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与现实_《黎明之屋》:土著生存现实的荒谬与超越
时间：2019-02-12 05:33: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黎明之屋》 印第安文学 莫马迪 存在主义 摘 要:《黎明之屋》是标志着美国印第安文学复兴的地标性作品。目前国内外评论往往关注该作品中的种族文化身份诉求以及印第安口头传统的现代呈现,而忽略文本产生的西方文化大语境。本文则从文本的“逃离―回归”的循环结构指出作品所体现出的西方存在主义思想,揭示作品中无所不在的荒谬感、个人自由选择超越荒谬感的可能性以及必须为此承担的责任,并指出正是阅读语境弥漫的存在主义意识促成了作品的广泛接受与赞誉。
《黎明之屋》(The House Made of Dawn, 1968)是1969年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宣告了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来临。作者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是基奥瓦(Kiowa)印第安人的后裔,是当今最成功的美国印第安作家之一。他的其他作品还有《通往雨山之路》(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 1969)、《古代的孩子》(The Ancient Child, 1989)等十几部,都以富有诗意又蕴含哲理的语言,阐释印第安人如何从其信仰和部落传统中汲取力量,回归印第安自我,在被种族偏视撕裂的世界上获得生存的真正意义。
《黎明之屋》讲述的是一个逃离与回归的故事。年轻的那伐鹤男子阿贝尔(Abel)为了逃离死气沉沉的印第安保留地,参加了二战,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他在战后返回保留地以修复那被大炮震碎的心灵,并努力让自己调整回原来的生活节奏。他和白人女子安吉拉产生感情,这多少慰藉了他战后的迷惘,然而他在一次部落仪典活动中因不堪骚扰而杀人。出狱后,他到洛杉矶的一家印刷厂当装订工,但种族不平等的生活现实让他无法适应。他于是再一次回到保留地,陪守抚养自己成人的外祖父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之后他将外祖父的遗体留在小屋中,开始在黎明的曦光中奔跑,脑海中回荡着那伐鹤族仪典的长调。
本书写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中最动荡的岁月,一个接一个令人失望和悲愤的事件肢解了美国人的生活。二战的幻灭、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核战争的威胁以及越战的焦灼,一起将人们从旧有的生活和信仰根基上推落下来,到处弥漫着没有安全、无所皈依、生存荒诞的情绪。这样一种生存意识终究要反映到想象领域,像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厄普代克的《兔子跑了》、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和索・贝娄的《赫祖格》等,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映像,反映的都是在“奔逃”的美国人。似乎在这一时期,从刚刚感知世界的青少年到经历了世事的中年人,只要对生存的境况感到不满,对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还有预期的人,都在奔逃。这些奔逃的美国人中也包括经历这个时代的有色人种,例如拉尔夫・艾利森笔下那在社会洪流中上下求索、最后隐身于地下室的黑人青年,赵健秀笔下痛苦迷惘的唐人街第二代,还有莫马迪笔下保留地长大的阿贝尔。他们之所以选择逃离自己的成长环境,是因为强烈地感觉到生存的荒谬。
荒谬是由于人对世界合理的期望,与世界本身不按这种方式存在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荒谬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特质之一。存在主义的思想重心落在人的现实生存,强烈关注生命和人生问题,即人、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选择,其思想先驱者有19世纪的祁克果、20世纪的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等,但真正影响了一代西方思想的存在主义代表还是法国的萨特、加缪和梅洛-庞蒂等。对于文学来说,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影响更大,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作家,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的作品都富有深刻的哲学内涵,表达了他们的存在主义思想。如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等。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人所生存的世界是荒谬的,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在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发展中,以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论题为出发点,推演出作为人类,我们并没有固定的本质,而是要在一个荒诞的、没有意义的存在中创造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其途径就是“自由选择”,但自由选择也意味着为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很多人找出种种借口推卸责任,认为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萨特看来这是一种自我欺骗(mauvaise foi/ bad faith)。深具悖论的是,“自我欺骗”也是一种自由选择,是“选择”将责任推诿于个人无法控制的条件。从这一点来说,存在主义在痛苦于世界的荒谬之时,为个人如何走出荒谬提供了哲学支持。正因为如此,萨特在三部曲小说《自由之路》、加缪在《鼠疫》中很清晰地展示,存在的荒谬可以通过个人献身于社会和政治事业而获得扭转。
那么,奔跑的阿贝尔怎样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存在主义意识?阿贝尔是一个沉默的行动者,他的沉默相对于喧嚣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更像一个“局外人”。他生父不明,他的母亲、兄弟、战友,最后连他的外祖父都先他而去,在他的世界中,死亡是一个强硬而连续的现实。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更会产生荒诞感,死亡成了一切价值的毁灭者,从而最突出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性。正因如此,阿贝尔才会在杀死那个骚扰他的白人之后,突然变得异常伤感。“……(死亡)就在那里,在这苍白弯曲的躯体中。阿贝尔跪了下来……在雨中他长时间地跪对着这个白人,俯视着他。”阿贝尔不是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探讨的存在主义一无所知,但作为一个活在西方世界中的个体,他直觉地意识到他所生存的世界的荒谬性。他该如何面对他所存在的世界的荒谬呢?
