场前竹内好的全部思绪――绝望、困惑、矛盾和挣扎的作家思想传记，穿越了日本帝国覆灭的一九四五年而浴火重生，成为战后日本鲁迅论的第一座纪念碑，具有丰饶的象征意义。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和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实证主义鲁迅论，不如说更是面对四十年代严酷的战争状态竹内好以启示录的方式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文学是什么？在战争与革命的极端政治面前我们如何定义文学家的位置？文学家与启蒙者乃至革命人构成怎样一种关系？鲁迅是怎样在获得文学的自觉之后最终达成永久革命之政治品格的？这是贯穿《鲁迅》一书始终的追问。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竹内好以浪漫派式的反讽语言构筑起了一个本真的文学者鲁迅。这是一个在面对绝望的现实政治世界保持作为无用者之否定的自我的同时，又直面现实政治世界得以成为彻底的永久革命者的文学家鲁迅。毋庸置疑，此乃面对战争这一酷烈的日本现实而求其生存的竹内好所解读出来的鲁迅(《何谓“近代的超克”》,178页)。
　　为了追索这样一个本真的鲁迅，竹内好试图将其“文学置于近似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甚至用接近西田几多郎“绝对矛盾之自我同一”式的哲学方式提出“文学的正觉”、“回心之轴”或“赎罪的心情”等问题，同时又以一般中国人缺少宗教性为由，把自己提出的问题消解掉。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中，竹内好强有力地凸显了自己关注的问题焦点:鲁迅特有的思想品格与其文学诞生的秘密，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如何在自己的生涯中实践了永久革命这一最大的政治课题。这的确是一个足以让人们长期思考的基本命题，而命题本身的“无法被说明”反而构成了论题的开放性和诱惑力，虽然其中隐含着日本浪漫派的思维特征，有走向极端反讽的危险。简言之，《鲁迅》一书从竹内好特有的思想立场出发，提出了鲁迅何以成为真正的文学家以及在“文学与政治”这一矛盾结构中来阐释对象的方法论路径。这成为规定此后六十余年日本鲁迅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竹内好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一九四八年所发表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以鲁迅为线索》(后改题为《何谓近代》)中建立起来的以“鲁迅的中国”为参照来反省日本现代化的思想批判方式。该文通过对《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非同一般的解读，构建起一个对比的二元关系:一方是以觉醒的奴才为历史主体的从被压迫走向抵抗、在抵抗中构筑自我主体性、最终实现了自身之现代性变革的中国；另一方是以虚幻的主人为主体的从被压迫走向顺从、在顺从中丧失自我主体性，最终成为“什么也不是”的西方附庸之日本。我们知道，关于鲁迅这篇寓言的寓意和人物所指，历来说法不一。竹内好认为，那个觉醒的奴才与作者鲁迅是重叠在一起的。这“奴才拒绝自己为奴才，同时拒绝解放的幻想，自觉到自己身为奴才的事实却无法改变它，这是从‘人生最痛苦的’梦中醒来之后的状态……他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就是鲁迅所具有的，而且使鲁迅得以成立的‘绝望’的意味。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就是绝望，作为运动来看就是抵抗”。至此，一个绝望而抵抗的鲁迅，进而一个在抵抗中实现了民族现代性变革的“中国”得以建立起来，成为批判现代日本和西方的一个思想坐标和逻辑原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竹内好一改本国思想界用“先进的欧洲”经验来观察日本的主流观点，开拓出借“落后的中国”或“鲁迅的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来质疑日本现代性的思想批判方式。这对于当时身处一片战败废墟中同时又切实听到了人民中国已然诞生之脚步声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一种痛烈的批判。也因此，竹内好成了当时思想论坛上的重要人物而声名鹊起。这种方法即使在今天依然有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或日本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方法论意义，从而不断为人们所重提。
　　竹内好的鲁迅论具有过分浓重的个性化色彩，有人称其为“文学主义”倾向而将其与一般科学实证的方法区别开来。这时常引起后来研究者的某种反弹，去寻找另外的更为“学术”的方法。但反弹的是阐释方法和某些结论，而竹内好提出的基本命题以及以“鲁迅的中国”为参照批判日本现代性的工作方式却得到了强有力的继承。例如，战后日本第一代鲁迅研究者的代表之一丸山升，正是针对竹内好这种过分的“文学主义”倾向和“赎罪的文学”、“回心之轴”等概念的暧昧模糊，努力建立起依据科学实证的方法以追寻“革命人”鲁迅一生业绩的研究架构。木山英雄则一开始就把《野草》置于鲁迅思想文学的中心，通过深入的文本解读以探索作家主体建构的逻辑方法，也即作品本身的运动所展现出来的连续性思维背后那个“流动着的哲学”，实际上从思想艺术的深层结构上回答了竹内好所谓鲁迅“文学的自觉”这一根本性问题。而自称是竹内好最忠实“追随者”的伊藤虎丸更响应时代的变化，逐渐脱离“文学与政治”的认识框架而把目光转到如何反思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失败教训，重建亚洲式个人主体性和文学之写实主义传统上来。与此相适应，他倾向在“鲁迅与西方”和“鲁迅与日本”等关系结构中思考“亚洲现代性”问题，这实际上在更广泛的问题系列中拓展了竹内好以鲁迅为参照的思想批判方式。
