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女性婚恋自由的时代叹歌:征婚
时间：2019-02-12 05:36: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五四” 女性 婚恋 自由 摘要:爱情、婚姻自由,是“五四”一代作家热情讴歌和抒写的重要主题。然而,在传统与现代矛盾交织、社会新旧更替尚未完成的动荡、无序的年代,女性该如何对待恋爱、婚姻自由,才能获得人生幸福,需要人们予以理性的观照和冷静的思考。许地山的小说《换巢鸾凤》无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视角。
“五四”时期,伴随着人的觉醒,对女性解放的关注,渐渐跃入了知识分子的视界中心。女性解放,绕不开女性的爱情、婚姻问题。因此,女性的婚恋自由问题,便成了众多关心现实的“五四”作家热情表现和热力抒写的重要内容。对众多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的成功描写和刻画,也成为“五四”时期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亮点。
作为“五四”作家群的重要一员,许地山在自己的小说中也成功塑造了众多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女性形象,如《商人妇》中的惜官、《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命命鸟》中的敏明、《换巢鸾凤》中的和鸾、《枯杨生花》的云姑,以及《春桃》中的春桃等。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换巢鸾凤》中的和鸾,无疑是大胆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一个典型形象。然而,她的形象却常常被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事实上,较之许地山作品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和鸾特别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和俗世生活色彩。和鸾力抗家庭的压力,勇敢拒绝父亲替自己做主“终身大事”,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自主的婚姻。可是,婚恋自由却没有让她获得理想中的幸福生活,反而让她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的爱情悲剧,颇值得人们沉思和警醒。在那个传统与现代矛盾交织、社会新旧交替正在艰难进行的动荡、无序的年代,女性该如何追求恋爱、婚姻自由,才能获得幸福?人们又该如何对待那个时代女性的自由婚恋?小说借助和鸾的人生故事,无疑传达了作家许地山面对这一问题时的时代忧思。
一、女性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必须以人格独立为依托
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解放往往是一个社会整体解放的重要标志。热衷表现青年女性反抗家庭、家族对自己婚恋的干涉,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是“五四”一代新人文作家们在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趋向。“五四”文学中对女性追求婚恋自由的抒写,往往联系着浓重的个性解放和反传统意味,是利用文学启蒙社会这一“为人生的艺术”所独有的特质。
在一个旧式男权社会中,女性要获得婚恋自由,往往要经受极大的身心苦痛与精神重压。既要对抗来自家庭、家族、社会方面的压力与阻力,更要与自身浸染了数千年封建文化色彩的传统女性角色意识做抗争。因此,女性在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过程中,具备人格独立,显得极其重要。
首先,缺乏人格独立,女性对自由婚恋的追求便降格为求取愉悦满足的感性要求。小说中的和鸾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良好的出身和优裕的家境,使她的少女生活原本安宁无忧。祖凤则是一个社会身份低下的开释囚犯。从现实层面来讲,二人很难有人生交集。然而,正是这两个背景悬殊的人却意外地走到了一起。和鸾与祖凤相好,无疑有爱情不讲贵贱的进步一面;不过,透过小说中的叙事情境,却可以很分明地看出,其中也有她年少无知,被祖凤引诱和哄骗的一面。长期困锁闺中所导致的寂寞和她对乏味青春生活的反叛,应该是和鸾迈出家门的内在驱动力。和鸾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和追求,并不是她具有独立的人格意识使然。她与祖凤在一起,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愉情悦性般的感性要求。小说中写她与祖凤私奔,出了城门,要上山坡,她止住祖凤说:“我错了。我不应当跟你出来。我须得回去。”“我宁愿回去受死,不愿往前走了。我实在害怕得很,你快送我回去罢。”显然,她逃离家庭,并非有意识地与旧家庭决裂。她不能想象自己离家的生活。随祖凤上山后,她最大的愿望是重回父母身边。和鸾因一时负气和任性而选择私奔却旋即失悔的历程,给人们感受更多的是女性在追求自由婚恋时缺乏理智的冲动与毫无人生目标支撑的茫然。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和鸾为自己一时的“失足”付出了终生代价。
