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盛宣怀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时间：2020-04-01 10:07: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盛宣怀因政治上的失误而造成世人对其毁誉参半。力图以史料为依据，对盛宣怀在职业教育方面的作为进行梳理，得出他的思想与实践具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立足现实，争取生存空间；探索办学模式，寻求职业教育规律的特点。认为今人在开展职业教育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社会环境、重视职业教育的现实需求、重视职业教育理念的建构，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今天职业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盛宣怀；职业教育；教学理念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316-02
盛宣怀的职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的特点：
1.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盛宣怀与晚清众多官吏一样，出生于封建官吏家庭，深受中国数千年封建思想的熏染，然而面对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节节败退、在内政改革中的种种挫折，他没有像大多数官吏那样以“资敌、扰民、夺民生计”对修建铁路这样的外来事物盲目排斥，而是在洋务运动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他认识到“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1]。在这里，学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为博取功名的私塾，它是洋务派为解决人才问题而进行专业技能短期培训性质的近代职业教育的雏形。盛宣怀每办理一件实业都注重培养相关人才：在1880年架设津沽电线时设立天津电报学堂进行短期培训，在兴办汉阳铁厂时设立附属学堂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最大不同就是在生产上是否实行标准化，而这一区别也使得两者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何让劳动力尽快转化为廉价而又持续的生产力，盛宣怀显然与其他工业近代化后起国家中的实践者一样，选择了学徒性质但又具有规模化的职业教育，在工业近代化的浪潮中契合着时代先行者的呼唤，将近代教育努力移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推动中国融入历史发展的洪流中。
2.立足现实，争取生存空间
在处于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开展具有西学意义的教育是担风险的，对于在宦海中沉浮的盛宣怀而言更是举步维艰。因此，对寻找在现实与发展的夹缝中生存就成了他必然的考虑。家庭教育及在洋务运动中的历练都使他深知“人才盛衰之机，全视上之取舍”。在奏章中非常注意对时局的分析，以引起高层的注意与必要的支持：“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曰言练，曰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2] 吁恳朝廷 “尽取欧洲之新法，变易华夏之旧习”；提出“且世变日棘，庶政维新”[3]。盛宣怀的多次上谏，终于得到了朝廷的首肯。1896年，光绪皇帝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国家机关政要对其所奏办学之事进行审议，并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达了“在京师、上海两处既准设立大学堂”[4]的谕令，并明确表示所需经费由户部解决。朝廷的回应与支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近代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发轫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协调与政府的立场的同时，盛宣怀还小心避开与顽固派尤其是传统势力的正面冲突，减少开展近代职业教育的阻力。虽然他认为传统的“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 [5]；明了“士人多空谈学问，仕宦于此道漫不究心，故洋务都无长进”[6]；但他目睹了“同光之际，号为清流者懵然不知外事。郭筠仙（郭松焘）出使英法，盛程西政之近乎三代，而刘锡鸿辈扼之，至废弃终身”[7]。于是，他提出“今不能尽改科举之制，似宜专设一科，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齐仕进于科第”[3]；即使在自己创办的新式学堂中也用“孔孟义理之学”、“植其本”：他在筹办天津中西学堂时，专门在学堂中设立了汉文教习，给学生“讲读经史之学”[3]；他还试图通过所谓的“西学”与“古圣人之道”[3]有相同之处，来证明引进、采纳“西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3.探索办学模式，寻求职业教育规律
虽然近代教育在纷扰中蹒跚前进，但如何让其正常运转，甚难！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职业教育的经费。虽然清政府承诺给与资金支持，但无奈财政窘迫。在此形势下，盛宣怀开始了办学模式的探索。他曾开启了中国职业教育公办之滥觞，如南洋公学“常费皆招商、电报两局众商所捐”[8]。其实，盛宣怀也曾尝试过其他模式，如“劝捐办理”，但因“商民交困，物力艰难” [8]只能作罢。在那个国贫民穷的时代，盛宣怀为了开办近代职业教育可谓绞尽脑汁，其精神令人佩服，其办学思路令人深思。
在开办近代职业教育的过程中，盛宣怀根据自己的实践逐渐认识并检验着职业教育规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首先，出于实业救国的需要，盛宣怀的职业教育重点偏向于“实业”，自19世纪70年代起，盛宣怀先后创建轮船、电报、铁路等实业，随之还设立学堂进行人才培养，为了让学生尽快具备实践能力，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革新，加重西学课程比例。如在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专门学习工程学：“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桥梁房顶学”等实用性强的课程占主体，对传统经学由学生自修完成，而且明文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1]这些都促进了当时中国职业教育“课程的近代化”。在南洋公学，铁道科学生的铁路测量课程，教师每讲授3小时，学生便实验4小时。此外盛宣怀还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学生创造实习机会：1875年他在筹办经营湖北煤铁矿时，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中国驻外使节选聘优秀洋矿师后，就提出从同文馆及闽沪各制造局，选择略谙算学聪颖子弟一二十人，随同洋矿师实地学习[9]；为学堂聘请经验丰富的教师：1888年盛宣怀在作发展钢铁业的准备工作时，向李鸿章提出“现拟请一头等曾经办矿之矿师”，并“拟请一副手驻学堂教习地质学、测量、绘图等专业”[10]。这种在引进人才的同时，还进行以外教内、以内学外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实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
