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中走来的西御街:成都西御街
时间：2019-02-20 05:39:4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成都的西御街，东起人民南路一段（东御街），西至东城根南街接祠堂街，北跨西顺河街（今小河街），全长489米，宽30米。明朝时，它位于蜀王府前南北御道西侧，故得此名。原街以西顺河街为界分为两段，以西为西御西街，以东为西御街。1981年地名普查时合并统称“西御街”（“文革”期间曾改名叫胜利西路二段）。
回民聚居一条街
老成都人也许知道，如今闻名遐迩的天府广场便是原皇城坝的旧址，只是原皇城坝旧址面积远不及今天的天府广场大。据史载，皇城坝及周边的东、西华门街，西御街等20余条街巷，早在湖广填四川及以后一个时期，就有回民迁入定居。
因这一带回民聚居，清真餐饮业也应运而生，其中不乏经营有方、名声在外的“老字号”餐馆。西御街北侧的“粤香村”餐厅（最早在东御街百老汇茶社附近）当数成都回民餐饮业中档次最高的，常常食客盈门、座无虚席，众口盛赞这里的“海味三鲜”、“回锅牛肉”、“红烧狮子头”好吃！而香味扑鼻、热气腾腾的“牛尾汤”、“牛肉汤”原汁原味，更是让人垂涎三尺。
当时，成都饮食业中有名的“叫叫”（鸣堂的，又称“吼师”）孙福全师傅就是“粤香村”的“堂倌”。他可以如数家珍地把众多美味佳肴一口气报出来，听他鸣堂，犹如欣赏一段美妙的原生态市井歌谣，叫人胃口大开。
“粤香村”斜对面有一家“王胖鸭”烤鸭店，卖的烤鸭、烤鹅色如琥珀，油润光亮，十分诱人。将它们宰成条形放入盘中，浇上卤汁烫一烫，再淋些汁即是下酒好菜。过去有句民谚“鸡胸、鸭背、鹅裆裆”，一些老买主总爱在这里买半边回家吃。王胖鸭店一般营业至夜深，兼售面食、烧酒。1971年，金河被填，改筑为人防工程。王胖鸭店迁至半边桥街原桥东侧，生意照样火红。
茶社里的曲苑杂坛
50年前，西御街西段有两家著名茶社，北侧是德盛茶社，南侧为安澜茶社。两家茶社茶品一般，茶馆内的曲艺演出却十分兴盛，当时成都曲艺界不少名家都曾在此献艺。
德盛茶社向来以表演相声、相书、竹琴、评书而闻名，成都曲艺界的老前辈曾小昆、杨庆文、吴遐林、吴小楼的精彩段子常常令茶客们拍案叫绝。
说起安澜茶社，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家喻户晓，成都市民都知道“那儿是打扬琴的老窝子”！扬琴又称“四川琴书”，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扬琴而得名。扬琴的特点是“坐地传情”，没有多少形体表演，主要用音乐烘染环境，用声腔塑造人物。《三祭江》、《伯牙碎琴》、《秋江》、《清风亭》等唱本历来为扬琴迷喜闻乐见。在扬琴界享有盛誉的有以擅唱小生、须生、老旦的洪凤慈，以花脸戏见长的张大章，以及扬琴花腔开派人叶南章等大师。他们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造诣，让听众赞叹不已。那时的安澜扬琴书场备有120个座位，常常座无虚席，需添加小竹凳安顿站客。
年少时，我常去安澜茶社打开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市民一般烧柴灶或蜂窝煤。柴贵不经烧，蜂窝煤又限量供应，每户人家月供小煤120个、大煤80个。就算煤的质量再好也只够勉强煮熟一天三顿饭，若遇上煤的质量不好，黄泥添得过多，光煮三顿饭都恼火，更不敢奢望烧开水。那年月，成都人都习惯提个竹壳壳水瓶到茶馆去打2分钱一瓶的出堂开水。我家离安澜茶社较近，右拐便是，去那里打开水是我儿时常有的差事。
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吩咐我去打开水。一到安澜茶社，我发现打开水的人太多，水瓶早已排成一条长龙，火膛上的铜茶壶只闻响声，不见冒烟，瓮子里的水屁热屁热的。一壶水刚开就被捷足先登的堂倌提到堂上掺茶去了。万般无奈，我只好上到二楼。
二楼正在演唱四川扬琴《清风亭》（又名《雷打张继保》）。台上5位演唱者多为盲人，个个神情投入，一丝不苟。整个演出声情并茂、伴奏和谐，天衣无缝的配合和引人入胜的剧情令听众为之动容。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有凝神闭目者，有摇头晃脑者，完全沉浸在高雅的艺术享受之中。置身其间，我也被扬琴的艺术魅力所吸引。听着、听着，我渐入佳境，期盼雷快点打，打死那个不孝的张继保。可雷还没打到张继保头上，我的头先挨了一巴掌：“死娃娃，客人都走了，你开水还没打回来，搞的啥子名堂？”转身一看，打我者、骂我者正是我那怒气冲冲的母亲……
难忘新声剧场
新声剧场位于西御街南侧，这里曾是一个明星荟萃、誉满蓉城的京剧大舞台，于我而言，这里有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
新声剧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叫中央大戏院，也放映电影，其中放映《大独裁者》时观众最多。儿时，我家就在与西御街毗邻的半边桥，每天外出，都要穿过西御街，从新声剧场门前经过。剧场外的海报看的次数多了，许多我至今都还记得，筱月亭、王少泉、段丽君、张燕华、筱樊春楼、蒋叔岩、王素砚、孙雁鹏这些名角儿，更是烂熟于胸。一日，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我在大家面前炫耀：“你们晓得《穆桂英》中扮演穆桂英，《蔡文姬》中饰演蔡文姬，《钟离春》中饰演钟离春的是哪个不？是段丽君！”此言一出，就遭洗刷：“你娃娃书没看几本，书名记得不少；戏没看几场，演员演啥角色却了如指掌。”伙伴的戏谑中暗含赞许，让我沾沾自喜。
20世纪50年代，成都京剧团有个名噪一时的“娃娃班”，是中、小学生的最爱。“娃娃班”创办于1952年，先是吸收演职人员子女组成的儿童组，请老艺人张文芳、张宝坤、赵瑞堂等指导教戏。后来学员渐渐增多，1956年正式成立市京剧团学员队，1959年又分设大、小两个班。1961年，第一批学员毕业，改名青年队，成为成都市京剧团一支重要力量。“娃娃班”曾先后演出过《武家坡》、《杨排风》、《拾玉镯》、《战马超》、《时迁偷鸡》、《秦香莲》、《杨八姐智取金刀》等传统剧目，最能代表实力的当数大班于1960年在北京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演出的《杨八姐智取金刀》。
