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秦城岁月 秦城

　　作者简介：陆令寿，江苏金坛人。现任湖北省旅游局副局长，湖北省纪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著有小说集《春日迟迟》、散文集《换一种活法》等。合著出版论文集《思想教育引导》、报告文学集《洪波卫士歌》。
　　
　　人生只有一个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要沿着生命的线段忠实地走，认真地看；要从不同的生命线段，忠实地走出人生的风味；要从不同的生命线段，认真地领悟人生的价值。
　　――《生存智慧论》
　　
　　秦城，一个永恒的生命符号，早已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在那里，我完成了从穿草鞋到穿皮鞋的革命，我的命运之舟从那里驶向了浩瀚无垠的大海，领略到生命的神奇、广阔和瑰丽；在那里，我和我的秦城战友用稚嫩的肩膀，托起共和国赋予的崇高使命，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那里，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震撼的正义性审判，用粗糙的笔在哨位上记录了一个个政治人物阶下囚的点点滴滴；在那里，我感受来自全国十三个省市战友的宽厚和友爱，沐浴多种文化的雨露，萌发了我最初朦胧而羞涩的暗恋。无论是扬子江的波涛，紫金山麓温绵的细雨，还是黄鹤楼上金色的秋风，都不能枯竭我对秦城的思念。那种思念，如同儿时玩过的陀螺，钻进了我的大脑，一鞭子抽去，快速地旋转起来。那里的每一棵曾经滋润我心田的果树，每一条曲径通幽的林荫小道，每一个罩着神秘色彩的监区，都在我心中占着一个位置。站在龟山之巅，眺望北国的秦城，储藏在天的尽头业已消逝的故事，又鲜活地跳跃起来。
　　
　　燕山脚下，汇集了来自十三个省市的热血青年，给神秘的秦城增添了新的活力。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晚，从南京开往北京的六十六次列车在漆黑的夜色中隆隆奔驰。十二号车厢里一群男女伙伴兴奋不已。我们一行十九人经过“三代清”的严格政审，公安部领导的面试，加入了秦城干部大队的行列。十四名男同胞来自于全省各县市中队，他们都是入伍三至五年的优秀班长。五名女同胞是从竹箦、社渚和洪泽劳改农场干部子女中挑选出来的，她们连军装都还没来得及领换，穿得花花绿绿，在我们上绿下蓝的男兵中格外引人注目。比起我们这些老兵来，她们的娇声细语显然有些羞赧和稚嫩。大家都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岗位，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准备迎接新的使命。
　　第一次去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每个人说不出有多高兴。当时我的理想是这辈子去看一下北京就心满意足了，想不到幸运之神降临得这么快。带队的刘嘉露指导员把气氛调节的恰到好处，包厢里时而响亮地唱起革命歌曲，时而爆发出欢声笑语。闹腾到下半夜，大家都累得趴下了，呼呼地睡了过去。一觉醒来，车已过济南站。
　　早春的南方，大地已泛出嫩绿，而北方仍沉睡在冬的严寒之中。看到的是冰冻的小河、裸露的田野、低矮的平房，还有那屋檐下懒洋洋晒着太阳的人们，给人以荒凉和寂静。
　　经过将近一天一夜漫长的旅行，列车带着疲惫，喘息着进了北京站。公安部安排的大客车早已在车站等候。我们排着队整齐有序地上了车。北京的马路平坦如砥，在暮色中凝重起来。突然，街道上华灯齐放，亮得耀眼。汽车经过昌平县城，还有后来在非典中世人瞩目的小汤山，颠簸着开进了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
　　江苏的大部分男同胞被编在干部大队的三中队。三中队所编有七个小队，还加一个女子分队。这样编排，后来我才知道完全是为了任务的需要。因为我们中队担负对“四人帮”的看押。“四人帮”关押在二○三监区，女子分队看押的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江青。我们中队人员大部分来自湖北、江苏、山东、江西、山西、河南、广东等省份，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南腔北调，典型的五湖四海。先期报到教导员谢忠明在队前给我们训话提要求。谢教是江苏灌南人，生得敦实，三十出头，脸上红扑扑的，一看就是精力过人的那种。我的眼光总是落在他穿的那双又黑又亮的皮鞋上，那是干部的象征。我离穿皮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吧，我思忖。他乡音很浓，鼻音重，一句话说完就“嗯哪”。在讲内务要求时把鞋子说成“孩子”，引来女兵们哄堂大笑。谢教的爱人张锦美，是一位朴实的乡村教师。她贤淑温和，热情好客，逢年过节都要把江苏老乡邀到家里。