也许他可以选择自杀。加缪说自杀的根源在于“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由消失,这是不能忍受的;人不能够无意义地生活”。阿贝尔可以通过以死相拒,抵抗接二连三的死亡带来的强烈的荒谬感,以及失去尊严的生命。他曾和保留地其他印第安人一起去猎鹰。晚上,当他打开袋子,看到他所捕的那只鹰在颤抖,羽毛蓬乱,在月光下显得那么猥琐不成样子。“这一情景使他感到羞愧和厌恶。他在黑暗中一把抓住鹰的喉咙,将其拧断了气。”这是阿贝尔对死亡的主动选择,是对生存荒谬的最彻底否定。他从被猎获的鹰中看到了被现实绑住手脚的自我,他不是故意残害鹰的生命,而是选择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与尊严。
但是阿贝尔没有自杀,而是选择了逃离,以期在死亡终结一切之前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意识到,尽管不那么清晰,他可以找到生存的意义。事实上,在他奔赴战场之前已经意识到在死亡之外还可以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那就是不断摆脱既定的限制,实现面向未来的超越。还是在这次猎鹰行动中,当一只被释放的年老的鹰从视野中消失,“有那么一会儿,他还在空中寻找这只鹰……鹰使他心中充满渴望……其他人并没有看到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他从鹰重获的自由中看到了自己的内心,他意识到离开保留地可能是对荒谬现实的一种超越。
逃离是阿贝尔的自由选择,而回归也同样是他的自由选择,或者说是莫马迪等印第安裔知识分子的意向性选择。萨特认为自由选择是自我实现的前提,是赋予存在以意义的关键。自由选择总是朝向一个目标的“飞跃”(leap)。小说结束时阿贝尔似乎在精神上发生了“飞跃”。他从异化的资本社会中抽身而出,转向那伐鹤族的仪典、传奇和长调,从古老的信仰中获取力量,并由此完成从荒谬向意义的“飞跃”。他必须在一个本质上没有意义或者说荒谬的世界中产生自己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试图解释并超越荒谬的存在主义美学同崛起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化有了交集。
民权运动之后,各少数族裔开始强调其本族文化的独特性。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所推动的文化相对主义强化着族裔文化自豪感,当然也推动着对族裔文化产品的消费,否则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既缺乏发表机会,更谈不上获奖。另一方面,因为这些用英语创作的少数族裔文学的阅读主体是白人主流文化,因此在精神意识上往往有所迎合。很多这类作品不直接写种族冲突,而是将年轻一代的迷惘和颓废归结于对族裔传统文化的冷漠,向族裔文化传统的回归于是成了疗治时代创痛的万能药,也成了少数族裔文学的一个特点。《黎明之屋》的结尾正是暗示了这样一种回归:“阿贝尔在奔跑,并在呼吸之间开始无声地歌唱。万籁俱寂,他也没有发出声音,有的只是脑海中的歌词。他在上扬的歌唱中继续奔跑。花粉之屋,黎明之屋。”这是一个广受好评的开放性结尾,充满活力,气势宏大,意境深远。为什么这样一个结尾会成为读者的阅读预期?为什么这样的“回归”被看作对荒谬的超越而不是对荒谬的妥协?似乎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或任何有色族裔的美国人,只有认同了他出生其中的族群文化才能恢复元气,族群文化抑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祖先文化是其力量的不二之源。
这种阅读预期的背后正是种族主义的思路:白人就是白人,有色人种就是有色人种,有色人种不可能具有白人的现代性与现代意识。白人文化寻求的精神返乡之旅进一步将有色人种等同于原始性和前现代性,进一步拉开白人与有色人种的距离。白人也有其祖先文化,但有多少作品让其白人主角回到其祖先的口述传统,在古老的仪典中复原高卢精神或日耳曼精神?文化寻根类的少数族裔作品在主流文化中的卖点,就在于异化的后现代社会对前现代的“怀旧”。由于人与宇宙间和谐的失去源于白人推动的现代文明,这使白人文化无法作为文学载体去追抚往昔,后现代的怀旧只能寄望于那些被定型化的非白人族群。在主流文化看来,他们本性是原始的,他们无法适应现代文明,在现代都市中他们注定失落与痛苦,因此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族裔文化,这样他们的自我、本我才会在原始的超我中统一。总之,他们必须回到主流文化给他们划定的文化“保留地”中。
