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渭游幕生涯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

　　关键词:徐渭 游幕 文学 关系 　　摘 要:徐渭作为明代游幕文人的代表人物,他的游幕经历具有比较典范的意义,其文学创作也与游幕生涯息息相关。明代幕府制度的改变,使得包括徐渭在内的多数文人的游幕动机不再以入仕迁转为目标,而是带有显著经济化的特征。但从幕修等实际所得考察,明代游幕文人的经济条件并未由此而获得根本改观,他们的整体生存处境与历代游幕者相比是最为恶劣的。为了获得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幕修,明代游幕文人在幕中的写作方式以代笔为主,具体内容则常常因幕主的社交需要而定,这直接抑制了幕客们真情实感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他们文学才华的发挥,并最终影响到此类作品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游幕又为徐渭等布衣之士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军国大事和开阔视野的良机,还能藉此广交诗朋文友,进而丰富其文学创作的题材与内容,同时对于文学传播空间的拓展,游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徐渭一生频繁游幕,历来被许多研究者视作“绍兴师爷”的鼻祖,但他的游幕方式与清代的刑名、钱谷师爷等充分职业化的幕宾有着很大的区别,他更适于被作为一位明代游幕文人的典型来看待。徐渭的游幕生涯对其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诗文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游幕期间完成的,还有一些作品则烙有深刻的“游幕记忆”,两者之关系却一直为学界所忽视。本文拟以徐渭为考察个案,来揭示明中叶以后游幕文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并且对当时游幕作品的产生机制进行初步的探究。
　　
　　一
　　
　　明以前,由于辟署制的存在,文人可以通过入幕的方式获得仕进和迁转的机会,这意味着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动机是摆在首位的。到了明初,这一制度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被取消,“有明一代,用人之权悉由吏部”{1},明代士人的游幕行为就几乎与仕途毫无关系了。关于这一点,具备丰富游幕经历的徐渭自有着切身的体会,其《代赠金卫镇序》云:
　　
　　自西汉至赵宋,凡文武大臣简镇中边,职将帅或暂领虎符,得专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补所不及。毋论已仕与不仕,虽贱至隶厮养,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明兴,始犹循之,尤称得人,然不专以幕僚目。自科举之制定,而举者颇多得人,毋事辟请;至于今,即有辟者,亦非古所辟之主与宾矣。{2}
　　
　　我们从这番话不难感受到徐渭对过去游幕之士的艳羡之情,毕竟,“学而优则仕”是历代文人所普遍追求的人生目标。不过,虽然入仕无望,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文人们尤其是科举蹭蹬的布衣之士仍然会选择游幕,其初衷显然更多是出于经济而非政治考虑。
　　那么,游幕究竟能在经济上给普通文人带来多大的收益呢?关于这一点,后世往往喜欢进行夸饰性的描述,如《列朝诗集小传》记林章事:“尝走塞上,从戚大将军继光游,座上作《滦阳宴别序》,酒未三巡,诗序并就。将军持千金为寿,缘手散去。”{3}此段文字到了陈维崧《邵山人潜夫传》,则又被渲染成:“(林章)援笔立成数万言。大将军读之,且读且拜,立献黄金二十镒,白金二百镒,貂十,名马二,他(王毒)瑁、火齐、珊瑚、明珠悉称是”{4},几成小说家言。又如《戚少保年谱耆编》记郭造卿事云:“万历八年春二月,筑莲心馆……乃处山人(郭造卿)于其中,享以千金,为修志计。山人第携金归,而志终弗就也。”{5}再如张岱《家传・附传》中称其三叔张炳芳:“云间何士抑、金斗许芳谷官于越,三叔居幕下,不咨询不敢理郡事。三叔以诸生遂创大厦,土木精工,费且巨万,皆赤手立办之,不为苦。”