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师幕府的繁荣及学术贡献探析*
时间：2023-02-18 18:05:0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李金华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天津 300350)
在中国古代，京师作为辐辏之地、文化的中心，被历代士人看作是显露才华、成就功名的最佳舞台。中国古代士人，尤其那些没有功名的士人，都有着浓厚的“京都情结”。历史上，许多士人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京师，如魏晋时期潘安“挟弹出洛阳道”，唐时白居易“不畏长安米贵，居所不易”游宴长安，潜意识中都有着寻找机会、施展抱负的想法。由此，京城成为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重要的聚集地。自明代中期以来，为了使自己的学术造诣和学术成就赢得权贵阶层的赏识和尊重，从而更易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很多士子入京，跻身于京官门下等待时机，这不失为求得发展的上策。而在朝中任职的京官不乏学识丰富、怜才爱士之士，他们具有深厚的士人情结，渴望在从政之余找到学术知音。官员与士人在京师相遇，成为京师幕府形成的重要条件。及至清代，官方文化政策及大型修书活动刺激了京师幕府的繁盛，京师幕府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对清代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对于清代京师幕府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学术活动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缺少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整体观照①。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清代京师幕府学术活动发达之原因、其学术贡献做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清代，朝廷为了减少明代遗民对清政府的反抗情绪，采取以文教定民的文化政策，通过大力倡导文化发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兴，首开鸿博，以网罗知名士；
不足则更隐征山林隐逸，以礼相招；
不足则复大开明史馆，使夫怀故国之思者或将集焉。上下四方，皆入其网矣”[1]。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在进驻紫禁城不久便迫不及待地举行首届科举考试。针对诸多士人怀有遗民情结不愿应试的现象，朝廷多次下诏各地，要求在朝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康熙帝就曾下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2]朝廷对于才学之士的重视，激励士子潜心向学，大量士人或因应考，或为寻得受荐机会，涌向京城，“东西南北人，皆向长安走”[3]。而那些以结识名人士子自居，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的京官，纷纷延请游京士人入其府邸，谈经论史，切磋学术，“京师为士夫渊薮，朝士而外，凡外官谒选及士子就学者，于于鳞萃，故酬应之繁冗甲于天下”[4]。京师中形成一个个由官员组织、文人士子聚集而成的学术群落，为士人的学术交流搭建了平台，为扩大士人的学术影响创造了机会。
康熙元年(1661)，阎若璩始游京师，“合肥龚尚书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5]。康熙十八年(1669)，他第二次来到京师，旋被大学士徐乾学延入府邸，奉为上宾，与幕中许多名流如胡渭、万斯同、顾祖禹、姜宸英、吴任臣等朝夕相处，切磋交流。当时，尚未即位的乾隆帝听闻其名，延请入府，“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必称善”[6]，阎氏由此名声大噪。康熙二十八年(1689)，方苞游学京师，投至大理寺卿高裔门下，与高裔从学数年，切磋学术。在与高裔从学的过程中，方苞得到京中重臣李光地、韩炎等人的赏识，学问日进；
得交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始研经史义法；
又与刘言洁、刘拙修交往，遂倾心程、朱之学。乾隆五年(1740)，江永游京师，被三礼馆编修程恂敦请，馆于其家，“三礼馆总裁方公苞、编修吴公绂殷勤问难，光禄梅公瑴成、学士熊公晖吉、编修杭公世骏、部郎胡公蛟龄俱就讲学焉”[7]，江永与诸公就礼制问题往复辩难，从容对答，诸公叹服“先生非常人也”[8]，京师之行使江永饮誉海内。戴震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的出名得益于两个阶段的幕府生活，而第一阶段就是游走京师。乾隆十九年(1754年)，戴震在“困于逆旅”后始游京师，“获交于钱少詹大昕，称为天下奇才”。经钱大昕引荐，翰林院庶吉士纪昀邀其至家，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惊叹不已，随即出钱付刻。“高邮王文肃公安国请君至家塾，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皆与之定交，从此海内知东原氏矣”[9]。乾隆三十年(1765)，章学诚初来京师，拜在翰林院编修朱筠门下。朱筠博闻闳览，学无不通，内友于兄弟，外好交游，尤喜奖拔士类。他一见章学诚即对其大加称赞，“许以千古”，从此学诚“学语文章于朱筠”[10]。而师从朱筠这段时间，章学诚始悟为文之道：“余幼学于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11]由于朱筠府中文人聚会不断，“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冯大理廷丞及君(蒋雍植——引者注)为燕谈之会。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12]，章学诚在获交当世名士的同时，其声名也逐渐为人所知。
