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托古改制及其产生原因
时间：2020-03-19 05:06: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托古改制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见的改革思维模式，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托古改制正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托古改制的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来分析托古改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托古改制；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174-02
一、托古改制的概念
托古改制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托古改制的概念，马得勇在《传统政治改革中的托古改制思维》认为，托古改制“可以简单理解为人们在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推行社会改革时往往以历史和传统中的权威（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存在的，可以是圣贤的言行，也可以是经典著作）来作为其行动和立论根据的一种模式化的思维。”[1]王子今在《历代“托古改制”的文化背景分析》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改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作为改革运动主持者的革新派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改革的舆论准备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总是以先古圣王为号召，以上古制度相标榜，这就是所谓‘托古改制’。”[2]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统治者在阐述思想、实施改革、施行统治时几乎总是要从古代历史文化积淀中找到其立论和行动的根据。
该如何理解托古改制中的“托古”，笔者以为，托古是一种形式，借“古”之名行改制之事，改制是其真实目的。托古而非盲目复古，要对现实的制度进行革新，必然需要根据现有历史条件社会环境来进行创新，盲目的复古并非托古改制的真相，而仅仅是一种崇古贱今的表现。缺乏现实根据的复古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就如同汉代的王莽所进行的改制，以《周记》上所记载的制度为蓝图进行改制，试图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忽略现实的利益矛盾和历史趋势，一味复古，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最终改革失败。托古改制与盲目复古是有区别的，托古改制的重点在于改制，托古只是改制所采取的形式，从本质上而言，它是一种在传统框架下的探索性进步，而复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托古改制中的“改制”二字最早出现在古代今文学派文献中，它只是一个广泛而又含糊的概念，并带有一种宗教的神秘色彩，它主要是暗示礼仪的改变，而并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制度革新。而在清末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所倡导的“改制”是指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改变制度的行为，就如同在他的改革纲领中所反映的那样，是要通过对儒学的新解来推进自己对传统中国政体的改革。后来，人们就把他这种改革思维模式以及在古代出现的类似以历史或传统中的权威作为思想行动根据的行为统称为托古改制。因此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托古改制式改革成为了托古改制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托古改制这一改革思维模式是对影响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的思想行为方式的一个形而上思维模式的统称。
二、托古改制改革思维模式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分析
各代改革者之所以会采用托古改制这一改革思维模式来进行改革，一般来说，无非是因为托古改制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其个人的知识行为修养之中，使其在进行改革构想以及行动时无法摆脱这种传统心理的影响，或者是由于以托古改制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获得支持，所以刻意去追求改革与古代圣王及先古制度的关联性，从而造成托古改制这一现象。无论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抑或两者兼有，这种托古改制的出现都与中国传统的崇古贱今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究其根源，这种崇古贱今的尊古心理又与我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所组成的社会结构有莫大的关联。
1.经济方面
中国古代的文明主要产生发展在黄河流域，这些地区主要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或温带大陆性气候，多平原少山地，土质松软，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单一农业结构的自然经济。而种植业农产品的加工相对简单，因此，农业与手工业就紧密结合在家庭这一基本生产单位之中，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而自然经济之下的农业种植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手工业生产都是一种需要强调经验的活动，因此农民及手工业者都重视对先辈已有技术经验的继承，忽略创新与发明。这种家庭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本质上而言是封闭狭隘、节奏缓慢的，他们的产品多用于自给自足少用于市场流通，因此，于他们而言，家庭内部的关系远远比社会之中的乡邻等关系来得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一系列经济关系的共同作用之下，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经验丰富的先祖的尊崇，产生了那种尊古的民族心理。
2.政治方面
