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辨析
时间：2023-02-11 22:45: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中间阶层（Middle Classes，中文通常译做“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the Middle Income Groups）是源自西方社会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两个概念。它们不仅是学术术语，也是公众热议的公共话题之一，并已进入到政府政策的话语体系中。
中间阶层，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学说中“中等阶级”的概念，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小规模雇佣，以家庭经营方式直接参与劳动生产，在阶级谱系中居于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这一“中等阶级”为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者称为“旧中间（产）阶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企业管理革命中，又产生了一批以管理技能和专业知识等人力资本为生存技能，经济社会地位居于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群体（即“白领”），被冠以“新中间（产）阶级”的称谓。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中间阶层的产生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大量的白领群体，如企业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
中间阶层被社会结构研究者们赋予颇为正向的社会功能，如对民主化具有推动作用，有利于社会制度的优化，还被视为促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角色，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注重人力资本，注重消费和投资。国内学者则认为中间阶层具有理性、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缓冲层”“稳定器”，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们认为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占据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形态。
中等收入群体，是以经济学视角对社会成员经济资源（如收入、财产、消费）占有或支配的程度差异来划分阶层的产物。目前较为常用的划分指标以收入为主，具体而言有基于绝对收入指标的世界银行日收入10—50美元标准、家庭收入6万—50万元人民币标准、人均年收入3万—8万元人民币标准、人均年收入3.5万—12万元人民币标准等，以及基于相对指标的中位数区间标准。
中等收入群体这一学术概念，于21世纪后正式被吸纳入政府的语汇中。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此后在中央的历次相关文件中都陈述了这样的思想。正如郑功成所言：“让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中的一员，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形成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格局，不仅是学术界公认的合理社会治理格局，也是国家发展规划中已明确的追求目标。”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中位的群体——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者，以及两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态——中间阶层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和中等收入者占据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否属于同类群体或同一结构？这一点，无论是学术研究领域还是公共政策领域，都没有明确的定论。然而，这两个中间群体的关系的辨析却十分重要。如果这两个群体在社会结构上处于不同的地位，则意味着其中一个群体的扩大，很可能约束另一个群体的增长。
社会学视角的中间阶层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其在阶级关系架构中的位置与特征。在阶层划分标准上，是以职业地位和人力资本为基准的，其收入在社会成员总体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是派生属性。但大多数观点认为，中间阶层既然在职业地位上居中，自然在收入上也位于中等序列，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只是同一阶层的不同表述而已。
然而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并不等同中等收入群体。仇立平在《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一文中列举了学界关于两个群体关系的一派观点，“认为中等收入者不等同于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其唯一的划分标准。不需要区分居民的教育程度、资产规模、职业种类、价值观念、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因此它不具有阶级或阶层的意义”；
李路路指出，“中产阶层的元问题或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或财富分布的问题。……中等收入阶层和经典的中产阶层分析是两种看起来类似、实际上在核心概念上完全不同的分析视角”；
李春玲则对社会学和经济学两种不同取向对社会中间阶层的界定作了周详的解读，指出二者的差异在于是关注社会结构变迁还是经济不平等议题。
