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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散文作家构成的复杂性】京派作家

    时间:2019-02-12 05:37: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京派 文学社团 京派散文作家   摘 要:京派散文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对京派散文家的认定也有许多不同观点。本文从京派变衍的复杂性以及学术界对京派散文作家认定的分歧加以分析,阐明京派散文作家构成复杂的原因,并从京派散文发展中梳理其作家的主要构成。
      
      京派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思想斗争激烈、文化发展多元化、文学流派林立、文学争论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学独立自足意识的文学流派。作为京派文学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散文――也是构成京派文学创作多元化的重要内容。京派散文在其发展中也呈现出京派独特的文化审美观,表现出了浓郁的文化审美特征和纯文学的艺术美学观念。但是,对于京派散文家的构成学术界却有不同认识,这就使京派散文研究集中在大多数人认同的几个作家身上,使得京派散文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一
      
      散文创作不仅丰富了京派的文学类型,也因此集结了大批的作家,为现代散文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松散的流派,在其形成的具体时间和构成人员上都很难加以明确的界定,要更好地研究京派散文作家的状况,我们首先应该从“京派”这个母体中去寻找答案。
      京派不是一个严密的文学团体,没有成立文学社团,是在新文学开始重视自身文体建设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呈现出一定的文体特征和审美倾向。如果我们以一般文学流派的认定方式来界定京派,作为一个流派它还少了一些东西,它“作为文学流派的显性特征不足,如没有正式结社,没有明确的组织和刊物以及共同的主张,限定不了其成员范围,不能完全确定其具体流派倾向”{1}。由于京派缺少正式的结社,没有开始的确切时间,所以要考察京派是由哪些人参与和构成也就显得十分困难。
      从目前看,研究者主要从京派作家所处的独特文化空间来对他们群体起源、分化、凝聚做了大致的说明,指出他们聚合、变衍的文化承续特征、刊物因素、学院派特征等方面。如杨洪承在《京派的生存选择与文化的时空置换――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形态研究之一》中说:“今天所谈论的京派文学社群,主要一脉相承于20年代中期滞留于北平的语丝社、新月社部分作家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等;同期在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部分师生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等;先后在《骆驼草》周刊(周作人主编,1934年创刊)、《大公报・文艺》副刊(杨振声、沈从文主编,1933年在天津创刊)、《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水星》文学月刊(巴金等编辑,1934年创刊)等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的作家群。”{2}这就指出了京派所处的地域性特征及其成员经历了从其他流派分化后重组并以刊物为中心聚合的特点。京派包括“语丝社滞留北京的偏重性灵趣味的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新月社留下或与之关系密切的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清华、北大等校的师生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原新潮社老作家杨振声、京派沙龙中心人物林徽因女士及1931年来到北平的王长简(芦焚)”{3},李生滨的《“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不仅从广义上概括京派作家的构成,指出语丝社、新月社、清华北大师生及新潮社的部分成员构成了京派的主体,而且还从社团间的密切联系中看到了京派作家是在审美情趣的相互影响中不断走向融合。研究者或从地域特征,或从聚合来源,或从文学观的大体一致性等对于京派构成做了判断,而做判断依据的多样化、复杂性及其存在着的不确定因素使得学界对京派成员划定无法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由于京派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宗旨、刊物和聚会,它是在北平的独特文化空间中缓慢生长出比较一致的审美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一群作家。京派作家随着流派的发展演变而带有复杂性,王继志在《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中指出:“京派作家群,其实是一个成员庞杂,时空跨度大,在行进过程中无论其队伍还是其文学倾向都有所发展变化的作家群体。