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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的奋斗历程 难忘的红岩精神] 党的光辉历程ppt

    时间:2019-02-19 05:31: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编者按:昔日红岩托儿所的孩童们,如今也大多年逾花甲。但那些与父母一起经历的艰苦岁月、时不时听到的父母亲们深情谈起的那些往事、那些人,却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时值南方局成立70周年,本刊特向他们约稿,听他们讲那过去的故事――
      我们的父亲母亲。
      
      
      1993年7月14日,我母亲紫非病逝在漳州,享年70岁。1994年3月7日,我父亲童小鹏带领我家三兄弟及亲朋好友,将我母亲的骨灰从漳州送到重庆。一部分骨灰撒向嘉陵江,以实现共产党人“四海为家”的夙愿;一部分深埋在红岩的热土中,永远不离开红岩。在母亲骨灰深葬仪式上,父亲郑重宣布:“当我将来寿终正寝后,由丹宁、利宁和其他家属一起,同样把我的骨灰送回红岩,让我同紫非永远在红岩安息。”
      2007年7月18日,我父亲因晚期胃癌在北京去逝,享年93岁,骨灰暂放在八宝山。
      今年是中共南方局成立70周年,又是建国60周年,也是我父亲诞辰95周年。在今年适当的时候,我将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我父亲的骨灰送回红岩安息,以了却父亲的遗愿。
      我父亲是福建长汀人,母亲是湖南宁乡人。我父亲去逝后骨灰为什么不放在北京八宝山呢?他们的骨灰为什么要深埋在红岩呢?最好的回答,还是听听我父亲本人的叙述吧―
      
      从1939年3月到1946年5月,我们战斗在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长达7年多。这一时期是我走向成熟的阶段。最初我担任中共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科长。后南方局设秘书处,我为处长,分管机要(科长邱松)、电台(台长钱松甫)、文书(科长刘昂)三个科。这也是南方局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在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和紧张的政治环境中,我们积极开展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同时,重庆也是我恋爱、结婚、生子的地方。在南方局这个集体中,我们形成了团结、坚定、奋斗、必胜的信念。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迈向胜利。
      
      艰苦的环境,乐观的精神
      
      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正式宣告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合法存在、公开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跟过去一样,把党的机构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南方局、办事处先是在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租房子办公,后因工作和来往人员增多,且两处办公,诸多不便,经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1939年2月,在饶国模的红岩嘴大有农场里开始兴建一栋楼房办公。
      
      5月3日、4日,日本侵略者对重庆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的同志当晚全部搬到红岩嘴。当时楼房只建了一半多,因此同志们分别安排在饶国模的住宅和她佣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我们电台、机要科人员住在沟对面的一件破瓦房里,大家打地铺,男女各一边,就餐是在“露天饭堂”。敌机一来,我们就钻进防空洞破译电报,不中断工作。由于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加之经常下雨,空中联络干扰很大,我们又缺少大功率电台,遇到天气不好,联络便很困难。为了使联络畅通,电台的同志们积极想办法,利用下半夜干扰少的有利条件突击工作。电灯不明,电压不稳,我们就自买器材安装变压器,提升电压;停电时就用人工摇手摇马达发电。这样不断克服各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为了加快楼房建设,我们一边工作,一边抽出人力参加搬木、竹及运砖瓦劳动。这年秋天,楼房竣工,我们结束了散居生活,搬入楼内集中办公。办事处设在底层,南方局机关在二楼,机要科、电台和文秘科(专抄写情报材料)都在三楼。我就住在三楼楼口边的斗室里。在重庆期间,我仍坚持摄影,拍了不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各种活动和许多真实记录红岩生活的照片。为避免照片被国民党特务利用和节省经费,我就在三楼边一个小阁楼里自己动手冲洗胶卷、印片和放大照片,并把底片送延安保存。1945年8月,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去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大会,章汉夫、陈家康随行。我请他们把我编辑的一本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影集稿带到国外寻求出版,但遗憾的是这部影集稿失落了。三楼房间又矮又小,天窗透光不透风,重庆是有名的“大火炉”,所以三楼活像个“火笼”。我们在三楼办公,夏天一到,炎热无比,男同志只好打着赤膊,可还是汗流浃背。译电员赵继是个大个头,常常热得满身大汗,大家就戏称他“赵大汗”。当然,艰苦的工作条件并没有使我们气馁,相反,理想信念的支撑、文化娱乐的活跃,使我们在工作中斗志昂扬、精神饱满、纪律严明。
      红岩办事处楼内还设有俱乐部,也称救亡室。它是文娱活动的重要场所。业余时间同志们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打四川纸牌(当时没有扑克牌),周末或节假日也常有晚会。有时候,我们也在俱乐部看电影。俱乐部也是我们业余学习的地方。南方局对干部的学习一直很重视,周恩来、董必武亲自讲党史;叶剑英、薛子正给大家讲抗日战争和苏德战况;还请郭沫若、翦伯赞、章伯钧等给我们作专题演讲。《联共(布)党史》出版后,便组织干部专门学习。这些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俱乐部还有一个墙报,是大家交流学习心得和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当主编。周恩来曾投了《题双乐天图》的诗稿,那是在我拍摄的邓颖超抱着荣高棠的男孩小乐天的照片上题写的。诗曰:“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周恩来自称“赛乐天”。他对孩子的慈爱跃然可见;他那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大家。
      我们在红岩的场院自己动手修了一个篮球场,兼作运动场。体育活动在红岩也开展得很活跃,常进行球赛,也与《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比赛,还到嘉陵江游泳。1942年冬,还举行了一次运动会,办事处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参加。董老、邓大姐都来看。在运动会上,我和电台台长萧贤法配合,获得“三条腿走路”比赛第一名。我还拍下了一些精彩镜头。
      
