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

　　马述林／口述 　　田姝／整理 　　 　　编者按：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建设和调整改造中受益匪浅，甚至有论者认为，三线建设是自重庆开埠以来的第三次（重庆开埠、抗战时期、三线建设）大的发展机遇。2006年11月17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就重庆三线建设有关问题，专门采访了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马述林。他原任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长期在发展改革系统从事国民经济管理工作，是重庆经济界的资深专家。
　　
　　重庆为何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1964年，中央成立了以余秋里为首的小国家计委，准备研究从1965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讨论“三五”计划该做什么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认真分析和判断后作出的。1964年，“北部湾”事件，美国逐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地面部队进攻南方，飞机不断轰炸北越。当时，美国军队为了避免进攻越南的飞机飞入中国境内，便以北纬20度线为界，公开宣布不与中国打仗。但实际上，美国军用飞机经常飞到广东、广西和海南，我国的空军也经常与美发生冲突，还曾多次击落美国的军用飞机。再加上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在东南沿海派一些特务来骚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也经常在台湾海峡游弋，这些都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和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要警惕美国有所行动，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备战的主张。
　　于是，在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进行大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5月到8月期间，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又多次讲到备战问题。8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而现在的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如果打起仗来，像苏联的卫国战争时仓促西撤，临时搬迁损失太大，所以毛泽东讲要有所准备。
　　西南和西北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布局西北是考虑到西北靠苏联、蒙古比较近，虽然当时中国与苏联也有矛盾，但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至于兵戎相见。然而，西北自然地理条件比较差，特别是雨水比较少，不适于人口居住，因此西北要大规模展开生产力布局也不容易（西北主要是在关中，今天河西走廊的兰州到玉门一线，主要是酒泉的钢铁基地）。所以三线建设的绝大部分投资放在了西南，而西南的重点又放在四川。
　　为什么在四川？当时四川七千多万人口，57万平方公里土地，农产品丰富，自然条件好，四川一个省相当于国际上一个大国，回旋余地大。抗战时期，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也主要是依靠四川，依靠四川的人力、物力、兵源。相对于整个西部来说，四川的基础条件较好，尤其是四川的重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他当时讲了三个重点建设基地，一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二是“用5年到6年的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原材料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起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基地”。三是“用7年到8年时间，依靠攀枝花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全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而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简单地说就是“两点一线”：两点是指重庆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和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一线是指成昆铁路。
　　其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内部配套项目，以及为兵器工业服务的基础工业和机械工业配套项目。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计划纲要，主要包括当时五机部新建扩建迁建的56个项目，扩大重庆钢铁公司的生产能力，加强重庆第二（特殊）钢厂的技术改造，兴建长城钢厂（长城钢厂设在四川的江油，但也是为重庆配套的），以及一机部安排的项目，还包括为重庆常规兵器配套的国防化学工业项目的建设。以上几个方面共安排建设项目84个，14.1亿元。这些项目除了少数是老厂改造外，大多数为新建扩建。这是全国计划会上提出的。
　　之所以选择重庆作为常规兵器工业的建设基地，主要是由于重庆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重庆历来就是全国的特大城市，是抗战时的陪都，解放初期的直辖市，后来又实行计划单列。工业尤其是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特别是国民党时期，如果不算关外，军火工业80%都靠重庆生产。重庆的七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空压是七大厂中的四大厂，在全国举足轻重，另外有嘉陵、长江、江陵）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的“一五”和“二五”时期又进行了扩建，1956年引进消化了苏联的制式武器，实力更加雄厚。
　　其次，重庆本来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配套能力很强，原材料工业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重钢、特钢（重庆第二钢铁厂）。重钢解放前是张之洞建立的汉阳铁工厂，后来搬到重庆成为国民党的29兵工厂，本来就是为兵工服务的。特钢原来是刘湘的兵工厂，1936年建，生产钢材、迫击炮和炮弹。解放后两个厂都进行了扩建，重钢的钢材品种是比较齐全的，特钢的各种军工用钢在国内也很有地位，这两个厂为重庆的钢铁工业奠定了基础。此外，重庆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的自身条件比较好，在长江边上，交通方便。当时虽然只有一条铁路，但川黔铁路快要建成了，特别是依靠长江黄金水道，为重庆的工业产品输出创造了条件。另外，重庆的能源条件比较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国民党时期就开始开采南桐、天府煤矿，重庆发电厂属于“一五”时期156项重点项目之一，1959年后又扩建，安装了8台苏联的1.2万�发电机，60年代又开始新建4×5万�机组，是当时西南最大的火电厂。
　　以上各方面的条件决定了三线建设的重点在四川，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在重庆。
　　
　　重庆地区三线建设三阶段
　　
　　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重庆三线建设大致经历了建设高潮、基本停顿和收尾续建三个阶段。
