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论
时间：2020-04-22 05:17:2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奥古斯丁出于对基督教上帝的维护，试图通过对自由意志的设定，来消解善与恶之间的二元对立。对奥古斯丁而言，基于古希腊哲学中神秘主义的传统所陷入的困境来维护上帝的权威成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矛盾的根源所在。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奥古斯丁将自由定义为自愿的行为，这种对自由的理解规避了佩拉纠派的荒谬结论，即基于上帝是全善、全知、全能的，因而上帝没有自由意志，上帝没有选择恶的可能性。在奥古斯丁看来，佩拉纠派的自由意志理论其实隐含着一种善恶二元论思想：如果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同时保有善和恶的两种可能性，善就不具有任何超越恶的绝对意义了。而如果自由意志仅仅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就不会涉及善与恶的地位问题。由此可见，奥古斯丁虽尽力用一种恩典主义的方式巧妙解决了神秘主义的问题，但他的自由意志理论在某些方面还是显露出了不足。恶如果仅仅是出于人类意志自由，表面上似乎是撇清了上帝的责任，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把意志自由作为恩典赐予我们的上帝还是恶的源头。不然，就必须说意志自由的来源不是上帝。也就是说，尽管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意志与善恶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破解，但基于自由意志理论的前提过于理想化，因而无法达到预定的效果。总之，从奥古斯丁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基督教视野下人类的命运问题。他对于所处时代中基督教的混乱和罗马帝国的没落深感忧虑，却又无法使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到幸福与安稳。他将人类的历史看成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对立冲突史，也看成人自身不断地归复上帝与挑战上帝的矛盾史，看成人类不断重新认识上帝和人自身的历史。奥古斯丁自由意志理论的内核从始至终都是人的意志，表现了其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弥合。
[关键词]奥古斯丁；自由意志；理性；上帝
[中图分类号]B5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6-0143-04
作为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包罗万象。他一方面像同时代的神学家一样是基督教的坚定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神学转新典范的开创者。从整体上看，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理论由于是在其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现实目的阐述的，有些时候甚至是自我否定，前后矛盾的。但这一理论在中世纪神学中无疑是独树一帜，具有开创性的。
一、自由意志问题的缘起
奥古斯丁最初论述自由意志概念，是为了反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按照这种理论：代表善的光明之神与代表恶的黑暗之神處于永恒的斗争之中，人由于受到了恶的玷污，沉沦在自己的原罪之中。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就固有恶的一面，既然是固有的，人虽然有罪却不需要为此负责了。并且这种理论中恶具有其本质性和普遍性，显然与基督教信仰的唯一的全善、全知、全能的上帝发生了矛盾。如果恶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显然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如果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帝不知道恶的存在，那说明上帝不是全知的；另一种是上帝知道恶的存在而无法阻止，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
对于基督教来说这无疑是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如果恶是自有其本质的，不仅作为基督教核心教条的人的赎罪无从谈起，就连上帝至高的地位也会受到威胁。想要战胜这种善恶二元论，就必须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对恶的起源做出合理解释。而比摩尼教更为可怕的威胁来自古希腊哲学思想思维模式的冲击，大的背景就是教父时代基督教的希腊化趋势。而奥古斯丁对于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调和，在其同基督教内部其他学派神学家的论战中集中表现出来。