      红岩的歌咏活动是很普遍的。张颖是从延安鲁艺出来的,她是音乐教员,教我们唱延安的《延安颂》、《抗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以及苏联的《喀秋莎》等。荣高棠、袁超俊和我都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五一劳动节、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就自编自演活报剧。1945年以后,解放区秧歌剧也在红岩和《新华日报》社演出了。
      红岩的生活是艰苦的。由于经费紧张,我们自己动手,开辟了菜园种菜。曾经种过空心菜,由于缺水,长不起来,吃时嚼不烂,同志们戏称是“无缝钢管”。后改种牛皮菜,是当地农民种了给母猪吃的,也叫“猪婆菜”。这种菜好种易长,就成了我们常吃的菜。当然,也买些便宜的大路菜如榨菜、豆腐等。用水的问题开始也困难,最初到嘉陵江挑水。我们洗澡,一盆水从头洗到脚。后来在沟边打了井才解决了用水的问题。我们还用竹筒从山边引水到厨房,同志们说是土自来水。
      驻扎在红岩的7年多,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路线,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了南方国统区党的工作,坚持国共合作,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为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中国引向民主进步,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重庆战斗又成家
      
      重庆办事处聚集着一大批青年,大多数未婚。一方面由于工作紧张,有的又处在秘密工作的状态下;另一方面在国统区也有条件限制,女同志少,不太好找对象。这种情况,南方局领导同志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既对我们的工作严格要求,也对我们的个人问题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
      1939年起就有同志结婚,最早是办事处总务科长牟爱牧和图书管理员蔡莲芳。他们都是四川人,有共同语言,又共同战斗,很快就恋爱了,经过南方局组织部批准后,在俱乐部举行结婚晚会。大家都没有钱,既不请客也买不起礼物,只是聚在一起热闹一番。由俱乐部主任宣布婚礼开始,新郎、新娘行鞠躬礼,报告恋爱经过。接着,大家向他们祝贺,有人向他们提问,如“你喜欢他(她)什么?”也有人咏诗、唱歌等等。除红岩的人参加外,曾家岩也有人参加,形式简单,气氛热闹。南方局领导同志只要有时间也都参加了。当时廖承志从香港来南方局汇报工作,也参加了晚会。他喜欢画漫画,但这天没画,而是写了一副漫画式对联送给新郎、新娘。即:
      多生几个,有益革命;
      少干几回,注意卫生。
      
