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对现代文学的贡献【略论徐玉诺对现代文学的贡献】
时间：2019-02-11 05:46: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早期重要成员徐玉诺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据实创作，在白话新诗、短篇小说两个创作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拓了匪患题材，将自田体诗和韵诗初步结合，尝试以方言入诗。在短短几年间，以火山喷发般的热忱迅速创作出诗集《将来之花园》羊口以《一只破鞋》为代表的一批短篇小说。同时．他还身体力行表现出淡泊名利、爱国爱民、无所畏惧、特立独行的文人风范，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
关键词：徐玉诺 现代文学 文学创作 文人风范
从1920－1924年，短短五年间，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徐玉诺，迅速创作出量多质美的文学作品：诗集《将来之花同》，短篇小说《一只破鞋》《农村的歌》等。他在白话新诗、短篇小说两个创作领域的积极探索(包括题材、语言、新诗形式三个方面)以及他所表现的文人风范，在当时文坛引起极大关注，受到鲁迅、叶圣陶、茅盾等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许。时至今日，学界许多专家仍在继续研究和探讨，他的一些作品被编人大学教材让更多的年轻学子阅读，传承他的学养和精神。
徐玉诺的文学创作主要在诗歌、短篇小说两个领域，诗歌成就最大，短篇小说次之，散文、剧本亦有涉猎。
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重要成员，他率先实践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艺主张，虽然这种主张还是那么幼稚，但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茅盾曾指出，1917－1921年创作界是很寂寞的，但在那之后的两三年内就有许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了。徐玉诺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
1922年，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一出版，立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王任叔(巴人)称他是一位“绝大的天才”。叶圣陶在《文学周报》第39期发表题为“玉诺的诗”的长篇评论，称赞玉诺诗有“奇妙的表现力、奥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的局调”。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等人的信》中说：“……《将来之花园》在某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并肩，我并不看轻它。《记忆》《海鸥》《杂诗》《故乡》是上等的作品，《夜声》《的梦》是超等的作品。‘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同叶圣陶所赏的‘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可谓两个声响的绝唱：只冰心才有这种句子。实秋!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以浓丽为风格也无不可。徐玉诺是个涛人。”郑振铎是徐玉诺加入“文学研究会”的介绍人，曾为《将来之花园》亲自撰写了《卷头语》，称徐玉诺是“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但接着强调“只有真情的人才能唱这挽歌”。
1923年5月到1924年1月，徐玉诺在《小说月报》又接连推出了一批短篇小说。《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到何处去》位列各期“小说栏”之首，对前两篇，编者均在“最后一页”向读者郑重推荐。《到何处去》引发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讨论，仅《小说月报》就发表了五六篇推崇、赞赏的评论文章。徐玉诺被誉为“替社会鸣不平”和“为平民叫苦的人”。在《小说月报》上获此殊荣的作者，在当时并不多见。徐玉诺的小说引起了鲁迅和茅盾的关注。鲁迅“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给徐玉诺写信，让他“把发表在《晨报副刊》等的二十米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表示“自愿作序”。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卷・导言》中曾言及徐玉诺，认为“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然而他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就从文坛上退隐了……他留给我们的小说只有很少的几篇，而且处处表示了他只是刚刚起步……然而从少数的篇幅中我们看见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美质”。