她把围裙一抖，利索地系上，亲自下厨，炒几个菜，让大家喝上几盅，然后召集大家包饺子，把江苏老乡的心搞得热热乎乎。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张老师系围裙的利索样。想到她过早地离开人世，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三月二十二日，干部大队隆重召开成立大会。会场设在监狱礼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华国锋的标准像。公安部的领导到会祝贺。监狱长兼干部大队政委王剑一第一次给我们作报告。他操着浓重的徐州口音。我心里欢快地叫起来：又是一个江苏老乡领导。他说，同志们，我们大队组建不容易啊，是公安部向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报告是我亲自起草，华主席亲批的。我们将要担负对特殊人犯地看押，政治责任大如天，重如山，一丝一毫也不能出错。大家现在要站特殊岗，不要为将来担太多的心。“文革”中，公安部遭到“四人帮”一伙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污蔑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政，迫害了不少干部。现在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百废待举，你们好好地、安心地在秦城锻炼锻炼，在北京娶个媳妇，安个家，将来就到公安部接我们的班。一番话说得大伙热血沸腾。
　　中队的表决心大会由谢教主持。每个小队都派代表。四小队的张升平，上台后脸憋得通红，把满纸的豪言壮语读得慷慨激昂，每一句尾音都很重、很高，以至于上不去而撕破嗓子，读着读着突然卡壳了。大伙正纳闷，只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两手在口袋里局促地摸索着，显然是找不到下页。谢教说，你先下去吧，后边的同志接上来。我的决心也表得过于“革命”，最后一句竟是，“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前进，前进，前进进！”大伙后来笑话我说，来一个“前进”还不够，还要“前进进”，唱国歌呢。表决心大会快结束了，谢教咳嗽一声，正准备小结，张升平突然站起来：报告，我找着了，可以不可以再表？谢教说，那你就表完吧。如果记忆没发生错误的话，我记得他结束时运用了高尔基《海燕》里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那天晚上，谢教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今天的“决心”，除了那个“前进进”有点脱裤子放屁，其他的都写得不错。我查看了你的档案，在原单位当文书，一直舞文弄墨摇笔杆啊。中队组建之初，缺的是会写写弄弄的人才，我看你是块料，推荐你当队部书记，愿意干吗？我看着谢教激动得两手直搓，究竟愿不愿意啊？痛快点，别大姑娘似的扭扭捏捏。我连忙说，愿意，愿意，当然愿意。多少年以后我在想，三中队人才济济，有的是捉刀弄笔的，谢教为什么看上我啊，大概也有老乡的成分在里头吧。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问过他。
　　干部大队要经过一个月的超强训练才能上岗。组织训练的是来自山东的李焕良参谋长。这位山东汉子，瘦瘦筋筋，骨架坚实，说话做事干净利索，无不显示出他的精明强干。据说他是六四年大比武的尖子，一身的好功夫，尤其是擒拿格斗，在大队没人敌得过。他要帮你正个颈，纠个腿，就那么轻轻地一来，得疼好几天。为了缓解大伙紧张集训的疲惫，活跃干部大队文化生活，也是出于发现人才，参加部里的文艺会演，大队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有些文艺天赋的跃跃欲试，纷纷登台。其中有多才多艺、聪慧过人的助理员王国华的小提琴独奏；有被大家誉为才子的刘水光、彭春祥的相声；有小百灵之称的王广珍的独唱：“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我上了个诗朗诵：“华主席派咱守秦城”：
　　扬子江畔起征程，燕山脚下扎深根……望一望蓝天天更高，掂一掂钢枪枪更重……华主席啊华主席，您把秦城交给我，我把忠心献给您……
　　谢教说，你在上面朗诵做动作，我在下面出汗，不敢正眼看你。
　　一个月的集训结束后，大队召开宣布命令大会。先奏国歌，接着是王政委宣布提干命令。大伙把耳朵竖起来听，生怕把自己漏了。宣到谁，谁就起立喊“到”。“邵水明！”没人应。大队长又大声重复一遍。“报告大队长，我不姓邵，我叫邰水明。”邰水明是江苏来的，在新兵连就是我的班长。我心里暗自佩服，这小子有种，敢于纠正首长的口误。王政委摘下老花眼镜看了他一下，“这字打错了。邰水明！”“到！”自那以后，江苏老乡在一起，都管邰水明叫邵水明，自然都有取乐的成分。
　　
