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摘要]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国内学人大多把研究《洪范》的学问称作“《洪范》学”。如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宋道贵《论北宋<洪范>学的义理化转向》、于华《两岸<洪范>学比较研究》等，皆是。《洪范》篇在韩国《尚书》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所收《尚书》作品110余种，关于《洪范》的就有18种，占了总数将近五分之一。而从文本上来看，根据《洪范》的“三德”、“五行”、“六极”、“八政”、“皇极”等观念，韩国学者也创造了大量的作品。因此，本文沿用上述学人之称谓，亦将韩国朝鲜朝学者研究《洪范》的学问称作“《洪范》学”或“《范》学”。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关键词]朝鲜朝；箕子；尚书；洪范

[中图分类号]B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1000805

[收稿日期]2016-07-13

[作者简介]刘世明，男，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大同037000）

《尚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于此书。其在中国被列为“五经”之一，在韩日等国亦被尊奉为经典，膜拜并学习者甚多。“据韩国《三国史记》载，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高句丽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高句丽在中央建立的儒学最高学府，而在地方，则‘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扄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无论是中央设立的太学，或是各地的扃堂，传授的主要是儒学著作《五经》。”[1]（20～21）可见，韩人重视《书经》之程度，非同一般。韩国儒学，经古朝鲜、三国、新罗、高丽等时段的发展，直至朝鲜王朝，终于达到了顶峰。其时，名家辈出，流派蜂起，儒家学术异常耀眼夺目。韩国现存最早对《尚书》做出诠释的《五经浅见录》，即出自朝鲜朝初期大儒权近之手。据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书经》所录，朝鲜朝时期注解、阐释《尚书》的作品多达111种，直逼《四库全书·经部》所收《书》类之总数（四库《书》类57种，存目《书》类79种，合计136种），着实惊人。

《洪范》一篇，载于《尚书·周书》之中，历来被奉为治国之大法。如汉孔安国《传》曰：“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2]（41）明张居正亦言：“《洪范》一书，自古圣帝明王，治天下大经大法，举不外此。”[3]（183）而朝鲜朝学者所释《洪范》之文，如禹汝楙《洪范羽翼》、朴世采《范学全编》、徐莹修《洪范直指》等，亦不在少数。当然，李朝时期的《洪范》学，不单单限于训诂字句与发明义理之上，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施行大法、推演大法。现仅从以下三个方面，窥其一斑。

一、借《洪范》传箕道

伏生《尚书大传》曰：“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4]（239）孔颖达《尚书正义》曰：“武王伐殷，既胜，杀受，立其子武庚为殷后。以箕子归镐京，访以天道，箕子为陈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范》。”[5]（445）可见，《洪范》一篇，出自箕子，大体可信。韩人极其推崇此篇，旨在弘扬箕道、施行大法。其具体表现，由下可知。

