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通_能见其大的世纪通论
时间：2019-02-16 05:46: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上个月系里为金冲及先生八十寿诞举行座谈。当时出差在外,未能恭与盛会。二○一○年第一场雪后的第二天,收到了金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是金先生退休后才开始撰写的著作,想想作者的年龄,看看这百多万字的巨著,实在是感佩无已!
无论从作者的身份和资历、认识的深入、涵盖的广度,以及其他角度言,本书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代表作。但从书的内容看,这大体仍是一本个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作者特别针对“同时代人”指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与一般的“史纲”类著作相比,本书引用史料较多而借鉴既存的成果相对少。我看到的一些评论,也强调书中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说明这些评论者也更多从专著而非通论的视角看待此书。
从这一角度言,这本二十世纪中国史著倒是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即通史(包括时间、空间和门类)领先于专题论著,这样一种由通向专的趋势与后来许多学者主张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通论性著作的研究取向几乎完全相反。由于学力的限制,我自己大体也偏向于后一取向,所以迄今做着一些朋友眼中细碎而片断的小题目。不过我却充分了解,不论对专业读者还是更多的非专业读者而言,通论性史著的需求是相当迫切的。我也一直主张学界需要有分工,一些人尽可以努力于制作砖瓦,而那些眼光通达能见其大的作者,却不妨多写通史。
与专著和论文不同,通论性的史著既要尽可能充分容纳既存的学术成果,又不能止于仅仅整合既存研究,因为它本身也是一项研究性的工作,也需要言人所未言;特别是针对学界忽视或重视不足的面相,写出研究者自身的见解,以补充、推进和发展现有的学术见解。没有相当数量具体研究的积累,撰写通论性的史著当然难有所成。但要等待“所有”的具体人物、事件和门类的研究都完成后再进行通论性陈述,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太可能的。
进而言之,我特别赞同陆惟昭所说,真落实到实际撰写的层面,通史不一定就是综合专史的精华而成。因为通史以群体的社会活动为本位,而专史以问题为本位。通史和专史,其范围有普通与专一的不同。故“通史所取材料,每与专史不一”。这是很多人不曾看到和想到的卓见。任何史学著述都不能不依据撰述目的而对史料有所弃取,目的不一样,需要的材料也就不一样。就像修房子先要有砖,而修不同的房子,可能需要不同的砖。尽管不排除存在对很多房子都适合的砖,如小块的砖总能修建大房子,但有些大砖不适用于修建小房子,也是确实存在的现象。
若以砖喻史料,则史家还有与一般建筑者不同的困难,即其所用的砖之大小基本是前定的,不能根据需要来“制作”。写通史需要选用那些更能代表时代的史料,而研究具体问题则基本以某人某事某学问的发展为归宿。当然不排除有些史料可能既与特定的人、事或学问相关,也能表现群体社会的演进,但确有另一些史料,在“通”与“专”之间是不能相通的(通常撰述的对象越小,史料在“通”与“专”之间相通的可能性就更大)。
史料如此,具体的门类亦然。金著基本是以政治为主的通史,而且是相对狭义的政治,连军事、外交等也语焉不详。百年间社会的变迁,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参与者的更易,各类思潮的兴替,甚至学术取向的竞争和转换,应该说都与政治活动关系密切。但若这些全都述及,恐怕非现在的篇幅所能允许(有些面相的既存研究还相对粗浅,或也不足以借鉴)。记得多年前参与《中华民国史》某卷的工作,李新先生就明确指示我:本书只写政治。而他所说的“政治”,就不包括思想、社会、教育和学术等方面的内容。
可知通史与政治的关联以及“政治”在这里的限定,是不少那一辈人的共识,已经存在很久了。且正如金先生自己在本书“后记”中所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变化太快,事情太多,许多事又十分复杂。对其中的一年、一件事、一个问题以至于一个人也可以写出厚厚一部书来。”他只想讨论这一时段“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故对相当一些“本来应该多说几句”的事,也“只得省去,或简单地提到”。很明显,对复杂史事的简化,既是一本“史纲”类的书不能不有的选择,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由于要简化原本复杂的史事,本书自不免有不少见仁见智的选择。如对清末十年,或许因为作者注意到“海外有些学者对‘清末新政’做了过高的评价”,本书便有些针对性的论述。若是我写这一段历史,我会适当多写清末的改革。从清廷那边看,能废除科举制这样实行了千年以上的制度,能考虑以立宪方式从根本上修改实行了两千年以上的帝制,这两项都是比清朝本身远更长久的大经大法,连这都可以改,还有多少不可改的?
