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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可怕的一首诗【押情人下车诉衷肠】

    时间:2019-02-20 05:42: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一      1968年8月。四川资阳火车站。   太阳已经蹿了一竿子高。随着一声汽笛,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地驶进站台。这是重庆到成都的快车,沿途被一个个武斗关卡拦截检查,已经晚点好几个小时。车上挤满了人,一个个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站台上,十几个躲在阴凉处的年轻人立即整理了一下手臂上的红布笼笼(四川话:套子),扑到车门前。其中一个高个子,大热天还罩着一件劳保服,扎一根大皮带,挎一支五四式手枪。他吹了声口哨,独自往站台前面走。
      列车还没有停稳,车厢里的面孔在他眼前晃过,既熟悉又不熟悉。上个月从重庆“逃难”出来,在这小县城吃“支左饭”,吃了睡,睡了吃,烦透了。没有事,便邀约十几个初中崽儿来到车站,耀武扬威一番。或许还可以抓到一两个“保派”出出气。可一连几天都没有收获,大家也腻了。列车里挤得无法插足,那汗臭味叫人直想吐。他真不想上去。
      突然,他眼前一亮,一张明丽的脸在眼前一闪而过。他的血马上沸腾起来,撒开脚就跟着列车跑。跑到站台尽头,列车刚刚停稳。他前后搜寻,只见到一张张愤怒的、嘲笑的、无动于衷的面孔,却不见那叫他心尖尖发颤的脸。犹豫了一下,他扯了扯红布笼笼,整了整大皮带和手枪套,挤进了车厢。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人带着枪挤进重庆到成都的列车,是非常危险的。即使车上都是同一派的“战友”,你那枪也太有诱惑力了。他知道这一点,可他已经忘了危险,一个劲往车厢里挤,边挤边骂。后来,他干脆把那枪抽出来,举在头上。看着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儿,看着那闪着蓝色幽光的枪筒,那些被他撞开的推开的,被踩了脚的踢了屁股的,只敢低声叽咕几句了事。挤过一节车厢,又挤进一节车厢,劳保服已经汗得透湿。终于,他发现了她。
      
      二
      
      他和她都住在重庆南岸弹子石一条小巷里。他住巷口,她住巷尾。他比她大一岁,读高一;她比他矮一头,读初三。每天放学后,他总待在巷口,拿一本书坐在石头上,等她从他面前路过。其实,他从来没有正面看过她,他怕。她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把头埋得更低,那心也咚咚乱跳,似乎马上就要蹦出来,飞到她面前。她一路上蹦蹦跳跳的,还唱:“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一到巷口,她马上闭嘴,把头撇向一边,躲开那石头上坐着的他。她觉得讨厌,有时候又感到有些甜蜜,忍不住的时候她也会偷偷地看他一眼。那时候,如果他也正好从书本上斜眼偷偷看她,两股闪电相碰,立即迸出耀眼的火花。她的脸燃烧起来,急忙将斜挎的书包一抱,飞也似的跑进巷子。他却像被人敲了一闷棒,怔在那儿,望着她跑去的身影,升起无穷的惆怅。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而她是工人子女,“红五类”中的第一类,浑身上下都那样优越。他觉得自己是癞蛤蟆,而她是只骄傲的白天鹅。
      她真的是一只骄傲的天鹅。在当地“保派”宣传队里,她模样长得最乖,舞跳得最好,歌唱得最甜。有一次,宣传队在广场演出,他躲在附近一幢楼里,用望远镜看她跳“红卫兵战歌”。她“负伤”了,一个男子把她从地上扶起,再把她抱起来,走到台前。那时候,他真想掏出枪来,给那男子一枪。
      他和她从来没说过话,甚至连招呼也没有打过。
      
      三
      
      她缩在靠窗的角落里,早已发现了他。她是去成都参加会演的。从重庆到成都,要通过“砸派”控制的内江地区,宣传队只好分散走。这是一列快车,资阳站停后,就可以直接到成都。车停稳前,她俯在车窗上往外盯,发现了站台上他的身影,吓得急忙缩回身子。当他出现在车厢门口,她垂着头,心跳加快,是害怕还是什么,自己说不清。
      这是他第一次离这么近看她。那明丽的脸上泛起一派红晕,端正的鼻尖上正冒着汗珠,耳垂微微战抖着。虽然偏着头,他还是感觉到她眼睛的余光在瞟他。他觉得脚有些发软,口干舌燥的。他吞了吞唾液。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放过!一定不能放过!
      “下车去嘛,”他咽了好几下唾液,才说出话来,“我明天送你去成都。”
      “不!”
      “今天下午就送你去。”
      “不!”
      “成都出站不安全。”
      “不要你管!”
      他不知该再说什么了,可心里有好多好多话要说呀!他要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他要告诉她,他曾经给她写过信,写过诗,却没有胆量寄给她。他要告诉她,“大串联”时他到北京去,给她买了一个绸缎封面的日记本,现在还压在家里的箱子底,他要送给她。他两只手不停地捏揉着,结结巴巴的,什么也没说出来。
      车厢里的年轻人全都盯着他们,有个崽儿胆大,吼起来:“亲一个哟,亲一个!”
      他听不见,看不见。
      她听见了,看见了,脸红得更厉害。
      其实,他的话她明白,他的心她知道。可是,他是“砸派”,能和他恋爱吗?而且,他还是“右派”分子的娃娃!在宣传队里,有好几个男生成天围着她转,她一个也没瞧起。为什么瞧不起?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唉!不是冤家不碰头啊,今天偏偏又撞到他的手上,她好后悔。
      火车开车的铃声响了。
      “今天你下车也得下,不下车也得下!”他急了,把那五四式手枪在她面前一晃。
      她没有抵抗,心想他未必敢开枪。可她瞟了他一眼,还是慢慢站了起来。似乎想起什么,朝座位上看了看,然后理了理头发。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好像是江姐,又好像是在演江姐,心中有一股甜滋滋的感觉。
      他握着五四式手枪,把她押下车来。
      他也想起小说《红岩》。特务们押着许云峰去赴宴,而自己押着情人下车来倾诉衷肠。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
      火车长鸣,车轮转动,从慢到快,越来越快,呼啸着驶离了车站。望着列车消失在群山之中,她满脸泪水。后来,她转过身来,擦了擦眼,扬起手,给怔怔地站在她身后的他狠狠一耳光。
      他的脸顿时浮现出5根手指印。
      