      他念完后,引得哄堂大笑,都说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以后有电台台长钱松甫和报务员江洪、副官邱南章和报务员吴梅容、机要科长邱松和译电员康锡玲等陆续结婚,婚礼都既简朴又热闹。领导同志为照顾新婚夫妇休息,正式规定结婚以后休假三天,两口子可以利用假期到城里玩玩。
      我在“鸡鸭行”队伍里年龄比较大一点,1937年春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时已23岁,所以才有林老(林伯渠)写给我的“年届二五尚无妻”的打油诗。其实,那里没有女同志,当然不可能谈恋爱、结婚。
      1938年1月,我在武汉长江局当秘书兼机要科长。长江局有女同志,同办事处来往的女青年也很多,但因为工作很忙,况且到9月我就跟王明、周恩来、博古回延安去了,不可能谈情说爱。我去延安经中央组织部调了一批译电员和报务员,有男有女。译电员是由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决定的;报务员是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决定的。以后到重庆,又调了机要人员出来。博古也关心我的婚姻大事,他看到那些同志后对我开玩笑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选个好对象,尽调些“孟良、焦赞”来?我说,这都是机要局和三局决定的,我想选对象也选不了。
      1940年7月,周恩来回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我陪同去延安,出来时,又选调了一些机要电台人员到重庆。其中有刚从延安女子大学毕业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处的紫非,她是1938年经过湖南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的。我们与周恩来同机,经兰州停留吃饭后飞重庆。紫非以后说,在飞机上我给她的第一印象不错,她看到我这个小个子跳来跳去照顾刚来的人员。到重庆,我们就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有了发展。1941年初,我向紫非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但是这次她拒绝了我。已27岁的我尽管心情有些不快,但不能勉强人家,仍照常一起工作、学习。
      后来,我与电台的李冠华经过一段的接触,确定恋爱关系,并报告了组织部长孔原。但重庆形势仍紧张,外面需要建立预备电台,李冠华带上小电台和密码,被派到重庆郊区地下党员莫止家里,与莫的母亲同住。老太太看到送上门来的姑娘,喜欢的不得了。莫止、李冠华也由假夫妻逐渐发展了感情。孔原知道后,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否调她回来。我表示还是工作重要,个人问题事小。此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经组织上批准而结为夫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到上海吴克坚系统工作。事实上,我对紫非还是怀有感情的,毕竟长期在一起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后,彼此更加了解。1942年冬,我又一次向紫非提出结婚问题,这次她没有反对,但言明对我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即先订婚,再结婚。这是她的创造。后经组织部孔原部长批准,我们于1943年元旦订婚,并定在三八妇女节结婚。周恩来、邓大姐、董必武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并且表示要参加婚礼。
      
      三八节是星期一,周恩来有统战活动,我们就提前在3月7日结婚。由钱之光处长批准,加两个菜,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何莲芝、孔原、钱之光和我、紫非一起在二楼的餐桌上吃晚饭。晚饭前,周恩来手揽我和紫非照了一张相。饭后,大家一起到俱乐部举行婚礼晚会,十分热闹。邓大姐在祝贺讲话中希望我俩当然也包括已婚夫妻都要实行“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信、互助、互让、互谅”。董老作诗:“春至人间后,童朱鼓瑟琴。不须书两地,已结带同心。桃夭华灼灼,梅标实沉沉。灼灼桃花绽,双双燕子临。红岩三八节,箫引凤凰音。”(作者注:我母亲原名张紫非,1937年8月参加革命后,改为朱紫非,解放后改为紫非。)周恩来也勉励我们要把夫妻关系搞好,把革命工作做好。他还对在场的青年同志打趣道,没有结婚的同志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条件成熟,对革命工作有利,一一都要解决。他的话引起大家一片笑声。大家都认为,邓大姐的“八互”,是她和周恩来这对模范夫妻的经验总结,应该好好学习。当晚,我离开了我的斗室,紫非也离开了集体宿舍,搬到过去周怡、张玉琴住过的稍大的房间结为革命伴侣了。当时没有钱,我俩买了几尺棉布,由紫非缝了一件背心、一条裤衩,被单是刘太太送的,毛巾被是申光送的,刘恕送了两条枕巾,如此而已,开始了我们的夫妻生活。
      12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小孩在重庆出生了,小名叫罗斯福。出于纪念红岩,当时在红岩出生的小孩不少都有一个“丹”字,我的小孩是个男孩,孔原翻看《列宁选集》后给我的小孩取名丹宁。那时,牟爱牧、荣高棠、申光都有孩子,洗婴儿的尿布是我们几个男子汉的一项业余工作。重庆多雨,又是雾都,空气湿度很大,为了使尿布干得快,食堂的烟筒就成为我们常利用的“烤箱”,用来烤尿布还真管用。
      1942年后,办事处的孩子们多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工作,又能更好地教育、管理孩子,在邓颖超、钱之光的关怀下,红岩托儿所建了起来。托儿所有几间平房、一个院坪,派文书科员张德碧为所长,请了一个女工做饭扫卫生,妈妈们轮流值班。这个托儿所1947年3月随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撤到延安,以后还成了城工部、统战部的托儿所。1949年3月,这个托儿所进了中南海,是解放后中央直属机关的第一个托儿所。
      红岩还养育过一些烈士遗孤。这些遗孤都是经过多方努力从国统区寻找回来的。周恩来、邓颖超不仅关心红岩的儿童,而且对烈士遗属也很关心。刘昂管理的“特费”,就有专为补贴烈士家属一项。参加南昌起义以后在海南岛牺牲的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就是在1939年由邓颖超从成都接出来的。李鹏到红岩时才12岁,邓颖超搂着他让我拍了一张相片。周恩来、邓颖超对烈士子女倾注了慈父慈母般的爱心。后来这些烈士遗孤大都送到延安学习,以后又把他们送到苏联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成为共和国建设的重要人才。
      1945年10月,我的第二个男孩降生,他和其他红岩的孩子们一样,在爱的氛围中欢快地成长。
      
