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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直辖的幕后推手_重庆计划单列始末

    时间:2019-02-19 05:33: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首先要增强城市功能,搞活城市,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但因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触动,所以城市改革困难重重,有人形容为“一盘难下的棋”。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重庆知难而上,大胆解放思想,用好用足政策,千方百计寻求突破,短期内就打开局面,甚至创造了不花钱就能出效益的生动例证,其若干个“全国第一”更掀起了一波波改革浪潮。
      重庆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中攻坚克难的历程,曲折生动,跌宕起伏,耐人寻味。
      
      
      1983年春,廖伯康赴渝就任市委常务副书记。中央的目的很明确,要他与市长于汉卿一道,协助时已66岁,且身体不好的市委书记王谦,搞好重庆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大家都明白,这是个新老交替的安排。
      由于离开重庆好些年了,也由于重庆的改革试点是中央一项重大的战略举措,第一次同王谦见面时,廖伯康提出:“给我3个月时间摸情况,这3个月里我不公开讲话。”王谦呵呵一笑。
      一周后,重庆文学界开会,王谦叫上廖伯康一同前往,王谦在会上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说:“今天我不讲话,给你们介绍一位新书记,许多同志认识他,他就是廖伯康同志,下面让伯康同志给我们讲几句!”台下哗哗鼓掌。廖伯康就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仓促推到前台。
      事后廖伯康谅解了书记的“违约”,因为一旦接触到具体工作,他发现,面对的挑战异乎寻常,他明白了王谦同志的无奈。
      
      有些走调的开局
      
      党的十二大和六届全国人大对城市经济的重视,引发了全国性“城市热”,一时间城市改革成了社会热门话题,相关文章频繁见诸传媒。林凌也写了文章,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透露了选择重庆进行试点的高层背景,文章由《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相约在同一天发表,并且都在显要位置,引起川、渝强烈反响。
      
      重庆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在极好的社会氛围中徐徐启幕。
      但最初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顺利,相反,许多事甚至还不得不偏离主题,起码从现象上看是这样。
      置身全国热辣辣的目光中,重庆人扬眉吐气,是那种孩子终于长大了挣脱了爹妈约束的爽气感觉,这种情绪同四川省或多或少的“儿大不由爷”的感叹极易形成矛盾冲突。在那些日子里,重庆人谈得最多的是“副省级”,而四川同志常挂嘴边的却是“省辖市”,前者强调新被赋予的经济管理权限,后者则强调仍然保留的行政隶属关系,双方说法都没错,但同样是看待重庆改革,两者目光不在一个点上,双方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往往存在分歧。
      看着重庆在经济上渐行渐远,省里心情十分复杂。在四川所有地、市、州中,重庆最富,每年上交6个亿,这笔钱能冲抵省里许多经济压力。多年来,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眼巴巴看着省里,嗷嗷待哺,省里也难呵。重庆单列以后,省里的经济压力必然加重,也正因为此,省里再遇到困难,就先顾那些经济尚不能自立的“孩子”。最典型的例子在电力分配。那时重庆在四川总网中用电,而四川电力紧缺,一旦吃紧,四川就拉重庆的闸。现代工业一旦无电那是啥滋味?重庆人骂娘的都有。
      但又能怪谁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那点资源,经济落后呀!在这个问题上,重庆求告无门,有苦难言。
      还有个问题也挺挠头。
      
      试点改革有项任务是探索市带县体制,也就是用工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带动农村发展。在协商试点方案时,省里提了个条件:把永川地区同重庆合并――好歹多带点“兄弟”一起奔好日子。
      因是临时议题,省委领导连夜将永川地委书记白兰芳叫到成都,说好是“征求意见”,白兰芳静静地想想,说了一句话:“服从省上安排”,事情就定下来。但带出来两个问题,丢给了重庆。
      一个问题是体制,今后永川作为哪一级区划存在?一个问题是人员安排,永川干部怎样“消化?”后者在中国,历来最难办。
      凡此种种,真个是好事多磨。
      因此,改革的抓手最初不得不五指叉开,多面出击,而且重点是廓清外围。这是无奈,也是策略。
      重庆当时曾设想将永川地区改为“永川市”,仍辖原所属县,转念一想,市管市再管县似有不妥,也不见先例(那时温州模式没出来),于是才决定撤销原永川专区一级建制,其所属县由重庆直管。
      永川地委、行署的成建制干部队伍到重庆,引发了重庆市级机关人员大调整。重庆、永川干部对口同级安排,原则上量才录用,人尽其材,谁强谁当“一把手”,弱的当“二把手”,再弱的就进不了班子,这就免不了有干扰。廖伯康到重庆的头4个来月,这类事占了他不少精力,有时一天就得接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在四川多年,人脉广,找他打招呼的自然就多,其中也有省领导,电话直接就打到他这里。王谦从外省调来没多久,且原是省委第一书记,资格老,大家一般不找他。
      为了量才公道,王谦和廖伯康分工,廖伯康在一线,谁打来电话他都打哈哈,都应承,然后往王谦身上一推,“这个事呀,我给王谦同志说了好几回了,人家是书记,大主意还得他拿呀,”做出很无奈的样子。王谦则一付黑包公脸色,不哼不哈。于是乎,不了了之。
      4个多月下来,各部门干部基本上高高兴兴到位。
      随着永川同志大批迁居重庆,市里抓紧盖了4幢宿舍楼,重庆同志一律不沾边(那时重庆市级机关干部住房条件也不好,有一批无房户,市委做工作要他们顾全大局),全部分给永川同志。还不够,就专门安排车辆,在重庆主城与永川城区之间开交通车,周一来,周六回。班车一开就是两年多,直到所有永川同志日常生活稳定下来。
      
