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智 [“率”性叙事、“执”性叙事与“智”性叙事]
时间：2019-02-11 05:30: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欧美华人 ―女性自我书写 “率”性叙事 “执”性叙事 “智”性叙事 摘 要：欧美华人女作家的自我书写文本充满了对于人的本质、命运与生存价值的沉思与感悟，其自我忏悔与民族自省的内容深刻犀利，触及灵魂，并表现出一种以“执”性叙事、“率”性叙事、 “智”性叙事为代表的个性化风格，为现代汉语写作增添了新的文学意蕴与语言特质。
二十世纪末，许多科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家远走他乡，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个体生存的最大空间，大陆出身的女性作家也不例外。张辛欣、虹影、曹明华等出国前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有所建树的女作家，在去国多年，成为在东西方游走的双重文化人以后，奉献给读者以新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张辛欣写出《激情遗址：一个关于80年代的自我传奇》等一系列自传性散文和《青春遗址》这样的“自传小说”。以《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和《一位现代女性的灵魂独自》关注中国女性精神境遇的曹明华再次以《世纪末在美国》引起注意。诗人虹影成为小说家虹影，以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演绎个人成长的历史。这些大量的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体现了作家在现实处境与文化语境变化以后与以往创作在视野和风格上很大的不同。关注这些作品，了解作家对中华文化新的视点上的审视、分析与对西方世界真实而深刻的多方位阐释，有一定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意义。
“女性自我书写”在本文中的涵义为“女人写女人自己”，特指欧美华人女性写作中对自我成长道路回顾的文本，包含其自传、自传体小说、自叙性小说、自述性散文等。生命移植的特殊经历使得欧美华人女性作家有着更多性别的、文化的、语言的敏感。这种敏感使她们的写作获得一种异于大陆女性作家的全新视野并产生出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具体来说，欧美华人女性的自我书写文本体现出“执”性叙事、“率”性叙事与“智”性叙事等三种不同的叙事风格。
“执”性叙事
在这些自我书写文本中，作者怀着焦灼与痛苦执著于写作，执著于倾诉，似乎不把这种个人的忧思和民族的忧患告知于读者，就痛苦难眠，所以表现一种“执”性叙事的风格。
“执”：执著，或者倾向于偏执，一种强迫性的倾诉。我们在李南央、虹影、张戎、郭丹的作品中看到对于这个文化积淀深厚的民族历史的沉重反思，对中国女性未来的深沉忧患，作者以一种心急如焚、夜不成寐的急切的心情陈述着现状和事实，以大声疾呼的姿态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感融入自己的创作，在创作风格上，体现为一种“执”性叙述。“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想让我的女儿这一代，也能知道一个出生在政治旋涡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是多么的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基于“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的创作动机，欧美华人的女性自我书写文本表现出一种急切地需要读者理解并接受的欲望，在语言的节奏和叙述的语调上没有了女性主义写作“独白”式的沉思和“小女子写作”的自恋自足，也没有了“身体写作”的炫耀和陶醉，而是有了强烈的倾诉、批判与抗争的色彩。
虹影的整体思想建构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她的自我书写文字代表着被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她对任何等级观念有着偏执性的反驳。她有平民意识，对贫富不均耿耿于怀；她有性别意识，对中国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境遇极其不满；她有民间立场，对代表上层社会精神倾向的高雅文学或是卫道的所谓严肃文学不以为是。在等级森严、以强凌弱的社会现实中，她的文字代表着女性的、下层的、不被正统所承认的如私生子、城市飘零人和民间文化人的种种挣扎和奋斗的艰辛以及“我要翻身”的强烈诉求。为什么社会充满着阶层和地位的悬殊?“多少年过去，有权者依然觉得权力滋味鲜美，而被牺牲者现在要讨个声音。”《饥饿的女儿》是一个饥饿的、寻找自我的心灵。少女一直在寻找拯救自己的精神力量。在困惑中，她在追寻自己备受歧视的根本原因；在迷茫中，她放浪形骸，试图麻醉自己的神经，逃避痛苦和因袭的命运；在顿悟之后，她抛弃旧我，更生了新我。在命运的困厄和自我的挣扎之中，人物最后的行为完全脱离传统生存模式和世俗的伦理规范，表象上是颓废，实际上是反抗。当一个人开始说自己的故事并特别急切地让读者理解的时候，这些蘸着自己血与泪的笔墨会有些沉重，语气很有些急切，这就是“执”性叙事。
