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考”将军有感】杨虎城将军的女人

时间：2019-01-28 17:43:5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1970年底，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到首都体育场参加一个大会。在贵宾室里，江青进来后，看到田维新这个新面孔，问他是哪里人，田说“山东东阿人”。江青好为人师惯了，纠正说：“那不念e，念a(音啊)。”田维新性子直，当时便顶了一句：“我知道那个字的普通话念a，我说的是方言，是我们当地的传统说法。”江青听了很不高兴。
　　1971年初，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田维新列席了这次会议。落座后，江青阴阳怪气地说：“田维新同志，我看你的名字还是要改一改，因为我手里有田维新的材料，有好几个田维新。”田维新没有逢迎她，不卑不亢地拒绝。江青为人张狂，睚眦必报，田维新的两次逆旨而行也因此种下了祸根。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1975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负责人开会。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江青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联络员”问题，突然又手指着坐在台下右侧的田维新说：“现在我们正在考教授，你田维新不是教授，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差不多，我们现在要考考你。”
　　田维新立即站起身来。江青问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考题”，毫无思想准备的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江青抓到了把柄，当场怒斥田维新：“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田维新虽然明知这是江青借故整他，但仍顾全大局。检讨自己“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蛮不讲理的江青不依不饶，又斥责他“你还跟我犟嘴”，立即对门外大声吼道：“来人，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江青的威风还没有耍尽。接着，她又大声喊道：“《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解放军报》主编华楠连忙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个军礼。
　　江青提问说：“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满头冒汗，愣了楞才吞吞吐吐地说“1871年……”但没有说何月何日。
　　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担心下一个“考”到自己。遭遇灾难，整个会场弥漫着极其紧张的气氛。
　　华楠虽然没有被当众撕下领章和帽徽，但不久，便和田维新一样“靠边站”，罢了官。
　　田维新和华楠都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于战争的烽火中参加抗日部队和中国共产党的，都是在部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田维新竟在江青喝令下，当众被撕下领章和帽徽，对一位军人来说，这是何等的难堪和羞辱?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哪有什么人格和尊严可言!
　　无独有偶，这样的闹剧并未绝迹。20世纪末，一位县委书记就受到类似的遭遇。平心而论，这位县委书记还是很能干、很不错的。比如现在的新官上任有几个不是吃住在宾馆，要服务员伺候的呢?但是这位县委书记上任后却不住宾馆，而是在自己办公室内铺一张床凑合。老实说，这样的官员是不多的。然而，好官并非都能受到上级的欣赏、器重和支持，有的甚至会受到潜规则的“逆淘汰”。上级想找下级的麻烦，太容易了。有一天，省里一位说一不二的大员有备而来，他明知这位县委书记是搞农村工作出身，从未搞过工业，却在会上突然袭击，提出“生产一吨化肥需要多少度电”的问题“考”他。县委书记毫无准备，自然答不上来。于是，这位“封疆大吏”抓住了把柄，厉声教训道：“工业强县嘛，作为县委书记，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不久，这位县委书记就卷铺盖走人了。
　　在正常情况下，对干部进行考试或者当众提问、批评都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以整人为目的。干部如不胜任，应当依法按照组织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妥善调整；如有缺点，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提出批评，帮助其纠正缺点，更好地工作；如有错误，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如果触及法律，则应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然而，有些权势人物却继承江青的衣钵，与人不善，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对自己认为不可靠、不顺从、不顺眼的干部，随意找个借口，突然袭击，不择手段地整人。这样做不仅违反法制和组织原则，而且手段也是卑劣的。只能令人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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