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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五四曼 [以“梦”为马:五四“同题诗”解析]

    时间:2019-02-12 05:35: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同题 诗 梦   摘要:初期白话诗人以“同题”入诗的创作机制与相互借鉴和模仿,以此来开辟新文学战场。他们对于“梦”有诸多偏好,其中充满了隐喻色彩和特有的时代情绪。本文选取与“梦”有关的一组同题诗,对胡适、鲁迅、康白情、周作人等人的诗作进行分析,探究“同题”之中所蕴含的同声相求的文化理想和同中有异的丰富个性。
      
      同题诗是一种颇有历史渊源的创作现象。中国科举制度的创立和文人结社的民间陈习,使得文人以“同题”进行智力比赛、酬唱应和蔚然成风。同题入诗这种智力比赛的文化习惯已经渗透到诗歌生产的心理机制当中。1908年,早已名存实亡的科举制正式取消。但文人民间结社的习惯仍然是近代知识分子进行公共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在没有找到惠特曼、雪莱、拜伦时,用一种沿袭已经的诗歌生产方式来寻求新文化理想,无疑是得心应手的。
      在初期白话诗人那里,同题入诗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智力竞赛,而是在开辟新文学战场时,相互模仿和借鉴的集体实验,更是社会转型中新一代知识分子寻求新文化理想的同声相和,而他们在书写同题诗时又富有不同的个性,可谓同中有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有关“梦”的同题诗。初期白话诗人对于“梦”有诸多偏好,其中充满了隐喻色彩和特有的时代情绪。胡适1920年6月10日写过三组类似于五言绝句体的白话诗,叫《纪梦》,收入1920年9月再版《尝试集》(与他1909年写的旧体诗《纪梦》同名)。“已过清明节,相思入梦魂。”――仍然是古典式的实感与梦境的抒怀。刘大白的诗集叫《旧梦》。俞平伯写过《梦游》《梦记》《芝田留梦记》,朱自清写过《说梦》,刘大白写过《“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
      梦,在古典诗歌里,多是想象得以展开的情境依据,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或者是个体对生命与现实人生的整体感受,如:“梦里不知身是客”、“人生如梦”的慨然兴叹。在初期白话诗人那里,他们大多沉浸在古典诗歌的想象机制与审美惯性中,但社会转型中生存境遇的五味杂陈与异质文化的渗透,使得他们的自我内部发生了裂变,自我感受社会人生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睁眼看世界”,为他们带来了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泰戈尔、杜威、勃莱克、梅特克林……当各种思想还未完全被结构进旧学浓厚的一代人的思维观念中时,他们沿袭了同题入诗的创作机制,因循了以“梦”为马的古典想象,但是,“梦”的内核与展开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蕴含了浓烈的时代信息与现代色彩。
      梦
      鲁迅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原载《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四卷第五号)
      梦境
      康白情
      我总火样的热;
      他总冰样的冷。
      每日家的梦境,
      何曾有一刻醒!
      
      要真一往的冷和热,
      怎样知道梦境?
      看如今醒!
      看谁热谁冷!
      
      我退了一分热;
      他减了一分冷,
      还入我们的梦境,
      永也不愿醒!
      (原载《新潮》1919年4月1日第一卷第四号)
      梦与诗
      胡适
      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化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化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方知酒浓,
      爱过方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自跋)这是我的“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简单一句话:做梦尚且要经验做底子,何况做诗?现在人的大毛病就在爱做没有经验底子的诗……(原载《新青年》1921年1月1日第八卷第五号)
      梦(第二首)
      俞平伯
      四月二十八得振铎来信言:“我们底泪流了,但人间世顽石,是美的悲惨的雕刻呀!”是夜梦得,以俯首在不识者底墓前,慨然高歌《红楼梦・祭晴雯诔》中语:“天何如是之苍苍兮?……地何如是之茫茫兮?”热痛的泪一时倾泻,浪浪然不可止。醒后犹有余哀,却不知其所从来。岂因人间底冷酷,故泪改流向温馨的梦中乎?作此诗解之,并呈振铎兄。
      一九二二,四,三十。
      
