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 [位卑如何能忧国]
时间：2019-02-06 05:29: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华民族爱国之士的千古绝唱。 二十年前,湘地公开出版了一部“文革”时期“上书”集,用的书名,就是这句广为流传的名句。是书,刊录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29位公民上书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21封信。虽然内中有些文字在“文革”中早有耳闻,也有览读,但是,一次捧读21份上书的沉重感,确实异乎寻常。二十年白驹过隙,当年读此书的感觉并未消散。最近重读,脑海深处难以泯灭的感觉再次浮现。
忧国之难
余习广先生将这29位公民的上书编成集子,冠以“位卑未敢忘忧国”,想必他并非认为位卑忧国唯有“上书”。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杰出的位卑忧国者往往“上书”,这是不争的事实。战国时的韩非见韩国日益衰弱,“数以书谏韩王”。秦相李斯在身陷囹圄之际,忧赵高乱政,王朝危机,上书二世皇帝。汉贾谊遭毁谤谪居长沙,仍不忘忧国,屡次上书匡建汉制。秦汉以降,代有其人。及至近代,康有为公车上书,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都是彪炳史册的忧国之举。然而,这类位卑忧国者欲用上书的方式献国策上达天听,其艰其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上,李斯被囚,上书秦二世,信落到赵高手里,赵高说:“囚安得上书。”既然囚犯不得上书,李斯想上达天听的行动只能归零。
20世纪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世纪。帝制终结,共和兴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意思的是神州虽已改朝换代,但位卑者看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的观念似乎没大变。要不然就编不出这本《位卑未敢忘忧国》。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没大变,那就是伴随忧国上书的难。《位卑未敢忘忧国》中收刊了一篇上书文章《献国策》。作者叫李天德,四川雅安人。写这篇文章时是个带帽右派,身份足够卑微。这篇《献国策》写于1975年。文章对“文化大革命”、国家领导终身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当时最敏感的一系列国家方针、政策,展开了尖锐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治国政见。这年8月,李天德卖了仅有的蚊帐、箱子、铝锅等全部家当,凑了路费,千里迢迢从四川到北京,要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上书《献国策》。他还想仿效古人拦轿上书,到新华门去拦红旗轿车,见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上呈《献国策》。结果,所有这些行动均告失败,他被捕入狱。那份《献国策》最终也没能上呈到中央,更没有送到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手里。笔者仅就《位卑未敢忘忧国》中的上书情况作粗略统计,21份上书中,只有7份呈达收件人。其中被采纳的仅3例(周培源、张天民、李应霖);上书遭批判的两例(王若冰、刘冰等人);没有下文的两例(彭德怀、章士钊)。面对这种情状,想忧国上书之难,用得着叶永烈叹李天德上书的一句话:“九死一生献国策”。
忧国之险
位卑者用上书表达忧国的凶险,史书记载俯拾可得。隋炀帝要游江都,榆林太守董纯、建节尉任宗分别上书谏止,炀帝大怒,一个下狱而死,一个被杖而毙。类似故事不胜枚举。若从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文化角度看,本来这种社会就把“位卑者言高”视为罪,那么,出现这种上书获祸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天地翻覆神州共和之后,此类事仍有发生。在《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位居上书者榜首的是当年湖南新化的一位高中生。此人叫萧瑞怡,在1968年5～6月先后三次写《上毛泽东书》时,年仅20岁。萧瑞怡虽然年纪小小,但在《上毛泽东书》中提出的问题,却很有见地。比如,他对当时公社制度的批评及“改革土地制度”的要求;他对阶级斗争不断,提出“消除人为阶级斗争”的看法;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及对“桎梏人的思想,产生专制独裁”原因的分析等等,都很出色。1968年他投寄出上书后,为躲避抓捕,在八百里洞庭躲躲藏藏流浪历时两年。1970年被捕,被定为“反革命罪”,险遭极刑。后被监督改造整整八年,吃尽批斗、游街示众之苦。从《位卑未敢忘忧国》中29名上书者的遭遇看,其中11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成员”;7人被批判或批判后下放改造。可见,位卑上书忧国之险。
自然,我们应该注意到《位卑未敢忘忧国》所反应的情况,有其特殊的“文革”背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类事也不只是“文革”特有的现象。“文革”前,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的头号惊天上书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起因就是胡风上书三十万言,对国家的文艺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引发的。1959年发生的彭德怀忧国忧民上书事件,结果演变为一场对党对国家对上书者本人的大悲剧。类似的还有其他。自然,我们仍应注意到,这一切发生在建国初法制不健全或党的生活不正常的背景之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革”后这样的事情仍有发生。