{6}似乎游幕文人的收入动辄“千金巨万”之数,真实情况则并非如此,像钱谦益的记载本源自林国炳的《林初文先生全集叙》,所谓“千金”实为“千金紫貂”{7}。徐渭在胡宗宪幕府期间深受幕主赏识,称得上春风得意,而他最大的一笔幕修也不过是白银两百二十两{8}。嘉靖四十二年(1563),徐渭奉礼部尚书李春芳之召入京,收到的聘银仅为六十两{9}。万历四年(1576)孟夏,徐渭又受宣府巡抚吴兑之邀北上游幕,第二年春辞幕而归,据其《卖貂》诗题下注云:“予再北,以贽文得貂帽领,敝其三,卖其六,乃不满十五金。”{10}可谓每况愈下。徐渭所游之幕基本上还是大学士幕、督抚幕之类的“大幕”,至于那些游于州县幕的文人,由于幕主本人的俸禄就很低,他们的幕修就更加微薄了。可见在明代,游幕虽然可以让文人解决一些生活困难,但借此“暴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除了正常的幕修之外,游幕文人在幕中有时还存在其他额外的经济来源。丁元荐《西山日记》记载:“公(胡宗宪)方酣饮,徐生(渭)辄先醉,公度其有所请,格于酒,索其袖中,有讼谍,即手批阴纳其袖。夜半酒醒……出其牒,已批且印矣。其人直馈数百金,为生客舍资。”{11}虽然个中描述仍不免有夸张之嫌,但是为人“居间”从而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确实是明代文人游幕过程中普遍的现象。最后,入幕文人还不时会接受到幕主下属以各种名目给予的馈赠,我们从徐渭在吴兑幕府期间所作的一些赠诗即可见一斑,如《王口北见遗貂帽,因往二首》《许口北遗以绫绵三物,题曰袍具,作诗谢之》《辽东李长公午日寄到酒银五两,写竹笋答之,书此于上》等。但是这些均非固定的收入,算不上可靠的经济保障。
　　纵观中国古代文人游幕史,明代的游幕文人既无法像宋元以前的游幕之士那样“姓名达于台阁,禄秩注于铨部”{12},其幕修又远不如清代幕业兴盛时的师爷们可比(据汪辉祖《病榻梦痕录》记载,清代普通的刑名、钱谷师爷的岁修一般是二三百两,多者则高达八百两),而奔波劳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徐渭在胡宗宪幕府期间,因夙有心疾,不堪幕中文牍之累,偶尔返乡调养,却遭到幕主怀疑,只得上书再三申辩,其《奉答少保公书》云:“前日禀辞明公,疾已发作,道远天暑,抵家益增。今者伏奉使书,其人亲见渭蓬跣不支,亲友入视,送迎之礼全废。渭有此阻滞,自信不欺。”{13}又云:“今者使人入门,突然见渭仍旧蓬跣,并非饰诈,缘此不敢弃远家室,冒暑涉途。渭谨昧死请乞再假旬余之期,天气稍凉,病或消减,渭即驰赴函丈,伏聆德音,陈谢谨伸,谴责甘受。”{14}言辞谦卑,近于哀求,在此窘境中他仍然带病完成了胡宗宪交付的代笔任务,惟恐引起幕主的不满。
　　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当徐渭得知胡宗宪即将从岭南回师,便长途跋涉,赶去迎候,其《西江篇》题下注云:“少保公视师广信,遂入龙虎山祝寿,予方候于齐云,不至,是日冲雪还歙,寒甚,僵于驴背。”{15}这些材料中所呈现的徐渭形象与陶望龄、袁宏道《徐文长传》所描绘的狂傲之士判若两人,显然,前者才是明代幕客更为真实的写照。徐渭有位诗友名叫叶子肃,是戚继光的幕客,戚先后担任福建、蓟镇等处总兵,每换一地,子肃亦随幕转徙,终因劳累过度死于途中。徐渭分别赋有《送叶子肃再赴闽幕》《送叶子肃赴三团营》和《子肃再赴戚总戎所,未至,死于都下》诸诗,末首为悼亡之作,诗曰:“幕中宾客盛文词,幕府黄金君再持,共拟归来作生计,不堪老去哭相知。一春绿草飞蝴蝶,千里黄沙暗鼓鼙,两地分明谁苦乐,游魂莫遣到家迟。”{16}亦为当时游幕文人的一个缩影。因此,相较而言,明代游幕文人的生存处境可以说是历代游幕者中最差的。
　　
　　二
　　
　　包括徐渭在内的明代游幕文人,其幕修一般都是通过“贽文”来获得的,而这个“文”主要指的就是代笔之文,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游幕文人幕中的写作方式。谢榛是赵康王门下著名的幕客之一,他曾自述云:“嘉靖甲寅春,予之京,游好饯于郭北申幼川园亭。赵王枕易遣中使留予曰:‘适徐左史致政归楚,欲命诸王缙绅辈赋诗志别,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诸体二十篇,以见邺下有建安风,何如?’予曰:‘诺。明午应教毕,北首路矣。’”{17}这显然就是一次典型的奉命代笔的经历。从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所作的代笔之文来看,不仅数量可观,“记文可百篇”,而且内容非常广泛。有的是代撰祭文,如《代督府祭王封翁文》《代祭阵亡吏士文》《代督府祭赵尚书文》;有的是代撰疏文,如《为请复新建伯封爵疏》;有的是代撰谢表,如《代胡总督谢新命督府表》《代擒王直等降敕奖励谢表》《代被论蒙温旨谢表》《代闽捷赐银币谢表》《代考满复职谢表》;还有的是代撰贺启,如《代贺严阁老生日启》《代贺李阁老生日启》《代贺徐阁老考满启》,等等。它们几乎涵盖了幕主胡宗宪社会交往、朝中应酬的各个方面。
