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七年时期《水浒传》的本事研究】 水浒传林冲的故事概括
时间：2019-02-12 05:44: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十七年时期的《水浒传》研究无论是在成书演变研究、版本研究、作者研究、文本研究还是在评点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形成《水浒传》研究史上继胡适、鲁迅之后的第二个高潮。本文对这一时期本事研究部分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进行了简要评价。
关键词：十七年时期 《水浒传》 本事研究 学术史
十七年时期（1949―1966）《水浒传》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形成了在胡适、鲁迅之后的第二个研究高潮。《水浒传》的本事研究主要是指《水浒传》在演变过程中所牵涉的历史地理等史实问题的研究。这一阶段《水浒传》本事研究主要集中在宋江起义的具体考证上，另外对三十六人和具体人物的历史原型、梁山泊等问题也有所涉及，下面分别论之。
一、宋江起义考证
对于宋江是否投降的问题，一般论者都根据《宋史•张叔夜传》认为是投降了的。如何心就认为宋江“后来投降了张叔夜，曾跟随童贯去平方腊”①，而张政 则认为“宋江当时很可能是诈降”，“后来又反正了，1122年夏最后失败被擒”②。严敦易从历代农民起义的特征和当时的历史材料出发，认为宋江是当时“京东、淮南以至河北广大地区内”的农民起义所共尊的“共主”，后来这些队伍中的一部分被招安、投降或者被擒，但不一定就是宋江，宋江“投降则绝对是近于捏造的事实”③。在宋江是否征方腊问题上，何心等持肯定观点，而张政 则认为历史上的宋江和张叔夜妥协的时间是在宣和三年二月，而同年四月方腊已经被消灭，所以宋江不征方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④。华山也认为宋江没有征方腊，并认为宋江起义军的结局“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一定被分别处置。宋江等几个领导人物，可能被杀；一部分人可能从此做了宋代的官（如关胜等），还有部分人或者坚持反抗”⑤。
除了对宋江起义的问题进行考证外，三十六人也是当时讨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往往围绕三十六人是三十六个头领或者是实指三十六个人等进行探讨。张政 认为三十六人是实指，“我们考证宋江的历史，首先要说明的是宋江只有三十六人，并不像元曲里所说的‘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更不像小说里那样千军万马”⑥。这显然是比较拘泥的说法。与之类似的是华山，他认为宋江“即使不一定始终是三十六人，但决不会超过数百”⑦。何心则认为三十六人是指“重要的头领而言”，“宋江部下有名的头领虽只三十六人，喽罗一定很多，决不会只有五百人”⑧。张默生也认为“历史上所说的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些起义的领袖；《水浒传》扩充为一百零八人，也仍然是一些将领” ⑨。严敦易则提出新说，认为“所谓‘三十六人’是渊源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三十六方，这原先应该视为三十六个单位组织，亦即三十六股来解释，不能竟狭隘的依文义，看做是三十六位副贼或头领来对待”⑩。
对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问题。由于时代久远而现存文献有限且多有抵牾，因而宋江起义后是否投降和征方腊以及结局等问题就比较复杂。十七年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人们对农民起义往往褒扬有加，讳言投降，而当时的部分研究者又断章取义地摘引文献以证己说，故而治丝益棼，不得要领。
二、水浒人物考证
对《水浒传》人物历史真实性的考证是《水浒传》本事研究的一个重点，建国前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64年孙楷第在《水浒传人物考》中对该问题继续进行探索。该文广引诸多史籍，考证了解宝、宋万、王英、彭 、李忠、张横、王伦和李成等九人。但从考证的结果来看，几乎没有一个人物可以确切地对应于小说中的人物，作者也承认“所论或属假设，不敢云一一正确”{11}。除了孙楷第先生外，张政 也对部分人物进行了考证，认为靖康年间的张横和梁青很可能就是小说中的张横和燕青。{12}此外华山等也对小说中部分人物进行了考证。
我们认为，无论是余嘉锡、孙楷第还是张政 ，他们的考证都是属于历史范畴的考证，这固然有助于对小说的理解，但若一一以之与小说对应显然就隔阂了。因此李希凡批评张政 “完全混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13}。严敦易也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人名的巧合和一百八人中的任何一人偶然相符，便认为已找着了某一位英雄的来源和根据，这是胶柱鼓瑟的方式与方法”{14}。
三、《水浒传》与忠义军
两宋之际，北方沦陷区人民组织了“八字军”、“红巾”等民间武装进行抗金活动，一些学者认为《水浒传》在演变过程中受到了这些武装斗争故事的影响。聂绀弩就认为《水浒传》中的“忠义堂”和宋江以忠义相号召就是“从《宋史》的‘忠义军’、‘忠义社’、‘忠义巡社’等语而来”{15}。王利器先生也认为“施耐庵又把忠义军的许多人物和故事的素材搬来创造一百单八人”{16}。
张政 则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谈到了古代忠义军对《水浒传》的影响。他说：“宋江性格复杂的原因：一是宋元时代的说话人和书会先生歌颂宋江，让他忠义。但是最大的原因则是他们受了北宋亡后北方忠义军寨故事的影响。……我们说忠义军的首领被宋元小说家转化成宋江的党徒，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证据，小说里宋江的投降性格和‘忠义’招牌是从忠义军偷来的，却毫无问题。”{17}