      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工作
      
      《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又进行了十次会议,继续谈判,解决问题。而且,国统区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不断高涨。在这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又一次披上和平外衣,决定按照《双十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底,为准备参加政协会议和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回延安,向党中央建议恢复南方局(或称中共中央重庆局),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1943年11月周恩来离渝,南方局由董必武主持;1944年11月董必武回延安,中央规定成立重庆工作委员会,由王若飞主持,我是工委委员)并对组成人员提出具体建议,即以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也提出具体人员,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代表团负责谈判和出席政协会议。这两项提议均由政治局会议批准。
      12月9日,中共中央电告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向国民党交涉代表团的驻地并安排就绪,以便代表团到达即可开展工作。南方局接电后即着手交涉。三天后,国民党将重庆市区中山三路263号中国银行盖的一排四幢三层小楼交给我们使用。16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40多人分乘3架美军C47运输机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受到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政协会议秘书长雷震和董必武、王若飞、钱之光等同志及许多记者的欢迎。代表团一行乘车爬过歌乐山走了几十公里到达驻地时,天已经黑了。
      我拟了一个代表团已平安到达重庆的电报给党中央,送周恩来批后,即由秘密小电台发到延安。吃饭时,周恩来交代我通知代表团成员和齐燕铭以及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主要负责同志钱瑛、刘少文、徐冰、王炳南、钱之光、潘梓年、章汉夫等饭后到代表团会议室开会。他还交代我多准备几根蜡烛,开会时关上电灯只点蜡烛。由于时间紧,来不及细问,我就匆忙去下通知、布置会议室和准备会议用具等。会议室不过20平方米,除了摆一张办公桌供主持人和记录者(一直由我担任)用外,再放上几张木椅子就占满了。约一个小时后,我先把会议室的电灯关了,点上几根蜡烛,大家都觉得奇怪。
      人员到齐后,周恩来宣布开会。他首先说明,据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从美国情报部门得到秘密窃听器,可通过电灯线收录到被侦查对象的谈话机密。这几幢房子是最近才接受使用的,为防万一,代表团开会不点电灯,商谈机密事要到红岩或曾家岩,个别的可在室外谈。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接着,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政协代表团的名单和任务,以及关于恢复南方局的决定,并布置明后天即开展对国民党主和派、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的工作,以及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活动。周恩来又宣布齐燕铭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主管对外联络、宣传工作;我为副秘书长兼秘书处处长,主管秘书、机要工作;秘书处分两部分,即对外公文由何成湘负责,机要工作由李金德负责,他还兼秘书处副处长;代表团的行政管理工作,由办事处钱之光处长负责。
      会后,周恩来又留下王炳南和我,并通知李金德、萧贤法来谈建立专门电台和延安及有关重要电台联系问题。他说,代表团来后,电报很多,又很急,国内外许多重要情况也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军政部的电台根本不能依靠,秘密小电台也负担不起这么繁重的任务。毛主席来谈判时,我们曾向何应钦交涉,启封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电台,他们不同意。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军司令部借一部功率较大的电台归我使用,特别要强调停战谈判以及将来军事三人小组成立后有关停战、整军的许多问题都要及时向延安党中央的总部报告,没有专用电台不行。他要王炳南第二天即向美方交涉,并请他们派技术人员代为安装;要我和李金德、萧贤法将原有和刚从延安来的机要、电台人员组织好,建立专台后,同延安电台保持24小时的联系,保证密码安全。对军政部的电台,仍要保持联系,并经过他们多发些一般政治情况的电报。秘密小电台仍要发绝密电报,等等。我们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王炳南向美军方面交涉借用电台一事进行得很顺利。17日下午,美军司令部通信部门就派了四名技术人员带上一台400瓦的大电台到了代表团驻地,王炳南也来,由萧贤法等协同他们很快就架起了天线和收发报台,接通电流试调。因昨晚就用小电台给延安打过招呼,说明今天可建大电台,并发去了新电台的呼号和波长,所以很快就通了,而且效果也很好。除了有400瓦的大功率电台外(我们办事处电台是50瓦、秘密小电台只5瓦),更重要的是有变压器,可保持电压稳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要厨房立即准备一些酒菜招待美军技术员,并很快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美军技术员当时很激动,没想到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和马歇尔五星上将平起平坐的周恩来将军如此平易近人。他们表示愿意保证电讯通畅,需要什么器材,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们。周恩来因要给中央发电报,就让王炳南向他们介绍我党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并留他们吃晚饭。6时,周恩来在一个小房间里用简单的酒菜宴请了美军人员,王炳南、乔冠华、龚澎、萧贤法等作陪,周恩来举杯感谢他们及时的热情援助,美军人员一再感谢周恩来将军的热情款待。他们还带有相机,拍下这难得的镜头。