      四
      
      抓到一个“保派”,还是宣传队的,检查列车的崽儿们好不高兴,推推攘攘把她押回住地。那是一所中学,就在车站附近。一些闲闷了的初中崽儿,正好找到出气的对象,拥了过来,拿篾片的,挥皮带的,塞冷锤的,把她一阵狠打。
      他被她扇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的,害怕丢脸,把她交给那几个初中崽儿,便躲进厕所,用凉水冲洗了好一阵。他的脸不那么烫了,不那么痛了,他才匆匆赶回来。一走进学校,就听见她的哭叫,这叫他心痛得发毛。他冲进人群,把那正打得起劲的崽儿掀开。“不许打!不许打!”他高声嚷着。都以为他是怕祸事,是口慈心软,谁都不听他的。他护卫着她,身上也挨了几篾片几皮带。一皮带飞过来,打在头上,头上立即冒出了血珠珠。他一下子发了狂,抓住那挥皮带的崽儿就是一拳头。那崽儿跌了一个四仰八叉。爬起来,那崽儿吼着:“老子偏要打!”又挥着皮带扑上来。他咬着嘴唇,猛地扯出那支五四式来,“砰!砰!”对空就是两枪。
      两幢大楼之间,枪声特别震耳。打人的、挨打的、看热闹的,全都怔住了。
      “哪个再打,老子跟他拼了!”
      他举着枪,将那黑洞洞的,还冒着青烟的枪口对着打和的崽儿们,护着被打倒在地上的她,在人堆里转了一圈。他那张方方正正的脸像出土的瓷碗,铁青着。浓眉下的大眼红得吓人,只要谁动一下,他就要把谁吞下似的。都知道他是个亡命徒。于是,一个个都往后退。
      该校有个跛子,是被“保派”打跛的,听说有人要拼命,端了一支冲锋枪出来,对着天空就是一梭子,“哒哒哒哒――”打得那白果树叶像雪花一样往下落。
      “哪个要拼命?和我拼!”
      听见枪声,楼上楼下的人都跑了出来。头头们见跛子又在发疯,走上去,把他的冲锋枪缴了。几个大一点的男生连说带推,把跛子劝走了。
      他虎视眈眈地还举着枪站在那儿,不许别人靠近。几个头头喊他放下枪,他不听。
      她从地上爬起来,躲在他身后。
      他用左手扶着她,走进屋去,右手上的枪还是没有放下。其他人见了,似乎明白他为何要护着她,心里虚了半截,不敢跟进屋。
      她被打得很惨,身上到处是伤,青一团紫一团的。那绿军衣也被扯破了,露出里面的白背心。她咬着牙,坐在椅子上,不再哭,不再喊,只是狠狠地盯着他。当他转过身来,看着她那扯得像乱草堆的头和头上的血迹,忍不住掉下大颗大颗的眼泪,终于“哇”的一声哭起来。
      后来,几个高中的女生提着药箱进来,把他赶了出去。
      他提着那五四式,一直守在门口。
      
      五
      
      当天下午,他就送她到成都。
      在医院里,他为她端屎端尿,给她摇风打扇,喂水喂饭。他一直守着她,哪儿也不去,晚上就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躺一会儿。白天,他坐在她床前,就那样一直守着她,看她眼睫毛的跳动,看她嘴角的颤动,看她那轮廓鲜明的耳垂。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都以为他是她的哥哥,或是她的情人,他却不回答任何人的提问。她一直沉默,不和他说一句话。他坐在身边,她就翻转身去,或者闭上眼睛。她一旦能活动,就不再让他帮忙。“你自己走嘛。”她对他说。他坐着不动,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窗外,不停地下着雨。一片树林,一片竹丛遮住了大街的喧哗和那被雨水淋得七零八落的标语和大字报,使这病室像个世外桃源。
      后来,她出院了,回重庆了。
      他也赶回了重庆。
      他不敢到她家里去找她,只好天天守在巷口,可是,总不见她的身影。那是叫人难以承受的煎熬!
      几个月后,要下乡了。他终于鼓足勇气,到学校去找到她。他对她说:“我要去×县,你靠挂过来,好吗?”她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1972年,她顶替她母亲,被招进一家纺织厂。他出身不好,一直待在乡下。终于待不下去了,1975年,他办了病退回城来,到处打临时工。
      她和他结婚,全家人都反对。父母要与她断绝关系,把她赶到厂里的单身宿舍去住。她义无反顾。
      这是当年发生在笔者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今天生活怎样,笔者无从得知。唯一的祝福是,在走过了那场令人不堪回首的动乱年代之后,他们能生活得更好!
      (责编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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