“率”性叙事
“率”字在这里解释为直率，率真，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蛊惑，不能回避，率性而言，坦诚无私。 张辛欣在其自传体散文《激情遗址：一个关于80年代的自我传奇》中对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归结。作者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文笔如手术刀一样无情。从文字表面来看，因为有了对世界比较广泛的了解和更加宽阔的视野，作者似乎没有了国内写作的直白和问题小说式的创作模式，事实上尽管对人和事有了宽宏的理解，藏起了笔锋，其批判的锋芒不减当年，因为她越是用理解的眼光去看，越是对现象的颓败有一种悼亡：“九十年代信仰涣散，精神跌落泥坑，……整个社会总在过分求‘新’，浮躁得像老顽童一样滑稽，传统中有生命的东西不但没有得到发扬，甚至连侥幸存下来的最后一点旧物也被时髦地包装起来，与造假古董、水泥复制古迹一起同流合污在后现代生意经的艳俗狂潮中。”站在局外的高度，张辛欣对国内文化现象和圈内纷争多了些超脱和豁达，也正是在这样的角度上，作者更能够在冷静回顾中述说真相，直达根本。
作者在这样的视点上思考：“假如没有出去――参与民主体制与环境污染辩论?参与文艺帮派打架或投靠新Party?保持政协和青委头衔?得到国家分的房子?出入各国大使馆文化晚宴?在电视上名人话题里说笑?或者，继续不在意一切地孤独活着，并大量吃安眠药?”假如没有出国，自然会继续享受着某些国家级作家或者导演的特权，但分析了国内文化圈子(自己所在的文学的和艺术的)所呈现的八十年代现状之后，她觉得自己无法从众，无法从属，缺乏和不屑于圆滑和忍耐，拒绝趋附，她的尊严，对精神独立和创作自由的渴望使她难以做到足够的“聪明”，她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作者一路剖析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景象和自己选择的得与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任总导演的文学界首都体育馆大型晚会是历史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是个人最后的反思。自那以后，文学的圈子分化了，有人退隐了，有人升迁了，有人逃走了。从著名作家到海外警察面前的受审者，从万人瞩目到无人知晓，从政府津贴的享有者、傲岸的诗人到国际资助人的乞怜者，命运大起大落，人生苍凉悲壮。作者不讳言自己也存了私心，做足了准备，为个人 后路铺垫得平整。
文字是用来让人感知和获得的，它可以映射人间百态更是对人心的拷问。作者以传神之笔、非凡的表现力完成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人物和事件的回顾以及对个人隐秘心灵的开挖。作者借晚会总导演的身份对文学界作了一次清算，借关于“文革”的传说或旧闻引出文人家族的算计和人心的机智，对京城文化圈拉大旗作虎皮亦文亦商的行为作了揭露。前卫艺术家和掮客马帮并不矛盾，玄妙的艺术观念和追求蝇头小利并不冲突。在这里，作家的功力不止在描人的惟妙惟肖：文化人往日的奋斗和风骨，今日的风采或颓败；还在于对岁月剥蚀后人被商业化扭曲或者被苦难所打磨的风华不在、精神萎缩、灵魂麻木做了深刻的开挖。大家都不容易，太聪明的和太敦厚的人都在呕心沥血里成就自己，勤奋，竞争，自虐式地努力，拼思想、拼观念、拼生活、拼人格，每个人都在做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生命消耗，在这样的群体中协调运筹实则不易。年老的未必圆熟，年轻的却功夫老到，或者根底不浅，成就中个人努力的成分超不过人际背景。在这里，“我”的不甚风雅、破口大骂的“大姐大”的形象实际上成为干练的，依靠自己个人能力、义气和魅力负起责任来的自我形象，同时也是对文学认真，对精神操守和文人立场坚持的形象。需要出力的时候出现的不是掮客就是端着架子的爷，人人都觉得冤枉，人人都想争功，只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影响大局，这时的“我”是组织者，是协调者，是全才，也是黔驴技穷者。当时的“我”对于八十年代人际纷扰无能为力，后来遁出国门的“我”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对文化颓败和文学精神不再心痛和悲哀，我不能够超脱。