我的陋见,若离开评价而进入叙述,则说明清廷确实曾努力改革,未必就降低了辛亥革命的意义。任何革命的产生,一定与革命对象密切关联。既然是共和取代帝制这样数千年未有的大革命,革命的对象就可能是制度而不是具体的人和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朝廷(何况朝廷中人的意见也相当分歧)。具体言,辛亥革命的发生可能与清廷改革意图是否足够诚实相关,却不一定或不完全归咎于此。从制度转换层面去认识那次革命,似乎不必排除清廷确实努力改革而难以成功的可能性。这当然只是我的偏见,我也知道很多人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以后有机会当专文探讨,以向方家请教。
正因侧重于不那么广义的政治,金著全书很明确地凸显了事功的一面,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特色。在古代中国,虽也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现象,实际的历史写作也确实更多反映战胜者的政治观念,但历史记忆的重要却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董仲舒引用的孔子修《春秋》的原则,即“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由于有撰述者后加的“王心”在,就不宜出以空言,而必须通过历史的前言往行来表述。
后来司马迁所引孔子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大概就是出自董仲舒之所说。一般人常拿“空言”与“行事”对立,多少是误解了“行事”即“前言往行”;其实两者更多是对应而非对立的关系,“见之于行事”的目的,就是要体现“空言”难以表现的“王心”,一方面使当时的“乱臣贼子”害怕,同时也使后之君子能够通过这方面的了解而“蓄其德”。
中国史书在强调记载要实事求是的同时,在表述上却有写与不写以及故意写等方式的选择,来展现作者的意图。换言之,史书通过对往昔人与事的记载与否和怎样记载,来达到褒贬的目的(以判定朝廷的作为是否体现了“天命”),故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诠释(这也有长远的传统,孔子说的“予欲无言”和孟子说的“不教亦教”,都是类似的诠释性表述)。
梁启超就曾注意到,司马迁著《史记》,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彰让德之意味”。钱穆也认为,将伯夷置于七十列传之首,是司马迁有意表彰历史上无表现的人物:“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简言之,事功上无表现之人,仍可能有其历史意义。伯夷和叔齐能够入史,是基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不是其事业的成功。
中国史学传统讲究守先待后。在某种程度上,史学的研究对象本是“无语”的。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中,“失语”者更可谓比比皆是。《易・系辞》之“彰往而察来,而微显幽阐”的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史家的一贯主张(如韩愈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从史学角度言,孔子提倡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或亦有关注历史上“弱势”群体和个人之意,并将其表而出之,使之“存在”于历史言说之中。无论是一国、一群,乃至一个人,都应可以留下适当的记录,让后世知道这个国或这个人的存在。这既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也应成为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责任。
昔年林纾祭奠严复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是至可哀之事。因为严复之才大过其时代,就像《庄子》里所说的北溟之鹏,振翼则水击三千里,然必其时有“厚风之积”,方能展翅。严复之才是否有那样大且不论,真让他一试其长,能否解决问题,也颇可怀疑――他中英文俱长,而一辈子与日本翻译名词作斗争,仍以失败告终。这就揭示出事功后面往往隐伏着时代的扶持,与时代不相协调――不论是落后还是超越于时代――的思想,多难以见诸实施。
严复至少还著述满天下,在当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许多不具事功的小人物在小刊物小出版社的论著,未必即无所见,然一般不入当时大人物的“法眼”,也很难进入后人的历史言说之中。不少有价值有所发明的创见,即因此而长期湮没,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甚至迄今无人“看见”。历史可以给我们的启示,不仅在彪炳的事功之中,也在无所作为的人格力量之上;甚至芸芸众生那看似平凡的前言往行,也在在可见非凡的智慧,必须在历史上给他们留出一席之地。由此看,“显微阐幽”和“兴灭继绝”的重要性更见凸显,盖不仅为弱势者留记忆,亦为人类思想存结晶也。
不过,像这样以守先待后为宗旨的表述方式,随着传统的崩解和日本式章节体教科书的引进,已经基本失传了。当然,也有人视此为中国史学的进步。