　　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是三线建设具有决定性的阶段。在这之前，四川兵器工业只有十个单位（重庆七大厂和泸州、自贡的三个厂），三年后，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工业基地有50多个企事业单位，1966年底基本建成。为兵器工业配套的许多厂也是这三年期间开工的。比如重汽（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厂），1965年7月动工。当时我国没有重型牵引车，1964年中法建交后，戴高乐把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术导弹牵引车转让给中国（后来生产的红岩261型），1965年定点大足，1965年10月正式开工，1967年基本建成。当时为这个配套建设了5个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配件厂、红岩弹簧厂、油泵油嘴厂。这5个厂加上大足汽车厂共6个厂，形成了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虽然只有1050辆的年生产能力，但在当时也非常了不得。当时部队配属的重炮，用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是拉不动的，而重汽生产的这种牵引车解决了部队急需，很受部队欢迎。
　　再如重钢，当时为了给兵器工业配套，把鞍钢的中板厂完整地搬到了刘家坝，就是现在的重钢中板厂，也是1965年开始搬的，第二年建成。
　　1965年有很多厂开始迁建，除了军用还有一系列民用的，包括轻纺、原材料，比如西南合成制药厂，是当时西南乃至全国最大的四环素生产厂。还有川染厂，生产部队刚开始用的那种军绿色的染料，是全国第二大染料厂（吉林染料厂第一）。原材料有钢铁工业、冶金工业。如西南铝加工厂，也是1965年动工的，由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即101厂）搬来，当时主要是为062基地以及三线基地航空航天企业配套建设的。当时以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牵头，组织全国机械工业大会战，搞了九套大型设备，其中有四大件摆到了西铝，分别是3万吨立式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二米八冷轧机和二米八热轧机，这些大型设备在当时国际上都是少有的，堪称“国宝”。
　　所以整个三线建设大规模会战式展开，基本上就是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以后就很少有新开的了。有些大型项目，如川汽、西铝、川仪、船舶基地等的建设，以后还持续多年。
　　当时除了工厂外，还迁了许多研究所来重庆，如现在的重庆煤炭设计研究院就是1965年迁入的，还有59所、62所、机械部的第三设计院、仪表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重庆现在有影响的大企业、科研院所基本上都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在此之前，重庆在全国有名的大院大所只有钢铁设计院（1956年从鞍钢设计院搬来，在三线建设时也有所扩建）。
　　除了自身的三线建设，重庆也对外输送了大量的技术力量。如重钢、特钢就为攀枝花输送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还有泸州、成都、自贡、绵阳的国防工厂和机械工厂都从重庆调去了大批干部和工人。有些工厂甚至是重庆直接援建的，如成都、内江、自贡的很多机械工厂、轻纺厂等。三线建设时，重庆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为其他新工业基地建设提供了很多支持。
　　从1967年底至1969年底，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三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全市工农业总产值锐减，三线建设兵器工业指挥部也不存在了。
　　1969年12月25日，中央对四川若干问题进行了批示，提出恢复四川三线建设，并成立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恢复和建设工作。随后，根据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委的决定，市革委也成立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分组。1970年4月1日至12日，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了关于部署三线建设的“七○四”会议。于是，从1970年开始，三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但根据中央指示主要是续建、收尾和配套。这一阶段的几个大型项目主要有长征机械厂、四川维尼纶厂、襄渝铁路的兴建、西铝的续建等等。
　　1972年，为了重点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毛主席批准动用43亿美元引进西方国家大型成套设备，其中引进了十一套大化肥装置和三套大化纤。两套大化肥摆在四川，一套大化纤摆在重庆，川维厂就是在此时上马的。它主要是法国的技术，还有德国、日本技术，1974年动工，1979年建成，1983年正式验收。襄渝铁路（川汉北线）的修建开始于1969年，四川动用了20多万民工参加会战。1973年10月全线接轨，1978年正式交付运营。当时还提出了川汉铁路南线方案作比选，这个方案很多路段与现在的渝怀线走向接近，但限于财力，这个方案未被采纳。
　　
　　三线建设的推进如何得到保证
　　
　　在头三年，中央采取了一些特殊体制。首先是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当时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任副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云、贵、川3省负责人担任，共22人，以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任。下面成立了铁道指挥部、渡口指挥部、重庆兵器工业指挥部等部门。
　　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成立于1965年，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和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具体负责。当时指挥部管辖的重庆地区主要指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上说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从綦江到鄂西。后来调整为整个四川地区，但实际上鄂西没有安排什么兵器工业，常规兵器工业大部都在川东、川北，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以重庆为中心的南边，綦江、万盛、南川一线）主要有双溪、平山、晋林、兴无、红山、红泉等厂；北线有308、338、398、陵川、华川、红宇等厂。从万县以上，沿长江一线到江津，建立了船舶工业基地，主要有429、432、重庆重型铸锻厂、四川柴油机厂等十六个厂，形成了完整的造船基地，能够生产发动机、变速箱、成套船用仪器仪表以及部分舰船武器，制造中型军用舰船和潜水艇。船舶工业起点高，考虑周密，沿江布点，没有进山区，实行专业化分工，因此比较成功，有些工厂至今还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例如重庆齿轮箱厂、江津增压器厂。
　　其次，是对重大项目实行指挥部体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物资供应部门、当地党委联合组成某某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由建设或施工单位一把手担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指挥部体制，完全按照国家批准的项目建设方案来控制投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体制，后来的珞璜电厂、重庆电厂的扩建等都是采用这种体制。第三是物资供应体制，也是打破传统行政区划来组织。当时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了一个三线物资指挥部，在几个大地方，如重庆、成都、自贡设立了地区物资局。重庆地区物资局不归重庆市政府管，直属中央物资部，打破了行业、地区界限，较为高效。当时重庆地区物资局局长为李永江（物资部司长，三线建设基本结束后，重庆地区物资局和重庆市物资局合并，李任市物资局局长，后来又任计委副主任）。