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官修史书任务逐渐增多。在开馆修书的工作中，官方除任用朝中学识渊厚的官员承担修书任务外，还倡导馆阁大臣在民间挖掘优秀人才，行荐引延请而广泛专门擢用，视真才实学而委以重任。康熙时期，《明史》主纂官徐乾学就曾聘请万斯同、刘献廷、徐善、黄百家、黄虞稷等众多优秀的士人组成幕府，这些人虽不食官方俸禄，却与任命修书的朝中官员一样，成为《明史》纂修的中坚力量。纂修官员之所以私聘士人协助修纂，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为了保证修书质量。清代，朝廷对于史馆修书质量要求严格：“各馆修书，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板片笔画错误，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13]。尤其是乾嘉时期，朝廷对修书工作高度重视，一旦发现书中讹误，除严厉斥责、罚俸降薪，甚至打击纂修人员的仕途。清高宗就曾因发现国史馆所修国史存在错谬而大发雷霆：“各馆进呈之书,皆经总裁阅定。况国史传信万世，更非纂辑词章可比，乃一经披览，开卷即有大谬之处，初非文义深奥，难于检点，并非朕过为吹求，但使该总裁等稍一留心，何至于此？著将总裁官傅恒等交部察议。”[14]而清代官修项目皆为大型学术工程，官员疏于校对的情况在所难免。为了避免出错，许多纂修官员求贤若渴，纷纷延请饱学之士协助修校，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
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15]。
二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清代史馆对于各级纂修人员的工作进度有着严格的规定，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纂修任务的人员实行严厉惩处。如乾隆时期会典馆就制订了对纂修官“一年内取足二百四十篇，凡有短少者，系何员名下之书，即指名参奏，将所领公费按数追赔”[16]的惩罚制度。清高宗甚至亲自催促会典修纂：“纂修会典，开馆已届七年，而所纂之书，尚未及半。每次进呈，诸帙多经朕亲加改定，是时既迟延，书复草率，该馆总裁官所司何事耶？著交部察议具奏，定限一年告竣。如届限不完，必将伊等严加议处。”[17]因此，为了保证按时保量完成编修工作，被任命为总裁、总纂、总校、纂修官、分校官的朝中官员，在承担具体编修任务的过程中，私招民间学术精英请其助纂的现象非常普遍，“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18]，官方修书活动成为京师幕府发展壮大的重要土壤。
乾隆十二年(1747)，梁诗正任《续文献通考》总裁，先招王昶入其府，“属余(王昶——引者注)司编校，常宿其斋”[19]，后又将万光泰延致府中编修《续文献通考》，“满架藤阴史局中，让君一手定三通”②。梁涛正在京城杨梅竹斜街内的御赐住所，即为幕宾助其完成官方修书任务的工作场所。而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馆开后，承担修书项目的四库馆臣皆争相延请才高识远的士人入府邸，协助其完成编书校书任务。如《四库全书》馆副总裁王杰访延朱文藻，四库馆总校杨懋珩聘请杨芳灿，四库馆总校章维垣聘凌廷堪客助校书。很多优秀的士人往往同时出入多家馆阁大臣寓所，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肆力经史、擅于校雠的丁杰入都，纂修官翁方纲、朱筠、戴震等纷纷延其助校，《四库全书》“小学”一门的校勘，多出其手[20]。乾隆四十九年(1784)，精于校勘、训诂、辑佚之学的周广业入都，四库馆阁亦争先延聘，凡经周氏校勘过的古籍，皆成善本[21]。
由于府中聘有得力助手，故很多官员往往能同时胜任多个官方修书项目。如，刑部尚书刘统勋曾延请“襆被入都，才名一日动辇下”[22]的赵翼开展《国朝宫史》纂修工作，随后又因承担《盛京通志》总裁之职，邀朱筠至家协助，“凡参决大事,每从咨访”[23]。幕府中主宾朝夕相处的朋友式的合作模式，和谐融洽的学术氛围，大大提高了编书效率与质量。有鉴于此，乾隆元年(1745)，礼部尚书任兰枝担任《大清一统志》馆总裁时，直接将一统志馆设于其府邸绿云书屋，与修人员中有朝廷官员，也有聘请的士人，大家共处一室。宾客齐召南③、胡天游、方超然住在府中，官员张湄、张映辰、胡定、夏之蓉、邓时敏“辰入酉出”④。《大清一统志》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局，至乾隆五年(1740)成稿，而任兰芝任总裁阶段进度最快。