      骤雨打上荷叶的响,
      赤铁烙上皮肤的热。
      我吗?低头在不相识的,她底墓前,白石的墓台前。
      慷慨的,歌声:
      愁思的,歌底心。
      “天何苍苍耶?地何茫茫耶?”
      往复回环的歌和唱哟!
      不是孩子们底号,
      不是女人们底泣;
      只一味的是,只一味的是
      骤雨底响,烙铁底热。
      泛滥遍了白石的冷坟台,
      却湿不透这一畸角的枕衣。
      泪眼依稀的在梦中留,
      泪珠终不忍向梦中去。
      “他们虽是冷酷的,
      我们不得不为他们流;
      他们若是冷酷的,
      我们更得为他们流;
      因为他们底冷酷,
      所以我们才这样无穷无尽的长流啊!”
      (选自《西还》,《夜雨》之辑)
      这组同题诗以“梦”为抒写对象,梦是一种时代色彩,“五四”是“一个多梦的时代,一个寻梦的时代”。他们展开“梦”的方式又是多样的。在胡适那里,梦与经验等同,梦与诗的相通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以梦喻诗算是新鲜,这是古典诗歌所没有的,也算得上是胡适推行经验主义和白话诗观的“元诗”之一。康白情的《梦境》一诗,写的是一个实境与梦境交织的“我”与“他”的二元对位关系。这让人想起卞之琳的《断章》。虽然《梦境》一诗的语言相当生涩,流于直白和空泛,所写的对象也仍然是古人常有的“家的梦境”,但他用设问的句式和动荡俏皮的语气,反复呈现出“冷”与“热”、“我”与“你”的错位与这两组关系出入于“醒”与“梦”之间。这是一个单纯的梦境,剥离了古典诗歌罗织的意象和具体的情境,用一种二元对位关系来表达出懊恼而又惊喜的心境,甚至带有情绪流动的意识流色彩。但将梦的意识写得淋漓尽致的还是鲁迅的《梦》一诗。
      鲁迅也是爱做梦的,他的《野草》几乎就是一个梦的隐喻世界,充满了光怪陆离、惊心动魄的梦。“做过许多梦的鲁迅也写了许多梦。比如他的写《呐喊》,是‘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变成了《呐喊》的来由;比如他的做《野草》,打头的《秋夜》就写了极细小的粉红花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中间从《死火》到《死后》一连七篇,篇篇以‘我梦见’开篇;比如他的杂文,只题目,就有《女校长的男女的梦》《文床秋梦》《听说梦》之类。”在这首《梦》中,梦被着色成非黑即墨的颜色,化装成大前梦、前梦、后梦的流质形态,充满隐喻色彩。这种意识流,暗合了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思想混乱和个体生命内部的自我分裂和心灵探寻。最后,诗人呼喊着:“你来你来!明白的梦。”――在生存时代与个人际遇的困窘和痛苦中,自我的理想在裂变中被不断否定又被更坚决地唤醒。诗歌中那个隐匿的说话者的声音增加了自我辨认自身的艰难。俞平伯的《梦》一诗写作时间较晚,但他是初期白话诗的主将之一,而且这首诗流露出“因人间底冷酷”,寻梦者的理想无处附丽的幻灭色彩,揭示了初期白话诗人在新诗中兴之后典型的时代情绪。语言、情境和余味都是古典的,然而,“梦”不仅是作诗的契机,还被赋予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与价值,隐喻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倾注了现代个体生命内部的自我挣扎与思考。梦与个体反思、现代意识等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它隐喻了一种人生状态,是“同梦者”在寻求“自我”的理想,寻求“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时,对于具体历史时空的普遍感受。
      朱自清在给俞平伯的诗集《忆》写序时说:“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人们往往从‘现在的梦’里走出,追寻旧梦的踪迹”。这种“逝后的伤感”与古典诗歌是相通的,对于现在的反思与“未来的忧惧”则杂糅了初期白话诗人们抒写个体生命与时代感受的现代意识。他们对于“梦”的态度很复杂。梦既是回忆,也是实感与梦境的交织,还充满寻路的期待与彷徨。在梦与醒之间,他们是独醒的人,俞平伯在《迷途的鸟底赞颂》一诗中写道:“我们是觉醒底陌生人。”但他们自己也是做梦的人――有时,梦是一种慰藉,像康白情的《梦境》,寻得的是家的慰藉。梦也是当时文艺界与社会环境的映射。在“五四”新文学肇始之初,早就有林琴南的《妖梦》一文,托“郑生之梦”攻击白话文学,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吾恨郑生之梦不实也。”鲁迅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给《新潮》的意见一信里说:“《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是有点希望的。”俞平伯在给《草儿》写序的时候,说:“在一个流行性的社会里,更不能不勉强放我细弱的声音,唤醒这沉寂极了的文艺界底迷梦。”周作人在1921年初写过一首《梦想者的悲哀》。
      梦想者的悲哀
      ――读倍贝尔的《妇人论》而作
      