　　一群不安分的年轻人在一起，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二○○八年三月二日，这一天是我们三十年前汇聚秦城的日子。我揣着去国防大学轮训的通知，到全军最高学府报到。我第一个报到，一看花名册，竟然有朱启明，这真是太巧了！朱启明，江苏边防总队政委，秦城战友。当年我们同在三中队，如今又在国防大学同窗。我和朱启明同住一层楼，闲暇之时，回首当年，感慨万端。北京的秦城战友得知我俩在北京，热心为战友办事的葛余敏立即召集在京的秦城战友聚会。聚会安排在一家豪华宾馆，二十人的大圆桌座无虚席。我和朱启明挨着葛余敏左右分坐。葛余敏虽然年近半百，但大家仍然习惯地叫她小葛。这位来自安徽的“军花”小葛，如今显得有点发福。她现在在警官出版社任社长。出版社下边有一“警察文化沙龙”茶社，南来北往的战友只要来京，她都要尽地主之谊，创造让大家见面叙旧的机会。战友们公认她是北京秦城战友的“秘书长”。与小葛齐名的还有南京的张利力，她慧眼识金星，与朱启明在秦城结为秦晋之好。南京方面的战友一般都由她召集，只要有秦城战友来南京，不管他混得怎么样，都热情接待。于是在战友中就有了“北有葛余敏、南有张利力”之说。小葛很会调节气氛。三杯酒后，要每人作自我介绍并讲一句经典的祝福话。朱启明开头，我收尾，小葛作总结。战友里边有像我和朱启明这样穿着橄榄绿一路走到今天的，如四川边防总队的政委李维际、武警特警学院的副院长孟庆阳、武警总部机关的程建国等，还在军旅生涯中履行着军人的职责，生活着军人的生活。有像当年王剑一政委说的去公安部接班的，如今已官至副省部级的公安部长助理孙永波，其他留在公安部的战友，大都升到了厅局级。此外，还有当律师、执教、经商的。在秦城战友中，孙永波的官做得最大。这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那时，孙永波在一中队当书记，黎华荣和我在二、三中队当书记。每周上报的周表、靶场花名册的制订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报表，孙永波做得精当而细致，参谋长李焕良经常拿他说事，批评我和黎华荣的粗疏。一中队上报和转发的材料也最多。当我还对这些朦胧迷茫的时候，孙永波就以超人的智谋和成熟的姿态进入快车道。离开国防大学后得知，孙永波已调任黑龙江省当副省长。从聚会战友们不俗的带着京腔的谈吐中，可以看出一个个混得人模狗样，活得有滋有味，战友们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都获得了成功。席间，大家频频举杯，都说秦城干部大队的素质不错,出了不少人才。小葛总结的话有点伤感。她说，三十年前，我们都是意气风发、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小伙，现在有的都做爷爷奶奶了，有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像湖北的冯朝山、安徽的单勇、山东的刘世忠，还有江苏的朱留坤。哎，人生如梦啊，一点不假，转眼就是百年。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地活着。再过三十年，我建议秦城战友带着儿孙们来个大聚会。话音落地，大家报以热烈地掌声。
　　酒精猛烈地燃烧着我记忆的神经。过去的一切在眼前旋转着、晃动着、奔腾着。我们在秦城经历了无数的故事，但要说出来似乎又都没有。只有在一觉醒来天地阴阳交替之时，大脑特别清醒，那些灵动闪光的故事才会像雨后田埂上的蚯蚓，慢慢地蠕动着向你爬来。
　　命令宣布后，大队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二三级军官，意味着从此脱离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大家对那双皮鞋特别钟爱。中队长张道俊，来自湖北，他是在原代理队长走了以后来的三中队。张道俊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做事精细，考虑问题十分严谨缜密。他根据中队都是干部的特点，一周中专门安排两小时的课余自由活动擦皮鞋。他说，年轻军官，应该有个样子，穿戴要精神，着装要板正，皮鞋擦得亮亮的，不能窝囊邋遢，不然，对象都难找。小伙子们在如何把皮鞋擦亮上动了不少心思，每人都找了一根红绸带，用上好的鞋油，先是使劲来回拉搓，后来有人发明用醋抹、再上油的擦法，大家一试，果然皮鞋比先前亮了许多。再后来又有人发现用带油的猪皮擦拭，皮鞋更亮。那种亮是贼亮，光可鉴人，引来女兵们啧啧地称赞。
