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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在抗日烽火中“涅�”] 抗日烽火中的太行工运

    时间:2019-02-19 05:31: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府直属的部分人员乘船逆流西上,揭开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历史序幕。此后,重庆既是中国“战时首都”,也成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名城之一。
      国民政府西迁有着怎样的决策与经过?沐抗战烽火9年又半,重庆又因此赢得了怎样的发展与提升,从而奠定其得以“涅�”的历史格局?
      
      
      西部内陆的一方重镇
      
      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后,经潘文华任职市长达9年的建设,到抗战爆发前夕,重庆的经济、文化、城市建设与市政设施已有一定基础,在当时整个中国西南乃至西部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与相对先进的华东、华北等地相比,重庆仍是相当落后的,犹如滚滚长江上的一叶轻舟,随风飘荡,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文化,在祖国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所占比重都是微乎其微的,更不要说在国家政治事务中能够担起“舵手”和“领航”作用。
      在行政面积与人口方面,建市之初的重庆,其权限不出城门,市区面积也无明确规定。直到1933年6月,始正式划定市属行政区范围,将江北城区及南岸五渡――黄葛、海棠、龙门、玄坛、弹子――划归重庆市政府管理。其时,重庆市区的水陆面积共187平方公里,东、南、西三面俱临巴县,北界江北。至于人口,据重庆市公安局1936年4月统计,重庆市人口总数为97,032户,423,111人(内男249,114人,女173,997人),另有各国侨居于重庆的外籍人士140余人(其中英国28人,美国24人,法国13人,日本32人,德国10人,俄国4人,其他国籍者10人)。
      在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抗战前的重庆,虽然得益于长江、嘉陵江航运之利,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教育在西部地区遥遥领先,但这只是局限在西部地区的“坐井观天”,若与沿海的华东、华北和华南地区相比,重庆的经济文化就显得十分落后了。直到1937年,重庆的工业除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炼钢厂稍具规模、略具现代化工业特征,煤炭及航运业有一定基础外,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所以时人在论及战前重庆工业时称:重庆“虽是西南诸省中一个最优越的都市,可是它在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言。它那时所有工业,只少量的农产加工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场而已”。文化教育方面,抗战之前,重庆有日报8家,晚报7家,通讯社1家,杂志社6家,印刷所18家,大小书店40余家;另有居于重庆区域内,但却不属市政府管辖的大学2所、公私立中学20余所。如果仅限于西南范畴,以重庆当时的地域面积来衡量,其文化教育也算是“可以”了。倘若我们将其置于全国范围内来考察,重庆的文化教育就显得十分的微不足道,大学仅占全国总数的1.85%,中学仅占全国总数0.62%,小学所占的比例更少,仅为0.05%。至于重庆的20余家报纸杂志,也大多属于地方的或行业性的,其中除《商务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存在时间较长、在四川有一定影响外,其余各报大多为一方一时之言,存在的时间既短,编辑、印刷质量亦差,故其印数极少,影响甚微。
      
      在城市交通和市政公用设施方面,由于重庆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三面环水,一面接陆)和地形条件(高低不平,山多坡陡),加之人口稠密,重庆的交通与其他城市相比,其他城市通行的电车、公共汽车,在重庆道路交通未改善前根本不适用。所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重庆城区内的交通工具,仍是以“黄包车为主,轿舆为辅”,汽车极少极少。到1936年,重庆城区有营业性黄包车达2,472辆(其中自用108辆),而汽车除私人用的98部小型车外,营业性的公共汽车只有50部。重庆的自来水虽早在1927年即已开始筹办,但因经费困难和计划变更,直到1931年1月25日才举行营业典礼,2月28日开始售水。当时平均每月出水约15万吨,用户仅为456家。重庆的电气事业,早在1903年即有烛川电灯公司的设立,但设备欠佳,供电时来时辍。1931年9月,刘湘的21军军部命令,重庆市政府组织电力厂筹备处,负责筹办重庆的电气事业。1934年7月开始供电给自来水厂,8月新市区通电,10月城区正式供电。及至1936年,供电区域方达城区、新市区及江北。当时享受电灯光明的,除了公用的1,250盏路灯外,只有80,000盏私人用户、33家集体用户。
      这,就是抗战前夕重庆的基本情况。
      