　　由此，战后日本鲁迅论形成了辉煌一时的研究传统。当时，进步的知识者在中日两国国家关系的隔绝状态下，通过鲁迅在想象的层面获得了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独特理解。这种想象或许有一些脱离实际的地方，但它极大开拓了理论思考的空间，并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问题出发介入到中国革命的经验当中，形成了日本学人特有的认识鲁迅和批判日本现代性的方法论视角。这个鲁迅深深介入到日本内部的文化思想语境中，产生了甚至超过其在本国所发挥的思想影响力。换言之，对这个时期的日本学者来说，鲁迅不仅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对象，更成为民族自我反省和批判的重要参照。而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和社会主义信念的知识者，则把鲁迅所代表的中国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在研究中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国际主义视野。在此视野下，鲁迅身上“革命人”的一面被清晰地凸显出来。总之，辉煌一时的战后日本鲁迅论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历史记忆，并作为一个厚重的“传统”而影响至今。
　　战后日本六十年来的鲁迅论，实际上出现过两个高峰。如果说，上述由竹内好所开创并以丸山升、木山英雄和伊藤虎丸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第一个高峰，那么，在稍后的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以北冈正子、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为代表的另一个高峰。而两个高峰之间，是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度发展和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及大规模社会抵抗运动的消退所象征的“政治季节”的终结。与西欧六十年代后期的思潮相仿佛，这时期的日本也出现了从“存在到结构”的思想关注焦点的转向，存在主义式的主体论和关于革命、解放等观念的本体论思考，逐渐让位于从结构乃至解构的角度来反省和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此种变化自然影响到鲁迅论的走向，使作为一个整体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呈现出前后不同又包含内在联系的发展局面。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凸显了鲁迅特有的抵抗精神和革命要素，那么，八九十年代则深化了对其思想文学中“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的开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课题和关注重心的变化伴随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战后一个时期里非常显著的以思想斗争和政治介入的姿态讨论鲁迅的方式逐渐弱化，代之而起的是，更加技术性和学科化的研究成为主流。作为对象的鲁迅，也从政治斗争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物的位置上转回到一般“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场域了。
　　这种时代趋势令人忧虑的一面是思想政治问题的学术化。它可能将原本具有思想斗争内涵和政治价值的对象的某个方面遮蔽掉，从而削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应有的文化政治诉求和思想批判的价值取向。不过，八十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虽然“学术化”的倾向明显，但竹内好的传统特别是他借鲁迅以讨论思想问题的工作方式和批判立场还是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因此，在实证分析成为主流、研究进一步技术化规范化的同时，日本学者依然对关乎鲁迅思想精神的重大问题有深入的探讨。像丸尾常喜、代田智明就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研究最终推到鲁迅与现代性的问题上来，从而对在现代性之追求中批判现代，或者对鲁迅思想文学中“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有了深度开掘。这无疑是战后日本鲁迅论所取得的另一个重要成就，与对抵抗精神和革命要素的阐发使我们重新注意到五十年代之后在中国逐渐旁落的鲁迅精神之某个方面一样，“反现代的现代性”议题将促使我们在一个更高的文化政治层面上理解鲁迅思想文学的特征以及其与现时代的内在联系。
　　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版)一书中。他通过提出“阿Ｑuei即阿鬼”的假说，开拓出将鲁迅与传统中国民间土俗世界直接关联起来以阐释其思想文学的一片新天地。他认为，鲁迅思想文学中始终有各种“鬼”影在闪动，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隐喻，这个“鬼”既意味着传统因袭的“鬼魂”，更象征着“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黑暗世界之存在。它是鲁迅思想文学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这种批判力量的源泉之一。“阿Ｑuei即阿鬼”这一假说，恐怕终归是假说而已，然而它强烈地暗示出鲁迅的小说艺术里弥漫着一个由黑暗的“鬼”所构成的传承久远的土俗民间世界。从这样的视角观察过去，我们不但可以发现鲁迅那荒诞幽默的独特性格的来源，获得对其小说艺术的崭新理解，更可以找到他得以超越现代性的世界结构而始终保持其思想批判性的奥秘――不断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特别是民间土俗世界中提取解构现代性观念的力量。