      自此以后代表团电台除24小时同延安保持联系外,并很快同十八集团军总部、北平军调部、苏北新四军军部、中原军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为及时通报情况起了重要作用。这部电台,美军一直保证器材的供应,代表团迁至南京继续使用,一直到1947年3月6日,董必武和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退的前一天才交还美军司令部。我们对美国朋友的这一帮助,是没有忘记的。因为是美军司令部提供给周恩来将军使用的电台,所以我们根本不去重庆卫戍司令部登记,而且他们的电讯检查部门也不敢来检查(过去对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每月都要检查)。当然,他们并不是不管,相反,一直在抄我们的电码,并且请美国专家来破译。由于我们严格执行密码保护方法,我们的核心密码没有被他们破译过。
      政协会议前,中共代表团就已开始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召开记者招待会,并拜访来调停国共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向各界充分表达中共的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主张。蒋介石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使停战成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但直到会议前一天,经马歇尔的最后努力,蒋介石才无可奈何地停止进攻解放区。
      1946年1月9日晚,周恩来住在红岩办事处,马歇尔通知10日上午开会讨论停战协定。10日晨7时半,刚吃过早饭,周恩来要我背上照相机随他进城。我立即随他下山到马路上上车。车开到牛角沱马歇尔住处,周恩来要我在门外等,他立即到马歇尔的会客室。张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那里签署了有关停战的几个文件,即《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以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等。马歇尔作为调停证人也出席。签字完毕,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等一同走到门口,我立即抓拍了几张照片。签字仪式除美国摄影记者外,国民党方面没有记者在场,我算有意外的收获。周恩来和马歇尔、张群握手言别后,即回到代表团驻地,准备参加上午10时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可惜当时我没有想到办个《新华日报》摄影记者证,政协会议的精采镜头就没有机会去拍了。
      2月15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又在上清寺匡庐签订了《整军方案》,我背照相机随周恩来到会场拍了几张照片,我没有闪光设备,是趁美国记者开闪光灯时照的。
      政协会议期间,我党极力要求释放廖承志和叶挺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并主动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1月22日,廖承志首先被释放,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廖承志一到代表团住处,就受到代表团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他真是一个牢里出来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破西装,头发蓬乱,胡子拉茬,手上拿着一根在牢里自己做的竹烟嘴,可是他精神抖擞,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正在大家争着同他握手的时候,我立即抓拍了一个镜头。邓颖超大姐也很高兴,来拉着廖承志靠近她,要我给他们俩照个合影。后我按周恩来指示立即致电党中央报告这一消息。
      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留囚禁长达五年的叶挺将军也于3月4日获释。那天大家很高兴,争先同这位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握手表示欢迎。当天,周恩来就让我们打电报给住在澳门的叶夫人李秀文,告知叶挺已出狱,速携幼子来重庆团聚。第二天,叶挺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7日,中央复电叶挺,热忱地接受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欢迎他全家到延安。几天后,李秀文带了幼子小九和保姆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早就给叶挺一家安排了较大的房间,让他们在红岩团聚。这时,红岩大有农场里的桃花正竞相开放,好像是有意笑迎叶挺将军的出狱和他一家的团聚。叶挺带着扬眉、小九高兴地爬到桃树上,夫人李秀文则靠在树干上,笑着让我给他们照了一个“半家福”(有几个小孩不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还开了欢迎会,庆祝廖承志和叶挺恢复自由。
      可是恢复自由不久的叶挺,却遇到不幸。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及其家人等13人从重庆回延安,乘坐的美军飞机坠毁,我方人员和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消息传到重庆,办事处同志如五雷轰顶。周恩来更是悲痛万分,而且非常自责,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分开飞延安,那样至少可以减少损失。
      被称为“四八”烈士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报告烈士生平事迹时,痛哭失声。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将烈士骨灰安葬在清凉山下,并建立了“四八”烈士墓。
      在政协会议上,我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会议成了我们代表人民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的讲坛。经过中共代表团和第三方面的努力,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的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个协议,这就在不同的程度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政协会议于1月31日闭幕。接着就是如何执行会议决议的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决定返都南京,许多问题只好留待到南京继续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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