      抗日烽火聚焦重庆
      
      国都,乃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中心。一般情况下,首都人口众多、人文荟萃、文化发达、经济昌盛、社会进步,是全国精华之所在,是国家的象征。因此,举凡国家,皆十分重视国都的选择与建设,并视之为“国之大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据有“虎踞龙蟠”之势的古城南京,乃帝王之都,为我国古代著名都城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虽未明确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之首都,但却规定其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在事实与习惯上,南京就成为中华民国的国都所在。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江宁,4月18日,国民政府改江宁为南京,并宣布定都南京。这样,南京正式成为中华民国之首都。
      
      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具有其自然的优越性和历史的必要性,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早在孙中山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之时,即有建立两个“都城”(一个陆都,一个海都)的构想。他认为,南京具备山地、水地、平原三要素,在平时可以南京为首都即海都。但南京地接沿海,中国若与外国如日本等发生冲突或战争,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这是孙中山先生对南京作为首都在对外战争中所处不利形势的正确判断。因此,他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一个陆都”,并以此作为“作战的根本,扫荡入侵之敌人”。可以说,日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与迁都重庆,是与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思想一脉相承、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犯上海,守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是为“一・二八事变”。由于首都南京距已成战场的上海不到200公里,且又有长江大动脉及其他铁路、公路相连,如果上海不守,南京势必不保。为避免各党政首脑机关直接暴露于日军的攻击之下暨中央各首脑机关能在非常时期正常运转,1月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移政府于洛阳,以最大之决心,与日本作长时期的周旋。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共同签署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扬》。1月31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电广东唐绍仪、胡汉民等人称:“国府迁洛办公,目的在不受强敌武力威胁,以签字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以最大之决心,作长期之抵抗。”2月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抵达洛阳并相继在洛阳办公,留在首都南京的,只军政、外交两部而已,其他各部则于南京原址设立驻京办事处,负责处理相关事宜。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正式提上会议的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与会者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及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位置,根据当时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形,讨论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决定:“(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最先是将选择陪都、行都的着眼点放在西北和中原地区,但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抵抗暴日,即使将中枢机构迁往洛阳,“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因此,要下定对日抗战的最后决心,必须寻觅一个比洛阳、西安更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地区,来作为战时国家与政府的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政府从洛阳迁回南京。此后,国民政府对迁都事宜多所筹划、酝酿。从1934年秋开始,蒋介石率其主要幕僚用一年多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地区的10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经过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诸方面的综合考察,在逐渐控制了西南诸省后,在1935年10月,蒋介石作出了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定在西南四川的重要决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了(民国)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有关总动员计划时,又有政府迁往株州的方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将中央政府及所属各部会之安全列于重要地位。7月17日,军事委员会举行卢沟桥事变第7次会报时,即决定各院部会可“另觅小房屋为机密办公处”;7月19日的第9次会报,又决定各机关的“重要文件另易地保存”。7月下旬,蒋介石手令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并限三日具报”。奉此,行政院于7月27日召集有关部会举行会议并决定:“关于迁地办公:1、第一步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或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电话号码等,以资联络。2、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除此之外,军事委员会还对东部沿海地区各重要都市之居民及政府机关职员眷属之迁移疏散有所指示,要求在不使人民感到恐慌的条件下,可先将老弱妇孺迁往他处,机关职员之眷属,则宜先期秘密离京,以保证政府职员安心工作。
      随着平津等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与华东局势的日趋紧张,国民党最高当局也越来越重视战争对首都的威胁及其应取的对策,并开始将先前的“迁地办公”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性决策高度――即考虑战时政府所在地究竟应在何处为宜?在8月4日举行的卢沟桥事变第25次会报中,主持会议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谕示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应加以慎重、周全的考虑。为此,他指示说:“战时政府所在地,应加研究(是否以武汉为宜)。”8月6日,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又内定“大战爆发后,如首都遭受敌人空军之激烈袭击,则迁往衡阳衡山”。虽然如此,但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央在“政府究竟应迁往何处?”的问题上,仍未作出最后决定。这表明:虽然蒋介石及国民党最高层早在1935年确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又意识到战争的全面性、长期性和残酷性,作了迁地办公及迁首都于安全地区的打算。但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定,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的,也不是一般的军政机关能够确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酝酿、踌躇到最后决定的过程,最终作出此项重大决策的,乃负有战时中国最高军事和国防之责的蒋介石。