　　“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年月，中国大地上远远近近的政治风雷在头顶上隆隆炸响，又呼啸而去。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在思索，干部大队的姑娘小伙们也在思索。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强劲之风催生了新的观念。要应对社会的发展，就要多学本领。干部大队培养目标是让大家今后都成为公安战线的人才。围绕这个目标，大队开设了刑事侦察讲座，请北京公安学校的教员定期授课。同时开课的还有政治理论，北京市委党校的冯副校长给我们讲授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冯是江苏兴化人，与外交部长乔冠华同乡同窗。他一头卷发，气宇轩昂，语言极富穿透力，讲起课来生动有趣，把枯燥的哲学讲得趣味盎然。我的哲学底子，是从那儿开始打下的。为了满足大家的求知欲，大队与北京电大联系，开办了英语班。报名的有一百多人，但坚持到毕业的只有十几个。我算是其中之一。除了执勤就是学习，业余时间全都用在正道上。我那时什么都想学。看到别人练钢笔字，我买来庞中华的字帖临摹。看到分队长朱先金画仕女像，我也练工笔画。最让人留恋的是那个文学兴趣小组，类似于现在的文学沙龙。打头的是湖南来的伍炳勋，还有湖北的刘水光，河南的孟庆阳，江西的江春桂、阳焕清等。我们相对有一块固定的阵地，就是每半月在饭堂的一面墙上出一期文学墙报。上墙的杂文随笔、散文诗歌，大都出自于这几个“秀才”之手。伍炳勋擅长歌词创作，这位个儿不高脑袋却很大的岳阳才子，文笔优美，写的歌词如湘江之水，清亮柔媚，包含了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他的歌词在《诗刊》杂志上全国发表，奠定了他在干部大队的文学“泰斗”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刘水光写起了电影剧本，其他的文学爱好者也跃跃欲试。我有事没事喜欢与伍炳勋谈论文学，还特意买了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韵新编》，学习做诗、填词的基本技巧。我口袋里装着一个小本，一有什么闪光的灵感立马记下来。我的习作《啊，亲爱的党》经伍炳勋修改润色，在《歌曲》杂志联名全国发表，后来还被一位作曲家谱成曲在中央台“七一”专题里播放。接着我又写了《边防战士之歌》发表在《江苏音乐》上。要说这么多年我之所以在文学道路上不断耕耘收获，得益于秦城最初的启蒙。没有秦城就没有我文学的开端，也没有我“生命的副本”，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文学女神的风骚魅人与冷酷无情。
　　干部大队命运的转折始于王剑一的脑溢血。这个备受尊敬和怀念的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在一次控诉“四人帮”的迫害时过于激动，一头栽倒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他亲手创建的干部大队，他为大队设计的蓝图也难以实施。一段时期，我感到大队的工作挂了空档。除了执勤觉得没什么事干。无事便生非。精力过剩的姑娘小伙们，用自己创造的方式来释放内心聚集的能量。
　　莽莽苍苍的燕山静穆而立，深褐色的山顶隐现在白云中，显得柔美而婉娈，如同一位神女把秦城抱在怀里。秦城监狱始建于五十年代，参照的是前苏联模式，建筑风格带有俄罗斯的标记。这座国家级的监狱，曾经关押过满清要员、日本战犯和国民党被俘的将领。监区与监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一排排建筑静静的、灰亮的，坚固而凝重。整个大院林木葱茏，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每到秋天，我们帮着监狱收核桃和柿子。核桃外边有一层厚厚的青皮，去皮很麻烦，要一个一个用手扒。青皮里有一种汁，沾到手上漆黑，洗都洗不掉。辛劳之后，狱方把果实分一些给大队，我们把柿子晒成饼，核桃砸成仁，等到探家时作为特产带回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送人也是上等的礼物。头两年大家比较自觉，五月的杏、七月的桃、九月的石榴，秋天的苹果，都在眼皮低下，执勤上哨的路上伸手就能摘到，但谁也不去碰。到了第三年，有人就顾不上纪律，顺手牵羊的事经常发生，惹得狱方颇有微词。也不知出于何时何人，秦城那个弹丸之地，不时地刮起一股股风潮。有一阵，大家一窝蜂地做台灯。做那玩意儿需要原材料。台灯座好点的用汽车上的有机玻璃，可毕竟来源有限。没有有机玻璃，就用普通的玻璃代替。把玻璃划成菱形或椭圆形，小心翼翼地在上边打眼，用砂纸把棱角磨平。台灯架子，多数用钢管或铜管。这样，监区的水管和暖气管就倒了霉，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我的台灯得益于分队长李筛根的资助。李筛根和我一个车厢从南京来，我俩门对门，是无话不谈的老乡战友。有时我们闲得发慌，一人吹一瓶香槟酒，酒量不大的我们，被酒精烧得在床上翻滚，满口胡话。空下来我们喜欢打康乐棋。两个人角对角博弈，看谁先把桌面上的棋子打到眼里。他做台灯时把原料一分为二，自己留一半，另一半给我。基本成型后，穿上电线，装上灯泡，买个灯罩，放在床头柜上，既有欣赏价值，也很实用。台灯风刮过了接踵而来的是衣架风。开始用铁丝做，很简单，有个老虎钳子就行。后来考究起来，在铁丝上穿上塑料管。再后来就用铜线取代铁丝。铜线大都从监狱备用的电缆里抽出来，大队因此而受到监狱领导的严厉批评。衣架越做越精美，造型各异，有的还可以收放折叠。那是我至今保留的秦城留给我的唯一遗产。在完成使命，大队临近撤编之时，大家又学起了木工活，就地取材打箱子。在一阵又一阵风潮中，不少人都学了两手，也招来了狱方的不满。
