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不屈而词穷]理什么词穷
时间：2019-02-17 05:32: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曾几何时，“舆论一律”风行，连《参考消息》的读者范围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因为“外事无小事”，百姓对国际事件绝不可妄评，外交和军国大计就更不用说了。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近年来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急速攀升，国际政治的透明度大有不同，一时间，国际问题评论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新闻媒体上与股评家和房产分析家平分秋色，国际问题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将“国评”的水平提高到“股评”之上却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得承认，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但近年时来运转，却突然成了显学，究其原因，不过是靠了“国际”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远不如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在中国大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一门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西化的学科，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期间确实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多数人都以为冷战的格局能够无限期地维持下去。既然有固定持久的研究对象，那些自诩能够用科学方法分析现状和预测未来的种种理论应运而生。如同西方经济学一样，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冷战的“均势格局”大致不变）的基础上，将科学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似乎是可行的。但问题就出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错误假设上。冷战的发展路径和突然结束的时机与方式表明，实力消长和其他所有的条件都起了变化。由于国际关系理论同现实国际体系的重大变迁似乎毫不沾边，于是它的行情开始一路下跌，“科学性”权威在今日已荡然无存。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对冷战的分析力度还不如历史学，甚或哲学。本来按照摩根索和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苏联主动放弃超级大国的战略优势是不可能的。至于“理想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更是与现实大相径庭。
更有甚者，按照西方这些现成的理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造就一个寻求全球霸权的大国。于是我们的“国评家”们就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悖论：一方面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崛起不会步其他大国的后尘，而另一方面又坚持国际关系理论的强权政治逻辑，于是任何关于“崛起”的声明似乎都难以让人信服。至少，我们无法用这些理论来有力反驳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当然，在学术象牙塔之内交流西方理论时，中外学人的地位还是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语境中立论。然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在国际理论界至今没有发言权，因为它始终没有脱离西方话语的笼罩，但这并不影响在国内对国际事务做时评时，“国评家”用种种貌似“权威”的语言，来弥补话语劣势的缺陷。这也可能是很多专家学者对在媒体上曝光情有独钟的原因。可是，如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之多，世界格局变化速度之快，谁也不敢妄言自己的预测是科学的，于是一时间似乎人人皆可当“国评家”，在鱼龙混杂的“国评”界，专家们还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可言呢？
把国际关系学的困境同另一个“拿来”的显学――经济学做比较是很有意思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危机，当开放初期的那种人人受益的所谓“帕累托效应”被日益增长的利益冲突所取代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在化解这些冲突中近乎“失语”。我们真正有效的思路不是某种经济学理论，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近来，有人提出要用经济史为中国经济学“解困”，但如何入手却语焉不详。我以为，其实只要打破中国经济学不能接着传统思想继续讲的禁锢，便会发现传统的经世济民的人本思路不失为解困的一条出路。人文学科没有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撑是难以为继的，问题不在于用历史还是现实为分析工具，而在于基本概念和话语的转换。我们现行的经济学“关键词”几乎全是外来语，用这种语言来解释“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是困难的。比如说，用它来解释“三农问题”的“新乡村建设论”就脱离不了所谓“现代化理论”的桎梏。
接着传统继续讲的思路对国际关系学的解困也是应当有启发的。较之经济学，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处境更加糟糕。西化的中国经济学毕竟还有西方较为成熟的学术规范的约束。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本来就是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而且在引进过程中一直没有建立规范的词汇和术语参照标准，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语言混乱的程度令人瞠目。比如，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关键词”“power”,尚无准确的译法。而中国的“大国”概念如何用英文表达则更是个难题。所谓大国，即Great Power,是指那些有影响世界体系发展的实力并具有全球视野的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被引进之前曾被译成“列强”是有道理的。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吃了西方列强很大的亏，无法接受同其他“列强”相提并论的事实。于是种种译法层出不穷，都是为了躲避“列强”这个字眼。官方语言干脆把它称为“big country”,这在外人看来只是一个地域和人口的概念，全然无法达意。
语言的混乱反映的是中国学人在传统对外关系思路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关系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用违背历史的欧洲中心史观来裁剪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必定要走进死胡同。这个失误不自今日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认为用违反传统语言结构的文字能打破千百年的传统。实际上，任何语境所产生的正是权力关系，在同一种文化之内已是如此，族群或国际之间的关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新的历史观全部仰仗外来语和移植词，这种“现代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将话语权拱手让出。
实际上，“现代思维”的特点是以斗为主。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依笔者之见，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黑暗与光明、生与死、新与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那些互相对立的移植词，例如理论/实践、唯物/唯心、民主/独裁、具体/抽象、积极/消极、绝对/相对、主观/客观、肯定/否定等等。基督教的本体论、目的论和末世论即通过这一大批移植对应词输送到中国。它们的问题主要还不在于“用”，而在“体”，即对中国语言，特别是对中国人思维方式“本体”的扭曲。举例来说，长期以来，人们对张之洞的“旧体新用”说的批评反映出论辩语言上的混乱。张之洞的旧与新本无对立的含义，符合传统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无断限之新的意思，新学中包含了同旧学相融合的内容。而“五四”以后的学人的立论基础却是康德的“新与旧”、“启蒙与愚昧”、“光明与黑暗”和“传统与进步”的截然对立的那个“新”。中国知识界向西化语境的全盘位移使张之洞这位有独到见解的改革家成为“传统”、“保守”的代言人。
