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已矣 生者如斯是什么意思_对生者和死者的责任
时间：2019-02-13 05:44: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纳粹德国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近四十年，世界史已掀过许多新篇章，但是，这段纳粹兴亡史不仅没有成为陈迹，而且是史学界、文艺界的热门课题。国际上的“二战热”方兴未艾。在西欧、北美泛起了所谓纳粹新浪潮，一些为纳粹元凶希特勒招魂、为纳粹翻案的小团体纷纷建立，他们的政治主张见诸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和银幕。这都理所当然地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警觉和义愤。中国人民进行的八年抗战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算纳粹德国的历史罪恶，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根绝法西斯瘟疫，不仅是与苏联、欧洲、北美等直接与纳粹交战的国家，同样也是和我国息息相关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了解一些纳粹史是很有必要的。
在众多的关于纳粹史的著作中，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迄今为止我国翻译出版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专著。这部著作的作者夏伊勒是一位驻德多年的美国记者，他对魏玛共和国后期以及希特勒上台最初几年有着实地的观察和了解，还参加了盟军国际法庭在纽仑堡对纳粹首要战犯的审讯的全过程，紧接着又以五年半的时间钻研纳粹的档案、资料，包括纳粹党政要员的日记、书信，在纳粹统治集团上层也属于高度机密的秘密谈话纪要、电话电报、侦听记录等等。作者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甄别、选择，也得力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方始成书。近年来研究成果表明，作者使用的资料都是翔实可靠的，如《苏德秘约》和《秘密附属议定书》、希特勒征服世界的蓝图、《霍斯巴赫备忘录》、《关于戈林调研局内幕》等均已得到证实，因此，可以说《兴亡》一书是一部以丰富的可靠的资料为基础的尊重事实的信史。此外，作者对纳粹德国、希特勒及其帮凶如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等人深恶痛绝，对他们的发迹史、他们的丑恶灵魂和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表现了民主的、进步的反法西斯立场，对受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寄予同情，尤其对希特勒一伙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迫害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无辜平民的滔天罪行都进行了声讨。
本书文笔洗炼，善于组织利用材料，除必要的地方外，尽量避免大量地摘引史料，把纷繁的事件、众多的人物、错综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还应指出的是，《兴亡》的作者不满足于仅仅讲清历史事件的过程和表面的因果关系，而是着力于揭示事件的内在根源。例如，分析希特勒的世界观、纳粹运动崛起的几章，都甚深刻精采。它说明希特勒和他所代表的纳粹党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攫取政权，悍然发动二次大战，不仅是一次大战后德国及整个欧洲大陆诸种社会矛盾的产物，而且有其民族历史的、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的渊源。这就可以回答许多人一直大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产生过歌德、贝多芬，有高度文化的德国，产生过马克思、恩格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国，竟然会发生希特勒上台这样的民族悲剧，同时也就批驳了西方某些史学家把这段历史解释为纯粹的“偶然”、“历史的误会”、或希特勒个人性格所致等等唯心、宿命的说法。
当然，《兴亡》的作者囿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偏见，作出了一些理论上极端错误的论断。最大的谬误是，他根据二次大战前夕，斯大林在十分复杂凶险的国际环境下，处理某些国际问题，特别是在对德关系上的某些策略失误，就简单地把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等量齐观，把这些失误归结到苏维埃制度身上。但总起来说，作者并未为张伯伦所代表的绥靖政策辩护，而是对英法等国自一九一七年以来一贯仇视苏联、千方百计利用纳粹削弱和扑灭苏联的“祸水东引”政策进行了揭露，对影响到二次大战后德国命运和整个国际局势的肢解德国、重划欧洲各国疆界等重大历史决策也作了符合实际的表述。因此，如果笼统地说作者的“立场观点是反动的”，我以为失之过苛。
去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施佩尔一部自传性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是另一部可读的关于纳粹史的书。此书一九六九年在联邦德国问世之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普遍重视。次年，尤金・戴维森的英译本出版。不久前，根据此书在慕尼黑拍摄了同名的大型故事系列片，被电影界誉为轰动世界的《大屠杀》的姊妹篇。我国史学界早已注意到这部新书，《世界历史译丛》等刊物曾发表过其中的某些片断。
作者阿・施佩尔是第三帝国首席建筑师、希特勒的密友，一九四二年直至纳粹灭亡任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一九四五年被美军俘虏，一九四六年被盟军国际军事法庭列为首要战犯，因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这本回忆录是他在柏林近郊施潘道监狱内偷偷写下的，可说是一份追怀平生、剖析自己的忏悔录。
某些历史人物通过写回忆录，宣扬自己的赫赫功业，对自己的历史责任则文过饰非，甚至嫁祸于人，其结果是，制造了混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困难和麻烦。施佩尔写这本书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是为了认清自己的真面目，向亲人和后人作一番交代。他的这种目的能达到多少，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看来作者的这个意愿还是未可厚非的。