金先生的大著,写作目的很明确。本书的背面印着一段话,说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的实践“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读此很容易联想起“盖棺论定”这句古训。一般多从研究对象已经终止活动的角度理解此意,真正从史学层面去“论定”,往往仍俟诸后人。这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写作,基本是在二十世纪刚结束就开始了,等于是甫“盖棺”就要“论定”,差不多就是由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度可想而知。
作者对此有明确的自觉意识,金先生在“后记”中说,他承认“当代人写当代史总有他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也许多隔一些时间能够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的新的视角”。但后人的难处在于:“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一些大量存在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在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拿多少年后的状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个别未必准确的文字记载看做事情的全体,有时就显得隔膜以至失真。”
这是多做研究的人才能有的深入体会。一方面,时空的距离可能产生直接处于具体时空中所不能得到的体会和领悟。另一方面,当下记载那特定的长处,却并非一般所说的因时空距离近而更可靠,而是在可能如顾颉刚所说的那样“捉住当前一境”。顾先生曾引李贺在驴背上得句即写下放入袋中的典故,以为这样可“保其一刹那间之灵感”。笔记的长处,“要在捉住当前一境,使之留于札牍而不消失”。此意大可玩味。凡当时写下的东西,不论其写作或记录的意图如何,甚至不论其是否修改,多少都能留下几许“一刹那间”之感触。这与后人追记或经“研究”得出的结果,颇有不同。
中国有着特别看重历史记忆的传统,所以史书能长期延续不断。维系历史记忆,是史官的基本任务;而当下的记录,则是史官的重要职责。金先生长期任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许传承了中国传统史学那种当下记录的功能,厚积之余,有所撰述,也是自然的发展。当下的记载,即使以“实录”为目的,也是不免带有某种时代既存意识的选择性陈述;而后人陈述先人事迹,同样可能蕴涵较多因缺乏“了解之同情”而产生的“诠释”成分。两者所含“诠释”的出发点固异,而均包括人为因素一点实同。大致确如金先生所言:“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
这是一本可以面向广泛读者的著作,全书的文笔非常流畅易读,笔锋常带感情。或因此,个别时候,也偶有文学比兴稍过频繁之处。如书中多次使用“野蛮”这样的词语,有时指专制产生前的社会状态(见书中所引孙中山语),有时用来描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民国成立后十多年北京政府(即我们通常称为“北洋政权”)的治理,也被界定为“野蛮的北洋军阀统治”。那一时段的政治,时人已非常不满,后人也多有批评,但用“野蛮”来界定,仍可能产生某些意在言外的联想。不过,文字的比兴,本属见仁见智的领域。我自己对“野蛮”的理解有偏差,也是非常可能的。
我想,对于“史纲”一类的著作,首先是见其大。如《管子》所说,行“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百年的历史,“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其次是看其与既存的同类书相比,有些什么样的推进。我特别赞同本书的一点,即对于辛亥革命之制度意义和观念意义的彰显。作者指出:“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其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的区别不能小看”。制度的有无,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制度的根本改换,才能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之思想观念的大转变。而人的转变,当然是所有历史变化中最大的一变。
本书篇幅甚大,难以一一述及具体;且术业有专攻(我的研究基本在抗战以前,所看的主要也在这一段),自己不够熟悉的,学力所限,也不敢多说。
新年伊始,正是可以有所期望的时候。我也提出两点小小的希望,首先希望作者考虑拨冗将本书进一步简化,缩写成一本二十万字的小书,或可用作大学的教材。
其次,在书中那句“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后面,还有半句“给后人留下无穷启示”。如前所述,历史可以启示后人的,或不仅是事功。所以我也希望作者能再写一书,记述那些没有事功而实际影响了历史发展,或虽无事功而可能影响今后历史发展的人物。他们的事迹和思想,当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段历史的蕴含实在太丰富,我们自不能期望一两本书就囊括万有,但以金先生的如椽巨笔,若亦及于平凡,必能于无声处生惊雷,进一步丰富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著,社科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1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