　　
　　在男性主导的军营里，女子独立分队撑起了秦城靓丽的风景线。二○○九年新春佳节刚过，秦城战友王玉梅从镇江发来信息，邀请我参加她儿子曲波的婚礼。王玉梅是秦城战友活动的积极分子，只要听说战友聚会她都会亲自驾车赶到南京，很少有通知她而不到场的。王玉梅生得小巧玲珑，性格开朗活泼，现在的她与当年变化不大，是同辈人中不太见老的那种。空余时间她除了上网还热心参加QQ群驴友组织的野外骑车露营活动，把每次活动的图片和录像放到网上，让朋友们一块分享。她忘却了自己的年龄，整个儿风风火火的，根本不像是快做奶奶的人。那晚，我打开电脑，登陆QQ，只见那个“漂亮阿姨”的美女头像在闪动。“漂亮阿姨”就是王玉梅。我们在QQ上进行了关于独立分队的回忆。她问我，你对独立分队是怎么看的，对她是怎么看的，要说真话，不许说假话。不然就用铁锤敲你。我说，你们女子分队整体不错，你也不错。她“嘻嘻”一笑说，那你有没有看中谁，或者说看中了为什么不追？我说，你们中除了个别的长得有点对不起观众，在我眼里都是仙女。当年的我自卑得像地上的癞蛤蟆，即使看上谁也是暗恋，不会把那张纸捅破，人过半百，更没有必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恋爱基本上是传统保守型的，不像现在年轻人敢爱敢恨。现在看来，没有捅破那层纸是对的，有了那层纸才有了距离美；有了那层纸，才有了长久的友谊和和自卑之后的自尊。她“嘿嘿”一笑，我知道你心中有谁。
　　说句实话，我的暗恋是对一个群体的爱慕。在那个年代能够一穿上军装就是女干部的军人是上苍的宠儿。打开尘封的三中队花名册，二十二名女兵的名字是我用圆珠笔亲笔所写。干部大队刚组建时，女子分队隶属于三中队。男兵女兵在一个锅里吃饭，一块训练劳动。有一次，参谋长组织紧急集合，男兵们跑前女兵在中，队部殿后。有个女兵跑了一半就摔倒了，影响了后边一大片。有的女兵被子没有扎紧，跑着跑着就散了，只好夹着或抱着跑，很是狼狈。女兵们不以为然，嘻嘻哈哈笑成一片，遭到参谋长的大声呵斥，瞧你们这熊样，像个兵的样子吗？在众多的女孩中，我佩服的还是她们的分队长张丽和指导员徐慧。张丽出生于政法干部家庭，长得白白净净，头上扎着羊角辫，束上军用腰带，一副飒爽英姿的女兵模样。这个从监区加入现役从未带过兵的女干部，队列擒敌射击游泳公差勤务，样样走在前列，没有一次掉链子。更让我折服的是她写得一手好字，那字遒劲有力，带着思想的锋芒和内涵，不像一个女孩子所书。很少看到这位分队长对她的部属发火，但女兵们却很敬畏她。指导员徐慧与她名字一样聪慧，这个四川女孩天生文静，言语不多，满腹诗文，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她写的小说手抄本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描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地下工作者的事，有些情节我至今还依稀记得。她的男友王显平也在三中队，他们恋爱在大队是公开的秘密。虽是一对情侣，但看不到他们卿卿我我的黏在一块。这种克制和忍耐是同龄人学习成熟和老练的楷模。我细细观察过张丽和徐慧这两个兵头的关系，她们之间好像从没发生过“堡垒”里战斗的故事，没有红过脸儿。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个女人该有多少台戏啊。这些戏硬是没有演砸，与两位领军人物的带头息息相关。多少年后，这个集体依然保持着密切地联系，这种联系所呈现的友谊比男兵们要优越和亲密得多。无疑，她们两个头的亲和力还在起着黏合的作用，这一对互补型的主官在女兵心目中依然处于领导地位。
　　前些年，我看到《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题为“江青和女兵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除了江青，还聚焦在一个叫李红的女兵身上。这个河南来的女子，身高马大，讲话大大咧咧，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秉性。李红的军事素质很过硬，在射击场上，端起手枪左右开弓，发发命中，五发打出了四十九环的好成绩。在现场记录成绩的我，不禁暗暗称奇！有一段时间盛传一位女性中央领导要调她去当贴身警卫，后来为什么没去成不得而知。一群稚气未脱的姑娘要对付一个经历不凡、性情怪异的老辣女人，其中必然有许多故事。那时，我作为队部书记不参加正常执勤，与中队干部一起值班查哨。对江青看押设的是特哨，两个女兵一班。这个特哨是三中队干部查哨的重点。每查到这个哨位，我看到女兵们都保持着立正的姿势，走廊上昏暗的灯光把她们的倩影投在光溜溜的水泥地上，斑驳陆离。