由于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施佩尔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工程师平步青云，跻身于纳粹核心集团。因此，他始终感戴希特勒的知遇之恩。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蛰居的柏林帝国总理府已处在苏军炮火的封锁之下，第三帝国正在土崩瓦解的最后时刻，他还冒险去向希特勒作痛苦的诀别。因此，如何看待希特勒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关系，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课题。如果说《兴亡》一书主要是在文献档案的基础上对第三帝国的外交、军事进行分析，注重方针大计，注重对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基本结构进行剖析论述，《内幕》则不同，它以作者的生活为线索，讲了许多个人交往，希特勒在许多非正式场合的表现和内心活动。
必须指出，尽管施佩尔说要把悔罪坦白当作写书的宗旨，实际上从书中看出他并没有作到完全认罪，某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他一再宣扬希特勒的“性格魅力”，仿佛历史的偶然决定了他此后的生活道路。其实，施佩尔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魏玛共和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失业、贫困、社会动乱，深感前途渺茫。他象一次大战后的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一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面前接受了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宣扬的悲观主义，精神陷于崩溃。加以他的资产阶级家庭教育、普鲁士封建传统的熏陶，以及德国在一次大战中遭到惨败带来的民族屈辱感和复仇主义情绪，这些正是他和许多人追随希特勒谋求个人出路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把追随希特勒说成是类似于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不仅比拟不伦，而且有为自己开脱的味道。施佩尔毕竟是在第三帝国彻底垮台之后，作为在施潘道狱中服役的囚犯，才开始认真反省过去的。悔罪使他思想有所转变，但毕竟不能因此取消他犯罪的事实。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当肤浅，某些解释也夹缠不清。
还应指出，施佩尔在纽仑堡审判期间与戈林之流的纳粹死硬派不同，能够承担罪责，这种态度应予肯定。但是，几个首犯并不能以自己的忏悔和服罪使民族免于耻辱。这是一段有着深刻根源的历史。
讲到纳粹史，似乎不能不提到前些时候曾经盛传一时的《爱娃与希特勒》。艾伦・贝・因菲尔德著的这本书于一九七五年在美国出版。作者在序言中自称“局外人”，自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收集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材料，二十多年里乐此不疲，终于写成本书。
一般说来，我们了解外国事物，包括纳粹史，不能不阅读一些外国人从自己的立场写的书，上述《兴亡》《内幕》两书就都属此类。只要我们能够鉴别分析，这类书读后也确可获益。不过国外出书五花八门，有的书实在并不可取，《爱娃》可称一例。本书作者并不讳言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弄清“爱娃・布劳恩怎样在性的方面控制了希特勒，以及希特勒算不算一个性的怪物。”因为他认为这些“看来颇为神秘、时而显得怪诞并往往令人惊诧的风流韵事，详叙起来总是饶有兴味、十分引人的。”有经验的读者会从这些话看得很清楚，这位作者并不打算正确叙述纳粹史，只是借希特勒的招牌写黄色故事而已。作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种兴趣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感情“不合拍”。对希特勒这个纳粹元凶，不仅是遭到侵略奴役的各国人民感到切齿痛恨，就是不少德国人也因遭法西斯利用而羞愧、痛心，因不得不吞咽战后巨大困难所造成的恶果而忍痛受苦。因此从什么“性”的方面来描绘希特勒，无异于对反法西斯者和广大人民的亵渎，为这个纳粹元凶的开脱。至于说提供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专业人员说来也并没有什么价值。当然，在描绘生活琐事，乃至性的问题，《兴亡》特别是《内幕》也都不无缺点，但是同这本书还是有所不同。事实上，没有哪个严肃的史学家会承认《爱娃》有什么史学价值。大多数正直的德国人谈到希特勒时，都认为这是民族的耻辱，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章，对希特勒绝无任何开脱、谅解之辞。《爱娃》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向我们的研究者、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引进、出版外国著作时，必须注意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发展我国的学术，提供必要的资料，翻译、引进一些外国书刊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能不加鉴别，甚至以劣为佳，以臭为香，散布反科学的思想，污染国内的读书界和学术界。
纳粹德国灭亡至今已过去快四十年了，但围绕着这段历史展开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近年来，美、意、奥、比、联邦德国等国的朝野有识之士都为新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而担忧。以各种方式揭露希特勒的滔天罪行，是打击这股逆流的强有力手段。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准确地介绍第二次大战时期的纳粹史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翻译工作者对人民、对时代、对生者和死者的责任。
(《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三次印刷，5.15元；《第三帝国的内幕》，〔德〕施佩尔著，邓蜀生等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版，2.0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