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黄家城：唐诗翻与中西方宗教思想交流
时间：2020-04-21 05:22: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黄家城来自信奉佛教的家庭，1930年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获释后留学法国，期间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面对战争导致的严重人道灾难，黄家城在占领区进步期刊《弩箭》上发表翻译的李白、王维、陈子昂的诗歌三首，从诗歌中表现的佛教、道教和儒教思想寻求慰藉，表达了绝望和抗争的双重情绪。战后，黄家城皈依天主教，并向西方译介中国的佛教、道教、儒教，成为中西方宗教思想交流的使者。
关键词：黄家城 法国二战 诗歌翻译 宗教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2
黄家城1911年生于江苏苏州，父亲早逝后，随母亲和姐姐定居上海。受信奉佛教的母亲影响，黄家城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宗教启蒙。然而十四岁时，他“丢掉了佛教信仰”（Houang，1970），转而追求冒险，投身时代的革命热潮。黄家城在中法大学上海分部读书时，秘密加入共青团，参加抗日救亡学生活动。1930年，被国民政府抓捕入狱。经多方营救，他的名字才“从枪决名单转到了流放名单”（Lefeuvre，2007：45）。出狱后，黄家城被迫离开中国。
在校方的帮助下，黄家城取得中法大学协会奖学金，1933年11月注册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心理学。不久，黄家城遇到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让·瓦尔（Jean Wahl）。他决定放弃科学，转而跟随让·瓦尔研究哲学。1937年，黄家城在索邦大学注册，投入到了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中。在里昂留学期间，黄家城与里昂大学本堂神甫埃杜尔·杜佩雷（Edouard Duperray）交往密切，常与之辩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黄家城认为西方的传教士干涉中国民众的信仰和生活，应当“将基督教从中国清除”（Jacquin，2003：63）。杜佩雷神父對黄家城宽容爱护，尽管两人对宗教的看法不一致，但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杜佩雷神父，黄家城感受到了里昂天主教会充满活力的精神，并结识了鲁巴克，莫雷等神职人员。他们是里昂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在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统治期间，对纳粹极权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们不仅通过传播基督仁爱的教义反对排犹运动，并且“假造文件营救犹太人，散发抵抗小册子，秘密发行抵抗报刊《基督见证》”（Jacquin，2003：10）。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时，德国纳粹崛起，欧洲大战一触即发。面对战争造成的巨大人道灾难，黄家城与里昂教会的朋友有共同的痛苦体验。黄家城同教会的反纳粹力量一起准备抵抗纳粹的威胁。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黄家城写信给中法大学校长，体现了他渴望参加抵抗的坚定决心。信中写道：“我有幸向您请教现在的政治环境下我应该如何行动。法国给予我的太多，如果在这个国家悲惨的时刻无所作为，对我而言是不能容忍的。我对法国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我希望能够与法国人民一起抵御外侮。”（Houang，Folio 354-59.）黄家城的导师让·瓦尔作为犹太人，被维希政府勒令停职，不断遭受迫害。1941年，黄家城获知让·瓦尔被捕，积极利用在中国大使馆的个人关系进行营救，帮助他重获自由，并顺利赴美国避难。战后，法国政府允许参加抵抗运动的外国人加入法籍，黄家城却毅然放弃。他说自己是中国人，“过去是，现在是，一直都是”（于翼，2014）。
法国被占领期间，黄家城被“德国秘密警察纠缠”（Houang，1970），同时，他得知远在中国的母亲离世。去国万里，孤身一人的黄家城面对残酷的战争和亲人的离世，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杜佩雷神父的帮助下，黄家城在上卢瓦尔省的一户人家避难。这户农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热情的家庭氛围逐渐感化了黄家城，他在简朴的农妇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她对黄家城的基督般的仁爱让黄家城找回了丢失的佛教信仰，并且改变了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他说：“我正是在二战期间开始信仰基督教。我在上卢瓦尔省遇到了一位朴素的法国农妇。她能够像耶稣一样爱一切人。正是这种宽仁慈爱让我最终皈依了基督教。”（Houang，1970）年少时接触的宗教思想觉醒了，黄家城对基督教的敌意消失，开始思考并寻求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德国军队控制下的法国，人道主义遭受了巨大危机；在如此黑暗的时刻皈依基督，难道不是一种精神层面对纳粹的反抗吗？
战争期间，远离祖国和家人，黄家城经历了旅法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他说：“通常我们在跌入低谷的时候，就是最接近上帝的时候。”（ Houang，1970）人道之爱正如黑暗中的光芒，引导他走上了寻求信仰的道路。仁爱不仅是基督教三大圣德之首，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教义。儒家尚“仁”，墨家“兼爱”，佛家要求有“悲悯同情之心”。实际上，黄家城探索基督信仰的道路经由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宗教的精神价值与基督教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有一些甚至与真正的基督教体验相通”（Houang ，1957：137）。面对战争造成的苦难，黄家城首先选择从儒释道中寻求慰藉，并在二战期间翻译了三首唐诗。之所以翻译古典诗歌，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中国，宗教与艺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Houang，1957：44）。1941年，黄家城在法国进步文艺报刊《弩箭》3-4期发表了李白《将进酒》，王维《竹里馆》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选择为刚刚经历战败而笼罩在绝望情绪中的法国读者译介这三首诗，绝非偶然。译者借诗人之笔以言己之志，翻译成为黄家城抒发情感的途径，借此表达自己的悲痛、孤独和无助。