综上所述，和21世纪初阶层研究中较为笼统地将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视为一体的观点不同，新近的研究更多地揭示了二者的差异。然而，对这一差异的解释，还大多基于社会学与经济学阶层划分标准以及由此衍生的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功能的区分。笔者认为，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以群体特征比较的方式，来判定中间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指涉的是否同一类人群。
本文辨析中间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社会特征的思路，是对同一组研究对象，分别采用社会学与经济学不同的分层方法，划分出社会阶层和收入阶层两种类型，而后比较其社会阶层中的中间阶层和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人口属性、市场能力、社会保障、社会地位主观认同等方面的异同。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9年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基于职业分层，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将受访者划分为管理者（单位负责人+企业主）、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担任低层或中层管理职能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小资产者（个体经营者）、蓝领（产业工人+普通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农业劳动者（简称“农民”）5个群体。其中，上等阶层为管理者，中间阶层由白领和小资产者组成，二者分别相当于“新/旧中间阶层”，底层阶层为蓝领与农民。收入阶层则以个人收入相对指标将样本人群划分为3个等级群体：即将个人年总收入等于中位值（调查数据中为26000元/年）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阶层（即小于19500元/年），个人年总收入高于中位值的0.75倍但低于等于中位值2倍界定为中等收入阶层（即年收入在19500元—52000元之间），个人年总收入高于中位值2倍的（即大于52000元/年），界定为高收入阶层。
从样本数据来看，以社会阶层划分，在就业群体中，管理者占比仅为1.7%，中间阶层为37.6%（其中白领占21.4%，小资产者占16.2%），底层60.7%（其中蓝领占29.8%，农民占30.9%）；
以收入阶层划分，低收入者约占37.9%，中等收入者占39.0%，高收入者占比为23.1%。
通过对社会阶层和收入阶层的交互分析发现，管理者中四分之三（75.4%）都进入高收入之列，白领群体中90.8%为中—高收入者，其中为高收入的比例更高些（49.0%）；
小资产者在收入上与白领近似，有85.8%属于中—高收入者，其中中等收入的比例稍高于高收入者（45%∶40.8%）；
蓝领中的主流是中等收入者（53.4%），而农民中70.3%都是低收入者。由此可见，社会阶层中的中间阶层（白领+小资产者）与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阶层有一定交集，但又不等同。总体而言，白领更多属于高收入阶层，小资产者兼属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而蓝领才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
（一）社会人口属性比较
1.年龄和性别
从年龄分布来看，社会阶层中农民的平均年龄最高，为48.9岁，与收入阶层中的低收入群体相对应；
管理者、白领、小资产者和蓝领之间的差别不大，大致在37—40岁之间，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群体的年龄大致相当；
从性别来看，社会阶层中管理者群体男性占绝对优势（92.0%），小资产者和蓝领比较近似，男性占比大致在65%上下，白领和农民中男性比其他群体要低10个百分点，分别为55.0%和52.5%。收入阶层中，高收入群体男性占比最高（75.2%），其次为中等收入群体（60.9%），和小资产者与蓝领的性别分布较为接近。
2.户口
社会阶层与收入阶层的群体在户口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管理者和白领是以非农业户口为主的群体，分别占比60.1%和64.8%；
而小资产者、蓝领则多拥有农业户口，分别为72.4%和71.9%，和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69.2%的农业户口比例相近。
3.居住地
从现居住地看，社会阶层中除农民外，其他阶层的主要居住地都在主城区，体现了城市化的集中趋势。其中管理者和白领阶层比较类似，在主城区的比例最高，分别为53.0%和54.9%；
而小资产者在主城区、村庄和镇中心区均有居住，分别为29.1%、28.8%和23.8%；
蓝领则集中于主城区和村庄，分别为35.3%和32.9%，和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居住地分布较为类似。
进一步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和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有密切的关联。在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超过半数的人（51.6%）是农业户籍且从事非农工作者，分别比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的“农民工”占比高出5.1和28.1个百分点。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多并不属于社会阶层中的“中间阶层”，他们基本上可归为社会阶层中的蓝领，和小资产者也有交集。他们之中50%左右是由传统农民身份转变而来的，大致而言，应该属于“新市民”群体。
（二）市场能力比较
市场能力是来自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概念，主要指个人具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实际本领，或者个人能够提供的参与市场交换的稀缺资源的价值量。个人“市场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个人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从市场中获得“回报”的多寡。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是影响“市场能力”的主要因素。
1.教育程度
社会阶层中管理者和白领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分别占到69.3%和71.4%；