首先，澄清儒学渊源，捍卫儒家道统。韩国儒学源自中国，其发轫者当推箕子。对此，史书有明文记载，如《史论》中写道：

“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6]（1620）

再如朝鲜朝的郑麟趾在《高丽史》中写道：

肃宗元年十月，礼部奏，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7]（556）

由此可见，将箕子称其为韩国儒学之先导，应不为过。韩国人推崇箕子，承传箕道，实为说明其亦是儒学正统，只是韩国儒学从箕子之处而来，与中国认孔圣为先师不同。然箕子入韩的时间，又早孔子大约600年，故而他们乐意以箕子为圣人，《洪范》学也随之兴盛了起来。如朝鲜朝学者徐命膺就在其著作《洪范五传》中说道：“从祀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箕子、武王、周公、孔子，祀于太学。其意以为古者，合国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焉。文王以《易·彖》传河图之学，箕子以《洪范》传洛书之学。由武王、周公，迄于孔子，集其大成。则箕子之统于道，不在文王下也。”[8]（242）可见，由伏羲至孔子的儒家道统，有箕子这重要的一环。当然，韩国古人极力推崇箕子的原因，除了维护其儒家道统之外，还表现在对箕子本身所具有的忠烈精神的敬仰。箕子身为商臣，国灭而不从周，传道而不出仕。如此气度，如此忠心，必为韩人义理精神之楷模也。之后，新罗崔致远、庾信、金钦春等人的“花郎道”，高丽李穑、吉再、郑梦周等人的节义表现，皆可溯源于此。以箕子入韩为儒学之端，承传道统，彰显义理，可谓韩国儒学之一大特色也。朝鲜王朝，儒学最是发达。学者们以《书经·洪范》篇来阐明箕子之道，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次，开启君心，巩固皇权。箕子虽不仕周，却将《洪范》大法传于武王。其启君心、为黎民之志，日月可鉴。朝鲜朝学者，研究《洪范》之文，意在关注其政治功效，促使大法顺利地实行。他们于《洪范》九畴之中，最重《皇极》一章。如李敏坤《皇极衍义》曰：“《洪范》一书，大禹叙畴，而箕子衍之以授武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实具于是。就其中而言之，五为数之成、君之位，故《皇极》居于是，为一篇之总会。”[9]（663）朴万琼《洪范九畴之图》亦曰：“心官，人身之中。皇极，天地之中。王者，居一以应万机。”[10]（213）皇极，即大中。九畴之中心为皇极，国家之首领为君王。君心正，天下治也。因此，静庵赵光祖才会建议“掌握道学理念的士人，应该正君王之心。”[11]（89）因为“朝鲜从开始就标榜儒教政治”，[12]（111）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为了维护社会的穩定。可见，诠释《洪范》，洞明《皇极》，王者便可以执大中之道治理国家，天下又何愁不太平呢？这种明晰的政治特性，恰恰凸显了朝鲜朝学者经世致用的观念。

最后，建构道、德、心三位一体的圣王系统。韩国古人以箕子为圣人，将其称作“箕圣”。其所授之大法，君王遵之则兴，逆之则败，岂不警示后人也。朝鲜朝学者，注释《洪范》，特别重视道、德、心三字，即以圣人之言，明圣人之心，观圣人之德，知圣人之道也。知圣人之道，君主行之，自为天下圣王也。朝鲜朝文人金春泽《箕子陈洪范于武王》曰：“箕子于殷亡之后，乃为之陈《洪范》于武王。独何心哉？曰箕子学禹也。禹以之事舜，箕子以之应武王之求，是其心。可使之访，而不可使之臣。可以道相传，而不可立于其朝，此又箕子之心也。”[13]（366～368）又黄景源《洪范传》曰：“武王之所以访箕子，与箕子之所以传《洪范》者，于盛德，岂不有光哉？”[14]（44）可见，传《洪范》者是圣人，问《洪范》者是君王，将箕子之言与心、道与德施行于天下者，乃真正之圣王也。箕子陈《洪范》之言，恤百姓之心，弃功名之德，传大中之道，自然构成了一种完美无疵的圣王系统。三德、五行、六极，无不在此之中。读《洪范》一篇，得天下大法。君王效之、黎民怀之、家国治之、社稷安之，这便是李朝学者挖掘道、德、心三字的良苦用心。

朝鲜朝儒者，研读《洪范》，弘扬义理精神，阐明儒家道统。其悉心建构起来的圣王系统，可格君心，可固皇权，真有百利而无一害也。此借《洪范》传箕道之事，乃施行大法的第一处表现，令人称羡。