其次，重视中国职业教育的体系的构建。由于当时中国职业教育刚起步，盛宣怀没有成功的范例可借鉴，只能在实践中进行归纳总结。他敏锐意识到“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2]。为解决这个难题，在他筹办的南洋公学中设立师范院。“延订华洋教习，课以中西各学”[8]，训练一年以上后，挑充各院任教习，使南洋公学成为一所“同时拥有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的学校”[11]，这为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条件。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盛宣怀专门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天津中西学堂总教习，分头等、二等学堂。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学堂开创时，丁家立所设计的学科和修业年限，是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的”[3]，学制也采用国外通行做法，定为四年。对于南洋公学，盛宣怀则“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是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8]，将其办成一所以文科为主兼及理财，以培养内政、外交等政治官员为主的学校，从而丰富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
最后，加强职业教育的教学管理。盛宣怀在兴办新学中，特别注重对师资、生源的管理。在师资方面，他首先看重的是校长，认为“学堂事务，任大则重，必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兼备之员总理，方不致有名无实”[3]。据此，亲自进行多方询问、考察，推荐了学识渊深且留心西学的张美翊总理南洋公学。1904年6月，南洋公学中院举行毕业典礼，应邀出席大会的商约大臣伍廷芳、电政大臣吴重熹无不为该校学生井然的秩序、端庄的仪表所折服，称赞张美翊治校有方[6]。对于师资，盛宣怀除了聘请一些外籍教师外，还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师范生，如在南洋公学则由师范生轮流任教外院，这既锻炼了师范生的能力，也为中国职业教育选择了专业化的师资力量。在生源方面，盛宣怀所创办的学校大都非常严格。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首次招生，数千名考生仅录取了30名。南洋公学校友邹韬奋曾经说过：“南洋公学是上海最著名的一个学校，对考试特别严格，所以报考的，在暑期常由父兄请人到家里补课。”[9] 高门槛保证了入校学生的高质量。对于“教习稍染习气，学生稍秩范围者”，更是“立即辞退，从不瞻循迁就”[2]，这使得南洋公学的学生淘汰率极高。严格的管理使得南洋公学派出的留学生满足了“操行端谨，志趣向上，毫无习气” 的条件，学成归国的学生“或留任京师大学堂教员，或充北洋译员，或办两广学务”[2]，出现了章宗祥、雷奋等一批新式英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改革、矿业开采、等均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那个“创举之事，实行难，立法易，收效难” [1]的时代，盛宣怀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孜孜探索，不应因他的“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12]而一笔抹杀，也不能因其“铁道国有政策为引起革命之导火线，乃并其一生之绩业而忘之”[13]。而是应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理性看待他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方面的功过得失，用历史的光辉照亮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前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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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汤志钧.近代上海大事记[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507.
[5]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05-206.
[6]杨慷慨.盛宣怀教育思想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18-19.
[7]盛宣怀.愚斋未刊信稿:卷1[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
[8]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刻:卷2[M].思补楼刻本，1939:12-23.
[9]陈先元.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J].中国大学教学，1998（6）:24.
[10]吴汝纶.李文忠公全书:卷10[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1]严春红.盛宣怀南洋公学师范院办学模式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07，(9):33.
[12]陈旭麓，顾适龙，汪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左舜生.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杂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责任编辑 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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