　　后来徐渭入李春芳之幕,最初也是受命代撰青词,只是由于其他原因才主动辞幕而去,朱察卿《与徐文长》记云:“往岁知足下在长安不肯为相门作玄文,仆闻而高之。”{18}至于在边塞幕府期间,徐渭所撰的代笔之文亦复不少,如《代宣大诸大吏邀宴开府》《代请吴总督启》《代边帅寿张相公母夫人序》等。代笔本是古代文人的一种写作传统,以卑者为尊者代居多,到了明代更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明代科举以八股“时艺”取士,因此很多入仕为官者并不熟悉“古文辞”写作,而官场交际、送赠贺启之礼又偏偏多用之,在此情形下,“其势不得不取诸代”{19}。对于游幕文人而言,这正是他们的日常“功课”,也是其生存之本。
　　那么,这些帮助游幕文人改善生存境遇的代笔之文,其文学价值又如何呢?拿徐渭最著名的代笔之作《代初进白牝鹿表》(简称《白鹿表》)而论,一方面由于它“上达圣听”,并且得到嘉靖皇帝的赞许,在当时广为流传,不仅为作者博来幕主的赏识,而且赢得了一定的士林声望。当时在朝为官的张翰曾亲眼看到过此表,说它“表语精工,一时称最”{20}。陶望龄则形容道:“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甚。”{21}四库馆臣评价《徐文长集》时,亦云:“中多代胡宗宪作,进白鹿前后二表,尤世所艳称。”另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则对此类代笔之文持批评态度。张岱曾校辑整理过《徐文长佚稿》,书成后,他在给王思任的信中写道:“某以年少,务在求多,不能领略。今见佚稿所收,颇多率笔,意甚悔之。今二集俱在,求年祖大加删削。”并特别强调:“某谓幕中代笔,如《白鹿表》之类,悉应删去。”{22}其实,即使徐渭本人又何尝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他在《幕抄小序》中便坦承道:“予从少保胡公典文章,凡五载,记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非病于太谀,则必大不工者也。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23}这些代笔之作,由于是为人作嫁,往往言不由衷,而且备受约束,难以施展,其文学价值遭到质疑也在情理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幕主之外,明代游幕文人的代笔对象还往往包括幕主的下属官员,甚至是幕友。相比较而言,这些作品不必处处摹其口吻,也不必刻意地隐藏自己的作者身份,有时还可以在文末明言此为代撰,如“谋余言以赠之”云云。也因此,这类作品更容易显出作者的才华和风格来。
　　如徐渭所撰《陶宅战归序》,是他代幕友王寅所作的,他于文中描绘了一位能谋善战的明军下层军官“会稽尉吴君”的形象。在与倭寇的陶宅之战中,这位“吴君”最先提出克敌制胜之策,但“主者不然之”,结果惨遭失败。这场战役中,只有主人公“所部七百人无一死者”,并且“以己所乘马脱兵备副使”。直到此时,当道者才“恨不早用君之言”。作者于文中大发感慨云:“嗟夫,世独忧无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虚位,在下者无实权,此时所以日敝也。”{24}这种带有现实批判色彩的文字在其为幕主代撰的文章中根本无法见到,没有了官场交际的刻板要求,游幕文人在下笔时无疑会更加自由、洒脱,甚至还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三
　　
　　宋代学者胡翼之称:“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则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学者矣。”{25}明代的许多文人便是通过游幕的方式来开拓视野和广泛交友,进而丰富其诗文创作的题材与内容。万历间,时任大同巡抚的梅国桢邀请袁中道入幕,后者犹豫不决,袁宏道则积极鼓励,力促此行。在给父亲的《家报》中,袁宏道写道:“三哥颇为同侪所推许,近日学问益觉长进。昨梅中丞邀请数次,因塞上苦寒,尚未成行。梅,真正好汉也,儿恨不识其人。三哥识有余,而胆气未充,正是多会人、广参求之时,想故乡一片地,横是麟凤塞满,真不必令其在家也。”{26}清初著名的游幕文人陆元辅亦深有体会地指出:“诗必游而后工。”{27}