      到了这一步,永川与重庆合并的事情才在和和气气中划了句号。
      至于同省里的纠葛,则采取另一种方式解决。
      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各部委领导走后,市里专门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同时布置各单位遵照中央7号文件精神搞调研、搞方案。
      到了5月下旬,针对干部中日渐滋生的傲气和独立意识,市里召开干部大会,王谦直截了当打招呼:“一般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最感兴趣的就是两条,一是计划单列,二是给重庆以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这两条只是条件,而不是目的。”
      廖伯康则援引一位省委领导的话:“省委刘西尧同志说,春秋战国时五霸七雄,都想成为中心。能成为中心的人都是目光远大、心胸开阔。因此要想成为中心者,必须要使自己具有向心力。要‘四海归心’,就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必须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末了他语重心长告诫大家:“重庆必须克服‘老大’思想,‘老大’的结果,叫老大徒伤悲。”
      
      然后他又话锋一转,贴进重庆利益说道:“把重庆建成开放性城市就必须外联内靠,‘内靠’靠什么?就靠四川、靠大西南。没有这个大市场,重庆发展不起来。”话语中隐含着一层意思,即要大家顺应时势,站在市场角度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就这样讲仍觉力度不够,于是6月下旬又召开“全市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来,还请来3位特殊人物:蒋一苇、林凌和吴国宏。3位都是经济学界著名学者,与会身份是“重庆市顾问”。
      
      中央关于在重庆试点的决策,是实践到理论的产物,重庆执行决策,则是把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因此操作中离不了理论指导。起步阶段,市委、市政府正式聘请了一批顾问,一共有10多人,全是国内经济理论界知名人士,除蒋一苇、林凌外,还包括薛暮桥、袁宝华等大师级人物。在试点改革那些年,市委、市政府随时向顾问们请教一些政策和理论问题,市领导每年到北京请顾问们开一次会,向他们汇报试点进度以及进程中的困惑,顾问们则有针对性地出些主意,引导试点工作不断有所突破,效果相当不错。
      6月下旬的理论研讨会开了3天,蒋一苇、林凌分别以顾问身份作了半天报告。蒋一苇讲的是“建设中心城市的战略思想”,他从5个方面阐述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原则、战略思想,以及改革的方针和重点。林凌则在操作层面切入,就重庆试点改革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处理好的关系,以及要达到的目标,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无论蒋一苇还是林凌,都再三强调要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蒋一苇提醒大家:“中心不能自封,也不能他封”,林凌说得更明白:“经济实力,是打破现行体制所造成封锁的最有力武器。有了实力,就有了向周边地区渗透的力量。”言下之意,重庆要当好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得靠实力说话。
      
      理论研讨会开得十分热闹。那时候刚刚完成拨乱反正,正急于建立符合经济规律的新的价值体系,全社会都在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大家思维特别活跃,加上又是关起门说重庆,说改革,没有框框,所以大家什么都敢讲,话题放得很开,真正是畅所欲言。
      3天下来,方方面面的事情和问题都说到了,大家这才冷静了,因为他们真正意识到改革试点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体制调整,而是一个大的并且很具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大大小小的分支系统之间以各种关系纵横联系,随时发生着复杂的交叉效应和撞击效应,每方面改革都不孤立,牵动着另一些问题和矛盾,环环相扣,盘根错节,新的挑战正扑面而来。有人感叹:“这真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是一盘很不好下、很难下好,而又必须把它下下去、必须把它下好的棋。”
      廖伯康很赞赏这种归纳,以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这句话,甚至多少年后还在说。但在理论研讨会结束时,他仍不忘给大家打气:“路是人走出来,不举足的人永远没有路走。”
      他要大家壮起胆鼓起劲往前闯。
      
      曲折的立项故事
      
      安排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但具体到重庆,廖伯康认为该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城市搞活,进而把企业搞活,以达到发展生产力,增强城市实力的目的。
      基础设施建设是搞活城市,完善城市功能的必要条件。重庆也真该搞些基础建设了,由于多年拮据,这方面欠账太多。
      远的不说,试点第一年,市长于汉卿就因此遭遇尴尬。
      
      上年底于汉卿出访法国,同图卢兹市达成友好城市协议,这年图卢兹市长回访,因为没有直线航班,人家先飞上海,准备转道重庆,偏巧重庆白市驿机场因雾关闭,人家就待在上海等,一等3天,白市驿的雾还不见散,人家只好遗憾地打道回府。
      图卢兹是重庆第一个缔约的友好城市,同外国城市结为友好对子也是重庆对外开放的一项意义重大的行动,以后重庆也确实在同图卢兹缔的友好交往中得益良多,比如现在的和尚石水厂和梁砣水厂,都是通过图卢兹从法国引进的设备,所以那次重庆是打算隆重接待图卢兹市长的,已经作好了准备,却不想是个糟糕结局,于汉卿动了气。
      他紧锁眉头把计委副主任陈之惠找来,语气坚决地说:“我们必须要搞个飞机场。内陆城市搞开放,没有先进的航空条件就没法缩短和国外的距离。”
      说这话时他底气十足,但若往前推一年,他可不敢如此。
      那时重庆尚未单列,项目决策权很小,尽管财政收入每年上10个亿,但花钱的权力却不大,规定1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报省里批,大项目还得通过省里往上报。1970年代,想引进一条塑料拉链生产线,一共才2万美金的项目,就因为省里一位办事员质疑“为什么不用铜拉链?”重庆就前后跑省里20多趟,费尽口舌。小项目尚且如此之难,上大项目那更难上加难。
      一个计划单列,解开了绳索。这不单单指渠道通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重庆手里有钱了。
      在潘家坪招待所会商试点方案时,计委这个组讨论很热烈,四川省计委副主任辛文和重庆市计委副主任陈之惠可谓唇枪舌剑。但论及能源交通基金时,听说重庆每年才收几百万,见惯大项目的辛文一摆头,“算了,都留给重庆。”
      辛文副主任也许没想到,就他这句话,带给重庆一片光明。第二年重庆能交基金大幅增长,一下子冲上几千万高位,第三年就过亿,以后每年都是好几个亿。重庆市委、市政府用这些资金,加上那股憋足了的劲,在试点期间陆续上了好些大项目。
      