一次儿童节，学校发票让我们去看了一场“娃娃班”的演出。台上的小演员童声稚嫩却字正腔圆、韵味悠长，举手投足、一招一式很是老练，看得我目不转睛，拍手叫绝。出了剧场，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也能去学唱戏该多好啊！
当时，让我们男孩子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是成都京剧团以塑造孙悟空形象而闻名的“猴王”王少泉，他结合自己脸形画的“笑猴”使表演别具特色，把太极拳的一些动作揉进猴戏表演之中，赢得满堂喝彩。我看过他演的《闹天宫》，听他念道：“那一闪而过的电光是什么？哦，原来是人造卫星。追！”旋即翻个筋斗，腾云驾雾地追了过去。戏里巧妙地将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让观众忍俊不禁。
1966年，“文革”开始，成都京剧团停演传统戏，全部上演革命样板戏。新声剧场演出的《沙家浜》、《红灯记》等我都看过，票价很便宜，两毛钱一张。那时为普及样板戏，成都京剧团特地选派德高望重的老艺人，到提督街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义务教群众学唱样板戏。我也常去，讲演厅里坐得满满当当的，老艺人一边示范，一边教唱，样板戏大合唱的场面蔚为大观。
我最后一次进入新声剧场是在2003年秋。那天剧场内高朋满座，人声鼎沸，但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作为拆迁户被通知出席青羊区政府在此举行的“人民公园周边环境拆迁整治动员大会”。4年后，为打通天府广场至南大街的快速通道，新声剧场也被拆了。原西御街北侧自小河街口以东那一段，也早已拆了个精光，融入天府广场。小河街口以西地段的青瓦穿逗式老民房，也在这几年先后被现代高楼挤出了历史舞台。
西御街变化太大，可仔细观察一番后，我发现还是有那么一点始终没变：街道两旁粗壮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依旧婆娑，绿了一春又一夏。
钢笔铺后面的故事
安澜茶社以西，解放前有一家小钢笔铺，和街上其他店铺没有什么不同，可谁也不知道普通钢笔铺后面有一处“藏龙卧虎”的113号住宅。钢笔铺的二门才是该住宅的大门，常常关着，只能从右侧的小门出入。进了小门，通过一条十来米长的深巷，就能看见一个花园和后面的房屋。前厅正房分三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两间大卧室，堂屋后院除了厨房厕所外，还有一座小亭子和一条通向阁楼的路。屋子、亭子、阁楼，是老成都少城一带常见的川西民宅，不足为奇。然而，这里却是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四川省委的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宽大的阁楼就是收藏革命书刊的地方，当时放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
该住宅的主人叫赵玉双，同盟会会员，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赵世炎的二哥。他凭借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与军政界上层人士的关系，成功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出入这所宅院的既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高级干部，也有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有的还在这里宣誓入党。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曾在这所宅院居住过一些日子；林伯渠同志也亲自到这里向时任川康特委书记的罗世文同志作过指示；1939年邓颖超同志到此主持召开“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革命先烈李硕勋的妻子赵君陶（前总理李鹏的母亲）带着子女曾在此久居。
西御西街113号房屋很深，确是一处有利于秘密活动的好场所。地下党在此接头、开会，隔墙闻声询问，赵家人出面说是“请客”或迎送客人，也就一掩而过，平安无事。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打通东城根街南延线，新辟建了一条起自西御街、祠堂街交会处的文翁路，原西御西街西口民房被拆除。西御西街113号赵宅以及它前面的“钢笔铺”也不复存在，街口新建的“国信大厦”拔地而起。2002年12月30日，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在“国信大厦”旁立了一石碑，碑文如下：
中共川康特委活动旧址
成都市西御西街113号（现西御街77号）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川康地下党的重要活动地，中共川康特委曾多次在此召开会议，举办中心县委书记培训班，罗世文、车耀先、李一氓等地下党领导干部常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一九三二年秋李鹏同志随母亲赵君陶曾寄居于此达九年。一九三九年六月，中共南方局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在此主持召开中共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
特立碑纪念
如今，每当我从碑前经过，都会驻足默默诵读碑上镌刻的每一个文字，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条街上曾经有过的一切。我伴随着西御街从往事中走来，也十分关注它将怎样走向未来。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