　　代田智明则是起步于九十年代至今依然活跃在日本鲁迅研究领域的新一代学人。其学术思考贯穿着两条方法论的路数。一个是自觉运用当代结构叙事学和文本分析理论，关注鲁迅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别是以叙述者――作者的位置转变为焦点考察其小说前后期结构上的变化，以此对历来颇有争议的《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给出整体性解析；另一个是承接竹内好的亚洲论，从现代性叙述的角度展开包括鲁迅思想在内的有关中国乃至东亚现代性的思想史论述。代田智明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批判地继承竹内好的思想课题，关键在于我们要努力获得身在现代性的内部又坚持对现代的批判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思想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依然可以成为我们思考当下问题和世界未来走向的思想资源。在此，现代性的世界史、亚洲的抵抗、鲁迅与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样一个由竹内好所代表的战后日本知识者构筑起来的思想问题系列，被重新置于当今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的背景之下，作为思想批判资源的价值得到重新关注。这使他从结构叙事学和文本分析入手的小说研究没有走向形式批评的极端而忘掉鲁迅文学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强烈的政治性，从而形成了兼顾两方面的阐释鲁迅的新架构。
　　正因为如此，在看似以文本细读为主的《解读鲁迅》(岩波书店二○○六年版)一书中，代田智明不仅注意对鲁迅十篇小说各自独立的文本解读，还试图在总体上描述出文学家鲁迅从前现代中来、穿越现代而达到后现代批判境地的过程，由此给人们呈现出身处激烈动荡的现代中国、于新和旧之间上下求索的鲁迅所特有的生命状态。而该书在最后论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故事新编》和杂文创作时，更特别注意到鲁迅对以上海文化为象征的“殖民地现代性”的尖锐批判，认为生存于殖民地环境中的鲁迅无法获得全部现代性的主体，反而造就了其反思和跨越“现代性”而走向后现代批判的契机。代田智明认为，“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继续阅读鲁迅还有意义，那就在于这种源自殖民地的体验可以给生存于后殖民状态下的我们以充分的参照”(302页)。
　　二十世纪是由战争和革命构成的历史时空，而无论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源自对现代化(性)的欲求。这种巨大贪婪的欲求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富足和发展，更造成了足以毁灭人类本身的根源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今天生态环境的危机就是铁证。而要对这种以启蒙理性、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加以反思和有力的抵抗，就必须跳出现代性本身而在其外部获得立足点和批判的视角。这样才能避免陷入鲁迅所嘲讽的那种抓起自己的头发欲离开地球的滑稽局面。鲁迅终生坚持“进化论的生物学思想”，认为人要生存、温饱、发展，有阻碍者则必须坚决予以扑灭和捣毁。从没有放弃人之普遍解放的理想这一点上讲，鲁迅乃是一个彻底的现代主义者。但同时他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对西方现代文明特别是以工业化和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化，包括战争与形形色色的革命表示出不断的怀疑和批判。这种在对革命提出怀疑的同时追求“永久革命”、在获得来自土俗民间世界的批判视角同时又不放弃人之普遍解放的目标，从而在追求现代的同时坚持现代性批判的卓越立场，正可以成为我们面对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种种问题的重要参照。如果我们沿着丸尾常喜和代田智明的思路继续推进，鲁迅思想之“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的确可以成为内涵丰富而极具发展前景的思考课题。
　　随着二十世纪的渐渐远去，日本和中国一样都面临着“鲁迅研究”势头减弱的趋势。然而，并不能认为当今时代已不再需要鲁迅。二十世纪远去了，但那个时代的课题并没有真正消失和完结，因此属于二十世纪的鲁迅也依然会继续成为关注的对象，关键是我们能否深刻地洞悉当下世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与鲁迅思想内在的历史性关联。今天，要重新认识和理解鲁迅身上源自革命和现代性悖论的矛盾紧张，以及他面对时代课题所做出的判断与承担，有必要将鲁迅“再政治化”。这里所说的“再政治化”,当然不是要简单回到以往中国那种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对鲁迅施行的庸俗社会学式的政治化，也不是期望重返战后日本一个时期里在“文学与政治”的阐释架构下讨论鲁迅的时代，而是站在今天我们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的全新认识基础上，再次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放到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语境中，重新发现他与那段历史的血肉联系，从中寻找鲁迅对当今的启示。这个“语境”应当包含着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式在西方之外谋求现代化的全部历史过程，其中也蕴含着反现代性的要素。而战后六十余年来日本知识者不懈追寻的鲁迅像――抵抗精神、革命要素和反现代的现代性品格，也正深深植根于这个“语境”中。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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