位卑如何能忧国
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作为“忧”的器官,人皆有之,“如何能忧国”,实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想不想忧国。至于如何忧,是像辛弃疾等古人那样把酒吟诗作词,“栏杆拍遍”的忧法,还是像宋人陈东率领太学生伏阙上书哭谏的忧法,似乎都不是问题。这是一种看法,是从对个人审视的视角对“位卑如何能忧国”的回答。应该肯定,这种看法对于提升个人修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必须看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从其初始提出就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私性问题。它的“忧国”指向是社会的、国家的公性问题。说白了,君主专制时代的士人喊出“位卑未敢忘忧国”,既有对士人的爱国节操指向,更有士人吊诡地诉求参与政治的渴望。只不过,后者深藏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旗帜之下而己。由此可知,“忧国”从来不是甚至可说主要不是只诉求对个人的爱国节操的修养,而是诉求政治参与。这一点,在君主专制时代,由于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礼制所限,士人只能抑制主要的政治参与渴望,凸显次要的忧国修养或以不计个人得失的忧国上书,体现对君主的忠诚和节操。时至今日的共和制时代,倡导“位卑未敢忘忧国”,就不能仅仅是对个人爱国节操修养的要求,而是公民对政治参与权的享有。从后者的角度看,今天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多的是社会、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问题。因为,社会没有理由既要公民爱国忧国,又让公民遭难历险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社会既然要“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有责任同时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
位卑如何能忧国?在古代,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朕即国家”,并不希望臣民干预国政。臣民忧国得以君主为中心。君主要你忧让你忧,你就上上书发表发表看法;君主不要你忧你乱忧瞎忧,就可能被视为犯上,即使在肚子里忧也可能作为“腹诽”治罪。所以,君主不必考虑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社会沟通的渠道、媒介所限,除了上书之外,没有别的可行的方式向高层传达忧国思想、建议等信息。这是上书成为位卑者忧国主要方式的原因。时至今日,神州共和,媒体昌盛,科技发达,解决位卑如何能忧国的问题,首选的方式不应是上书。那种用上书的方式表达忧国之心之议的,虽然其心也诚,但是,将忧国解难的希望诉托于某个上面的“圣明”或清官的做法,其本身就有悖于共和国的理念和原则。
位卑如何能忧国?说到底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否有效政治表达的问题。政治表达,是一种政治参与。以现代政治参与的眼光看,公民政治表达不是公民(用“上书”等方式)与高层官员之间的政治沟通。而是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这种沟通诉求的不是党政官员的认同(如,对“上书”的批示之类),而是诉求社会、国家、政府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思考“位卑如何能忧国”,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位卑忧国未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只是有点忧国情怀,书斋雅室写点忧国诗文、日记,茶余饭后谈点时政感慨,酒过三巡愤然抨击当下弊政,等等。对于此类忧国,只需社会宽容,不以言论问罪即可。二是位卑忧国欲进入诉求社会认同的层面,想通过忧国之思之议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匡正有害国家、社会的弊政败策。欲解决这类位卑如何能忧国,则需要在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上做文章,提供少付成本的忧国方便。一个国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让公民实现包括忧国在内的、平等的、有序的政治表达,是判定该国制度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最优的公民政治表达制度,既能让公民广泛表达,又是符合现代法治的,所谓广泛,不是大量“上书”、信访或经专门设计、组织的群众讨论,而是公民个人意见能自由、平等、充分地表达。这种表达是诉之于众的,不是只诉求上达庙堂天听。因为公民的忧国是对全体公民、国家、社会的关心,不是对庙堂天听的负责。因此他与全体公民均有权通过社会的大众媒介、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络、法定的制度渠道或在其所在的社区,表达自己的忧国之思之议。法律保护不违背宪法的表达不被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夺。
位卑如何能忧国?除公民应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胸怀之外,首要的还是在于国家通过政治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确保忧国之思之议的言路畅通。■
【王翔宇荐自《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6期/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