作者在理解的前提下对人的分析入木三分，表面客观的原生态影像实际上是有所选择的记叙，剖析到内心，也悲凉到内心：人人都害怕担负责任，人人都想着在功劳簿上记上一笔。心腹至交可以成为工具，个人悲剧可以成为资本。有着这样曲折生命的一代人应该有着怎样火热的激情，然而只有聪明谦逊地做人，隔靴搔痒地批判才能够获奖，多产，不被批评。这些人捉摸人，捉摸事，计划周密，步步为营，却没有大爱大恨的激情和本色的真纯。有时候说真话，却不能永远说真话，人生经历都是小说或戏剧，可以为了某种目的而虚构，但又不是完全的虚构。作者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永远的倔强，看到自己永远不会聪明谦逊，看到自己即使自我放逐也不会忘记或者抛弃“激情”式的生活和创作方式。没有所谓的聪明和谦逊作本领，也没有贫寒的出身作本钱，更没有祖辈的辉煌作铺垫或者个人的苦难作资本，作者委屈、愤怒、悲凉、感慨，她看到文化人活着的人生有多艰难，掂量着自己的人生和创作怎样继续。既然网民和博客们都可以成为作家，那么作家和导演也可以以其他的谋生手段为职业，只要自己喜欢，保留说真话的可能。作者在这里体现的是对文化败落和精神失落的大的悲哀。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选择退守，因为看到自己的艺术生命也面临着萎缩，人格尊严面临着失落。理性的她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作为以中文为母语和思维主体的创作者离开祖国就意味着失去什么。作家和导演的地位，稳固的经济来源和大的读者市场。她对自己的另类生存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抛弃灵魂工程师的崇高而做一个外乡的打工者，但保留一份精神和创作的自由，追求世界文化遗产精神真谛的可能和随时转换职业的方便。
自恋的女作家总是有一些自欺欺人地夸大在海外的成功而避免提及在异族的资本主义商业背景下生存的艰难或者说讨饭吃的不易。张辛欣“率”性地指出其真实的处境：“我以为，真正在海内外同时‘巨大关注’的很少，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主体文化思考与关注点。海外拿回本土，一般的不出‘异国情调’点缀范畴。除非真给读者体察和认知自我生命的新的观照点。”她对自己出国后的处境也毫不隐瞒：“当回国探路的工具使唤，也被好莱坞新玩闹骗过。”和国内的作家相反，作者平静地接受文学不被关注、文学家不再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历史的必然和普遍性的时代现象：“我们处在各种手段和观众高度分化的文化时期。每一个文化载体都成为着过渡性手段，稍不留神，都成为孤岛，……我虽然还在各种媒体之间认真操作，同时，我很清楚各种媒体的局限性。但是，我不指责，也不对自己的努力有多少期望。因为：让你惊喜的亮点，在这里，在那里。”既然文学家的崇高必然会变为四海飘流的匠人的普遍，关注的焦点可以遍布在这里，在那里，遍布全球，失去了端着架子的某种尊贵的被尊崇的姿态可以换来生存和择业的自由，尽管千难万险、历尽波折，也是值得的。
“智”性写作
如果有什么比喻可以形容欧美华人女性自我书写文本的风格，可以说它蕴含了血的热、冰的冷和剑的犀利。生离死别的大爱大恨，爱和愤怒都是炽烈的，同时又是悲凉彻骨的，这些文本不是平面的、圆滑的、四平八稳的，而是充满着生命的汁液，蓬勃着精气和活力，但同时，它又是清醒的、沉思的，有着反观历史、超然物外的思想沉淀和知识含量，所以除了执著急切地表达的“执”性叙事与不吐不快的“率”性写作，还有科学理性的“智”性叙事。
“智”，指智慧，睿智。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由于欧美华人女性作家是历史的反思者并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处处留心，时时突破，在创作中力图通过自己的文本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这就铸就了她们自我书写文本中理性思维和灵感思维的因素，形成一种“智”性写作的风格。欧美华人女性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是采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即在生活体验层面上是感性的，在价值层面上是理性的。有着体察事物的敏锐、把握事物的准确，有着对于生与死、爱与艺术等生命终极意义的独特理解和精确表达。