此外，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华山《水浒传和宋史》和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也谈到了忠义军与《水浒传》的关系问题。
四、《水浒传》与梁山泊
除了对宋江起义的时间结局以及与忠义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论述外，有的学者还对梁山泊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考证。何心在《水浒研究》第十三节中引用大量地理方志文献，对梁山泊的地理位置、名字由来等问题进行了考辨。但其考证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属于历史考据，在成果上也没有能超越余嘉锡。
另外有的学者对《水浒传》与梁山泊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严敦易先生就认为“梁山泊可能是他的根据地”，但因为宋江是以流动的方式活动的，所以“不必认做梁山应为宋江所专有，他可能曾经以之为根据地，在那里经营过一个时期”{18}。但更多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宋江并没有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华山就认为“宋江等没有在梁山泊结寨，那是没有疑问的”，《宣和遗事》所叙述的“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明白地透露出《遗事》的作者和后来《水浒传》的作者们把宋江等和南宋初年太行山忠义军扭合在一起的显明痕迹。”{19}
在梁山泊与《水浒传》关系问题上研究最透彻的应该是王利器，他的《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一文对梁山泊从现实地理的存在演变为宋江根据地这一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小说中的梁山泊是典型化了的“农民革命根据地的理想蓝图”，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现实的地理存在的梁山泊，它自宋代至清朝“不仅是许多次农民革命的根据地，而且还是宋代民族解放战争中战略上的必争之地”。第二是太行山地区地理环境的加入，他认为施耐庵把太行山的根据地碗子城和怀仁县的金沙滩搬来创造梁山泊。第三是南方洪泽湖等区域地名的加入。王利器认为“施耐庵创造梁山泊的石碣村，并以此为三阮本贯，这显然是从方腊那里搞来的”，“施耐庵把洪泽湖地区的蓼儿洼、鸭嘴滩搬移到梁山泊来，也正如接受招安后，把宋江封做楚州安抚使一样，都是和宋江诸人曾经活动于楚、海州界是分不开的。”{20}显然王利器的梁山泊考证已经从余嘉锡、何心等的纯粹历史地理考证过渡到了文学典型形象的研究，其科学性、合理性自然较前人更胜一筹。并且这种过渡从本质上讲是学术方法、学术思维的跨越，因而该文在《水浒传》成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总之，十七年时期《水浒传》本事研究相对于建国前成绩是显著的，尤其是在水浒与忠义军的关系和梁山泊的演变方面成果更为卓著。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在研究内容方面多集中在宋江起义结局的争论上；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传统文献考证，新方法的运用很少，而考证和理论相结合者更是罕见。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水浒传》本事研究在胡适、鲁迅、余嘉锡等人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为“文革”后的本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水浒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①⑧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4页。
②④⑥{12}{17} 张政 ：《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1期。
③⑩{14}{18}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第8页，第18页，第15页。
⑤⑦{19} 华山：《水浒传和宋史》，《文史哲》1955年第10期。
⑨ 张默生：《谈谈水浒》，《西南文艺》1953年第3期。
{11} 孙楷第：《水浒传人物考》，《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3版，第1―2页。
{13} 李希凡：《略谈水浒评价问题》，《文史哲》1954年第4期。
{15} 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16} 王利器：《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文学遗产》1954年8月15日。
作 者：李蕊芹，文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许勇强，博士，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戏曲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