1925年，徐玉诺由于在丑恶黑暗的社会里始终没有愉快的心情，为了不让敌人快意于自己的痛苦，同时由于生活所迫，弃文从教，徐玉诺的名字从此在文坛消失。
徐玉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对中原农村及农民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真实”的描绘和表现，较好地实践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他一生写诗四百余首，小说三十余篇，散文二十余篇，创作与改编剧本七部，其中不乏出类拔萃之作，是现代文学宝库巾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财富。
二
徐玉诺虽然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他更喜欢散兵游勇式的创作，而对社团活动始终不感兴趣。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去抒写自己的真情真事真意，在创作题材、语言、新诗形式三个方面做了开拓性的探索，均获得了成功。
首先，徐玉诺开拓了匪患题材。
徐玉诺幼年生活在匪患猖獗的豫西鲁山县，由于连年军阀棍战，使得民不聊生，古人云：贫则生盗。无法生活的穷人三五成群占山为王，他们横行乡里，攻城掠寨，烧杀抢掠，残害无辜，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徐玉诺的家乡徐营曾被土匪攻陷过，他的叔叔在土匪攻打鲁山县城时中弹身亡。这一切都深深地刺伤了徐玉诺，并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兵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河南农村生活状况，正是当时文学创作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火灾”题材赖以产生的生活基础。在创作中最早表现这一题材的，是自幼生活在豫西鲁山农村、对匪患有着深刻切身体验的文坛新秀徐玉诺，而大力倡导这一题材并使之在全围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一向以“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骨干叶圣陶。1920年4月，正在开封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徐玉诺根据回乡的见闻，写下一首题名为“夜”的小诗，这是目前所知徐玉诺留下的写作时间最早的一首诗，也是河南新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匪患题材的作品。1921年以后，他直接或间接表现匪患题材的作品，如小说《一个可怕的梦》《锅腰老公》《行路》，诗歌《疯人的浓笑》《没什么》等，陆续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发表，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922年夏天，徐玉诺自闽返豫，绕道上海看望叶圣陶，向他口述了家乡鲁山一带土匪横行、滥杀无辜的状况以及产生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原因。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一向坚守“为人生”创作理念的叶圣陶忽然发现了一个极有开掘价值的题材。他一边热情鼓励徐玉诺“把它写出来”，以为“便是一烟一焰，都有相当的价值”，一边亲自根据徐玉诺口述的素材赶写一篇纪实性小说。几个月后，叶圣陶的小说《火灾》与徐玉诺的诗歌《火灾》在1923年元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上同时刊出，从此“火灾”便成为河南匪患的代名词，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徐玉诺“火灾”题材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那几篇曾经引起鲁迅和茅盾的关注和称许的“火灾”题材代表作，如《在摇篮里(一)》《一只破鞋》《祖父的故事》《到何处去》等，便都是在这以后创作的。
成立于1925年3月的河南临颍飞霞文学社(1927年3月结束)是在徐玉诺的直接影响下建立的文学社团，它的两个核心人物周仿溪和王皎我都是徐玉诺的挚友，而其他卜来个成员，又无一不是徐玉诺的学生。飞霞文学社继承和发扬了徐玉诺立足乡土真实表现人生的创作原则，将他最早经营的表现在兵匪蹂躏下中原 人民的苦难生活的“火灾”题材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茅盾曾经敏锐地发现和高度评价1922年以后几年间中国文坛发生的一个喜人的变化：“创作是在向多方面发展了。题材的范围是扩大得多了。作家的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指恋爱婚姻。作者注)的小小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指以同情态度写劳动者的苦难和挣扎。作者注)。‘新文学’渐渐从青年学生的书房走到十字街头了。”他用来证实这一变化的首要的依据，就是“那时有满身泥土气的从乡村来的人写着匪祸兵灾的剪影”，并特别指出“如同徐玉讲”。