出国后的曹明华不但在大脑研究领域有所成就，也在写作上有了更开阔的眼界。在《世纪末在美国》中，她认为以前的一些作品很多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关心自己的挫折感，或者讴歌自己强者似的成功，后来觉得这些情感都反映了在一个小天地里人的自我膨胀，在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里谈论这些，是不真实的。《世纪末在美国》记录作者的学习和生活，恋爱和交友，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写自己和数学家贝尔曼教授的交往。有别于其他女性缠绵的笔调，曹明华用理性的笔墨描述着这段浪漫激情从无到有，成熟到论及婚嫁，最后无疾而终的过程。这一段恋情给了曹明华另一种观察生活的角度，体现为自我书写散文中迥异于东方价值观的思想感悟。比如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评价，贝尔曼的一个观念引起曹明华的共鸣，那就是“失败者的美”。输者有时候有一种贵族气的美，因为他没有成功者的急切和不择手段；而优势赋予成功者的骄纵和凌驾于他人情感和利益之上的自我膨胀可能使他变得面目可憎。作者持一种始终投入，而又能及时遁出事外的理性创作态度，表达上于平铺直叙中见烂漫情怀，于热闹中现世事真相。欧美华人女 性的自我书写文本常常是这样，由于作者有着“在场”和“旁观”的两种视角，作者一方面是故事中人，有着和人物一样的刻骨铭心的回忆，撕心裂肺的痛苦经历，为人物情感的抒发和克制制造了一定的可能。同时，“旁观者”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以及文化之后的立场，既有“恍若隔世”的感伤情怀，又为作家提供了阐释自己思想的可能。和曹明华相似，李南央、严君玲、王小慧等理工出身的女性作家均有着体察事物的敏锐、把握事物的准确，同时，作为有着自由意识和创新理念的艺术家，她们的文笔里又储满了情感和才思，在自我书写文本中把对个人情怀、社会现象的科学解释和人文的哲思融合在一起，不仅有了更宽阔的视阈，而且同时避免言之凿凿，充满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除了纯属个人经验的回顾和细致体味，欧美华人女性作家自我书写文本中还包括创作主体对于错谬的历史根源的开掘和对民族性的反思：
反“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一个大的教训。二十世纪以来，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一直敢说敢为，宁折不弯。但经过反“右”运动，人们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缄其口。
老辈们有句成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突然发现此话乃至理名言，隐含着世故的智慧。出言不当或误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论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一声巨响，全部理想、幸福、事业、家庭顷刻间便灰飞烟灭。
这里包含着社会制度应给予个人怎样的生存空间与人性的嬗变这样的思考。作者说老鼠的防御性遗传基因很强，上一代吃过什么有毒的诱饵，下一代自动对那种食品会有预防的基因。人类如果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民族在一代代的灾难中都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而丧失了敢于承担的勇敢。欧美华人女性作家对这种全民族性格的犬儒性蜕变痛心着，严歌苓在《人寰》中说“奴隶性”从“祖父”“父亲”那里遗传到“我”的骨髓，随“我”带到美国的学术生活中。这样的自我忏悔和民族自省深刻犀利，触及灵魂。
人们阅读自我书写的文学作品就是阅读作者的人生，境界越宽阔高远，对读者越有吸引力；一个作者越是行万里路，其人生境界和个人识见越值得读者借鉴。欧美华人女性自我书写文本把个体人生、中国女性命运的发生、发展和改变放在不同文化的互动关系之中来表现，其“执”性叙事、“率”性叙事和“智”性叙事的表达方式将个人的感性体验与认知经验投入到对人性、历史与社会的理性观照之中，使得个人坎坷的人生和繁复多变的历史面貌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呈现。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宋晓英(1961－)，河北威县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读杨唤《日记》
昨天，云。关起灵魂的窄门，
夜宴席勒的强盗，尼采的超人。
今天，晴。擦亮照像机的眼睛，
拍摄梵高的向日葵，罗丹的春。
杨唤(1930－1954)，辽宁兴城人。台湾儿童诗的开创者，著有《杨唤诗集》《杨唤诗简》等。
仿佛无话可说。短短四行，不就记录了诗人两天的生活么?结构上，前两行与后两行巧妙对称，又显得自然，似乎信笔随写，不加思索。韵律上始终和谐。另外，四行诗里便出现了四位世界名人，更绝妙了。稍微不慎，便显得做作，故弄玄虚。然而此诗读来轻快，天然趣成，雅趣盎然，浓缩了多种世界级艺术味在里面，确实是佳作。
(杨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