靠着墙的一侧，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执勤记录本，还有应急用的手电筒。看到我的到来，领班的女兵向我敬礼。当我询问有没有异常时，她们都会把江青当天的表现告诉我。江青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喜怒无常。高兴时，唱着样板戏，哼着京腔，吟诗作态，声情并茂地讲述她那“光辉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在延安窑洞与主席同甘共苦的经历。还为每个女兵起了“大个儿、黑妞、小辣椒”等绰号。不高兴时，骄横泼辣，与女兵对骂。骂过之后，又觉不妥，与女兵妥协，甚至为女兵打一盆水，让其洗脸，求得和解。有一次，一个女兵在监区劳作时，唱起了“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被出来放风的江青听到，当晚，江青在这个女兵值哨期间故意找碴，与这个女兵大吵了一架，惊动了监区的领导。
　　这些女孩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她们用稚嫩的双手托起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如果不来当兵，或许还在父母身边撒娇。江青在公审的那些日子里情绪反常。有天晚上，江苏老乡蔡苏琴和王亚美当班，江青突然一头撞向监室内的暖气片。蔡苏琴和王亚美眼疾手快，立即打开监门将她救起。事隔三十年，蔡苏琴去重庆看望当武警的儿子假道武汉看我和爱人。忆起这段往事，她说，那时真傻，要不是我和亚美警惕性高，江青出了人命还不捅破天啊。预防了这样一起特大的事故，我们怎么连个嘉奖都没要，要搁现在少说也得弄个二等功吧。小蔡，我们背后叫她“菜包”，不仅因为她姓蔡，还因为她长得丰满，为人瓷实。我请她帮忙，她总是有求必应。母亲胃寒，提干第一年，我从每月五十二元的工资里拿出一半，让小蔡为母亲织了一件毛线外套。那外套上有许多好看的花头，母亲穿了十多年。小蔡家在竹渍，离我家不远。她探家时，我又托她捎去北京的白糖、果脯和秦城的核桃。从县城到我家都是土路，她步行了十几里地才把东西送到。母亲说，那姑娘来了板凳都没坐热，连口汤没喝就走了。
　　干部大队成立半年后，女子独立分队从三中队划了出去，由大队直管。我有一种淡淡的失落和怅惜，心里不是个滋味。好在女兵们仍然与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女兵们吃得少，这使得三中队的伙食不仅吃得比别的中队好，还略有节余，这足以让别的中队的男兵们艳羡不已。三中队有两块菜地，每到劳动时菜地不时传来欢声笑语。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女兵在场，哪怕女兵们嚼着口香糖不干活，男兵们也早把她们的活干了。三中队的菜地一垄一垄，整得有棱有角，到了暮春时节，青青的白菜、红红的辣椒、嫩嫩的黄瓜、扁扁的韭菜，还有那爬蔓子的簇簇豆荚，大大地丰富了三中队的菜篮子。李焕良参谋长到三中队来吃碰饭最多，可能与三中队伙食好不无关系。参加共同课目训练，男女兵在一起，男兵们训练的劲头更是昂扬。
　　秦城监狱南面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河，叫永清河，两岸的白杨树挺拔笔直，高耸云天，给人以苍劲无畏的感觉。盛夏，大队在永清河组织游泳训练。女兵们穿上泳装，露出了美丽洁白的身体。男兵们目光里有对美的欣赏和青春的热望，也有野性的骚动和贪婪。当与她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的脸会腾地红起。
　　
　　撤编二十年之后，一次爱心大救助，让一位秦城战友的生命得以延长。生活有很多时候让人无奈和不测。在干部大队撤编二十年后的一天，我在武警江苏总队担任宣传处长。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我像往常一样，向总队机关走去。刚进办公室，一封印有镇江支队落款的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挑开，抽出两张白色的信笺。
　　陆处长：现将我写的反映我支队基层干部朱留坤的通讯呈您审阅。朱留坤真的很优秀，我无法把他的事迹写生动，我只是提供一个线索。您是大手笔，无论如何请您在百忙中来镇江指导，把朱留坤这个典型宣传出去。
　　这是镇江支队一个基层报道员给我的来信。
