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主题思想理解【《子夜》与租界文化】
时间：2019-02-11 05:29: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子夜》 租界文化 茅盾 摘要：《子夜》整合了铜绿色的粗鄙和桃红色的欲望、赤红色的革命观念和黑色的殖民意识。《子夜》的都市场景和人物活动渗透着租界文化的因素，人物关系主链是租界化上海的社会结构的演绎，吴荪甫形象承载着丰富的租界文化符码，体现了租界文化语境下民族主义立场的悖论。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从上海外滩写起，随着吴荪甫“一九三零年的雪铁笼汽车”飞驰的车轮，对公共租界的光怪陆离的洋场景色进行了快速剪辑。吴老太爷在租界充满刺激和色欲的光电声味的撞击下，风化了。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物在吴老太爷的丧礼上集体登场，拉开了一九三零年上海滩故事的帷幕。《子夜》把铜绿色的粗鄙和桃红色的欲望、赤红色的革命观念和黑色的殖民意识等租界观念整合到文本中，涵容了三十年代上海错综复杂的风貌图景和人情世相。
《子夜》以史诗的气魄，展示了租界化上海各种势力的纠缠争斗，描绘了一幅包罗万象的租界都市图景。小说中有挣扎在各种压力下的民族资本家，有借着美国资本撑腰而气焰嚣张的买办资本家，有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有处境艰难而满怀反抗怒火的产业工人，有策划工潮的共产党人，有被资本家利用的流氓打手，有以色相和身体为资本周旋在实力人物之间的交际花，有在职的政客和退役的军官，有来上海租界避乱的海上寓公，有并没有出场但控制民族产业命运和金融市场命脉的外国大班……在这些人物之间，展开着利益的争夺和思想的交锋。他们以各自的生存方式和政治经济文化立场，参与到《子夜》的故事当中，共同呈现出三十年代租界化上海的生态图景。
《子夜》的人物网络以阶层为主要归位参数，人物最基本的联结关系就是矛盾和对立。文本以对立关系设置了人物关系的主链：工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等――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外国资本家。这条人物关系主链，不仅是租界化上海的社会结构的演绎，而且，文本的情节主线也由此衍生。因为外国资本家一直没有以具体的形象在文本中出现，所以用虚线和前面的三类人物相连。虽然外国资本家在文本故事中处于缺席状态，却以最强劲有力的姿势在场。工人和民族资本家矛盾的直接导火线，是民族工业受到外国金融资本的压迫和进口工业产品的冲击，民族资本家为了挽回损失，压低工钱延长工时。买办资本家由于和外国资本家的连带关系，和民族资本家的立场、利益相冲突，而且赵伯韬正是有美国资本家撑腰，才能在公债投机的狂潮中斗败吴荪甫。可以说，所有的矛盾后面都有外国资本家的魔影，都可以纳入到外国资本的框架里来解释。外国资本家的魔影掌控着矛盾的展开和人物的命运走向，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参与美国资本家领头的金融托拉斯组织，对益中公司实行金融封锁，吴荪甫等不得不把益中公司所属的八个厂子卖给英商洋行和日商会社，民族资本家周仲伟最后也不得不重操买办的旧行当，且自我宽恕道：“爱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况且勾结洋商，也不止他一个人呀！” 《子夜》的人物主链和情节主线说明了在租界化的上海，外国资本和洋行大班是控制上海命运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不强大，民族资产阶级想在租界化上海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另外，在人物矛盾的展开中，国家被悬置，民族也变得虚幻，人物都以各自的阶层、团体为依托，形成实力，争夺利益，这一点体现了上海租界的市民社会性质。
《子夜》的都市场景和人物活动大多渗透着租界文化的因素。黄浦江两岸的租界夜景通过华人的聚焦，显得怪异而触目惊心，“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似的绿焰：Light， Heat，Power！” 上海各界名流汇聚吴公馆，谈论的内容都是租界流行的话题，包括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舞女、电影明星、狐步舞、探戈舞、美国电影歌曲、公债、标金、花纱、国货、民族、阶级、军事政治、劳资矛盾，等等，这些话语构成了他们生活的本质属性。租界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杂糅性。在吴公馆，来往的人物五花八门，曾家驹的鄙陋可笑和杜新箨的西洋派头短暂交锋；徐曼丽“死的跳舞”和丧礼语境形成对比；惠芳房里被雨水打湿的《太上感应篇》和吴夫人膝头滑落的夹着白玫瑰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互相照应；在交易所经纪人韩孟翔的身上，“黄金和诗意”“发生了古怪的联络”；“海上寓公” 冯云卿的生活情形更是租界人生的缩影。