      第一个决策就是大手笔――决定在江北县(现改为渝北区)两路镇新建国际机场,一流机场标准,全天候,规模为当时西南之最,一期工程预算2.6个亿。
      前期工作做完,按程序报到北京,遇到点麻烦。
      当时各地在国家计委排队的机场项目一共3个,按先后和急缓排序是武汉、西安、重庆,后来因为一些原故调整为西安、武汉、重庆。如果按此排队,短时期内重庆机场肯定没戏。
      于汉卿亲自带陈之惠等一帮部门负责人上了北京。
      于汉卿经历过战火硝烟,建国后干过公安,因此他既有军人的执着,又有警察的沉稳。他跑民航总局、跑国家经贸委、跑国家计委,甚至直接到国务院,去就是一张笑脸,接下来就诉苦。这下图卢兹市长那件事起作用了,领导们听了都很同情,又考虑到重庆正在搞试点,于是都支持上江北机场,支持者包括国务院主要领导,还有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最后项目报告书到了国家计委主管机场建设的副主任黄毅诚手里。
      黄毅诚为难地对陈之惠说:“老陈呀,2亿以上项目要拿到国务院办公会上批哟。”意指这套程序下来,又得花不少时间。
      陈之惠灵机一动:“那你就1.98亿给我们批了嘛。”
      “不够的钱怎么办?”
      “其余的我们市里出。”
      黄毅诚面露笑意,“好,那就1.9亿。”
      原本排在最后的重庆机场,就这样跳过西安、武汉,夺了彩头。
      1984年12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江北机场建设立项。1985年11月30日工程破土,国家计委和国家民航总局相关领导专程赶来祝贺,并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一道奠基。现场彩旗飞舞,热闹非凡,灿烂的前景让一张张笑脸格外动人。
      酝酿机场项目时重庆还在抓通讯。最初的想法就是扩容,一为解决量的问题,二为解决通的问题。那时在重庆打长途电话好难噢!要由电信局长途台转,普通市民要想接通一个长途电话,非得等2、3小时不可,一等半天的也不是少数。好些商机就在这等待中悄然流逝。通讯成了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瓶颈。
      那时国外已用上了第三代电话,即程控电话,这种电话除了拨号方便外,还便于发传真、接电脑,可以成倍提高办事效率,但我国引进得少,北京、广州、上海也只在小范围使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还在用第二代电话,即那种圆盘拨号的纵横制电话。所以重庆决策层原本只在纵横制电话上打主意,“只要对方能听到声音就行了。”
      在这个问题上,老工业城市雄厚的科技力量发挥了作用。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在市计委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建议:“重庆要走在全国前头,就不应该由猴变人慢慢来。”他们主张直接上程控。恰好这时得到消息,我国引进了比利时贝尔公司的程控电话散件,市领导就决定上程控,并让市顾委的刘隆华去北京落实。
      别看刘隆华是位老太太,她在川东地下党时曾被南方局派到广西做国民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后来进过延安的中央党校,参加了华蓥山起义,建国后一直任职重庆经济部门,当过副市长,几十年文、武斗争的磨砺,陶冶出她的独特风格。到北京后,他第一站去了邮电部,然后去国家计委。国家计委具体经办人叫姜铁军,年过六旬、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刘隆华为了见到他,上班前1个多小时就在计委门前站等,而那位小姜仅仅是30岁上下的办事员。
      小姜被深深打动了,他说,“重庆有您这样的市领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重庆呢?”
      过了这一关,后面还有好多关,要经过处长,再经过主管副主任,最后由主任拍板,一路下来,就是不少时间,而这期间存在许多变数。刘隆华仔细想想,然后吩咐随行的陈之惠同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的秘书联系。宋平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而刘隆华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你就对他说,重庆市的刘隆华要向宋平同志汇报工作,下午不行的话,晚上直接上他家谈,他是我的老领导。”
      回电很快就来了,说“宋平同志安排晚上6点半在国家计委接待刘隆华同志。”
      计委机关5点半下班,刘隆华去时大楼内空空荡荡。宋平热情接待刘隆华,稍作寒暄就切入主题。窗外万家灯火,两位红岩老同志,饿着肚子,敲定了重庆的通讯项目。重庆用这套当时西南地区最先进的通讯设备,装备了3个电信分局,分别是上清寺分局、沙坪坝分局和市委机关分局。
      事后不久,陈之惠到北京开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用赞许的口吻对他说:“隆华同志的程控电话搞得好哦!这是改善投资环境哦。”
      接下来重庆抓电。为上珞璜电厂项目,重庆费了点劲。
      单列后,重庆工业要大上,可是时时受电力掣肘,一度被迫实行“停三保四”,因此重庆一直想解决电力问题。先后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在江北修了燃气电厂,发电量10万千瓦多一点,多少能应急。但用天然气作燃料,成本高,更主要是规模小,满足不了发展需要。
      重庆于是下决心搞个大的,在较大程度上满足需求,规划一期就上70、80万千瓦规模,厂址选在江津珞璜镇。那时肖秧刚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常务副主任调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政府副市长,这个项目市委就让他负责落实。
      肖秧原籍四川,当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和建筑系读书时,加入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他周围有一批进步同学,其中一些人建国后成了我党高级干部,包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朱�基。重庆计划单列后,需要熟悉北京的干部,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的萧泽宽向廖伯康推荐肖秧。肖秧也有此心,当林凌受重庆市委之托,当面征询意见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应承了,但话出口却比较委婉:“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故乡。不知怎么,我女儿在北方出生,却就是水土不服,一到家乡就好了。”话语中透着练达。