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至此,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性战争正式爆发,卢沟桥事变后双方都曾抱有的局部解决中国战事的企图彻底破灭,蒋介石也才最后真正下定了抗击日本的决心。为此,他一方面下令实施全国总动员,并调集中国近1/3的部队于上海参加对日抗战;另一方面也最终下定了将首都远迁四川重庆的决定。至于蒋介石决定将首都远迁重庆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直接的史料佐证。但时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于1935年5月在重庆仅待了2天半的罗家伦的一番话,则为此决定做了注释。罗家伦在其《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迁校》一文中写道:“因为气候不好,我们在重庆耽搁了二天半,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在重庆观察地点。因为我从汉口飞重庆的时候,观察过了宜昌以后山地的形势,便感觉到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的地点。回程到了重庆,我便存了一个心,为中央大学留意一块可以建设校址的地方。我亦了解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空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重庆山势起伏,层岩叠嶂,易于防空,觉得这是一个战时设校的理想地点。”罗家伦的认识如此,作为长时期带兵打仗、负国家主要军事之责、在重庆待的时间远比罗家伦长的蒋介石,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1937年“八一三”沪战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即对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面陈的“建议中央迁川,长期抗战的种种意见”“甚表嘉许”。嗣后不久,他又明确告知国民党内的一些高级幕僚如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令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虽然此时尚未正式决定迁都事宜,但南京国民政府中获知内情的高级官员均已开始作西迁重庆的准备工作。“大家都认为,不要很久,所有政府单位都要撤退到重庆去。”
      10月下旬,上海局势的日趋紧张,日机对南京频频轰炸,南京所受威胁日益严重,迁移政府及国都迫在眉睫。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正式决定迁都重庆。13日,军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何应钦、白祟禧、徐永昌等根据蒋介石和林森的决定频频举行会议,“议定将南京非作战机关一一向上流移走,以备长期抗战”。15日,此时已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守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陆续离南京赴武汉转重庆集中;17日,作为国家元首和象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逆流西上,从而揭开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历史序幕。18日,国民党最高当局又决定:“于林主席抵川或抵宜昌时,发表迁徙政府于重庆之文告。”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会议在听取了有关军事、外交、财政的报告后,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重要讲话。讲话首先分析了抗战三个月来的敌我形势,接着阐明了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与整个抗战的关系,说明中国政府之所以“下定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就是因为找到了四川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而且有此基础,中国就能坚持长期抗战,就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最后,蒋介石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他“希望政府和党部同人迁渝以后,秉承主席教导,对于一切职务,不但要照常努力,而且要积极整顿、格外振作,在艰苦之中力求革新和精进,总要使有一番新气象,来安慰前方的将士,激励后方的军民。”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并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向中外各国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谴责、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止境之侵略”和威逼我首都的阴谋,高度赞扬了前方将士的“忠勇奋发”和“壮烈牺牲”精神,明确揭示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动机和目的――“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分别致电各省政府、省党部及各战区将领,揭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表明政府抗战的决心,勖勉前线将士“应遵有步骤、有计划之策略,作更坚决、更勇敢之奋斗。”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受到四川、重庆地方政府及重庆10余万市民的热烈欢迎;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及中央委员吴稚辉、丁惟汾、钮永健等率中央党部职员40余人抵重庆。12月1日,行政院通知各省市政府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云:“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转电知照。”同一天,国民政府即宣布在重庆简陋的新址(现重庆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在上清寺范庄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虽然此时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告迁都重庆并开始在重庆办公,但这时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极少部分,国民党中央绝大多数部门特别是那些重要的职能部门诸如军政、外交、经济、财政、内政、交通部等,都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白崇禧、徐永昌、陈诚等均齐集武汉,所以这时的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抗战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1938年夏,随着日军侵略的加紧,华中重镇武汉岌岌可危。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5天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先前迁到武汉的各党政机关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
      9月下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也相继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并于武汉失守前迁移竣事;11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迁往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也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次大规模的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的大迁徙。中国抗日烽火的焦点,完成了从南京经武汉到重庆的转移。此后,重庆以中国“战时首都”的身份,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时刻关注的焦点,其时长达9年又半。
      