来上海租界做寓公的乡下土财主冯云卿的厢房布置，体现了中西杂糅的风格：红木炕榻和沙发相靠，以寸楷恭写的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条幅、张大千的老虎立轴画和五彩铜版印的西洋画同挂一墙，构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空间。冯云卿的经济活动，既没有放弃土地主坐收田租的旧路子，又追随上海市民投资公债市场的新潮流。在他公馆里往来的好友，既有戴着瓜皮小帽的旧官宦何慎庵，又有新派仕途人物李壮飞。他既通过姨太太的线索找到“洪门”老爷做靠山，又以漂亮的女儿为诱饵圈上买办赵伯韬。由此可见，《子夜》的人物群像和生活图景的叙述，蕴含着租界文化的丰富信息。
《子夜》的核心人物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吴荪甫形象承载着丰富的租界文化符码。
首先，吴荪甫以及其他民族资本家形象，体现了租界文化语境中民族资本家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悖论。吴荪甫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有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壮志。曾经游历欧美的吴荪甫“不是什么‘在商言商’的旧人物”，他一只眼睛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另一只眼睛“望着政治”。在发展民族工业上，他有着明确的民族自强意识，满怀信心地构设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宏伟蓝图：“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驰过原野”。 他认为：“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 他和孙吉人、王和甫几个实业家联合起来办银行，其初衷是为了摆脱外国金融界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他主张收购朱吟秋的丝厂，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蚕食其他弱小的民族企业，壮大自己，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如果朱吟秋把厂子盘给外国人，到底是“中国工业的损失”。但是，由于弱小的民族工业面临租界外国资本的倾轧和工人运动的冲击，民族资本家的民族立场就显得不大真实，充满了解不开的内在矛盾，甚至显出狰狞的一面。“上海全市的热闹，甚至于长江沿岸各省的商业，全由它这里（指外滩的外国洋行――引者）转的呢！”（茅盾：《上海――大都市之一》） 外国金融资本的压迫和外国进口货物的挤占，把吴荪甫等民族资本家的工业生产推向了不景气的状况，进而激化了劳资矛盾。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民族主义的立场变得暧昧起来。吴荪甫对工人说：“我们的‘厂经’成本太重，不能和日本丝竞争，我们的丝业就要破产了；要减轻成本，就不得不减低工钱。为了民族的利益，工人们只好忍痛一时，少拿几个工钱。”但是工人们回答：“生活程度提高了，本来就吃不饱，再减工钱，那是要我们的命了。你们有钱做老板，总不会饿肚子，你们顾全民族利益，请你们忍痛一时，少赚几文罢。”在租界，民族资本家还面临着另一重风险：工人从阶级意识出发，往往把民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看作压迫工人的共同敌人。所以，租界语境下的民族资本家处于进步阶级和外国势力的双重挤兑下，他们的政治立场就变得悬浮不定。因此，虽然租界的文化语境容易激发民族资本家的民族意识，但是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不稳固。当吴荪甫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可能遭到危害时，“刚才勃发的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忿，已经渐渐在那里缩小，而个人利害的顾虑却在渐渐扩大，终至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上面了”。吴荪甫等几位民族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本投入公债市场的角逐，把益中公司收购的八个厂最终卖给了英商某洋行和日商某会社。民族资本家有许多是靠给洋人做买办起家的，如周仲伟和陈君宜。他们的民族工业自强之梦，很美好，但在租界外国资本的强势威胁下，也很脆弱。民族资本家周仲伟的火柴厂濒临破产时，首先是想把厂子抵押或租给益中公司，在益中公司爱莫能助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卖给东洋大班。周仲伟的想法是：“中日向来友善，同文同种，总比高鼻子强些；爱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况且勾结洋商，也不止是他一个人呀！” 