　　这些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建设上的高效，在体制上的一些创新。
　　
　　三线建设移民问题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三线移民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约50万人。从宏观上来看，移民为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各地来的主要为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上重庆原有的科技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这批人才在艰苦复杂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
　　从微观上来看，移民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三线建设是属于临战状态生产力的大调整，有仓促上阵的趋向。当时毛主席提出“靠山、进洞、扎大营”，与林彪提出的“山、散、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有人说林彪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自己搞一套。但整个来说，布局趋于分散。为了躲避空袭，就要进洞；“扎大营”是为了相对集中，有利于生活。因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多数分布在偏远山区及河谷地带，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在这样的环境下，三线职工子女的教育、就业、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决。职工只有进行内部通婚，工厂招工也很困难，大量吸收本厂职工子女。时间一长，造成企事业单位内部近亲繁殖、犬牙交错、关系复杂，难于管理。因为远离城市，造成了人文环境退化。
　　此外，搬迁企业建厂需征用土地，征地越多，搬迁农民就越多。为了缓解工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采取了“三不四要”（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用潲水）的建厂原则。这一措施在浦陵机器厂打歼灭战试点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农民用水用电长期由工厂免费提供，无形中增加了工厂的开支，还导致工厂管理不便，治安混乱。
　　
　　三线调整对重庆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由于三线建设是在国家备战的情况下仓促上马，而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一种嵌入式经济模式，与地方配套协作不够，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够。80年代，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此，中央作出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的决定。1984年，国务院成立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由国家计委代管。鲁大东任办公室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规划的范围，先对云南、贵州、四川（包括重庆）、陕西四省和豫西、鄂西地区内的工业交通企业，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在上述地区内的直属企业，进行规划，重点放在四川（包括重庆市）、贵州、陕西三省、豫西地区和国防军工企业方面。随后又在调整改造重点地区的八省一市分别设立了办公室。
　　重庆属于三线调整改造的重点范围，因此，市委决定成立了市人民政府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简称三线办）。当时由市委常委崔连胜任主任，四川兵器工业局顾问李敏、重庆船舶公司经理李增华、市计委副主任李义任副主任。三线办管理体制也几经变化，最初由市政府直管，后来归口市计委，隶属市计委，成立直辖市后撤销。
　　重庆的三线调整改造，重点对建设不成功、未建成、有隐患险情的部分三线企事业单位采取关、停、并、转、迁、换等措施，进行资产存量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为三线企业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重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工作已取得较好成绩。全市“七五”、“八五”、“九五”共有调整项目31个，涉及调整单位43个，这些项目都已完成。
　　重庆的三线建设壮大了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实力，使重庆形成了以机械、冶金、化工为主体，轻、重工业并举，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重庆今天的工业实力，就没有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全国一流的几个大厂，如西铝、川仪、重汽、川维厂等。也可以说，没有西铝、川仪、重汽、川维，就没有西彭、北碚、双桥、长寿地区的繁荣。
　　同样，重庆的三线调整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
　　一是加快了重庆市工业布局的调整，增强了重庆市的经济实力，形成了新的经济格局。原散布在偏远山区的20多家国防工业企业和研究所先后迁入重庆市区和近郊区县，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四大片区，即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三厂三所：338、789、759厂和24、26、44所迁于此）、巴南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南线布点的10个兵工厂迁建于此）、江北冉家坝精密机械电气仪表工业区（万县的452、454、455、457、487、489共6个厂迁于此）、石桥铺科研区（59、62所、航天机电设计院、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石化一品研究院、重汽研究所、515厂、289厂等迁于此）。这些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调整迁建，不但促进了一批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的兴起，更为重要的是为90年代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本世纪初重庆北部新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促进和推动了重庆市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各三线调整单位都结合产品结构调整，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加入重庆市支柱产业，把企业的搬迁建设与技术改造结合起来，设计起点高，有的还引进了国外较先进的生产线，所以，重庆市以机械制造为主的汽摩、以天然气为主的化工、以钢铁和铝材为主的冶金等支柱产业迅速崛起，对振兴重庆经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三线调整，就没有重庆现在的工业生产力布局和经济格局，也不会有两大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和现在的几大支柱产业。
　　责任编辑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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