      为了珞璜电厂项目,肖秧先找了水电部副部长张凤翔,那是他的清华同学。张凤翔很给面子,但看了珞璜的规划,有些为难,认为土石方量太大,他说:“要不这样,第九个五年计划给你们考虑,1991年给你们安排。”说话时是1984年,离1991年尚有6年,重庆哪能等得!这条路只好遗憾地放弃了。
      回过头,重庆继续在北京寻找机会,有人出主意找找华能集团。才建立不久的华能集团,是国家在电力建设上打出的一张改革牌,它的最大特点,是用经济的手段、市场的路子进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因是采用与地方合资建设的办法,所以还能解决一部分建设资金。
      最先去华能的是陈之惠,进了门他发现,此前已有6个项目在排队。华能业务部长答应将重庆排在第7,陈之惠想,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哟,就同那位部长周旋,“前头那6个有没有不愿意或者动摇的嘛?我们可以替补。”
      也正巧,华能同东北一个城市谈判,没谈下来。那位部长说:“老陈,你们答应我们要求,就把你们安排上来。”华能开价:如果内资,华能出30%,重庆出70%;如果外资,华能出70%,重庆出30%。
      陈之惠下来就往重庆打长途,“老肖哇,机会来了!”肖秧给市委汇报后连夜飞北京,把财政局长也叫上同行,因为内资合作必须财政局长签字,重庆这次志在必成。
      第二天肖秧正式代表重庆市政府同华能谈判。他首先表示接受华能的合作方式,给对方一个定心丸。随后话锋一转,大谈重庆起步的艰难,末了才亮牌:“重庆刚单列,底子不厚,而要办的事很多,能不能内资重庆出60%,华能出40%?”华能代表很敏感,“怎么,答应的事要反悔?”
      肖秧脑子一转,马上又拿出一套方案,见对方不满意,再抛出另一套方案,总之,不断变换着出牌,与对方打数字战,几个回合下来,最后以重庆出资2/3达成协议。算下来重庆要承担6亿多人民币。
      这笔钱,大部分来自国外商业贷款。法国农业银行同意贷14亿法郎,20年期,年息2%。
      事情还没有完。
      不是水电部认为土方量太大吗,重庆就先自己搞“三通”,这样规划书上就少了一大砣。为做“三通”,重庆修一条主城经鱼洞至珞璜的路,预算1400万,但路要从鱼洞街上过,当时的巴县(现巴南区)计委主任找到陈之惠,“陈主任,不行咯,要从城外走哦,不能用城里面的路哦。”于是在鱼洞城外加了一座桥,追加200万。市交通局要2000万,说了许多理由,陈之惠坚不松口,“1600万,多一分也不行,还一定要把路修好。”
      市政府又做工作取得铁道部门支持,把铁路支线拉到珞璜。电厂的燃煤也在松藻煤矿解决了,还为此上了国内第一条火电厂脱硫装置,引进的日本设备。市里派陈之惠同华能副总到国外定货,德国报价7000万美元,日立报价4000万美元,最后三菱重工报价3600万美元,就同三菱签了合同。日立代表是陈之惠老熟人,他说“陈先生,用我们日立的嘛。”陈之惠说:“400万美金就是4000万人民币(当时美元同人民币的市场价比值是1:10),不是小数目哦。”笑拒了。
      引进的脱硫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能够脱硫98%,就是眼下也不落后。国务院领导李鹏是学水电的,知道其中份量,对此很赞赏,他支持上重庆项目,那套脱硫设备就是经他批准才得以引进的。
      事情至此,基本上完成了铺垫,算是走到了最后一关的门前,剩下的就等国家计委批准立项了。
      还是那位黄毅诚副主任管,他似乎不太赞成珞璜电厂先上,说“华能那么多项目,你们等号嘛。”他秘书同情重庆,每天将珞璜项目书装进待阅文件夹,并且放在上面,黄副主任就是不批。重庆又找李鹏。李鹏对珞璜项目印象很好,一天晚上李鹏给黄毅诚打电话:“老黄呀,重庆珞璜电厂的报告在你那里呀?你拿过来,我明天要出国,我今晚把它签了算了。”于是大事成也。
      珞璜电厂项目做得相当漂亮。一期建成两台36万千瓦能力,到2005年三期工程竣工,总发电能力达到了264万千瓦,规模在亚洲地区火电厂中位居前茅。而且一开始就留足了地皮,因此建设成本低,是华能在全国参与建设的最便宜的火电厂,华能对此非常满意。电厂投产7年,就还清了法国银行贷款,以后重庆承担的贷款义务转为参股资金,眼下每年可分红1至2亿元人民币,重庆又得电又得钱,真个是左右逢源。
      计划单列期间上的最后一个大项目是成渝高等级公路,这个项目酝酿过程和立项过程都比较长。
      于汉卿市长出访法国图卢兹和日本广岛,对那些地方的高速公路印象很深。图卢兹到地中海,300来公里,正好相当于重庆到成都,人家修了高速路,单边只要2个多小时,而老成渝路得跑上10多个小时,回来向市委汇报时,于汉卿唏嘘不已。市里一直在谋划,要修条好成渝路。
      那时我国公路建设正从重量转向重质,国务院直接抓京津塘高速公路项目,李鹏副总理(那时还未当总理)亲自参加这条路的世行贷款签字仪式。当时沈(阳)大(连)路刚刚竣工,全线一级路标准,辽宁为了争“中国第一高速路”,省长李长春一大早把交通厅长叫来,说“我们不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当下就通知相关负责人开会,一天就落实了将沈大路改为高速公路的措施和资金。这些消息,重庆听了怦然心动。
      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磨合,这时的四川和重庆都有了加强区域联合的强烈愿望,前者需要口岸,后者需要市场,四川一度想另开一条出海通道,为此在泸州投资5000多万修码头,但始终形不成规模和网络,最后还是觉得从重庆出海更合适。
      于是,四川和重庆决定共同新修一条高质量成渝路,既缩短彼此的空间距离,还能打造特殊的经济长廊。因资金原因,确定的方案是两头城市出口修一级路,中间用二级路连接,这在当时,已是四川和重庆的最高标准公路了。
      当时国家在交通建设上的资金政策是“三个三分之一”,即国家补1/3,地方政府拿1/3,群众集资1/3。算下来,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得共同筹集10来个亿,这对两家都不轻松。好在国家计委牵线,落实了1.25亿美元的世行贷款。四川提出贷款三七开,四川要大头,重庆认为应当五五平分,为此双方展开多轮会谈,最后以川六渝四达成协议。这事落实时,七五计划已近尾声,这个原本“七五”实施的项目,只好“七五”开局“八五”收尾,主要资金在“八五”盘子出。
      而这期间有了两个变化,一是中国交通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其重要标志是各地掀起高速公路热;二是重庆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王谦调离,由廖伯康任市委书记,肖秧作市长,于汉卿改任人大主任。新书记廖伯康希望新市长肖秧以更大的热情迈更大的步子,肖秧就提出让新成渝路重庆段高一级征地,即城市出口按高速路、连接段按一级路征地,预留地皮,以便将来升级改造。这事如石击水,原本已经平静的成渝路项目顿时又涟漪阵阵,有人反应到国家计委,说重庆擅自扩大规模,结果讨个没趣。国家计委答复:“反正我们就补贴那么多,你们自己要修自己修。”国家计委何尝不想建设速度快一点呢,地方有积极性他们何乐而不为嘛!
      不久蒲海清出任四川省副省长,分管重点工程,他对重庆做法大加赞赏,认为思想解放,有远见,他吩咐四川有关部门也照此操作,在他推动下,双方后来索性就一步到位,当然为此增加了不少投资,但正是由于他的思想解放,我们今天见到的成渝高速路才得以冰山浮出。
      令人扼腕的是,内江地区早早就按计划完成了征地拆迁,覆水难收,最后只好在省里帮助下再拉一条线,于是内江段成为成渝高速路上唯一的双线路段,留下永久遗憾。
      