　　朱留坤，这个名字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是我最亲近的老乡，家住丹阳皇塘镇，虽然隔了一个县，但两家只相距六七里。当年，我们是镇江支队一起选调去秦城干部大队的。朱留坤身材高高，鼻梁挺括，俊秀英武。他分在秦城干部大队二中队，担负对林彪集团的看押。朱留坤平时言语不多，老乡在一块儿聚会，他总是猫在一个角落，全神贯注地听别人侃侃而谈，很少插嘴。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忽略他的存在。然而有件事却让我记忆深刻。那是干部大队行将撤编的最后一次年终总结，每个中队评先时，按照百分之三的比例报请三等功。要说表现，大家都不差，似乎都是先进，让谁不立功都很为难。大队党委开会立了一条硬标准，凡是三年中没有因病因事请假耽误值勤一班哨的，作为立功的首要条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年那，一千多天，该站的哨一班不少，也真够苛刻的。各个中队照此一筛选，够得上的就不多了。我们按照个人自报、小队推荐的程序先滤了一遍。三个中队的书记一起办公，把初步符合条件的人列出来，然后把三年来的厚厚的执勤登记一天不拉地查阅，看有没有虚报的。翻了半天值勤登记，我们把每一班哨都过了一遍。这样一来，每个中队上报的人选就删掉一大半，剩下的只有一二人了，百分之三的立功名额也没用完。我记得二中队符合条件的就一人，那就是默默无闻的朱留坤。当大队宣布立功人员名单时，会场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那是对敬业和执著的礼赞，是对忠诚和奉献的最好诠释。
　　记忆又把我拉回到现实。展开那洁白的信笺纸，一篇简短的通讯让我看到了朱留坤事迹的轮廓。朱留坤一年前发现舌根下长了个东西，开始没在意，爱人刘金珍几次催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但他总有太多的事要做。挨到年底，例行体检，医生建议他去大医院全面检查。他还是没当回事。年底是部队最关键最繁杂最头疼的时候。评功评奖、选改士官、战士入党，老兵退伍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也是事故和案件的高发期。带兵如带虎，一不留神就会“爆冷门”，中队干部这时睡觉也要瞪一只眼，不敢有半点马虎。朱留坤硬是挺着到了年底。天道酬勤，中队建设全面丰收，各项考核指标都位于支队前列，中队由后进跃升为先进集体。支队领导下了死令，派了车把朱留坤送到省人民医院强行检查。结果使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舌根鳞癌！面对这个结果，朱留坤平静如水。人总有一死，迟早的事。与其躺在医院里等死，不如到岗位上去奉献。朱留坤作了简单的治疗，强烈要求出院。支队和医院领导不让，朱留坤火了，从他刚动完手术、含糊不清的嘴里爆出了惊人之语：你们要让我死得快点，就让我在医院呆着。如果想让我多活两天，就让我回到我的兵中。在这位坚强的汉子面前，支队领导和医院都做了妥协。
　　看到这些有血有肉的文字，我的眼睛湿润了。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笼罩在雨雾中的清凉山，在暮色中深沉下去，天已经黑了。此刻，朱留坤那张带着英武之气的脸在我眼前闪现。伙计，你是秦城战友的荣光！如果不把你这样的典型推出去，我还有什么脸面见秦城战友。于是，一个宣传朱留坤的计划在心中酝酿。
　　时任总队政委的王志刚和政治部主任李恩德，听了我的汇报后，对宣传朱留坤立即作了部署。派出了擅长写报告文学的李金芳干事深入一线采访。李金芳这个刚从军艺毕业出来的高才生，一接触到朱留坤这位坚强如钢的一线带兵人，就被他那看似平常，又十分不易的事迹感动着。白天他与朱留坤和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夜晚挑灯奋书，很快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奉献的绝唱》。人民武警报的姜社长接到稿件后赞不绝口。然而，这时有人向报社打了电话，拍着胸脯说朱留坤是个假典型。姜社长慎重起见，要总队对事迹进行核实，并拿出党委的态度。总队派了组织处的张道祥去朱留坤工作过的常州支队三中队和镇江支队机动中队、丹阳中队进行挖地三尺的调查。调查报告呈送到总队领导那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张道祥在调查报告上签字，以示负责。张道祥这位来自肥东的汉子，眉头没皱一下，就签下自己的大名。他知道这样做得罪人，但正义和良心又驱使他不得不这样做。
　　朱留坤的事迹见诸媒体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机构接连作了多次的宣传。读者的慰问信如同雪片一样飞到了朱留坤手中。朱留坤得到了诸多意想不到荣誉并被武警总部和中央军委授予“无私奉献的模范干部”，并参加了一九九九年国庆观礼。从北京回来后，朱留坤用骨瘦如柴的手，给我写了一封短信：