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柏拉图，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善”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柏拉图看来，人只有认识到最高的善之后，才能获得哲学智慧，进而才有可能实现世俗的真理。但善与人之间却又没有一种必然的沟通渠道，因为“善不是本质，而且在尊严和威力上要远远高出于本质之上”。这也就是说，与作为本体的现象界相对立的是作为理念界的最高的善。但对于处于“洞穴”中的人来说，由于自身的限度，却无法认识终极的、最高的善，我们只能通过影像来间接认识善。而也正是基于人无法认识终极的善，导致最终会导向某种神秘主义。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说明了作为最高存在的“善”与人之间的鸿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善与幸福是直接相关的，甚至善就是幸福。与完美的善相比，感官世界则是不完美的。而这也就要求神作为可感世界的全部事物（包括人）的终极目的，那么可感事物始终就是作为质料的存在，而神则必须是单纯的形式。这种区分使得人可以爱神，但神却不能反过来爱人。这就是绝对的德性与普遍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几乎难以看到可称之为神的仁爱的东西。也正是基于对神的此种理解，导致人的现世苦难很难打动神，人与神是分离、对立的，甚至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罪恶。而在后天人的不断向神的接近，则与人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无关。这就使理性的价值完全极端化，造成了信仰与理性的分裂，否认了人自由意志的必要性，陷入了伦理学的冷漠。上述的这些挑战，都是奥古斯丁作为一个虔诚的神学家所不能允许的。
二、自由意志与恶
奥古斯丁首先否定了恶的获得性，因为如果恶是从外界获得的，它就必有其来源，最终一定会推导出一个本质，比如摩尼教的恶神。奥古斯丁必须避免这种可能性。他首先说明了理解力是善的，这是人们的一个常识，没有人会反对。然后他论证说：“如果一切理解皆善，而且非理解不为学，那么每一位学者都在为善，因为每一为学者都理解，而每一个理解者都在为善。”[2]79既然我们通过学习只能得到善，那恶就一定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了。因此恶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老师，“如果他是恶，他就不是教师；而如果他是教师，他就不是恶”[2]79。
既然恶不是我们从外界获得的，它就必然是从我们内部生发出来。奥古斯丁首先检视了贪欲——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它很可能是恶的来源。然而他随即发现，虽然对于许多事物的贪欲能够产生恶，但对高尚美妙事物的贪欲却是善的。虽然出自于贪欲，但“渴望没有恐惧的生活”本身是个善的愿望，因此贪欲并不能说是恶的根源。产生罪恶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选择：“所有邪恶之人，像善良的人一样，也渴望不存在恐惧地生活，区别在于，善良之人作如此想，去除自己对于那些不能拥有的事物的喜爱，而邪恶之人则相反，努力排除障碍享有它们，于是走向邪恶和犯罪，这种生活更恰当地该叫作死。”[2]85
驱使人们按照共同的欲望做出不同选择的就是自由意志。恶是对于善的背离，是人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错误选择的结果。在义人那里，意志自由促使人做善事，而在恶人那里，意志自由则驱使人作恶。这样一来，恶的实体就被消除了，成了善的缺乏，“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 我发现恶并非实体， 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 即是叛离了你天主， 而自趋于下流”[3]。这与苏格拉底对于罪恶来源的解释方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因为人是自由的，就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因而要赎罪和接受正义的惩罚。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意志的自由就会面临另外的问题。如果人拥有绝对的意志自由，那么他就既有选择绝对恶的自由，也有选择绝对善的自由。全善、全知、全能的上帝在这里虽然没有受到挑战，却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无论是选择恶的人永受惩罚，还是选择善的人得到了救赎，都只取决于他们自己，这就是佩拉纠派的观点。而在奥古斯丁看来，其认同人拥有意志自由，但反对将自由归结为在善与恶中选择的自由，认为自由就是意志出于自愿的行为。在他看来，要达到自由，人必须同时保有选择正反两面的可能性，唯此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意志。否则，无论是自由抑或善，都将变为一种强制。
三、自由意志与自由
奥古斯丁将自由定义为自愿的行为，这种对自由的理解规避了佩拉纠派的荒谬结论，即基于上帝是全善、全知、全能的，因而上帝没有自由意志，上帝没有选择恶的可能性。而且，佩拉纠派的这种自由意志理论其实隐含着一种善恶二元论思想：如果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同时保有善和恶的两种可能性，善就不具有任何超越恶的绝对意义了。而如果自由意志仅仅是出于自愿的行为，就不会涉及善与恶的地位问题。
与佩拉纠派那种绝对的自由意志不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理解是有独特前提的。在他那里，一方面自由意志拥有选择的权利，这使人对自己的罪负有了责任，但另一方面选项是被规定了的，这就照顾到了上帝的权威。可以说，一个意志如果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它就不能被称为意志。这一点，奥古斯丁与佩拉纠派的观点是一致的。意志只有在我们有自由意愿时才会呈现在我们的心灵中，且必然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这些能力本身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但与此同时，这种恩典并未否认人行使意志时的自由意志。而上帝权威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平，上帝虽然赋予了人以恩典（人的自由意志的由来），却同时也给予了人回馈这种恩典的能力。这种恩典就是选择善与恶的能力，就是人想要获得救赎，就必须配合上帝的恩典。如果人是基于屈从外界的压力或诱惑而犯罪，仍是人的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结果。源于即便在这种压力与诱惑下，人仍然有拒绝诱惑、拒绝魔鬼的选择意志。与此同时，在奥古斯丁那里，上帝也不强迫我们的意志必然趋向善的行为，否则这些行为就不能被称为人自己的行为而受颂扬。但是上帝又不能容许邪恶，那就只能从一开始就拣选一部分人获得永生，而“使大多数人受到诅咒”，也就是双重预定论。上帝的恩典也就不是作为“宽恕的恩典”，而是“创造的恩典”和“预定的恩典”，神秘主义的倾向和伦理学的冷漠被巧妙地避开。至此，奥古斯丁才完成了对于希腊传统的扭转，“填平”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鸿沟。