      “火中凤凰”浴火重生
      
      历史总是循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的,但有时又十分巧合。在距成为中国战时首都60年之后的1997年,重庆再一次
      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直辖市。若将直辖后的重庆所属各行政中心用线连接并从空中俯瞰,今天重庆8.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犹如一只翩翩起舞的金凤凰,而这只美丽的金凤凰,正是沐抗战烽火而诞生的。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
      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及其所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也相继迁抵重庆,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也纷纷抵达重庆;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的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百川归海,集聚重庆。各种力量、因素汇集重庆,共同推动着这一西部内陆商埠一跃成为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中心;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同盟国签订《二十六国公约》,1月3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重庆由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并因此成为与华盛顿、伦敦、莫斯科齐名的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名城之一。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经济得到极大发展。
      如前所述,抗战前的重庆,经济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很小。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工矿企业内迁,重庆是内迁工厂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些内迁工厂,一般具有生产规模大、技术力量强、设备先进、资金雄厚等特点。他们迁入重庆后,与重庆原有的各种资源优势相结合,不断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遭受轰炸最为频繁、残酷的1939―1941年间,重庆开工的工厂为528家,为战前45家的11.73倍;而在空袭减少的1942―1943年间,重庆开工的工厂则多达702家,为战前的15.6倍。到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有工厂1,518家,工人89,630名,资本1,408,125千元(法币),动力机2,302部,各式设备4,320部,分别占整个大后方5,266家工厂的28.8%,359,663名工人的24.9%,4,801,245千元资本的29.3%,5,225部动力机的44%,8,727部设备的49.5%。到1945年8月,兵器厂厂址设在重庆的有17家,占整个国民政府所辖兵工厂32家的53%,拥有员工60,247人,占总数87,670人的68%,拥有机器14,742部,占总数22,191部的66%。战时重庆工业的生产能力,多数产品都占到大后方的一半以上,重要的工业设备和产品如发电机、发动机、炼钢炉、各式车床等,重庆的生产能力则占整个大后方的80%乃至100%。因此,抗战时期的重庆是我国工业部门最齐、门类最多、生产规模最大、产品最丰的唯一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被誉为战时中国的“工业之家”,为满足战时军需民用、支撑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金融业方面,除中央级的四行二局(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全部迁重庆外,外省许多著名的银行如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四明银行等,或将总行迁至重庆,或在重庆设立分行。在金融业繁荣时,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几乎每月都有一家或数家银行开业,从而使重庆金融业朝着战时全国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到1941年底,重庆的各类金融机构已增加到143家,较抗战前的59家增加了84家;到1943年10月,重庆的金融业已发展到162家,含总行设于重庆的37家,各银行在重庆设分支行处89家,钱庄银号36家。除此之外,到1943年时,重庆已有各类保险公司21家;到抗战胜利前夕,更增加到53家,是战前9家的近6倍。除了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多外,更主要的是金融资本的增加。资本的巨增与流通,对重庆其他各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着极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的文化教育得到极大的繁荣。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了全国众多内迁文化教育机关的最终落脚地。据资料显示,战前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共有108所,抗战爆发后被迫迁移的多达52所,其中先后迁入重庆的有31所,占整个战时高校内迁总数的59.6%。迁渝高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大多是当时的一些著名学府,例如上海复旦大学。此外,政府当局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又相继在重庆创办了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国立音乐学院、国立重庆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这样,内迁的、新建的再加上重庆原有的院校,重庆高校最盛时曾多达38所,约占战时全国高校总数的1/3左右,是战前重庆高校的近20倍。如此众多和知名的高等院校集中在一个城市地域内,这不仅在重庆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在战争时期,它对保存我国教育事业的精华,为抗战培养各种人才以及改变西部地区的教育面貌,促进重庆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重庆本身的教育事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1944年,重庆中等学校已增至72所,学生25,449人,是战前的3.6倍;国民教育在1942年时还只有42所,到1945年时则增加到294所,是5年前的7倍多;职业学校在战前只有7所,战时则大量增加,抗战胜利后虽然复原、停办了一些,但到1947年上期仍达23所,是战前的3倍多。