清朝史馆不设专职的编纂人员，史馆一旦承接修书任务，朝廷多从京师官员中临时选取担任纂修职务。因此，京师幕府相对于地方大员，有更多参与官方修史项目的机会。京中官员通过参与官方修书项目，积累了编修大型学术项目的组织经验。许多官员在长期参与官方学术活动中，准确感知学术发展动向，因而其幕府的学术活动无论选题亦或内容皆具有极大的开创性。康熙二十八年(1689)，兵部尚书李光地为迎合康熙帝西学爱好，将天算学家梅文鼎聘入家中。在李光地的鼓励与支持下，梅文鼎撰著《历学疑问》，详论中西历法异同。康熙三十二年(1693)书稿完成后，李光地亲自校阅刊刻，并将之呈于康熙帝，获得康熙“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24]的高度评价。梅氏通过编纂该书，对天算学的研究更加深入。京师官员秦蕙田敏锐把握官方礼学复苏、以礼治国的文化动向，将方承观、卢见曾、宋宗元、钱大昕、吴鼎、吴玉搢、王鸣盛、戴震、沈廷芳、顾我钧、王昶等众多士人邀入书斋，发奋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编纂《五礼通考》。他根据诸宾治学特长，参照官方修书的分工机制，“其吉礼属吴氏、卢氏、顾氏。嘉礼属钱氏者，昏、飨、燕、乡饮酒、学诸礼，及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两大类；
属王氏者，射、巡狩；
属戴氏者，观象授时一大类。宾礼全属钱氏，军礼全属王氏。凶礼属钱氏、沈氏、吴氏、卢氏。惟宋氏所参校者十及八、九，统校全书则属诸山阳吴氏玉搢焉。青浦王氏昶亦预参校”[25]。由于是名家大儒共同编订，该书与官方《三礼义疏》《大清通礼》皆具有礼学研究的里程碑意义，“将使后之考礼者 ,恍然如日再中 ,不至若扣扪烛也”[26]，成为京师官员私修书史的成功范例。
京师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丰富的图书资源。京中官员因地理上的优势有更多机会抄阅藏于宫中的珍本古籍，故其府邸多拥有大量藏书，这就为京师幕府开展学术活动提供资料保障。清初，谈迁游京师，侍读朱之锡延请其充掌书记。谈迁在京两年虽未参与幕府及官方修书活动，但因结识京中诸多官员，“得睹史馆秘本”[27]，搜集到诸多关于明朝史事的第一手资料。他又虚心求教京中饱学之士，“更订史论，颇得张僧繇点晴法”，从而使其《国榷》手稿得以充分修改与补充。康熙四十年(1701)，诚亲王胤祉的幕宾陈梦雷就是利用诚亲王的协一堂藏书阁中所藏鸿编，又遍搜自家所藏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摘录材料，分类汇编，撰成《古今图书集成》。该书文献搜罗完备而编次井然，分类缜密而宏富壮观，在中国图书史上可谓浩瀚之作。
京师幕府为士人提供交流切磋的平台，幕中宾客在协助官员完成官方修书项目的过程中，开阔了视野，提升了才华。许多士人借参与幕府的学术活动，确立了为学方向，取得瞩目成就。如乾隆元年(1736)，齐召南受一统志纂修官任兰枝之聘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同馆前辈杨农先、王次山两先生，相与议论，谓天文地理之书，愈久愈详，惟水道未有全书。郦道元《水经注》徵引虽博雅，而疏漏踳驳，亦复不免于今。而欲成一大书，非君莫属。次山，先生之座主也，承命旬日，构就海之一，则两前辈敛袵叹服”[28]。在同事的建议与鼓励下，齐召南开始筹划纂修一部全国水道著作，而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为《水道提纲》的编纂积累了重要的资料来源和纂修经验。再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周广业在助四库馆臣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遍览图书，谙熟目录之学，用十余年之功，撰成《四部寓眼录》《目治偶抄》。
历史上，京师幕府的活动内容，有专于诗酒唱和的文学活动，“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29]，如宋代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中欧阳修、尹洙等人的诗歌古文创作，明代京城幕府中盛极一时的青词创作等；
有专于处理刑名事务的行政工作，如南明阁臣高弘图聘谈迁入幕从掌书记、出谋划策。亦有作为幕主的王公大臣聘请饱学之士开展编书著书的学术活动，如南朝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杂采众说编纂《世说新语》，唐朝魏王李泰“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30]，纂修《括地志》。清代，官方对于读书向学的大力提倡，对于才学之士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事业的鼎力提倡，促使京师幕府空前繁荣。京师幕府为官方修书项目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而京师幕府在参与官方学术活动的过程中，促进了私家学术的发展，对清代学术的整体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 如尚小明《徐乾学幕府研究》(《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将徐乾学幕府分为京师时期和苏州时期，而对于徐氏京师时期幕府的阐述，仅对其府中的幕宾情况及所开展的学术活动做简单介绍。
② [清]戴璐《藤阴杂记》卷5记载："杨梅竹斜街梁文庄公第，清勤堂前藤花，汪文端公有诗。万柘坡光泰馆此修三通，严海珊刺史遂成贻诗云：满架藤阴史局中，让君一手定三通"，清光绪三年刻本。
③ 乾隆元年，齐召南廷试获二等，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次年才任命《大清一统志》纂修官，本年仍为任兰枝幕宾。
④ 参见[清]齐召南之《志馆口占呈邓逊可同年时敏三首》《志馆修外藩属国书呈同馆诸公得占字》，见[清]齐召南.宝纶堂诗钞[A].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0册)[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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