其次,缺乏人格上的独立,女性在追求自由婚恋中很难有抗拒命运风暴的勇气和力量。中国女性婚恋自由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家庭、家族,也往往来自女性自身固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角色意识的纠扯。数千年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意识的“驯化”,早已使得女性自觉地将自己放于丈夫、家庭的从属地位。“‘五四’创作中的觉醒者是叛逆者,但也是无力与社会抗衡到底的软弱者。”①如果缺乏人格上的独立,女性离开了家庭,离开了丈夫,往往就没了生活的依凭,会缺乏独立生活下去的意志和动力。即便她们经过艰难的抗争,获取了婚恋自由,一旦钟情的男子变心或发生意外,则很难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透过小说中淡淡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和鸾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先行者”梦醒后找不到出路的时代悲剧。
二、婚恋自由≠女性人生解放
“五四”作家们出于强烈的改变现实社会的热望,创作了大量表现女性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作品。不过,随着对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入,一些作家在把注意力集中于女性为实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所做的努力和抗争的同时,已经在关注她们冲破家庭阻挠后所面临的社会生存问题,开始关注女性在追求自由婚恋进程中的人生出路问题。女性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最终还是为了求得一生幸福。然而,婚恋自由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会拥有幸福人生。如果女性只有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权利,而不享有其他社会权利,那么最终拥有的仍不过是夫唱妇随、相夫教子的旧式人生。
许地山无疑也思考到了这一问题。在小说《换巢鸾凤》中,作家开始将视线从家庭,延伸到了家庭背后的社会,触及到了诸多深层次社会与文化因素,展现了女性婚恋悲剧的另一面。
1.婚恋自由并不能让女性自然摆脱各种旧式的生活枷锁
在旧时代的男权社会中,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意味着整个一生的命运。女性婚恋不自由,也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决定自己人生命运的机会。而反抗包办婚姻,实际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自己未来命运选择权的争取。然而,女性的未来生活是否幸福,除了需要婚恋自由外,还受很多因素特别是社会留给女性的生存环境、生存空间的制约。
和鸾私奔之时,爱情对她是最重要的,似乎有了恋爱、婚姻自由,就有了人生的幸福。但是,脱离家庭之后,她却只能成天躲在山上,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身为官员的女儿,和鸾从小养尊处优,没什么劳动能力和独立生存的本领,没法自食其力,只能全力依靠祖凤,每日由祖凤想办法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和鸾可以为婚恋自由而抗争,却丝毫没有能力改变拘束女性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于是她把扭转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祖凤将来的出人头地上――“莫笑蛇无角,成龙也未知”这一信念俨然成了她的宗教。可见,对于和鸾来讲,婚恋自由后的理想生活目标,依旧是旧式的框框:希望祖凤有朝一日能够“显达”,从而“妻凭夫贵”,过上体面生活。这也正应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句老话。和鸾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夫君,只要她精神深处传统的女性角色意识没有根本改变,旧式的生活枷锁依然会牢牢套在她的头上。她依然会自然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充当起为男性生儿育女的工具。可见,对男性的人身依附无疑是许多女性婚恋自由悲剧的根源。女性争取婚恋自由的斗争,只有与女性的人生解放结合在一起,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2.婚恋自由并不意味着女性全部的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
毫无疑义,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是女性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并非女性之全部人生价值与人生意义。让女性获得应有的人格尊严,与男性平享各种社会权利,共同担负起“立人”、“立家”、服务社会的职责,这才是启蒙主义者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旨所在。许地山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许并未具有完备的女性社会角色构想。但通过观察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创作顺序,可以分明感受到许地山渐次发现了女性追求婚恋自由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并试图有针对性地提出解救方案。“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激烈地抨击传统文化,而是怀着珍爱的心情选择着它,试图将它同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调和在一起,创造一种更合乎‘理性’的、也许可以称之为新型的东方文化。”②许地山作品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惜官、尚洁、和鸾、春桃,无疑是他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形象体现。