小资产者和蓝领的教育程度较低且类似，高中及以下的占比分别为86.3%和85.1%；
农民的教育程度最低，98.7%的人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收入阶层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程度都不高，高中及以下的占比分别为93.9%和78.3%，前者与社会阶层中的农民相当，后者和小资产者、蓝领相近。
2.专业技能
对管理者和白领而言，其工作往往需要较高专业技能和一些专业技能，其比例分别为74.0%和75.1%；
小资产者的工作多是需要一些专业技能和无专业技能的，分别占比39.7%和37.0%；
蓝领阶层从事的工作的技能状况与小资产者大体类似，需要一些专业技能和无专业技能的分别占比41.7%和42.5%。收入阶层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需要一些专业技能和无专业技能的分别占比42.0%和37.1%，与小资产者和蓝领相近。
综合上述市场能力视角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等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中的“旧中间阶层”（即小资产者）、蓝领阶层大致类似，其教育程度以高中水平为主，工作技能处于相对较低状态，和中间阶层的中坚群体白领阶层有较大差异。
（三）社会保障比较
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应对生存风险的保护体系，不同阶层社会成员享有社会保障支持的多寡，也是其社会地位的反映。调查数据显示，在社会阶层中，管理者和白领的社会保障享有率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他们的养老保险享有率分别为77.4%和81.3%，医疗保险享有率为98.0%和92.9%，失业保险享有率为51.7%和61.5%，工伤保险享有率为60.7%和65.4%，生育保险享有率为41.7%和53.7%；
与之相比，蓝领和小资产者阶层的社会保障状况要差一些，其中蓝领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享有率分别为56.7%、82.5%、25.2%、33.0%和19.1%。小资产者由于未在单位体系之内，其社会保障享有状况较蓝领阶层更为逊色，上述社会保障的享有情况分别为46.5%、82.4%、6.8%、11.9%和5.9%。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享有率分别为58.9%、85.7%、24.5%、29.9%和21.1%，和蓝领的状况极为相似。
（四）社会地位主观认同比较
调查中考察了受访者在当地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统计结果表明，社会阶层中管理者和白领的主观认同以中等为主，分别为49.1%和49.8%；
小资产者、蓝领和农民的主观地位认同以中下和下为主，分别为48.7%、60.8%和50.2%。收入阶层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认同也以中下和下为主，分别为54.2%和56.3%，高收入群体则以中等认同为主（50.9%）。其中，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地位认同介于小资产者和蓝领之间，和白领群体差距较大。
通过同一社会群体以社会阶层和收入阶层不同划分，在社会人口属性、市场能力、社会保障和社会地位主观认同等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和社会中间阶层存在着多方面的特征差异。前者主要由居住在城镇的非农就业者构成，与社会阶层中对应的是蓝领和小资产者群体，其主要的社会来源（Social Origination）是原来的农业人口，是中国近40余年的高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造就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群。在社会阶层的体系中，新中间阶层（白领）和旧中间阶层（小资产者）之间也存在着诸多不同，前者的社会境遇要远远高于后者，因此将二者归并为同一个社会阶层，将会含混中间阶层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用。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社会中间阶层在我国当前收入水平上多属于高或中高水平的层级，要明显高于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因此从社会阶层视角所提倡的“扩大中间阶层”会凸显其经济增长动力的社会功效。一个由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很可能同时也会进一步拉大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收入阶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蓝领和小资产者阶层构成，由于我国低收入群体大多数生活于农村，全国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主要是城市中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因此扩大目前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中的低端收入群体的扩增。由此看来，扩大中间阶层抑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两种社会结构变动导向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意味着效率和平等何者优先的两种不同的政策后果。当前政府倡导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举措，应是兼具效率和平等的政策组合。一方面以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设置理想的中等收入概念和标准，鼓励更多的社会成员以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的提升，进入理想的中等收入群体之中，以期鼓励投资与消费，增加经济动能；
另一方面，要缩小现实的“中等收入者”（实际上是城市的低端收入者）规模，以收入再分配调节为导向，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避免社会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的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