“独”是《竹里馆》和《登幽州台歌》的文眼。前一首诗以“独”开篇：“独坐幽篁里”，后一首以“独”结尾：“独怆然而涕下”。孤独感在黄家城的客居法国的生活中挥之不去。晚年黄家城吐露心声道：“什么是流离人？流离之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孤独的”（Houang，1970）。除了借两首诗中的“独”表达游子的孤独感，黄家城更体会到“独”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意义。孤独是一种面对黑暗的年代和绝望的现实的无力感。在陈子昂的诗中体现的尤为明显。陈子昂因进谏言为武后所不用，无法实现儒家入世伦理精神和经世致用的理想。《登幽州台歌》作于陈子昂随军北正契丹大败之时，诗人登上传说为招贤纳士而建的幽州台，在“天地之悠悠”间，感受到了壮志未酬的“怆然”。这首诗1941年在《弩箭》发表之时，正是法国二战遭受大败之际，体现了黄家城介入抵抗的决心，以及战争失败后的无力孤独感。
抵抗的意愿和决心使得黄家城主动接近儒家的人道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要求个人介入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然而，二战法国节节败退至于被德军占领，面对现实的绝望，出世思想深刻地吸引着黄家城，因而他选择翻译“谪仙人”李白和“诗佛”王维的诗歌。李白受道家影响很深，王维则是虔诚的禅宗教徒。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借用道教的很多概念来广泛弘扬自己的教义。佛教禅宗更是在道教的影响下而建立。因此，佛教、道教有若干相通的概念，“出世”或者“超脱”即是其中之一。这个概念在《将进酒》和《竹里馆》里都有体现。出于对自由和自我的寻求，李白和王维都选择了一种孤独的存在方式，前者忘情美酒，后者退隐山林。道教的精髓是一元论的自然观，《将进酒》开篇便惊叹宇宙的恢弘：“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夸张的修辞更体现出了自然之伟大与人生之渺小。佛教崇尚自然的清静，《竹里馆》末句“明月来相照”，正是人与自然融合的表现。
佛道的无为或超脱并非对现实漠然不顾，而是对无常的现世和人生的消极抵抗。自然恒大恒久，佛道两家都认为人的行为应遵循宇宙之势，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不应强行挣脱现实的状态。佛道思想体现的出世和孤独深深影响了处在“人的荒漠”（Wahl，1944：9）中的黄家城。然而，儒释道三教共同影响了中国的士阶层，在李白和王维的身上同样有儒家根深蒂固的影响。无论多么追求避世，他们始终都难以逃离尘世的羁绊。“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最后两句正体现了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愁苦吗。
通过李白、王维和陈子昂的三首诗，黄家城表达了在乱世他乡的悲愁和孤独，憧憬能够超脱混沌之上。黄家城的译诗并非热烈地呼吁斗争，而是对二战中人们绝望而又无力的精神状态的见证和描写。这三首诗与法国当时创造抵抗诗歌的语境相吻合，这也是为什么十二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唐诗能够打动二战中法国的读者。黄家城因此成为了共同经历二战的中法两国人民沟通和对话的使者。
二战之后，黄家城正式受洗，成为弗朗索瓦·黄，进入奥拉托利天主教修会。1952年任职巴黎列阿莱区本堂神甫，直至1990年逝世。皈依基督教后的黄家城坚持根据自己的秉性、教育和种族理解和从事基督教活动，并不断地从中国的儒释道中汲取灵感和思想。受洗之后，黄家城继续进行道教和佛教研究，在巴黎东方学院教授中国哲学，翻译并出版了《道德经》、《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等作品。
中西方的宗教思想在黄家城的生命中交织交错。他毕生都在宣扬中国宗教的价值并将其与西方基督教的精神要义联系起来。他在1957年出版了《中国灵魂和基督教》一书，其中写道：“每个人自身都带有文化和宗教遗产，无论是道教、儒教、佛教或是其它，应该将这份中国特有的思想价值带入基督教中，使其得以升华。”（Houang， 1957 ：83）游走在两个宗教文化世界的黄家城终其一生都在使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对话，寻求一种和谐的、普世的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1] HOUANG， François， Âme chinoise et christianisme， Paris， Casterman， 1957.
[2]JACQUIN， Françoise， Une amitié sacerdotale， Jules Monchanin， Édouard Duperray， 1919-1990， Bruxelles， Éditions Lessius， 2003.
[3]LEFEUVE， Jean， MEYNARD， Thierry， Jean Lefeuvre， jésuite et sinologue. Entretiens recueillis et arrangés par Thierry Meyard， s. j.， Paris， Cerf， 2007.
[4]WAHL， Jean， Poèmes de circonstance （1939-1944）， Lyon， Confluences， 1944.
[5]YU， Yi 于翼， Xinde bao 信德報 [Foi et vertu]， 09/01/2014， n° 2.
[6]HOUANG， François， SANTELLI， Claude， « François Houang ou Notre ami de Chine »， La porte ouverte diffusée le 28/12/1970.
[7]Archives étudiants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conservées à la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de Lyon. Dossier « Houang Kia-Tcheng ». Folio 3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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