一般认为它是由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冯至、曹禺、梁遇春、徐祖正、凌叔华、林徽因、梁宗岱、李长之、萧乾、芦焚、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所组成。如果着眼更广的范围,还可以包括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巴金、靳以等人。”{4}从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派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它几乎包含了京津地区除“左联”作家以外的大部分作家。他们在政治和文学的观念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契合,这就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即从文学风气和文学形态的共性)定义了京派的流派特征。一般而言,文学流派大都有比较明确的宗旨和较一贯的文学观和审美倾向;但是也有一些流派是在发展中、在内部论争中流派的显性特征才逐步表现出来,并随着流派的发展不断对自身进行调整,而京派就属于后一类。由于他们在文学倾向上的发展变化,对作家的分化与聚合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在京派这个大体系中发展着的散文,其群体构成由于京派的松散性特点和京派变衍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作家群体的庞杂性、不确定性,使得我们对其成员构成的认定具有一定的难度。学界在对京派散文的作家构成进行描述时,分歧出现了。吴福辉“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周围聚集起来的作家为主来加以认定”,指出京派散文家有沈从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芦焚、萧乾等{5}。范培松在《论京派散文》一文中依据京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在《从现实学习》对京派作家群作的描述认为“京派散文作家是由‘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组成,代表人物有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芦焚、废名、萧乾等,他们是中国现代散文作家的第二代,新生代,都是二三十岁的虎虎有生气的‘牛犊’”{6}。然而,吴福辉、范培松没有把周作人作为京派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列入其中。而周仁政的《论后期京派文学》则认为周作人是早期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认为他和俞平伯、梁遇春的小品散文反映了早期京派的趣味主义倾向{7}。许道明在《京派文学的世界》中认为:“周作人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京派作家……京派文学,诚然是由诸如周作人等几个资深作家整合的结果,但这种整合不同于‘左联’,更多的是以北平为中心的一批作家在政治和文学的观念上不同程度的不自觉契合,充分的、成熟的派别性质尚未具备。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言论和行为,作为标准,自然并且符合实际地对京派文学的破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种意义大抵犹如种子撒在田地里,种子与日后的禾苗,有承继的一面,也会有变异的一面,不宜同日而语。……周作人一般可以作为过渡性质或前驱性质的人物看待,梁实秋或许会有些微的不同,但大体而言,也可作如是观。”{8}其实,许道明的观点也恰恰支持了周仁政之说,说明周作人在散文方面的建树与京派散文发展有着无法割断的渊源关系,周作人对京派散文及其作家所做的抚育工作也是无法抹去的。因此,对于周作人与京派散文的关系就不能完全割裂开,而周仁政在京派散文家构成中就提出了前期以周作人、废名为代表;后期以沈从文为代表之说。在京派散文发展中,沈从文针对周作人、林语堂提倡“趣味主义”的小品文发难,试图建立以高尚情感为旨趣的文学园地,正预示着京派散文由早期的周作人、废名所代表的重视自我表现的“趣味主义”的散文审美观向重视表现人生的“理想主义”的审美态度转变。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京派作家,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审美认同的改变也在悄悄地影响着京派散文创作群体的聚合。高恒文在《“京派”:备忘与断想》中指出了周作人、梁实秋与沈从文等人在文学思想上的分歧,并指出“梁因此很难说是一个‘京派’作家(理论家)”{9}。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他更主要的是指出梁实秋与京派整体的分歧,但是这也说明文学思想上的分歧是京派散文作家聚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京派散文作家是在较一致的审美认同中走向聚合,又由于审美认同的改变而分道扬镳。
      对京派散文作家构成作前、后两个时期的划分说明了京派散文在发展中的变化,包括人员构成、美学思想、聚合形态等多个方面。这也是京派散文作家构成的复杂性因素之一。
      