　　在游幕以前,徐渭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员,社交不广,诗名不彰。在胡宗宪幕府期间,他得以结识当时唐宋派的代表人物茅坤、唐顺之,并受到他们的推许,同时还与布衣诗人沈明臣、王寅等成为挚交好友。他们彼此间唱和答赠,诗文往还,成为明代文人游幕史上的一段佳话。特别是徐、沈二人同出越地,又共入胡宗宪幕下,因此常常被后人相提并论,称“身起诸生,入胡少保幕,称国士,其遇同;操笔马前,咄嗟草檄,视为常事,其志亦同。当时徐之《白鹿表》、沈之《铙歌》,皆已见于天下矣!”{28}这段记述中所提及的沈明臣《铙歌》(《丰对楼诗选》作“凯歌”)诗是在一次著名的幕府宴饮中写就的,非常脍炙人口,诗云:“衔枚夜渡五千兵,密领军符号令明。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29}屠隆《沈嘉则先生传》对沈明臣作诗的情景有生动的记载:“一日公(胡宗宪)燕将士烂柯山上,酒酣乐作,命先生作《铙歌鼓吹》十章。援笔立就,至‘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胡公矍然起,捋先生须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30}其时徐渭也在座,并赋有《宴游烂柯山》组诗四首,影响虽不如《铙歌》,亦堪称佳作。这些作品之所以精彩,与他们能够身临其境、近距离地接触前线战事有着重要的关系。
　　胡宗宪幕府是嘉靖间东南抗倭的指挥中心,身处幕下的文人可以获得关于战争进程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有机会赋之于诗文。徐渭有一首《胡令公镇浙,海寇远遁者逾年,至是有为风所迫者不得,已分遣将吏,指授方略往击之,而公犹亲出视师,因以拊循郡邑。旌盖出郭门,诸将告捷者纷至,抵萧山,又至,章疏再三易而复上。是日渭自家驰诣幕中,秉烛燕语,不胜欣庆,赋此奉呈》也是幕中的代表作,从诗题上看,徐渭刚刚从家返回幕府,在与幕主的交谈中得知明军接连获胜的好消息,内心无比喜悦。诗歌写道:“偏将分驰日几程,高牙犹复事东征,江云隔岸来迎舸,海雨随风去洗兵。奏章每从灯下换,捷书又见马前横,西还即是朝天路,双佩行看拂玉京。”{31}大军获捷,自然要上奏朝廷报功,诗人捕捉住“奏章每从灯下换,捷书又见马前横”这一细节,生动再现了当时捷报频传的难得景象。徐渭现存作品中,类似的抗倭诗歌为数不少,大多是幕中所作,它们和其他胡幕文人的创作一起成为这场旷日持久、举国骚动的“嘉靖倭患”的文学记录。
　　万历初年的边塞之游则是徐渭人生中又一个创作高峰期,他撰写了大量的边塞诗歌,如《边词廿六首》《上谷歌九首》《观猎篇》《观宣镇车战,用炮以制虏,夜归小饮寺中,老僧直用芦笙吹海青搏鹅曲》《上谷仲秋十三夕,袁户部、雷麻两总戎、许口北诸公邀集朝天观》《小集滴水崖朝阳观》《九月望日再集镇虏台》《早渡银洞岭》《胡市》等,其中不乏优秀之作。除了惊异于边塞风光外,作者还亲身领略到当时“隆庆和议”后边境安宁、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景象,并深受触动。他在《上谷边词》中写道:“胡儿住牧龙门湾,胡妇烹羊劝客飧。一醉胡家何不可,只愁日落过河难。”{32}两个长年战争不断的民族能够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在过去的历史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身处这样热情劝客的友好氛围中,诗人忍不住吟唱出“一醉胡家何不可”的内心感受来。民族和解还使得失散多年的亲人得以重新团聚,徐渭亦有诗记云:“沙门有姊陷胡娃,马市新开喜到家。哭向南坡毡帐里,领将儿女拜袈裟。”{33}活画出一幅人间悲喜剧来。正因为真实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对双方的好处,所以徐渭在《胡市》一诗中便以谐谑的手法写道:“千金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学棋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嬴。”