在古代，无论是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公社，还是奴隶社会，还是后来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都是古代政治中的重要一部分。宗法制度由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在奴隶社会时期也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封建社会时代，仍然是重要的政治支柱。宗法制度是指皇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其主要精神是嫡长继承制，这是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准绳的遗产继承法，这里的遗产包括统治权力、财富以及封地等。宗法制度的推崇是历代中国人强调遵祖敬老的重要原因。而历代帝王将相好标榜以孝治天下，并把遥远的先祖与天以及神话人物关联起来，君权神授，使得族权、皇权、神权相结合，把先祖圣王神圣化，为先古历史添加了一些神秘色彩。宗法制度这种特征及其在中国古代的地位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人产生祖先崇拜观念。
家长制是古代中国政治的一大特征，正所谓“家是小国，国是大家”，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从皇帝到国家，整个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就像是一国的大家长，而各个臣民就像是大家庭里面的子孙，皇帝是以一种家长的身份来对国家进行管理，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就像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力一样，皇帝这个家长在国家中也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的，在封建制度之下，臣民对君王的尊崇与敬畏也可适用于家庭中的个体与家长，亦可延伸为人们对古代先辈的尊崇。
统治阶级成员的构成方式是政治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在齐国改革之际，建立了制度化的荐举制，这是当时首次在“世卿世禄”制度之外出现的新的人才荐举制。从秦王朝开始，明确废止了世卿世禄制度，确立了“选贤任能”的方法。隋唐时代，把“选贤任能”制度化，建立了贯彻中国千年封建社会的“科举制”。这种选拔官员制度的建立为儒家主流文化思想对人民大众，尤其是士大夫的教化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为这种人才选拔制度使得布衣也可为将相，只要有才能，而这评价有才能有学识的机制就是对统治者所推崇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掌握使用程度。这使得人们认识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有把古文典籍学习好了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前途和社会地位，这就给了人民主动接受统治者的思想教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统治者所推崇的便是尊古色彩很明显的儒家文化。与此同时，由于对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古代遗留下来的经文典籍，因此，对于古代经文的尊崇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3.文化方面
托古改制这一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寻求其根生土长的传统文化的原因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文字是文化的流传承载方式，古老的中国文字源自于象形文字，后发展为汉字。汉字与英文不同，它是属于一种表意文字，而英文属于表音文字，也就是说，汉字既是象形的又是具有符号特征的，其表意因素多于表声因素。而印刷术的发明又让更多古代典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因此，对于汉字所承载的古老文明，书面阅读多于口头交流，书写多于思辨。再加上科举制的作用，使得广大的中国儒生都大量地阅读古代经文典籍，以从古代经文典籍中的理论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这自然就把古老的文明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当现实中遇到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去从古代经典中去寻求答案根据。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托古改制的产生及其流传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贵义贱利”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从改革的角度而言，义代表的便是道德上的一种对古代先王所流传下来的文明的尊崇，而利便是一种代表现世的改革将带来的得失。“贵义贱利”是要用“义”来排斥“利”，同时也把“利”溶解于“利”之中，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味地排斥“利”，而关键在于对“义”、“利”的关系如何处置，要先“义”后“利”，“利”是“义”所带来的，就像封建士大夫提倡“唯有读书高”并不仅仅是源于对经籍教义的喜爱，更多的是因为书中的“黄金屋”与“颜如玉”。也就是说，读书可以当官，当官可以发财。但是，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撇开读书直接谈发财的话便是不仁不义之小人，而谈读书即便其隐含的最终目的是发财那也是君子圣人之所为。而从托古改制式改革来说，便是，托古并不一定只是由于对古代圣王经籍的崇尚，更多的是因为借用古代圣王典籍可以减少阻力进行改制，而改制才能解决现世的问题。如果不谈托古直接只谈改制的话兴许就会有大逆不道改祖宗之制的罪状。这里的现实逻辑便是，托古用以改制，而改制才能解决现世问题，这种讲究现世的精神也符合儒家文化的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究的致中和、中庸之道、仁礼、贵义贱利整个形成了一个和谐型的文化结构，它既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也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还追求结构内部诸因素的和谐。改革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是社会结构内部运动规律发展的结果和要求，当社会需要改革时，一般来说都是社会结构内部发生了偏离，改革是为了纠正这种偏离以回复到正常适应状态。因此，改制一般而言是属于一种相对激烈的对抗性活动，而通过托古把这种激烈的活动与先古经典相联系起来，就为改制披上了一件温情的外衣，这在客观上符合了和谐性的原则，也为改制开辟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托古改制便应运而生了。
参考文献：
[1]马得勇.传统政治改革中的托古改制思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5):68.
[2]王子今.历代“托古改制”的文化背景分析[J].政治学研究,1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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