四、自由意志理论的影响及意义
虽然奥古斯丁尽全力糅合了摩尼教和佩拉纠派理论的合理之处，并用一种恩典主义的方式巧妙解决了神秘主义的问题，但他的自由意志理论在某些地方还是显露出了不足。恶如果仅仅是出于人类的意志自由，表面上似乎是撇清了上帝的责任，但是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把意志自由作为恩典赐予我们的上帝还是恶的源头。不然，就必须说意志自由的来源不是上帝。
当然，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并非这么不堪一击。笔者认为，他之所以陷入了这种两难的境地，是因为他被基督教的教义所束缚（但另一方面，这却又是他的起点）。奥古斯丁“将神学理解为基督教的条理分明的反思，但不允许理性与信仰之间存在矛盾”[4]，他的一切理论都不能违背上帝全善、全知、全能这一标准。为了证明上帝无所不能，奥古斯丁不得不肯定上帝是万物的原因。要证明他是善的，就必须把邪恶排除于世界之外。这就让奥古斯丁进入两难，即一方面要保留人的自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要确认上帝的全善、全知、全能。由此所产生的困难在于，上帝是否能预见到人的犯罪？如果能预见到，人仍然犯罪，是否犯罪具有必然性？如果能預见到，上帝不防止，是否说明上帝不是全能的？基于这些困境，奥古斯丁指出上帝虽然预见到人的犯罪但并没有防止，这恰恰体现了选择善、选择天国是以自由为前提的，也体现了天国、善不能成为一种强制，否则也是一种恶。同时，奥古斯丁又指出，上帝虽预见到了人可能会犯罪，但并无迫使人去犯罪，“你并没有仅仅因为预知到某人将会犯罪，就迫使此人犯罪。……上帝并没有迫使任何人犯罪，即使他预见到那些人将会通过自己的意志去犯罪”[5]。
如此一来，上帝基于他自由意志的活动，就能够避开人类的价值审视。而从上帝创造世界、赋予人性的初衷来看，就是把善作为最高的意义凸显出来，并将现实的恶剥离出去。因此，实际上只要去除这三条之中的任何一条，奥古斯丁都能够完成一套能自圆其说的价值论体系。如果我们将奥古斯丁的关于自由意志的其他思想都保持不变，仅仅将上帝概念替换掉，比如替换成斯宾诺莎的上帝，就会发现，原本不可调和的那些内在矛盾都消失了：上帝是全善的，他写作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他给予人们自由意志的初衷是善的。上帝预先知道自由意志会使人类拥有恶的可能，但还是赐予了人这个恩典。世界运转的过程中果然出现了恶（善的背离），但上帝一经创造了世界就不再干预，他相信意志预先给予的善最终会将一切拉回到正确的轨道。
从奥古斯丁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基督教视野下，人类的命运问题。他对于所处时代中基督教的混乱和罗马帝国的没落深感忧虑，却又无法使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到幸福与安稳。他将人类的历史看成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对立冲突史，也看成人自身不断归复上帝与挑战上帝的矛盾史，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上帝和人本身。他相信上帝的公正，相信人具有忍受痛苦和灾难，最终获得拣选的可能。在这样的视角下，奥古斯丁实际上完成了一套成功的理论。
总之，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奥古斯丁自由意志理论的前提过于理想化，因而无法达到预定的效果。这也就是近代哲学家为何倾向于将上帝的全能看作为预先设定而不是随时干预的原因，这种倾向我们在波墨、艾克哈特、谢林、别尔嘉耶夫那里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基于奥古斯丁原有自由观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看到了自由与性的冲突不可克服，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只能产生于必然”[6]。而我们看到，在消除了将自由意志理论理想化的倾向后，奥古斯丁原有的理论依然具有解释力，而且具有了更强的统一协调性。这也就是为何奥古斯丁的理论得以在他死后，仍持续影响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5.
[2] [古罗马]奥古斯丁.独语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3]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9.
[4] [瑞士]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0.
[5]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8.
[6] 周来顺.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1.
〔责任编辑：徐雪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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