      喷珠溅玉的城市改革
      
      重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前29年,即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为一个阶段,在计划单列期间进入拐点,前者投资规模年均3个亿,而后者仅头5年就达到年均20个亿,5年的基建规模超过前29年总和。
      而且这头5年的百余个亿,没有包括珞璜电厂和江北机场在内的35项重点工程的投资,因为斯时那35项工程尚在进行,未曾决算。有趣的是,这35项重点工程,总投资恰好35个亿。这样的规模过去10年也达不到。
      短短几年间,房子高了,公路宽了,起落的飞机大了,凌江的大桥多了,居民用上了天然气,许多人不出家门就能打电话,民用水、电不再或少得多地停供……
      市民用欣赏的目光注视这一切,用欣喜的语气赞美这一切,但可能少有人去想这一切背后的逻辑,而那往往才更本质。
      有个例子很典型。
      重庆市的长寿县(现为长寿区)就有大型天然气矿,但那时有关政策是先工业后民用,重庆坚持先解决民用。陈之惠是重庆大学客座教授,有次在重大讲课,谈到民生和科技,陈之惠当堂承诺:一定要让大家烧上天然气。台下使劲给他鼓掌。
      在同重大师生接触中,陈之惠经常看到老师们烟熏火燎地生煤炉,满腹经纶的学者呀,不坐在书桌边而佝偻在自家门前,加柴添煤使劲扇火,任凭一张脸上泗涕交流,真有点为五斗米折腰的意味!陈之惠看着心酸,“这透出的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浪费呀!”但他真敢在课堂说那话,还是因为事前他已得到市领导首肯,要在任内让居民用上天然气,把大量人力从恶劣环境中解放出来。市委、市政府对此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接天然气主管道那天,于汉卿市长到了现场,要亲眼看着工人安装,天黑下来,他还不走,他说:“看到接通了我才放心。”安装工人被感动了,于是人人踊跃。
      廖伯康至今记得,改革试点头一年,总书记胡耀邦在重庆讲过一个观点。耀邦同志把国民经济比作爬秦岭的列车,把重点建设比作车头,他说我们的一条经验是,车头在前面拉,农业在后面推,车厢里就生机勃勃。听了这话,市领导们觉得一扇思维的窗口被打开了。
      计划单列期间重庆一直努力搞重点建设,但不是为建设而建设,建设是车头,目的在“车厢”,而后面助推的,重庆选择了城市改革,因为对于改革试点中的重庆而言,城市问题比农村问题更为急迫。基础建设和城市改革,一个硬件,一个软件,共同为重庆注入新的活力,重塑起重庆新的形象。
      城市改革的青萍之末,在政府职能转变。多年来重庆吃够了用行政手段管经济的苦头,但在传统体制框架之下重庆本身也在重复着这一弊端,因此,试点改革大幕刚刚启开,重庆就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管理,遵照经济规律调整了政府职能,这相当于战前的指挥系统和作战意图调整,是一项总揽全局且意义深远的举措。
      调整后最大的变化是,市政府下属的69 个行政性公司被重组,新形成的41个公司和15家总厂不再行使行政职权,公司从事服务,总厂推入市场;而原是市政府组成部门的煤管局和机械局则试行行业管理,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有效途径;市体改委在调整中应时而出,还是市委和市政府双重领导,配备了最强的干部,由市顾委副主任马力执掌帅印,常务副主任王竹也是一员猛将,早些年就以敢说敢为著有口碑。
      马力曾是一位从延安抗大走出来的老军人,他同重庆结缘是在重庆解放,当年就是他那个师最先进入重庆主城。尔后他由师副政委成了重庆工业局长,再过几年又成了管工业的副市长。职务升迁并没有迁走他的军人本色,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在体改委的办公室朝西,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毫无遮拦地填满整个屋子,室内既无空调也无窗帘,温度与室外相差无几,他就在这样环境中,戴着草帽思考和处理重庆城市改革的若干事务,那时他已经年逾古稀。
      因为有多年经济管理的经验积累,马力对重庆的城市经济结构及其体制上的长处和短处,有比一般人深刻得多的体会,当然更清楚体制改革的繁琐和尖锐,毕竟那将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他像当年率部队攻城略地一样,带着两支队伍,一支是以王竹领军的市体改委,一支是以陈世璞为首的市委研究室,深深地扎进工作。经过许多日日夜夜,拿出了15套改革方案,招招见血。市委采纳他们意见,在口岸建设上下了大功夫。
      原本重庆就是西南地区最早拥有海关机构的城市,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重庆成为长江最早开埠的5个城市之一,1891年即设立海关,抗战期间中国总税务司署就设在重庆,那时重庆关是全国最大的海关,这一切皆因之于重庆在整个西南唯独拥有通江连海的条件,重庆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内陆口岸城市应当算是天择。但这种自然选择一度被人为破坏,在封闭的计划体制中,重庆海关被裁撤,还有,重庆只有国内支线机场,天空基本上是封闭的,再还有,那时全国对外贸易主要窗口是广州交易会,而在年年热闹非凡的广交会上,重庆没有展台,因为那是按行政级别分配的,省辖市重庆没这个资格。凡此种种,重庆又怎能发挥自然地理优势?又怎能发挥中心城市的吸纳和辐射功能?又怎能有效地实行对外开放?
      感谢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计划单列改革前,重庆海关恢复,单列第二年重庆关升格为正厅级,下设成都关,业务范围达川东、川南58个县,商检和疫检机构也相继配套,国家还赋予重庆独立的进出口权,广交会上为重庆设了单独展区。而重庆则从基础设施上进行配套,修了国际机场,改善了公路条件,在铁道部支持下相应调整了铁路调度计划,口岸功能逐渐增强。但在水上运输方面重庆碰到点麻烦,而这一点恰恰又很重要,因为那时我国进出口物资90%以上走水运,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水运就谈不上对外开放。