其次，徐玉诺使自由体诗和韵诗初步结合，使自由体诗走上了正途。
白话新诗是为否定文言旧诗而出现的。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的废律、废偶、废韵等主张可谓是横空出世，猛烈地冲击了文言一统天下的地位。立刻，在诗界形成“一人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壮观局面。但诗毕竟是诗。如果诗一旦失去了律、偶、韵等特色的东西，也就等于取消了诗本身。事实上当时的很多诗人就是遵照写诗如写话的方法，把散文分开行来写就当做诗的。这样就形成一股逆流，影响了新诗的发展。
初登文坛的徐玉诺，并未将自己的诗拘泥于名人所划定的圈子里，他在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形式。徐玉诺的诗如果按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方法来划分，显然是属于自由派的。其实新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由诗或格律诗的本身优劣，而在于一方面如何使诗歌内容适应形式，另一方面又如何遵循诗歌自身的规律去创造和发展新诗。在早期的文学研究会中，很少有像徐玉诺的诗那样，任感情的潮水带着诗行放荡小羁奔涌而下的，更少有的是于奔腾中又注意用韵，使诗充满和谐的音乐之美。
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中一个浪漫主义气息很浓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创作非自由南体诗不足以抒发胸臆，非自由体诗不足以抒发他胸中鼓胀着的激情，于是他的个性为他选择了无拘无束、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然而当1921年他发表诗作的时候，诗人们已经在纠正分开行写的话就作为诗的弊病，徐玉诺的诗于是便很敏感地接触到了韵。终于，自由体诗和韵诗在徐玉诺这里初步地结合了。
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认为，新诗不能依赖于自然的节奏，而应追求声音和意义的结合。因此，“节奏即不易在四声中见出，顿是一种，韵是一种”。这个意见基本上符合新诗的创作和欣赏的实际。现代汉语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单音节字为单位，没有音节轻重的区别，因而不能像有些语种那样利用音节中重音的变化来造成节奏，所以韵对于汉语诗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诗向来都是有韵的，无韵的自由涛则完全是“西风东渐”的产物。鲁迅说诗“要有韵”，瑞士的文艺理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虽然说过“韵本质上不属于诗”，但他同样也认为“韵可不仅是一种声音装饰”，它还能“强有力地支持了各行之问的联系和沟通”。“虽然徐玉诺的创作主流是自由体诗，但通过对他的诗作的具体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他是很注意用韵的。
《徐玉诺诗文选》所收的一百二十多首诗中，完全不用韵的不多，他的诗中很大部分是注意用韵的自由体诗。其中有些诗的韵用得自然而整齐，富于规律性，如《旅客的苍山前・轻歌二首》句句押韵，《呵，父亲》逢双押韵，他的诗绝大多数是行数、字数、用韵自由的自由体诗，例子随处可见，不一一列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徐玉诺对新诗诗形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将外来的新兴的自由诗同传统的押韵的旧体诗二者糅合起来，使自由体中含有格律的因素――韵，这样既符合自由体诗激情奔放一泻千里的特点，又符合现代汉语的实际。在这一结合点上，徐玉诺找到了符合自己创作实际和涛歌内容的诗歌形式，从而使他的诗既气势奔涌又充满韵味，在20世纪20年代如林的诗人中独树一帜；同时他的探索也毫无疑问地为新诗诗形的发展与变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再次，徐玉诺将方言入诗，增强了新诗的地域性，为新诗语言发展注入了活力。
徐玉诺是“五四”时期觉醒的农村青年，对于农村语言，尤其是河南鲁山方言很熟悉，故而在诗中也用了不少方言。用方言入诗，在“五四”新诗人中是不多见的。《杂诗・22・7》中，“洁白的纸上布满了不规则的麻木不分的鼠足的墨迹”之“麻木不分”就是地道的鲁山方言，意即密密麻麻，但比密密麻麻多一层纷乱、混杂的意思，更为生动直观；《路上》最后一句“逞狂逞狂我们的兴!”中，这个“逞狂我们的兴”意思大约是“任着我们的性子去如何如何而不加约束”，不是鲁山土著很难懂这种生动形象而又过瘾的用法。《将来之花同》中曾有“小便”一词，但却被商务印书馆主人无情删去了。其实，这些方言有一种非常生动传神的功效。
