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与人文主义
时间：2020-04-24 05:17: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笔者在翻阅人教版必修三第六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陷入了反思，中世纪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精神，主张神本理论，而文艺复兴要求效仿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人本）思想，提倡以人为中心，要返回古代文明，就必然与基督教产生冲突，人文主义者反对基督教吗？作为基督教发言人的教会对人文主義又是怎样的态度？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笔者查阅相关史料，不揣浅陋，拟就此进一步探讨，敬请斧正。
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基督教时代的文明，其人文主义并不是要推翻对上帝的信仰，而是要重新厘定人神关系，调整人与万物的关系，在“神”、“人”、“万物秩序”中首先肯定人的价值，深信人为万物之灵，并主张上帝许人为衡量万物的标准，“我们已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你更容易凝视世间万物。我们使你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成更低等的野兽，也能照你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1]可见皮克特别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主张在上帝的控制下，人由于独受上帝宠爱而为万物之灵，世界是人的舞台，也是神让人发挥价值之处，人应该享受自尊自信有所作为。这个世界是人的舞台，是神让人发挥价值之处，故在人所知的空间中，人可以发挥自由意志，它并不会抵触宗教信仰或是超出上帝的设计，正如鱼在大海中游，鸟在天空飞，感觉上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实际上鱼又不出大海，鸟飞不出天空，一切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强调人本立场与世俗性价值，追求现世的幸福和享乐，相信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有所作为，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通过建功立业来为自己赢得荣誉，与奥古斯丁笔下人是一种堕落的动物，只有依靠上帝的协助才有所作为相冲突，却不妨碍当时的人文主义佼佼者大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乃至禁欲主义者。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对人文主义者自己来说，这种冲突似乎并不太成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继续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理所当然，并未发觉自己对古典的热情需要与它协调。”[2]至于少数对此感到困惑的人，就走上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形式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中宗教因素。新柏拉图主义兴盛于十五世纪后期美第奇家族执掌下的佛罗伦萨，其领军人物为费奇诺，他的思想强调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人是创造的中心，人具有通过自我提升与上帝相沟通的能力。基督教人文主义不同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杰出代表是终生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伊拉斯谟，他一生都致力于“神圣哲学”的研究，即尝试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与基督教观念进行调和，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原始基督教中汲取养料来重新阐述《圣经》，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做出遵循基督教导的榜样。很多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主义的研究也需要从基督教里面寻找论证，“对人文主义的研究作为一种手段，在于发掘同人的心灵密不可分的文学中的精神力量，因此这种研究又是同神学的研究紧密结合的。对于神学的研究是精神重振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它通过文学作品的表达为建立一种精神社会准备条件”。[3]
中国学者何光沪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批判的是教会的腐败、僵化和种种弊端，而不是基督教精神，“因为他们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那些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而他们用以反对弊端的人文精神，则是以基督精神作为基础的。只有基督宗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一致性，才能解释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这一基本现象”。[4]
人文主义者从未抛弃基督教信仰，而是主张信仰与教会分离。正如布克哈特所说“早期对于上帝的信仰是从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外部象征，即教会，得到它的来源和主要支持的。当教会已经变得腐败时，人们应该划清界限，并无论如何保持他们的宗教。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是十分冷静，或是十分迟钝来容忍原则和它的外部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持久的矛盾的”。[5]人文主义者试图把基督教与教会相分离，他们抨击教会正在一步步走向堕落，批评教会的贪污与腐化，当时的意大利中上层阶级对教会有着复杂的情感：既有蔑视教会的一面，又有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圣礼和圣典的一面。
人文主义批评的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被中世纪教会曲解的基督教文化，他们想要借用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使基督教重回最初的面目。
二