二、以《洪范》明理学

朝鲜王朝五百年，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一直都是程朱理学。正如韩国当代学者尹丝淳所言：“在朝鲜朝，朱子学处于正统儒学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儒学之上。”[15]（5）而韩国理学，因频繁地论争“四端七情”、“人性物性”等问题，故而又被唤作“性理学”。性理学风靡整个朝鲜朝学术界，几乎所有注解经典的作品都难以摆脱这种影响。《洪范》一篇之阐释，也不例外。依托大法要义表达理学思想，是朝鲜朝时期《洪范》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理与人心的高度和谐。程朱理学本以昭明天理为其核心内容，如《朱子语类·尚书》中所言：“天理人欲是交界处，不是两个。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须是在天理则存天理，在人欲则去人欲。”[16]（2015）存天理，灭人欲，方可无过而达于至善。朱熹《四书集注》云：“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17]（17）由此可知，人须有戒惧之心，不可离开天理而任行。朝鲜朝学者品阅《洪范》，则从文本中读出了天理与人心的中和之美。如李德弘就在其《洪范月行九道》一文中说：“绝己心之私而行天理于日用，遵五皇之极而会万理于身也。事理，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心德，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此言由用而立本者也。盖无人欲之私，而立正大本然之体也。”[18]（106）由是可见，天理是体，人心是用，体用结合，本立道生，万物皆可归于大同也。《洪范·皇极》章有“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之语，也正是天理与人心的完美融洽之处。

其二，明理与修性的双向转换。毋庸置疑，程朱理学是导人向善、修性以明天理的新儒学。如《近思录》所言：“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未如之何矣。”[19]（27）然而，韩国朝鲜朝儒者注解《洪范》大法，则将性与理浑融，以理修性，以性明理，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转换。如李徽逸、李玄逸兄弟的《洪范衍义》一书，便屡有此类语句：

《洪范》之书，包括尽盈天地间物事，实修身践行、事神治人、燮理财成、大经大法之所在。顾其为书渊深简奥，未易理会。

《皇极》只是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人君端本岂有他哉？修于己而已。

就其气有抚辰顺令审侯定时之法焉，皆所以顺其性，宣其气，致燮理而赞化育者也。[20]（3～37）

前二者言《洪范》之理在修己，末一条则阐明了顺性即可以和理的道理。依据经典修身养性，知天命，合天理，《洪范》大法之实行，便可使君子安时处顺，不为世俗所惑也。

其三，理气并重，相互依存。朝鲜朝时期的性理学，大致可分为两大流派。即“以退溪为渊源形成了岭南学派，他们主要展开了立足于主理论理气观的学说。以栗谷为渊源的流派被称为畿湖学派，主要发展基于主气论的理气观理论。”[21]（335）简而言之，一为理学派，一为气学派。“退溪认为理贵气贱，理尊气卑。栗谷则认为理气不能分离，而是以气发理乘的形式运行。”[22]（171～201）但“现实并不是仅有理，也不是仅有气，而是理与气、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境界。”[23]（288）因此，朝鲜朝学者在注解《洪范》篇时，便将理气视作一种即分即合、并发并重的存在。如性理学家尹镌在其《洪范经传通义》中便说：“五行者，天道之纲，阴阳之事也。其气运于天而不息，则四时之谓也。其理赋于人而不忒，则五常之谓也。五常者，自然之理也。”[24]（304）五行之气成四时，五行之理得人伦，二者并存并重，即自然。

朝鲜朝学者们借《洪范》大法，表达了其对于理、气、心、性的态度。行善、心正、理明、气盛，几乎成为了所有性理学者追求的目标。于是，阐明自己的理学观点，维护官方的政治哲学，就成了施行《洪范》大法的第二处表现。

三、《洪范》之推阐与演绎

《洪范》本发之于禹，箕子推演增益乃成此篇。篇中九畴大法，原是经文所有，后人无尽推阐，得失参半矣。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亦与学者们推阐经文、竞相演绎有着莫大的关联。如禹汝楙《洪范羽翼》、俞莘焕《洪范演》、李敏坤《皇极衍义》等，皆是此类。其所具之特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分门别类，包罗万象。即从《洪范》经文出发，理纲目、分门类，囊括世间万象，杂以叙说议论的一种演范方式。如禹汝楙之《洪范羽翼》，先立五行（金、木、水、火、土）、五事（貌、言、视、听、思）、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目，然后開始具体阐释何为水，何为木，何为貌言视听，何为司空司寇等内容。其所论及，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真层出不穷、万象具备也。现仅举一目，简要说明：