      水运是重庆最大的自然优势,两江环护,一线通海,资源难求,然而在旧的体制下,这也被条块分割、部门所有弄得支离破碎,重庆以上的船队不能直航到宜昌,出川船队不能到武汉,在封闭的环境中,川江没有多少船跑。
      胡耀邦1983年溯江而上到重庆,还在途中,他就尖锐地问:“滔滔长江,何时能百舸争流?”
      他离开重庆到贵州,在那里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贵州有煤卖不出,江苏缺煤买不到,他让贵州挖煤卖给江苏,贵州说只有走水运才划算,但贵州只有小河船,到长江得换驳,换驳就得有码头,而重庆码头不让贵州船靠泊。言下之意,不是贵州煤不愿顺江而下,而是前行路上障碍重重。
      重庆码头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南来北往的船只都来靠泊,重庆这才逐渐兴盛,才有了在长江上游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列车一路颠簸,到了重庆改革试点时,重庆港已经很具规模,其九龙坡作业区不但拥有当时全国内河最大的浮吊,还同铁路联了网,在全国山区河流码头中这种条件十分稀罕,遗憾的是重庆港内众多码头划地为牢,谁家的只为谁家服务,外来船只望港兴叹,徒唤奈何,压港压船成了港口的顽症。而另一面,每个码头又因为任务不饱和而效益低下,长航重庆港务局那时年年亏损,动辄就亏几百万。
      部门所有乌云般屏敝了码头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在研究试点方案时,重庆向中央要来了港口管理权,但真正行使权力却不那么简单。
      那时重庆港务局归属于交通部直属的长江航运管理局,而在港口内同时还存在着省管航运公司码头和本地航运公司码头,以及省和市的码头行政管理机构,既有政企不分,也有条块分割,而且五龙治水,各揣心事,形成割据状态。
      为了廓清混乱,马力让王竹和陈世璞各自发挥优势,组织专门力量研究港口问题。他们千方百计找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港口资料归纳、综合,最后认定港口管理应当从政,而码头作业属于企业行为,应当推入市场轨道。市委、市政府根据这个思路,对港口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所有码头统统从原航运公司及相关机构剥离出来,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港务公司,直接面对社会和市场,港口管理局则不再参与一切具体经营行为,代表市政府行使行业管理权。
      举棋一步,全盘皆活。重庆港乃至川江航运重新洗牌,港口理顺了政企关系,同众多航运企业之间形成了新的格局,于是重庆港和川江航运出现新的繁荣,由此重庆的口岸城市功能迅速增强。
      港口体改,旨在完善口岸建设,然而重庆没有想到,这一步竟引发了全国交通运输业的大震荡。
      那时全国所有运输枢纽站,包括航空的、铁路的和公路的,都是站、运合一,重庆港率先实施港航分开、政企分开,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所有运输场站立即有了立脚不稳的感觉。重庆港改革甫一启动,各地观摩者就纷至沓来,在好几年里,重庆港都是全国交通运输体制改革的一个样板。
      1984年4月,重庆改革试点刚好满1年,国务院总理到重庆调研。这一年里他一直牵挂着重庆改革,他要看看中央的决策是否落实,到底有没有成效?他说“不亲眼看看我不放心。”他到了朝天门,高度评价重庆港体改。
      那次向总理汇报改革工作,照说该“一把手”王谦讲,但王谦有意把廖伯康推到一线,他让廖伯康主讲,廖伯康不敢僭越,王谦就说:“老廖哇,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吧,我一开夜车脑子就不行了。”廖伯康只好上了。面对总理,他说“唉呀,今天是新兵上阵,老将观阵,”总理就笑了。在轻松的氛围中,廖伯康用他惯常的风格先归纳后举例谈了10多个关于改革出效益的观点,其中谈到有些改革是可以不花成本就能出效益的,总理要他说具体点,他就讲了重庆港。重庆港实行港航分开、政企分开后,港口码头对所有船舶开放,效率一下就上去了。人还是那些人,设施还是那些设施,改革前,重庆港务局已连续亏损19年,累积亏损额高达4470万,改革那年,原计划再亏280万,结果却是盈利102万。这显然有些出乎总理意料之外,因为他听后眼睛一亮。
      以后总理走到哪里都推广重庆港经验,只要地方提出要港口,他都点头。他答应天津市长李瑞环下放天津港,尔后就去了辽宁,辽宁正谋划开发辽东半岛进而建设环渤海经济圈,那也是个大手笔改革方案。大连市长瞅个机会凑到总理身旁,提出要大连港,总理当场应允,并且让秘书通知交通部办理。这里交通部还在做天津港的下放方案,交通部长就接到总理秘书电话,部长搁下电话叹口气:“看来我们步子迈小了哇。”几天后部长就痛下决心,宣布全国港口按重庆港模式下放地方,实行港航分开,就连当时规模居世界第4的上海港也不例外。再过几年,这股飓风相继登陆公路、民航和铁路,大小运输场站纷纷脱离运输企业,独立运行。
      那次汇报中让总理感兴趣的还有重庆关于流通体制的改革,那也是重庆城市改革的重点之一。
      重庆在西南地区最早开埠,数千年历史兴衰中有一条清晰的轨迹,那就是重庆由交通带动流通,再由流通带动城市经济。流通是重庆城市经济链条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重庆市委、市政府自然十分重视流通体制改革,甚至提出了扩大流通,搞活流通,建设大西南物流中心的口号。这项改革的核心是打破长期形成的计划经济格局,把市场机制引入流通领域,搅活“一池春水”,因为涉及面大,所以在5个层面同时进行。