中世纪的教会在西欧扮演着重要角色，教权在英诺森三世时达到顶峰，教会形成一个行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超国家”体制，随着西欧经济的发展，各国人们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支持王权和国家的统一，这个体制逐渐侵犯到西欧各世俗王国的权利，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不断，1309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迁往阿维尼翁，迫使教会沦为法王的奴仆和工具，1377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决定重返罗马，开始了教会大分裂时期，教皇地位下降。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面临着新危机，一面是教权势力的衰落，一面是人文主义呼声的高涨。教会的传统思想受到了挑战，重归罗马的教皇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和人文主义者的关系，“如果教会不能容许这股新兴的力量，在基督教生活领域里存在，它很可能丧失了意大利，甚或整个欧洲的知识阶级之支持。”[6]由于一位位教皇们热爱文艺事业，基督教适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教皇尼古拉五世为例，当他还只是一个普通教士的时候，他曾由于购买手稿或是请人抄写书稿以至于负债累累。即便如此，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民最感兴趣的两件东西——书籍和建筑的热情，作为教皇以后，动员身边的所有力量为其服务，抄书手给他抄书，调查员给他搜寻资料，范围遍及全世界，尼古拉遗留五千册，这些书构成梵蒂冈图书馆的基础。[7]教皇出于兴趣爱好以及利用人文主义来增加其影响力，他们给予了意大利人们充分的思想自由，接纳了新文学与新艺术的领导者，刺激罗马成为了文艺复兴的中心。
由于教皇们公开表露出自己对古典文化的喜爱之行，一些对希腊文、拉丁文颇有研究的人文主义学者受到了教皇的追捧，邀请其到罗马参与古希腊、罗马作品的翻译，并给予可观的酬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洛伦佐.瓦拉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获酬500杜卡特，G·维罗纳翻译斯特拉博的著作，获酬1500杜卡特，尼可罗. 佩罗蒂翻译波里比阿的著作，获酬1500杜卡特。斐乐佛将《伊比利亚》和《奥德赛》两篇流传千古的史诗翻译成为拉丁文，获得1万杜卡特的现酬及罗马的一栋公馆外，教皇还为其在乡间置产。很多人文主义者也愿意为教会服务，借助教会的身份便于查阅资料。布鲁尼曾任四位教皇的秘书，卡洛.马苏皮尼也担任过罗马教皇的秘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焦，24岁被任为罗马宗教法庭的秘书，在后来的50年，他一直服务于罗马教廷，为马丁五世写下多篇生动的教会信条辩护文。教廷尊崇他的精力和学问，多次派遣其任务，他屡次逃脱本职，利用其在教会的身份寻找古典书稿做自己的研究。
教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从一出生就举行洗礼直到临终前的“涂油礼”都是在教堂举行，几乎所有人都去教堂“听弥撒”，由于大多数人都不能阅读，自己不能按书中的要求做礼拜，教堂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世纪时，罗马许多教堂遭到了破坏，整个罗马找不到一所教堂能与佛罗伦萨或米兰大教堂相媲美。文艺复兴期间，无数的教堂被修建、重建，并加以艺术的装饰，所以人文主义艺术的主要赞助者仍是教堂，艺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雕刻、绘画的形式把基督教故事传给不识字的人民，或装饰上帝的房屋、圣母和圣婴、以及受难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先知、使徒、圣父和圣徒。教皇朱利乌斯二世把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布拉曼特都带到罗马工作，其中米开朗琪罗负责绘制西斯廷教堂创作天顶画《创世纪》，拉斐尔为教皇在梵蒂冈的宅邸创作壁画，而布拉曼特则负责建造新的圣彼得教堂，并且将梵蒂冈和贝尔维德勒别墅相连，从而创造了文艺复兴时期园艺的典范。法尔内塞教皇又委托米开朗琪罗在西廷斯教堂唯一一面尚未画有作品的墙上画下了《最后的审判》。利奥十世在世期间，莱昂纳多、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这三位巨匠都在罗马的梵蒂冈宫内从事创作，还任命拉斐尔为挖掘遗迹的总监，开始罗马的挖掘工作。
文艺复兴时的大量创作也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教会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城市里的经济，主要靠教会的税收维持。自古以来，基督教徒的一个义务就是每年要向教会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去资助穷人。在什一税的體制下，收入增加，税收也随之增加。此外，中世纪时代的修道院还经营着农业，随着农耕生产力的提高，罗马教廷的财力也随之增强。中世纪后期，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什一税的税收进一步增加。利奥十世为了资助艺术，出售赎罪券，预约天国席位的钱送到罗马变成了米开朗琪罗的圣彼得大教堂、拉斐尔绘制的杰作以及利奥十世奢侈的生活。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不反对基督教，而当时基督教会也不反对人文主义，事实上，某些罗马教宗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扮演新文艺的赞助者，并不在意这些作品是否具有非宗教特质。
总结
文艺复兴后，欧洲逐渐建立起以人为基础的思想，且强调运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来从事各种活动，人文主义的精神在于回归到人的感受，发掘现世的爱憎苦乐。从表面看来，好像与基督教观念相悖，事实上人文主义者致力于调和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追寻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和主张，抨击教会的腐败，却不得不借助教会的力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面临着新挑战，教皇们希望借助人文主义的力量重振教会的威望，给人文主义者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艺复兴的繁荣，而人文主义者也希望借助教会的名号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便利。
【注释】
[1]（意）皮可·米兰多拉：《论人的尊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2]（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3]（意）加林著，李玉成译：《意大利人文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1998年，第27页。
[4]何光沪：《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人文杂志》2007年第1期。
[5][7]（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47、183页。
[6]（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页，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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