由此揭露了租界语境中民族资本家的卑微的民族意识。第二天厂里开工时，周仲伟发表了演说：“你们是中国人，本老板也是中国人，中国老板要帮忙中国工人！”“市面上来路货的洋火太多了，我们中国人的洋钱跑到外国人荷包里去，一年有几万万！我们是国货工厂，你们是中国人，造出国货来，中国工人也要帮忙中国老板！”“国货工厂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周仲伟的演说更加阐明了民族资本家的在宣扬民族主义时的虚幻成份和心酸体验。周仲伟“最初是买办，然后是独立自主的老板，然后又是买办，――变相的买办，从现在开始的挂名老板！一场梦，一个循环！” 吴荪甫和周仲伟等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说明了租界语境下他们的民族意识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他们的民族立场四面楚歌，充满悖论。
其次，吴荪甫追求刺激，富于冒险精神，体现了租界人的生活品性。租界化的上海仿佛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租界人随着速度的轮子高效率地飞蹿腾挪着；租界化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租界人习惯于义无反顾地投入充满风险和机遇的疯狂角斗中；租界化的上海是欲望的深壑，租界人膨胀的利比多在本我的纵容下疯狂地寻求对象化。吴荪甫的生活节奏，仿佛他的那辆雪铁笼汽车，以“一九三零年新记录的速率”飞驰，他在一天时间里，不但把吴老太爷的丧事火速处理了，而且向账房莫干丞交待了解决丝厂工人闹事的具体办法，和杜竹斋谋划了参与赵伯韬的多头公司的详细方案以及算计朱吟秋的策略，和唐云山、孙吉人、王和甫初步商议了他们的“大计划”。“荪甫的野心是大的。他又富于冒险精神，硬干的胆力”。他的“双桥王国”计划和“益中公司”的“伟大憧憬”，都显示出发展民族工业的巨大胆量魄力和“热狂梦想”。在提拔屠维岳、处理工潮、参与公债投机等事件上，体现了吴荪甫的冒险精神和疯狂气质。当吴荪甫心情苦闷时，他要求的是“狂暴的速度与力的刺激”。在性行为上，吴荪甫也显得暴戾和放纵，他把佣人王妈当作发泄的对象；他抵抗不住刘玉英的色情引诱，他也访问著名的“秘密艳窟”；他在和徐曼丽的集体调情中走向亢奋。吴荪甫形象，笼罩在速度、投机、算计、冒险、野心、狂热和淫荡等语词编织出来的租界语意场中。
《子夜》还表现了租界文化语境中，金钱原则对伦理原则的支配和情爱关系的漂浮放任。在租界重商主义的传统下，金钱原则是至上的原则，对金钱的攫取欲望撕破了传统伦理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和吴荪甫交情颇深的经纪人韩孟翔、经济学家李玉亭；得过吴荪甫的好处并沾亲带故的刘玉英；以及承蒙吴荪甫照顾的亲戚曾家驹和马景山；都是见利忘义之徒，在利益原则和伦理原则相冲突时，不顾情义，捞取便宜。连至亲杜竹斋，也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吴荪甫，使得吴荪甫在公债市场栽了大跟头，他自己却因此大捞了一把。更有甚者，冯云卿为了在公债投机中翻身，不惜以牺牲年轻貌美的独生女儿的幸福为代价，怂恿女儿把香艳的身体奉献给赵伯韬享用，趁便探听赵伯韬在公债市场中的玩法。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伦理观念如此鄙俗，情爱关系也缺乏深度和坚守。不必说徐曼丽、刘玉英和冯眉卿这些有欲无情的女性，就是尊贵的林佩珊小姐和文雅诗人范博文，也缺乏对爱情的虔诚和执著。林佩珊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人，她觉得“每个人都可爱，又都不可爱”，她想，要是和杜新箨结婚“一定心里还要想念别人”。而范博文虽然喜欢林佩珊，但知道吴荪甫的态度后，就立刻退缩了。他们不过视爱情为游戏尔，爱情的严肃和神圣在游戏中荡然无存。男女青年随意胡闹的自在和写意，制造了一种开放的情欲语境，诱惑着进入上海的新人。吴老太爷从乡下带到上海的“玉女”四小姐蕙芳，一到上海就变了。先是春心萌动，在花开无人怜的情形下，实行自我幽闭，在藏香的袅袅青烟中默诵吴老太爷遗留下来的《太上感应篇》。但是，蕙芳被租界环境挑起的狂热欲望已无法制抑，都市的喧闹使之不能平心静气，不能回到最初的单纯无邪。最后，张素素带她去了红男绿女逍遥的丽娃丽妲村，她开始加入都市摩登男女的行列中。
总的来说，左翼文学的巨著《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茅盾：《子夜・后记》），它叙述的一九三零年上海故事，是在租界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小说展示的人物结构模式、人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都市场景，都蕴含着丰富的租界文化信息。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永东（1973－ ），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