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战同志的简介_与鲜挺胜同志并肩共战“灾荒年”
时间：2019-02-22 05:30: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1958年，老红军鲜挺胜同志下放到广阳坝农场劳动。1960年，我也下放到此。这年秋，我俩受农场党委的指派，在艰难的岁月中开始了一段并肩共战的特别征程……
艰难时刻的受命
广阳岛位于长江铜锣峡外右岸，抗日战争时期曾建有一军用机场，解放后接管未用以致荒芜。1958年，重庆市委决定在机场上建立国营农场，作为市级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锻炼场所。1959年“大跃进”时，又将岛上两个集体所有制生产大队的3000多名农民和6800亩土地划归农场管辖，实行“全民带集体，一场两制；统一领导，分别管理”。
农场接管集体所有制大队后，立即派出几位干部到队协助工作，并完全执行了人民公社一整套方针政策，即建立以大队为基础的生产、分配所有制，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生产、评工记分，设立公共食堂，继续限制社员耕种自留地、饲养家禽……这一切，使当地农民在农场初期曾寄予改善生活的满心期望化为了乌有，劳动也不再积极。
更为不幸的是，1960年春耕时出现了中等旱灾。尽管农场在长江边立即抢建了两岸抽水机站，保证了大春栽插，但小春减产，加之又上交了过重的夏粮征购任务，余粮所剩无几，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出勤率下降，夏种进度慢、质量差，延误了农时，秋收减产已成定局。正在困难重重之时，市委在电话会上点名批评广阳坝农场，干劲不足，生产进度慢。对此，农场党委研究决定:在秋播前，选派老红军干部鲜挺胜同志和我，到全场最落后的第一大队分任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希望能尽快扭转生产、生活的落后面貌，把各项工作赶上去。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时刻，我们一起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在一大队的新生活
任务下达的第二天，我就同老鲜肩负行装，步行来到了第一大队队部。这里原是农舍，除一间较大的厅堂作大队办公室外，还办有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办公室内的一张大床成了我俩的共用。大队的农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基本情况，之后开始交接工作，他们则改任副职。我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情况熟悉，我们是来协助你们的。今后我们要共同商量，一起解决问题，依靠你们开展工作。当天中午，我俩便在公共食堂就餐，各自拿着从农场带来的大碗排队，按农民每餐二两粮的标准，领了一个小红苕和苞谷粑，再加一碗菜汤，开始了在一大队的新生活。
安放好行装后，我们便着手计划今后的工作。虽然这是第一次合作，但我早就知道，老鲜是老红军，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人忠厚诚恳，工作热情，生活俭朴，在农场广为人知。特别是他已在农场经过长期锻炼，劳动出色，是全场皆为称赞的老同志。对当时尚且年轻的我而言，与他合作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首先谈到了如何分工，老鲜客气地说:“你到农场后，职工说你年轻能干，对农民的大队生产、工作、干部情况比我熟悉，希望今后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同时建议:他主管生产、生活，我则主管政策贯彻和思想工作。我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按此分工负责。我们开诚布公，从下午一直谈到了深夜。经过商讨，我们一致同意先抓三件事:第一，尽快掌握全大队的生产、生活实情和问题；第二，同农民干部交朋友，听取意见和建议；第三，联系群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
从第二天起，我们每天按分工各去一个生产队，上午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下午或和干部研究工作，或走访农户、看望病人。1个星期下来，我们走遍了所有的生产队，结识了更多的干部与农民。每夜归至队部，我们就相互交流新知。经过实地走访，反复交流，我们意识到当前大队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吃不饱、体力弱、工效低。而这可不能说成是思想右倾、干劲不足。然而，一面是上级坚持公社政策和国家征购的要求，一面则是困难的实情，两者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我们一时犯了难。思之又思，决定:今后对农民干部要多鼓励、少批评，不要戴思想右倾的帽子，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同时，还要反复劝说农民，只有夺取了明年小春的好收成，才能切实解决吃饭问题。不仅如此，我们到大队后深入农民中，实行“三同”，生产上不再瞎指挥、乱批评，老鲜还带头参加劳动，他的模范行为受到了全队农民的好评。渐渐地，干部和农民对农场的期望与信心又恢复了，出勤率提高了，生产进度加快了，多数生产队在任务的完成中有了进步。