      一个层面是改革商业体制。传统计划经济将商业批发也按行政层级进行,省为一级批发,部分地、市设二级批发,区县是三级批发,然后才是零售。每件商品从工厂出来,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过,走走停停,然后才蹒跚抵达消费终端。这显然人为地拉长了商品在市场的旅程,降低了资本循环效率,增大了消费成本,而且机构重叠不可避免。单列前,就有14家省属商业二级批发站设在重庆,而重庆也有10多家业务范围相同的公司,省、市商业企业同处一城同咏一曲,但旋律各不相同,甚至不时互为干扰,结果反而众人拾柴火不旺。
      重庆打破条块分割,对商业骨干企业进行改革重组,实行站(原省属二级站)司(原本地批发公司)合一,畅通渠道,并按商品类别设置专业批发经营部,重庆称之为“划细拉通”。同时政府还搭建一个新平台,那是位于朝天门码头的一幢独立大厦,正式名称为“工业品贸易中心”,里边为所有专业批发机构准备了竞技场地。而在全市各区县,还有70多个各种规模的工业品贸易中心和农副产品贸易中心。这大大小小的“中心”,搭建起重庆新的商业批发主渠道网络。重庆商业从此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应该说现在天天人头攒动的朝天门商品市场就萌芽于此。体制改革当年,就吸引来周边地区客商,重庆工业销售额因此上升13.11%。
      再一个层面是改革生产与流通关系。重庆打破行业壁垒,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让生产单位同商业企业牵手,形成新的合力。比如采取“全年商业定购承包,工定定额补贴经理基金”的办法,让纺织工厂同商业针纺公司(站)联营;采取“产销联合安排,依靠商业主渠道销售,遇事共同协商”办法,让工业五金公司同商业五金公司(站)联营;采取“按成本收购,联合销售,利润分成,淡季贴息”的办法,让电扇生产企业同商业交电公司(站)联营;采取“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办法,让重庆铝制品厂同商业百货公司(站)联营,等等。这种形式上类似于那时香港盛行的前店后厂的经营机构,先后组建了几十个,包括工商联营、商商联营以及农工商联营,在这些联合体中,商业的市场触角嫁接到了生产单位,生产部门能更快更直接得到市场反馈,生产目的性因此更强,效益自然就好,改革第一年重庆电扇厂就增加30%销量。商业最直接的好处是库存明显下降,仅1984年,全市商业库存量减少20%。消费者也得实惠,因为少了中间环节,商品成本降低,价格也下来了。
      又一个层面是改革流通环节的所有制构成。重庆商业一直有个口号,叫人民商业为人民。为了这个“为人民”,有关方面多年来绞尽脑汁,却总不尽如人意,经常有群众埋怨商业网点少,购物不方便。为此商业部门经常组织送货下乡活动,规模也不可谓不大,动不动就几十辆大卡车,载着各种日用百货,一路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农民扎起彩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赞美之辞不绝于耳,但活动一过,复归沉寂,一切如旧。
      重庆打破所有制构成的传统格局,鼓励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国营为主干,集体和个体拾遗补缺,实施“人民商业人民办,办好商业为人民。”当年就上了10多万户城乡个体商贩,在全市商业门面中,集体和个体占了70%,其从业人员在全市商业领域占到42.8%,其营业额占全市商业零售额的28%,到第二年,这些从业人员和营业额几乎再翻一番。财政未花一分钱,多年的顽症迎刃而解。
      还有一个层面是改革价格体系。重庆打破统购统销的僵死局面,将市场机制引入价格体系,实行灵活的价格政策,1000多种小商品随行就市,计划外超产的生产资料则议价销售,农副产品除粮、油外,逐步放开价格。让价格成为一种扛杆,撬动市场竞争
      再还有一个层面是改革外贸经营方式。这主要得益于中央的政策支持,重庆有了独立外贸经营权,加上完善的口岸设施,对外贸易以及对外开放立即出现强劲势头。第一年就同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外贸关系,第二年翻一番,出口商品收购总值达到5.75亿元人民币,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签约1.8亿美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不否认上述举措带有阶段性和局限性,放在今天真算不得什么,但在那时却实实在在在全国独领风骚,其中有好几个“全国之最”。比如“工业品贸易中心”,当时全国唯此一家。再比如各种形式的联营也是在全国首开先河,那时“重庆长江农工商联合公司”在全国牌子很响,经常有人上门参观。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一起上,实行多渠道流通,更是触及到所有制形式,站到了姓“资”姓“社”的边缘了,在刚刚完成拨乱反正,纠正了“两个凡是”的时候,这样干是需要很大胆量的。也正是有了这些基础,重庆后来才能重拳出击,在全国率先推出商业领域“四放开”,挑起全国商业改革又一轮大潮。
      总理听完廖伯康汇报,说了一句话:“这下我放心了。”
      那次向总理汇报,其实廖伯康还有许多话没讲,凭着对重庆的了解,以及在改革试点中的体会,他的思绪已经越过了手头的具体事务,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在那之前几个月,总书记胡耀邦同政治局成员倪志福、胡启立到重庆,廖伯康随省委书记杨汝岱到机场迎接,胡启立一下飞机,就各给杨汝岱和廖伯康一份材料,那是未定稿的中央关于计划经济的改革意见,他要杨、廖看看,当时胡启立在政治局分管体改。几天后耀邦等离渝,临上车时胡启立向廖伯康要回那份材料,并问:“有没有意见?”听廖伯康说有,他说:“那你上我车,我们边走边谈。”
      车一开动,廖伯康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把这些年积蓄心头的想法条分缕析一一道来。“嘿,这些意见很重要嘛。”胡启立边说边拿出了笔记本,放在腿上欲作笔记,但在车子的颠簸中他很难写字,廖伯康才谈了3条意见就被他打断,“一共有多少意见?”听说一共20多条,他说:“你能不能多送我们一段,把话说完?”廖伯康于是一直跟到泸州。