      三
      
      京派散文的发展经历了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在文学思想上又有转变,要了解京派散文作家的构成必须从京派的变衍和对京派散文发展的梳理中来寻找答案。
      在京派的衍生与变化过程中,一部分从《语丝》分化出来留在北平的作家,他们于1930年5月以《骆驼草》为依托聚合为一个团体出现于文坛。《骆驼草》上有周作人、俞平伯、梁遇春的小品散文,徐祖正的文学批评等,集合了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初期京派散文作家的基本阵容。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深谙西学的要义;内心有着深刻的故土情结,又与北平故都心心相通;名士才情与北平大学城里浓厚的学术氛围融合,构筑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审美选择。其中典型的代表作家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近十年间不断地对新文化运动和自身的文学选择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文风由“凌厉浮躁”开始转向“冲淡平和”。周作人转而从晚明小品中汲取营养,他在《骆驼草》上发表的散文《水里的东西》《西班牙的古城》等开始显示了其散文风格的转变。恰恰是这样的散文审美认同,影响了废名、俞平伯等京派散文家,把《骆驼草》当成了他们的栖息地,显现了“趣味主义”的倾向。于是,伴随《骆驼草》的创刊,20世纪30年代在周作人身边围绕的一群散文作家构成了京派散文群体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新月》分化出来的作家。1926年“新月”派文人南下到20世纪30年代初该派文人重返北平,经过了分化,并与《骆驼草》的成员互相融合,成为20世纪30年代“京派”队伍和结构的主要班底。从1930年到1934年“新月派”的成员陆续回到北京。胡适、罗隆基等人虽不参与政治,却志在“议政”,并创办了《自由评论》这样一个专门“议政”的杂志。这种人生态度和文学旨趣的差异导致了新月社的分化。叶公超、闻一多、林徽因、梁实秋等人则志在“学文”,在北京组织“学文社”并创办《学文》杂志,他们与《骆驼草》的成员颇有来往、合作,成为20世纪30年代“京派”的构成基础。另外,20世纪30年代初,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陆续聚集在北平,并在北大、清华或其他学术机关任职;他们参与并发起“京派”许多重大活动,迅速成为“京派”队伍中一批重要的力量,他们就是林徽因、梁思成、梁宗岱、朱光潜、李健吾等人。这样,一个复杂的群体逐渐汇合又分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坛上驰骋着。
      从京派创作散文的实际来看,主要散文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沈从文,以及一批后起之秀如萧乾、芦焚(师陀)、何其芳、李广田等人。京派散文作家是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师生为主体,起初他们的散文在这些学校创办的《骆驼草》《文学月刊》《水星》等刊物上发表。《骆驼草》上的散文显示了早期京派散文作家周作人、废名等的“趣味主义”倾向。到1933年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文艺副刊”逐渐成为了京派散文的重要阵地。1935年9月,京派散文家萧乾也参与了这一副刊的编辑事务,一直延续到抗战前夕,这个副刊始终是京派散文的主要园地。特别是1936年,沈从文和萧乾等京派著名人物参加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活动,京派散文的重要作家何其芳的《画梦录》获得了大奖,大大提高了京派散文在文坛上的影响。当时其他的京派散文家芦焚、李广田、废名、萧乾等也纷纷出版散文专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画梦录》的获奖和《湘行散记》的成功标志着京派散文得到社会的确认,同时也显示了京派散文的独特艺术魅力。
      这样京派散文作家群既有领衔人(周作人、沈从文),又有阵地(《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还有一支作家队伍(何其芳、芦焚、李广田、萧乾、废名等);而且京派散文创作成果颇丰,有一批散文专集出版并获奖,这样京派散文逐渐形成了具有影响的气候。作为京派散文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对这群作家的活力和文学创作的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争夺口号名词是非得失过程中,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已得到了个‘杂文高于一切’的成就。……然而在北方,在所谓死沉沉的大城里,却慢慢的生长了一群有实力有生气的作家。曹禺、芦焚、卞之琳、萧乾、林徽因、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是在这个时期陆续为人所熟悉的,而熟习不仅是姓名,却熟习他们的用谦虚态度产生的优秀作品!……这个发展虽若缓慢而呆笨,影响之深远却到目前尚有作用,一般人也可看出的。”{10}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京派散文的鼎盛时期,它是中国现代散文在20世纪20年代成熟之后的又一次活力喷发。
      京派散文家的构成无法用确切的标准来划定,或以某一种刊物,或以某一类型的聚会,或以某一种代表性的文体……这些都无法准确地圈定京派散文作家的成员。于是,散文创作实践和共同的文学旨趣成了他们汇聚成京派散文群体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邱晓明,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1} 王嘉良、马华.京师访萧乾.浙江师大学报[J].1989(4).
      {2} 杨洪承.京派的生存选择与文化的时空置换――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形态研究之一.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1999(4).
      {3} 李生滨.“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2(2).
      {4} 王继志.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2(4).
      {5} 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6} 范培松.论京派散文.文学评论[J].1995(5).
      {7} 周仁政.论后期京派文学.文学评论[J].2001(5).
      {8} 许道明.京派文学的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24.
      {9} 高恒文.“京派”:备忘与断想,文艺理论研究[J].1995(4).
      {10}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大公报[N].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311-312.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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