{34}我们不难看到,正是游幕边塞的经历使得徐渭的边塞诗作中才有了如此鲜活的内容,从而在明代边塞诗歌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明代,与徐渭一样有游幕经历的文人并不在少数。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当时许多文人在未获功名前或弃官失职以后往往都会有游幕之行,或者受邀入幕,或者主动出游,其游幕的对象也各不相同,如总兵幕、督抚幕、大学士幕、藩王幕等。大规模的游幕之风使得跨地域、跨阶层的文人交往与文学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众多布衣出身的中下层文人由此获得了与当时“精英阶层”、封疆大吏及台阁重臣们情感接触与文学切磋的机会。他们之间的诗文唱酬、诗旨讨论及诗社活动在增进彼此间情谊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文学理论的进步和各种文学作品的传播,进而推动了明代文学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晚明文学的繁荣。对这一游幕文人群体及相关文学创作予以关注,无疑是明代文学研究一个值得开拓的领域。
　　
　　作者简介:吕靖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1}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1页。
　　{2}{8}{9}{10}{13}{14}{15}{16}{19}{21}{23}{24}{31}{32}{33}{34} [明]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4页,第612页,第1329页,第284页,第458页,第459页,第224页,第266页,第536页,第1337页,第536页,第529页,第226页,第419页,第363页,第361页。
　　{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9页。
　　{4} [清]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五。
　　{5} [明]戚祚国:《戚少保年谱耆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7页。
　　{6}{22} [明]张岱:《琅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1页,第139页。
　　{7} [明]林章:《林初文诗文全集》,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首。
　　{11} [明]丁元荐:《西山日记》,清康熙二十八年先醒斋刻本,卷上。
　　{12} 张纯明:《清代的幕制》,《岭南学报》1949年第2期。
　　{17} [明]谢榛、李庆立校笺:《诗家直说》,《谢榛全集校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2页。
　　{18} [明]朱察卿:《朱邦宪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十五。
　　{20} [明]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6页。
　　{25} [宋]王�《默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页。
　　{26} [明]袁宏道撰、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27} [清]陆元辅:《燕游草序》,《陆菊隐先生文集》,清刻本,卷六。
　　{28} [明]薛冈:《徐文长诗选序》,《天爵堂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本,卷一。
　　{29} [明]沈明臣:《丰对楼诗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二。
　　{30} [明]屠隆:《由拳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卷十九。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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