　　令寿战友你好，我一个平凡之人没想到会有这样荣誉，我知道老天给我的生命不会太长，但我会珍惜每一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在宣传朱留坤的同时，我把他患病的消息通报给了江苏二十多个在不同战线的秦城战友。大家知道朱留坤爱人刘金珍已经下岗，身患乳腺肿瘤，家中困难，生活拮据，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些凝聚着战友情义的钱带着体温，汇集到我的手中。一共两千二百二十元。每人都从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掏出了一百元，还有二十元是一个秦城战友的孩子从钱罐子里抠出来的。带着江苏秦城战友的温暖，我专程去丹阳看望了病中的朱留坤和他妻女。当我把一封有秦城战友签名的慰问信交给朱留坤时，这位铮铮铁骨的汉子潸然泪下，泣不成声。留坤，你要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你看，背后有这么多人在支持你。朱留坤拉着我的手，由于两次手术，他嘴里说不出话，他让妻子拿来纸和笔，在一张乳黄色的纸上写道：“谢谢亲爱的秦城战友，感谢你们，祝福你们！”
　　朱留坤的病日渐沉重，灯油点尽，已届弥留，不得不住进了扬州武警医院。大家得知后，约定要去看看这位即将离世的战友。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江苏二十多位战友从不同的方向聚集扬州。
　　朱留坤作为特护病人住进了“高干区”。我们轻轻地迈着脚步走进病房。躺在病榻上的朱留坤微微地睁开眼睛，眼窝深深地凹陷进去，由于手术变形的嘴角无力地耷拉下来。一张脸如同枯瘪的黄菜叶子。当他看清眼前的是二十多年前一起站岗执勤、摸爬滚打，在一个大锅里抡勺的战友时，努力用手把病体撑起来，但没有成功。他爱人刘金珍不得不帮一把，他斜依在床的靠背上，呼吸急促。被公推为江苏秦城战友“秘书长”的张利力，把一束康乃馨放在了床头柜上，大家依次与朱留坤握手，握的时间都比较长，这是生与死的握别，这是战友情义的凝聚。朱留坤的嘴微微在动，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刘金珍知道他要说什么，赶紧把准备的纸和笔递了过去。朱留坤几乎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见笔在他手中颤颤地抖，好不容易歪歪斜斜地写下一行字：“我爱你们！”我们把纸条一个一个传递了一遍，在场的战友无不动容。在我们即将离别之时，刘金珍把我叫到朱留坤面前，留坤又写了两个字：“女儿”。我知道，他不放心在高中就读的女儿，要把她托付给我。我握着他那枯瘦的手，叫他放心。他含泪地点点头。
　　就在我们江苏战友看望朱留坤后的第三天凌晨，朱留坤带着对生活的无限眷恋、对亲人的依依不舍、对战友的深情厚爱，悄悄地走了。
　　朱留坤的女儿朱艳高中毕业后，刘金珍找到我，要求把女儿招进部队，继承父亲未尽的事业。我和为宣传朱留坤立下汗马功劳的李金芳找到时任总队长顾惠琪少将，顾将军听完我们的汇报，只说了一句：朱留坤是江苏总队的有功之臣，我们不能亏待功臣。朱艳很快如愿当了一名武警，并在天津医学院进修后提干，如今与她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时光飞快，三十年沧桑巨变。秦城、看守、人犯、战友、爱情……这些字眼像银河里璀璨的星星，闪闪烁烁，明明灭灭，远远近近。
　　霓虹灯忽闪忽闪的歌舞大厅里，只见一对对情侣疯狂地劲歌劲舞。
　　在嘈杂的音乐声中，我蓦然想起王玉梅夫妇的邀请。我该为她的儿子送上怎样的礼物呢？我连忙拨通了她的电话，问儿媳妇叫什么？王玉梅一头雾水，要这个干吗？我说有用。眭伟平。曲波是干啥的？哎，我说过多少遍了，你都不往心里去，公安。当晚回到家我敲击着熟悉的键盘，写了《曲波婚礼献词》：
　　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我知道你的名字叫曲波
　　虽然没有听过你的声音，但我知道你另一个名字叫秦城
　　虽然没有面对面聚首，但我知道你长得潇洒英俊
　　从你父母的辞典里，寻觅你昨天成长的轨迹
　　分享你为父辈锻造的荣光
　　今天，你踏着美妙的乐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今天，你沐浴着浩瀚的爱河赢得了如意的新娘
　　感怀前世姻缘的珠联璧合，成就了有情人对幸福的向往
　　感谢上苍的天生地造，让帅哥靓女比翼飞翔
　　用真心厮守爱的春天，写出无怨无悔的篇章
　　赞美你，共和国的警官
　　歌颂你，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祝福你，愿鲜花和阳光伴随你一生的辉煌
　　一气呵成，我长长地嘘了口气。觉得言犹未尽，又以新郎曲波、新娘眭伟平的名字为由作了一副婚联。
　　上联：曲府吉星照耀环宇海不扬波
　　下联：眭女喜嫁伟岸警官护卫太平
　　横批：花好月圆
　　
　　第二天，我约请湖北的警营书法家胡长学将婚联用上等的宣纸书好，照红底黑字样装裱起来。我和爱人准备从武汉坐飞机赴宴。没料临时要我带队考核新兵训练，只好对老战友说声对不起。遂将《献词》从网上发给了王玉梅，又将装裱好的婚联用特快专递寄往镇江。听说婚礼办得很隆重，三十多桌。婚礼主持是镇江电视台的播音员。播音员用甜润的嗓音朗诵了我的《献词》。蔡苏琴打来电话说，你这个家伙，南京的秦城战友就缺你一个。
　　
　　（责任编辑：胡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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