      与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进步相适应,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并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景况,主要表现在:一大批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报刊杂志、新闻出版、书店书社迁渝;一大批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学术团体、报刊杂志为适应抗战需要不断在重庆新建和创办。迁来和新创的文化机构,与重庆原有的文化事业交相融合,呈现出战时重庆文化的繁荣昌盛生动局面,重庆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侵略的文化活动中心、舆论宣传中心、对敌精神作战中心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先后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有113种,其中最盛时一起出版的就多达22种;先后设立的通讯社有36家,最盛时一起发稿的多达12家;先后出版的杂志有604种;先后设立的书店有146家,印刷社、所160余家;全国性的各种文化团体也多达130余个。所有这些,汇集成为彪炳的史册“中国抗战文化”。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王平陵先生在抗战胜利后曾撰文,称誉战时重庆文化事业为:抗战时期的重庆“出版事业之发达,一般著作家之努力,较之战前尤有过之而无不及。更足称道的,就是那时期陪都新闻纸的进步,无论哪一家报纸都充满着第一流的作品,无不是留寓此间的名家所执笔。……而印在土纸上的材料,甚至是发表在副刊上的散文小品,却不是土货,可说是斐然成章,无美不具,随时可以发现中国的文化已在抗战中获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精华的凝聚,人材的集中,文化的发扬,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完成了从省辖市到直辖市再到“陪都”的嬗变。
      重庆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事业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以及人口的迅猛增加,都使得原有的市政组织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建立与战时重庆相适应的市政组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人于1938年初即向政府当局建议,要求改重庆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1938年9月,行政院第384次会议通过了行政院长孔祥熙提出的,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市的提案。1939年4月,行政院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称:“兹为促进行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即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该提议案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完成了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市的法律程序。1939年5月3日、4日,重庆所遭受日机的大轰炸,损失惨重。为此,国民政府于5月5日断然决定:明令发布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甲种市的命令,旋即改组重庆市政府。11日,明令发表前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为直辖后的首任重庆市市长,同时扩大市区,将原巴县、江北两县政府迁出市区办公,市属基层组织也由原来的6区增为12区。这是重庆历史上的第一次成为中央政府直辖市。
      升格为直辖市后的重庆,在地位提高、组织健全的同时,各项恢复性的建设也于大轰炸的空隙渐次开展,这让重庆市民看到了重庆的发展潜力和未来建设的希望。1939年10月1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首次会议召开,会上,参议员李奎安等人认为:“重庆市在目前为我国战时首要地区,在未来为我国西南重镇,其更远之前途,可发展为国际城市。”为了在战争废墟上建成现代化的大重庆,使之跻身于国际城市之列,重庆于12月1日成立了“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专门负责重庆市建设的调查与设计工作。经过数十位专家的努力,最终形成了《重庆市建设方案》,并在1940年4月1日召开的重庆市第2次临时参议会上获得通过。该方案指出:大重庆建设之首要前提是“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的地位。”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建议,引起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重视,加之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招摇撞骗,特别是1940年5至9月日机对重庆再一次进行野蛮的狂轰滥炸,给重庆市民带来巨大灾难和牺牲,同时谣传国民政府将再迁成都或昆明。为反击敌人的谣传,抗衡汪伪国民政府,同时也表明政府当局抗战的决心,在国内国际以正视听。国民政府俯纳民意,将定重庆为陪都这一重大决策提上议事日程。1940年8月1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在陈述了升格重庆为陪都的三点理由后,提议“拟请明定重庆永为陪都之一,俾当地一切建设事业,益得按期迈进,发皇光大,永久勿替。”接函后的第二天,亦即8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38次常务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决议案的第一项即是通过“行政院函请明定重庆为陪都”的提议。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了特定重庆为陪都的明令,称“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
      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在法律上确立了重庆崇高的地位,它使重庆近代以来政治地位发展到顶峰,也是中华民国建制史上一件大事。从此以后,作为中国内陆城市的重庆,便成了“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了”。不仅如此,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还促进了重庆市政建设的改善、进步和重庆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加快了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重庆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文化、教育、科技、交通中心,城市人口已达125万余人,城区面积也发展到45平方公里,并基本上奠定了今天重庆以市区为中心,向江北、南岸以及西部近郊各县发展的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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