      “我的梦太多了。”
      外面敲门的声音,
      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
      你这冷酷的声音,
      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
      阿,曙光在那里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
      穿入室内的寒风,
      不要吹动我的火罢。
      灯火吹熄了,
      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
      只怕在风里发火,
      要将我的心烧尽了。
      阿,我心里的微焰,
      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
      即使到了1926年,周作人在谈及自己1924年以后的创作时,认为其中“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单薄下去了”。可见,他和同时代的人一样,都是寻梦的人。只是,“我的梦太多了。”这个多梦的时代和冷酷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不平衡,“我的力真太小了,/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尽管结尾保持了周作人惯有的克制,但是对于微弱的梦的“微焰”将要蓄势爆发成不灭的火样的激情,诗人的内心充满了剧烈的动荡,迫切的期望和胆怯的隐忧交织在一起。同时,说话者的声音是多重的,但说话者的多重身份都内化到诗人的自我之中,发声为不可遏制而又不得不遏制的梦想在灵魂中的颤栗和情绪中的奔流。
      梦,充满慰藉和理想,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却变得单薄无力。于是,清醒的人渴望从梦中觉醒,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觉醒本身也是个梦,这些同梦者所共同感受到的不过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就像俞平伯在《迷途的鸟底赞颂》第十二首中所写的:“众生之一的人生,/‘觉醒’当然是个‘梦’了。”他们对于梦的理解和表现方式,是“自我”的现代色彩之一。“梦”的矛盾与复杂,与他们对于时代和人生的感受方式发生变化有关――在社会转型中,传统知识分子被历史的漩涡结构进“现代”之中,试图通过寻求普遍的文化价值与时代理想,来获得自我认同时,个体生命内部充满了憧憬与探询、怀疑与反省。这些梦充斥在人生的中途,梦境与现实相互缠绕而又彼此疏离,梦既“寄寓了他们美妙的憧憬,成为对痛苦人生的补偿”,又时时刻刻折磨着他们的内心――憧憬与反思、慰藉与彷徨等种种矛盾在梦境中激烈碰撞。如果说鲁迅、康白情、胡适等人写于白话诗拓荒期的梦,多少充满了乐观主义色彩,多采用直接描写的方式,那么,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诗则运用隐喻和曲笔,反映了初期白话诗主将们梦的破碎和困窘。而这些普遍的时代情绪,在新诗中兴阶段的小诗体、郭沫若与创造社、象征派、新月派等人那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无论是徐玉诺“细细心心的”编织着的美梦,还是徐志摩赤裸纯洁的迷梦;无论是冰心充满“自由”与“率真”的童梦,还是郭沫若不在梦中恍如梦中的幻梦,抑或是他在《文艺论集・批评与梦》里对俞平伯、周作人“将文艺创作视为做梦”这一观点的应和……梦,除了古典诗歌中常有的感世忧时和托怀寄物,――譬如“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志悲歌,“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羁旅之意,“庄生晓梦迷蝴蝶”的酣畅沉醉,“我欲因之梦吴越”的天马行空――在“五四”一代人的笔下,梦容纳了社会现实里时代风潮和个人际遇的杂音,又在艺术和审美的超验世界里创造和探寻新的文化理想与社会秩序,他们都将梦作为自我意识与生命感觉的超时空象征:希望与虚妄、肯定与怀疑、模糊的慰藉和清醒的意识……都在梦的世界里纷繁复杂地呈现和纠缠。
      
      作者简介:王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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