用方言写作或发言人作品对于徐玉诺不是先例，小说创作中早已有之，像《水浒传》《西游记》《孺林外史》《红楼梦》，是以北方方言创作的；《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海天鸿雪记》是以吴方言创作的。方言在徐玉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我们所作的就是注意文中注释，以文伤意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作品中正是有了方言，才有了生活气息，才有了人物个性，才有了地域性或民族性。鲁迅先生曾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这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法宝。
三
徐玉诺一生淡泊名利、爱国爱民、无所畏惧，加之他特立独行的不同凡俗的个性，做出了许多惊人之举，虽在民间有“怪诗人”、“徐疯子”、“徐傻子”的戏称，但透过其怪异表象可以领略到其至真至善至美的本质，尽显文人风范。
徐玉诺淡泊名利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率性而做、毅然弃文从教、雪夜体现生活、拒绝名人写序出版作品等方面。
徐玉诺从事文学创作是率性而做，没有博取名利的意图。叶圣陶在《玉诺的诗》中说：“他并不以做诗当一回事，向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奋兴的时候，他不期然地写了。”在1920年至1924年，徐玉诺情绪高涨，有时一月内竟有十数首诗作见诸各家报刊。但就在他创作的高峰期，1925年在丑恶黑暗的社会里他始终没有愉快的心情所以干脆“不唱歌”，为了不让敌人快意于自己的痛苦“也不再呻吟”(《在黑暗中》)，毅然弃文从教，从此在文坛上销声匿迹，直至去世。难怪一向关心他的鲁迅后来向人打听他是否还在人间。
徐玉诺创作注重体验生活。他在淮阳师范教书时，为了写雪夜的景色、感受以及常人所感知不到的东西，曾经在大雪纷飞的夜里到淮阳县城西门外鸡鸣寺土岗上，露天蹲了一夜。这种创作作风给当今那些闭门造车、胡编乱造的所谓的作家们上了多好的一课。
徐玉诺拒绝鲁迅为自己小说专著作序一事，至今传为文坛佳话。1923年，鲁迅先生收缩玉诺《良心》等二十篇小说，拟出版，并作长序，由《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致函相商，被徐玉诺婉拒。拒绝出版自己的作品，并婉辞前辈名家为之作序，这在现代乃至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探究其原委，多年后，徐玉诺回忆起此事曾愧 悔不已，他曾在《始终对不起――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怎对你得起!一方面我说是‘受宠若惊’；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与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深恐出版幼稚的作品．损坏了虚名，诈以二十来篇新作正在整理，搪塞了你那深厚的心情与殷切的期望。”这是怎样的虚怀若谷，怎样的严谨治学，跟今天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挖宅心思写书出书所耍弄的小小伎俩形成怎样的反差啊。
徐玉诺索有爱罔爱民的情怀。
1919年5月18日，开封学界联络各界人士共四千人，在第一师范操场召开大会，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大会之后，开封十五所巾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徐玉诺被推举为学联理事，成为河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领导了5月31日的总罢课。6月中旬，赵倜强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妄图以此平息学生的爱国风潮，学联将计就计，把爱国运动推向全省城乡。徐玉诺回到故乡鲁山，联络母校县立高小师生，组织了“救围十人团”，游行示威，查禁日货，在伏牛山麓这个闭塞的小城，掀起了革命浪潮。1920年春，全国人民掀起反对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浪潮，开封学生于4月17日再次实行总投课。督军赵倜采取卑鄙手段分化瓦解学识，徐玉诺欲在开封南关火车站卧轨，拼着一死控诉军阀破坏学联的罪行，以警醒同胞。此举足以显示徐玉诺的一片赤诚之心。
1938年6月，他从山东回河南家乡，路过济南火车站，见到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躺在地上无人救护和过问，就立刻向旅客宣传说：“这些伤兵是为保卫同家同日寇作战而流血的，我们能忍心看着他们受罪而无动于衷吗?有爱同心的中国人，请为他们捐些款，买点医药和吃的东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捐款一千多元。随后，他义发动学生进行救护。这件事，在济南引起了轰动，这时来了几个人，说是违背了韩复榘主席的命令，要把徐玉诺抓起来，徐玉诺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一点爱国心?对抗日的伤兵你们不管不问，我们捐款救护他们有什么错?”这时全火车站人群激昂，齐声喊：“打倒汉奸卖国贼!”那几个民族败类见势不妙拔腿跑了。
徐玉诺于1958年去世，他一生用自己的文学实绩、精美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文人风范，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