由此可以认为,以晨曦中的奔跑者作为书的结尾,虽宏大而充满象征性,却未必是对荒谬意识的彻底超越。这一意向代表希望与活力,却没有多少人思考太阳升起后的结果。因为时代环境对族裔文化自豪感的呼唤,读者在看到这一黎明中的奔跑者形象,听到回荡文化呐喊的长歌时,心情澎湃,不会再深究黎明之后的阿贝尔如何生活。生存对荒谬的超越是瞬间性的,不是永恒的。只要种族不平等的状况一直存在,只要保留地仍然被看作怀旧的文化化石,那么阿贝尔的奔跑就只是意味着一个新的“逃离―回归”循环圈的开始,荒谬在此意义上是永恒的。但《黎明之屋》是一本用英语写给非印第安裔读者看的书,文化回归是受众的阅读期待,因此对荒谬的瞬间超越也就够了。
阿贝尔在保留地和外面的现实间来来回回,却始终无法脱离保留地。造成这一荒谬境地的主要原因也是存在主义的,因为阿贝尔还没有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他曾选择加入二战的杀戮,选择成为产业工人,但每一次内心都无力承受选择的结果,他让自己躲避到酒精中,继而退回到保留地。但保留地文化已经如年迈的外祖父一样,在现代资本文化和种族主义的双压下剥落,已经无力成为年轻一代印第安人的精神依附。印第安的仪典和口头传统可以成为一种信仰,安抚从外面世界受伤归来的孩子,却无法替代这一代人在现代资本社会中建构价值体系。只要阿贝尔自身不能承受选择的后果,那他的一切努力不过是“自我欺骗”。
当然存在主义并不仅仅揭露存在的荒谬,还努力让每一个遭受了恐惧、焦虑和迷乱的心灵走出荒谬。正如萨特和加缪在创作中向读者所展示的那样,世界是荒谬的,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积极地、自由地选择,而不是无所作为。在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西西弗受罚终生劳役,将一块巨石从山脚推向山巅,可巨石一伺抵达山顶就又滚落山脚,西西弗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一苦役,这似乎是一种无望的荒谬状态,但西西弗却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面对,并从中创造存在的价值。过程就是一切,这是西西弗赋予自己行为意义的处境,也是印第安后裔阿贝尔需要面对的现实。白人的种族歧视与法律,使阿贝尔命定重复保留地生活。如同西西弗从山脚到山顶再到山脚的循环推石过程,阿贝尔的生活就是逃离与回归的不断反复。起初,他试图逃离这种荒谬的命运,但失败后又回来了;他再一次逃离,再一次失败而返。在祖父的灵床边守夜之后,他才似乎明白保留地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小说结尾所暗示的黎明中的奔跑和奔跑时脑海中的仪典长调,意义就在过程之中。
从小说的整体来看,阿贝尔的努力不断被不利的环境所抵消,他常常只能从酒精中躲避荒谬感。这种生存状况是20世纪60年代多数读者所共有的,他们在阅读中和阿贝尔一起走过荒谬的世界,一起在扭曲的生活中寻找存在的价值,正是存在主义的世界观赢得了读者。尽管今天评论界常将族裔文学从美国文学整体中分离出来研究,实际上二者始终互相呼应,互相映照,互相指涉,一起反映时代精神和价值。阿贝尔是他那个时代的美国年轻人,不可能站到时代潮流之外;莫马迪坚持印第安文学传统,却不可能超然于时代意识之外。
可以肯定地说,《黎明之屋》不仅仅是一本族裔小说,而且是一本伟大的美国作品,对人类的生存有着普世的存在主义的洞见。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09YS285项目“美国东方主义中的‘中国话语’”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朱骅,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N. Scott Momaday, House Made of Daw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2] [法]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责任编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