一曰水，许慎曰：“水，火之牡也。”《说文》：“水，准也，准平物也。北方之行也，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

水瑞，汉李寻对哀帝曰：“五行以水为本，王道公正终明，则百川理络脉通。”

水灾，京房《占》曰：“水化为血，兵且起。”

海，《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无几也。”

潮，日精生水，故月盛则潮大。

蛤蜊，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盘而进，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异。

乌贼鱼，乌贼有矴，遇风则蚌前一鬓下矴。[25]（13～127）

除此，水类还有水患、治水、水利等不同纲目，其他五纪、皇极、稽疑、庶征、五福、六极中之小目，无不如此。《洪范》一篇，经此演变，千言万语亦道不尽。虽囊括万有，却离经旨愈来愈远，非说经本事也。

其次，辑佚汇聚，自成一格。朝鲜朝学者，虽分门别类、竞相推演《洪范》经文，却也采摭经传、汇集众说、著以事证、自成体系。如李源坤《箕范衍义》一书，便是如此。其释《五行》一章时言到：“《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本义》：‘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质之所生而言，则水本是阳之湿气，以其初动为阴，所蹈而不得遂，故水阴胜。火本是阴之燥气，以其初动为阳，所掩而不得达，故火阳盛。’蔡九峰《皇极内篇》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须，而物不两大也！’”[26]（72～77）李源坤除用周敦颐、朱熹、蔡沈之言外，其亦采郑玄、张载、二程之语释经文，可谓荟萃众说，为己所用也。而此聚众之演绎，却于学界有一大贡献，即辑佚。这种做法，搜罗了许多散佚的文献，对韩国《洪范》学之研究，功劳可说不小。

最后，象数解经，流于小道。《左传·僖公十五年》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27]（382）简言之，象即卦象，数即爻数。用此法解《洪范》者，当以南宋蔡九峰为最，他在《洪范皇极内篇原序》中所说：“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者始于一，象者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数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28]（699）蔡沈借《易》之貌演《书》之文，仿八八六十四卦拟九九八十一畴。支离轇轕，附会穿凿，实太玄之支流，非解经之正道也。此种象数说经之法，开演《范》一派之端，流毒深远。而韩国朝鲜朝学者，却皆效而成风，象数解《书》，竟成为朝鲜朝时期《洪范》学研究的一大主流。如俞莘焕在其《洪范演》一书中提道“九象之德”，其言曰：“一，天彝。彝之象，天道有常，君子观其象，存诚不息。二，月化。化之象，月生魄，君子观其象，兢兢乎几”，[29]（144～145）此以象解范也。朝鲜朝学者南国柱在其《洪范说》中言到：“数始于一，一为奇。奇者，数之所以行。象成于二，二为偶。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畴之数也。”[30]（635）由此观之，象数兼采、并演大法，真是朝鲜朝学人注解《洪范》之风气也。而《洪范》一篇，乃圣人之经典，先王之大法，竟归为阴阳象数之学，演为旁门小技之术，实在令人心痛。

将《洪范》经文，分门别类，细密推阐，虽有荟萃之效果、辑佚之功劳，但却因象数附会，导致支离琐碎，流于方术小道也。《洪范》九畴，本应依训诂通其文字，借义理畅其经义，明先王之道，体圣人之心，正心诚意，修己治人，最终将其运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此乃解《书》之正路也。由此可知，朝鲜朝学者推演大法，得失共存，利弊互现。对此现象，须整体看待，全面分析，方不愧对经典也。

四、结语

自箕子适朝鲜，授诗书礼乐、传八条之禁以后，海东地区便面貌一新，成为了君子之国。而箕子所作《洪范》九畴，也随之被韩国古人奉为天下治政治民、养身养心之大法，经千百年流传而不衰。

朝鲜朝学者，诠释此篇，重在施行大法，以传箕圣之道，以明性理之学。同时，他们又将注意力聚集在推阐九畴纲目之上，使《洪范》经文，愈推愈密，愈演愈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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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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