应当说，西化语境本身并无所谓对与错，它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基督教传统的二元主义思维习惯上。二元主义认为事物的两面一正一反相斗，此乃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人则相反，认为正反之间本身便有合或相互包容，并不以“斗”为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比如中国人不会为了强调男女的不同而造出男为“非女”或女为“非男”的概念；认为乾道成男，坤道生女，天经地义。二元主义则强调有甲必有“非甲”，两者相斗，产生乙，有乙必有“非乙”，相斗之后产生丙，并照此规律无限进行下去。
我们都希望中国传统思想可以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仅靠移植词和外来语是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国内学人的思路在今日还显得十分混乱，我们在国际上认同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强权为公理，在国内则注重利益冲突，以建立“制度”为第一要务。学人提倡的西方化“制度建设”，例如“法治”等等，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均是以斗和化解冲突为主旨的，于是，外人从自己的逻辑立场出发，对我们的“和平崛起”难以理解和相信。
中国人真的无法解释自己、让世界了解自己了吗？就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在中国重新恢复历史地位的时刻，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话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需要正名，正名的目的在于矫枉，在于开辟对外关系的新思路，掌握外交的主动权。
二十世纪初，《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目睹当时外来语与移植词泛滥成风的现实，作过一首颇为风趣的打油诗，是为《新名词诗》：“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此处，李宝嘉列出的大量外来语现在已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移植词。团体、脑筋、目的、思想、精神、方针、势力、中心等等仍然是我们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关键词”。这类词汇数量极大，大多数均有西文的对应词，是中国人讨论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有关问题的主导用语。中西传统思路迥异，用词却如出一辙，无怪乎互相之间沟通极难，因为中国人“重和合”的表达载体仍为西方人“重争斗”的语言。 简言之，经过几代人的“层累构造”，二元主义语境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留下了大量的硬伤，特别是外来语和移植词的陷阱。无怪乎当今社科“核心期刊”上的“关键词”几乎没有本土语言。国际关系学正是在这个混乱局面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拨乱反正的任务更加艰巨。
国际关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一个学科？依笔者之见，它注定是一个学术交叉的前沿学科。国际关系涵盖历史传统、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是“究天人之际”，不承认基督教传统的目的论和原罪―救赎史观。这应当成为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座右铭。中国传统不承认任何普世原则，坚持政治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的有机联系。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起步的国际关系学首先要打破二元主义的禁锢，放弃自笛卡儿以来的那种寻求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建设方法。
同时，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全球化的利弊且不论，国际关系研究离不开经济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国际经济关系的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因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反映的是大国实力消长的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有着自丝绸之路以来的悠长的历史传统。中国也是“自由放任原则”的发祥地。历代朝廷，特别是明清两代，都对国际贸易操控得十分娴熟。所谓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其历史地位的恢复。巨额贸易顺差和大量的硬通货的积累在历史上早有先例。所幸的是，在目前的国际体制下，自由贸易受到较为规范的保护,大可不必视贸易摩擦为危途。为什么历朝的历史经验不能作为我们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的起点？至于中国传统中未曾出现过的问题，特别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操作规律更需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不是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人在很早就对货币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十九世纪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一个新课题。货币关系不但是大国关系发展的引擎，也是战略思维和外交艺术得到充分发挥的阵地。比如，如何在现存的国际货币体制下防止中国对外经济的双顺差引起国际冲突便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研究课题。
国际政治关系说到底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都不能涵盖影响政治的全部因素。中国人强调“政者正也”，将政治关系定位在伦理道德之上。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不可能将历史与政治截然分开，并创造出让政治单独操作的空间，为所谓的“科学”方法打开大门。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观同西方的政治思路大相径庭，着眼点从来就不在强权和“生存空间”。延伸到国际关系中，道理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海外扩张和殖民的癖好乃传统观念使然。张之洞有言，“为国舍理而言势，为人舍势而言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中国人不能接受单单依靠军事经济实力寻求霸权的逻辑，向西方正面解释这些传统思路对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用西方政治科学的话语体系来抹煞中华民族对世界政治史的巨大贡献。
总之，对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迫切需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思路的激励之下，才有了笔者的一本小书《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别人的书越写越长，我的书却越写越短，积六年之功，只得这点文字，并在原稿基础上砍掉三分之二的内容。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对外来语和移植词保持高度警惕，所以左冲右突，处处设防，十分艰难。可以说“理”未必屈，但“词”穷是肯定的。这本小书仅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开始拨乱反正的一次浅显的尝试而已。
(《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相蓝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七年版，18.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