诚然,女性有婚恋自由的权利,但也有对家庭、他人及社会的责任。和鸾为爱情而私奔,抛弃了家庭成员的责任,全然不顾及对家人的伤害。祖凤为了维系两人在一起的生活,干起了祸害一方的劫匪勾当。至此,二人自由婚恋的正当性失去了依凭。“啊,我现在才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你害杀�儿了。”作者在小说《换巢鸾凤》的结尾,借启祯之口,表达了对和鸾的责备。如果人们的婚恋自由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肆意伤害和对社会合理秩序的破坏上,就很难称得上有进步意义。和鸾的悲剧人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婚恋自由的深切忧思。相比之下,《春桃》中的春桃形象,应该是在婚恋自由问题上处理得令作家首肯和赞许的成功女性。
三、没有脱离世俗生活的人间之爱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代表作家之一,许地山是热望文学能够对人生有所反映、有所指导的,因此,他的眼光一开始就关注着现实人生的热切问题。”③许地山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其旨归在于对女性命运发挥切实的现实指导意义。
然而,许地山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宁的时代,旧的价值体系已遭破坏,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人们很难有一个是非分明的行动参照。许地山的思想及价值取向也一直处在迷惘和痛苦之中。在许地山的小说世界中,女性对婚恋不自由的抗争方式各式各样,各自命运也迥然不同。《命命鸟》中的敏明以死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现世的不满。《换巢鸾凤》中的和鸾是跟从情人私奔!《春桃》中春桃的选择是“一女事二夫”。“许地山笔下的每个女性形象都在其真情之中显露了属于理念的东西。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的人生哲学,而这种哲学无疑是作家人生观折射。”④可以看出,许地山在倾情表现女性为追求恋爱、婚姻自由而抗争的同时,也一直试图对她们实现婚恋自由后的生活问题做出追问和思考。“但笔锋所向却不是阶级斗争与社会解放,而是个体生存真理的揭示,是让人在认识到悲剧的必然性的同时,佛教式地从这种存在状况中解脱出来。”⑤
在觉醒的个性意识与传统的道德礼教的激烈对抗中,生存问题成为女性独立的制约瓶颈。没有脱离世俗生活的人间之爱,解决起码的生活问题,无论是对于觉醒了的“先行者”,还是对于尚未觉醒的普通民众来说,都是必要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谈到冲出家庭的女性,其结局不外乎两个:一是回来,一是堕落,否则就只有饿死街头。较之于娜拉,和鸾又未尝不是如此。与祖凤私奔之后,立刻陷入残酷的生计问题。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就像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困顿的生活也使和鸾失去了享受爱情自由的心境。她无心再弹琵琶,一门心思关心起祖凤的“出人头地”来。但是动乱的社会,不可能给祖凤这样一个兵丁提供自由的谋生空间。没有生活出路,就注定了和鸾和祖凤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小说《换巢鸾凤》的社会背景虽然被作者处理得很淡,但它对主人公的命运却有着不容漠视的支配作用。在小说中,辛亥革命的到来给祖凤的出人头地提供了一线生机,然而随着革命后民军解散,祖凤只好重新上山,沦为劫匪,并遭到围剿。而前来围剿的军队却是那位追求过和鸾的贵胄子弟启桢所率。这里,固然隐约折射出了作家对辛亥革命的某种成见。不过,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制,但社会大环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社会上贵者自贵,囚徒依然为寇。许地山对此问题的认识却也清醒而深刻。而这一冰冷的现实环境,恰恰正是和鸾与祖凤爱情悲剧的直接渊薮。
正如鲁迅先生在《伤逝》中所说,“爱要有所附丽”。即便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家可以对“门当户对”的婚配观念肆意嘲弄的时代,人们仍然很难轻松地把爱情凌驾于现实的物质环境之上。可以说,“面包”在很多时候,仍然是衡量爱情婚姻幸福与否的一个无法绕过的标尺。当恋人们的生活中只剩下爱的时候,这爱情本身也就岌岌可危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常常将爱情与各种外在的物质条件联系在一起,其中不无道理。因为,只有构建满意的俗世生活空间,才有机会令我们的爱情生活更坚实。作为一个受宗教文化影响很深而又执著于现实人生问题的学者,许地山用《换巢鸾凤》扬弃了自己以往对女性婚恋自由的虚妄赞歌,而代之以深切的时代忧思和富有警示意义的人生解剖,实现了他对女性形象塑造的转变。
作者简介:张霆,文学硕士,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媒文化研究。
① 倪婷婷:《“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 郭志刚:《“东方式的反省”――论许地山小说中的文化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
③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④ 张从容:《时代激流中的一湾清泉――论许地山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⑤ 王喜绒:《也谈许地山早期创作的“为人生”》,《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