      当晚,胡启立叫上倪志福一道听廖伯康谈,这一谈就是4个小时。其中廖伯康特别谈了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国家重点开放东部,是考虑东部处在开放前沿,但国家同时应当考虑到自然资源大部分在西部,西部开发了国家才能均衡发展。而西部分西南、西北,西南农业在全国比重大,在西部应当优先发展西南。现在东部上去了,西南怎么办?能不能先搞点地区联合,自己组织起来求发展?
      显然这些观点引起了听者重视,因为第二天早餐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和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国英有些揶揄地对廖伯康说:“老廖,听说你们昨晚谈得很热闹,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让我们也听听!”结果那天廖伯康还是没走成,当晚继续谈。这一谈,又是3小时。
      在离开泸州去贵州路上,胡启立向胡耀邦谈了廖伯康的观点。
      廖伯康回到重庆依旧忙于改革,没把这件事过多放在心上,但不久的一件事重新把这事同廖伯康连起来。那是1984年2月的一天,廖伯康吃过午饭正准备小憩,秘书敲门进来,请他接一个从贵州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说:“总书记让我通知你,今天下午3点到贵阳花溪开会。”
      廖伯康抬腕一看,已经1点25分,他为难地说:“杨主任,现在都1点多了,我怎么赶得来?重庆到贵州的车程还很远呢。”电话那头,杨德中笑了,“我们早想好了,你马上坐车去白市驿机场,有昆明军区的飞机接你。”廖伯康赶紧拎起公文包就往机场赶,还未进入机场,就看见一架飞机正在机场上空盘旋,起落架已经打开。飞机停好后,下来一位女兵,径直走到他跟前,“廖书记,您是去贵州吧?”廖伯康点点头,然后在女兵引领下上了飞机,下午3点前,他准时到了花溪招待所。
      一进会场,见云、贵、川主要领导都在座,廖伯康立刻明白,这是西南高层的一次重要会议,他有种预感,可能同西南协作有关。
      作为东道主,贵州省长第一个发言,接下来云南省委书记要求发言,“等等,先让老廖说说。”胡耀邦打断话头,笑着对廖伯康说:“你以前不是谈了7个小时吗,现在该不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吧?”
      胡耀邦对廖伯康很熟悉,当年他们一个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一个是重庆团市委书记,分别是两级团组织“一把手”,工作上经常有往来,1960年团中央联络部长吴学谦调任中联部副部长,离任前向胡耀邦推荐廖伯康接任他的职位,胡耀邦正式报告了中央,这事本来已成定局,中组部的调函已下发到四川省委,后来因为重庆市委一再挽留并且廖伯康也愿留在重庆,中央才收回成命,此后,耀邦一直关注着廖伯康的情况。
      见耀邦当众点到自己,廖伯康没有推辞,他就把那次向胡启立和倪志福谈的观点再重复一遍,他说国家先开发沿海,再开发西部,但西部不能坐等,能否在中央支持下自己组织起来,相互协作,共同发展?胡耀邦肯定了这个思路。
      在胡耀邦主持下,这次会议决定云、贵、川加上重庆开展“三省四方”间区域协作,每年聚首,共谋发展,名称就叫“三省四方协作会”。
      会后,胡耀邦把这消息告诉了广西,广西积极要求加入,于是才有了“四省五方协作会”。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成效最好的区域合作,迄今仍在运行,规模已扩大到六省七方。仅仅在第一年,各方就互派考察团(组)94个、800多人次,签订各类合作项目1500余个,打破了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某种隔绝状态,一些多年想办却单独难办的事办成了,比如云南和四川联合开发金沙江下游,贵州和广西合作修盘县至百色公路,贵州和四川合作修大方至泸州公路,以及联合组建西南航空公司,等等。而南(宁)昆(明)铁路项目就是在第二次协作会上形成决议的。在协作中,重庆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口岸作用更充分得以发挥,事实上深化了改革试点效果。
      西南协作打开了重庆眼界,重庆更意识到孤零零的城市封闭了发展空间,难以充分发挥经济中心作用,以后重庆把眼光放得更远,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区域合作,并且把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作为一项基本战略。1985年夏,重庆说动武汉和南京,3市的主要负责人联袂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秘书长直接将他们带到常委办公室。江泽民同志刚刚就任上海市委书记,那天正同前任书记汪道涵办移交,听了廖伯康关于开展长江流域城市区域协作的介绍,江泽民当场表态同意,并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说:“就按你们商量的意见办,我们完全同意。”
      可以说达成长江流域城市合作协议是江泽民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办的第一件公务
      第二年,首次“长江一线”的大协作会议在重庆召开,重庆乃至长江流域主要城市有了共同的增长极。借助这个高地,重庆在新时期的长江上游的地位和作用更为彰显。
      1994年,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到重庆,挥笔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锁定了重庆在全国大盘子中的功能和地位。
      重庆面前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前景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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