解决饥荒是重中之重。秋耕结束后，我们根据实情紧急采取了3项措施:第一，由老鲜亲自带队，组织劳动力上山采挖可食用的树皮、草根，同时设法到大兴场国家粮食加工厂收集米糠作为职工的食品补充。第二，把因饥饿而发病的患者，送至农场肿病医院救治，并补充营养，挽救生命。第三，请农场出面，通过市里有关部门减免了部分征购任务。这样，全大队农民的饥饿状态有了明显改善，还控制住了饥荒的进一步恶化和死亡率的上升，稳定了全大队人心，为今后恢复、发展生产争取了时间。
冬日里的困惑
很快到了冬闲时节。望农舍，炊烟不见，广大农民不得不在饥寒交迫中度荒。我们天天下生产队、访农家，面对的是一张张愁容、一声声叹息……作为生产大队的领头人，我们心急如焚，辗转难眠。怎样解决问题，成了我们终日所思。
我们开始反思到队以来的各项工作，却深感困惑:我们怀抱着与民共战灾荒的决心，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工作，与民“三同”，生产有了提高，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夏秋以来，风调雨顺，却为何反而歉收？完成了征购任务，为何结果却是农民劳而无得，每人日口粮不足半斤；耕牛、生猪不断死亡；瞒产私分者教而不改……无论是市里的电话会还是农场领导，批评声不绝于耳。
此外，我们还面对着其他问题，如是否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发挥作用、如何办农民满意的公共食堂、如何解决当前生产生活资料的缺乏等等。这一切，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是工作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如果这样长期拖下去，农民的生活该怎么办？为此，我们焦虑不已，加之长期参与体力劳动，人也消瘦了许多。就这样，漫漫冬季，我们边工作，边思考:可否在遵守大政策的前提下根据实情灵活地执行呢？反复考虑后，为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决定正式向农场党委提交一份请求放宽政策的报告。很快，在老鲜的协助下由我执笔起草了报告稿，并经过我们多次讨论修改后，上报了农场党委。
一份冒险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大力发展大队、生产队集体经济的意见”的报告详述了第一大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特别提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在贯彻三级所有制时，强调了大队所有，忽视了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在贯彻发展副业“三兼顾”政策时，强调了集体，忽视了个体……报告认为，大队应抓大事，即“以粮为纲”，抓好粮食生产，负责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做好社员口粮安排；管好水利、大农具、种子等工作；对生产队实行定额包产，超产部分归生产队自办；多种经营中主抓蔬菜基地、种猪场、粉场坊和经济作物基地建设；做好大队财务核算和加强对生产队的财务管理。报告还建议，积极发展生产队经济，实行包产奖励，承认差别政策，尽快下放部分生产经营权和财权给生产队，允许社员利用工余时间经营副业等等。
在当时，写这样一份报告实属冒险。如果认为我们思想右倾，就会面临被批评甚至处分。但出于对改善农民生活现状的良心和责任，我们仍然选择了上交报告，期盼着能尽快将农民从困苦中解救出来。为此，我们煞费心思，在报告的文字表述上尽量缓和一些，模糊一些，争取过关。送出报告后，我们也作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报告送达农场党委后，一直未见表态。1个多月后，市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样，我们的报告基本符合了中央文件的精神，真是喜出望外啊！困扰我们多日的思想负担顿时烟消云散了。此后，尽管农场党委一直未正式批复我们的报告，但贯彻执行中央的文件，实际上也就解决了我们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们立即在第一大队高举着贯彻落实新政策的大旗，开始了新一年的春耕大生产。
完成使命
中央政策正式下达后，我们立即组织大队、生产队全体干部集中学习，深刻领会政策的精神实质，对大队的个别农民干部主张放小权、握大权的思想进行了说服，最后还研究了放权的具体措施，即大队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指示，上交国家征购任务，检查督促生产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按规定凡不应由大队管辖的权和事，则全部下放给生产队，真正实现以生产队为基础。同时决定:口粮发放到户，撤销公共食堂。这些任务都具体规定了执行时间和分管干部，并明确了纪律。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放权政策基本全面落实，加之当年小春收成较好，第一大队的面貌有了迅速转变――家家有饭吃，人人干劲足，疾病未再新生，孩童重回学堂……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农民们舒展了眉头，脸上终于绽放出会心的笑容。
饥荒基本度过了，我和老鲜长舒了一口气，完成了在一大队的使命。秋收前，农场党委决定调我们回场部工作，农民干部又恢复了原职。临走时，大队干部和农民朋友纷纷前来送别。紧握的双手，饱含的热泪，感激的话语，难舍之情在彼此的心底涌动。回场部后，老鲜任农场副场长，我则调离农场，另行分配工作。但这一段和老鲜共同战斗的岁月，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