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四_青海省湟水流域

　　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地域的灵魂，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之宝。 　　北川大通是青海河湟先民的栖息地，也是河涅多彩文化的发祥地，承载着五千多年的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物埠民丰，人杰地灵。
　　在离高原夏都最近的地方，在生态环境最纯净的地方，在水流最清澈的地方，在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在声声梵音飘过古丝绸南辅道的地方，大通犹如一块鲜亮的翡翠，承载着青海河湟五千年的文明发祥史，踏着新时代最强劲的发展音符和节奏旋律，日趋成为青海高原乃至华夏瞩目的一处多彩而让人神往的祥和之地，令人称奇，使人顾盼流连。
　　回顾历史，在这块沧桑巨变、繁华欣荣的沃土上，曾有过纷纭变幻历史烟云，重大的历史事件，叱咤骁勇的历史人物，流芳百世，千古传颂。
　　
　　大通沧桑的历史沿革
　　
　　大通，在历史上是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接连的重要通道。曾有羌、匈奴、小月氏、吐谷浑、汉、回、藏、土、蒙古等多个民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演变，创造灿烂文化，享有“高原民族文化走廊”之美称，又因地处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北部，后来一直被人们称作北川。
　　从历史文献看，远古时期大通地区是羌人分散居住的地方，叫做西羌，也叫西戎。他们逐水草而居，还有一些河谷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从上孙家寨的匈奴墓和挖掘出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官印，说明两汉时，匈奴的活动范围到达过这里。
　　秦汉时兴起后的匈奴部族攻占河西走廊，逐渐进入青海东北部，占据了海北、大通一带，称为匈奴右地。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部击败匈奴，打通了来往西域的河西走廊通道。在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同年，在今青海西宁地区筑军事据点西平亭，设兵驻防。同时，在今大通长宁修了城堡，在附近开始了小规模屯垦，以补军需。并先后设临羌县(今湟中县镇海堡)、破羌县(今乐都县老鸦城)。大通地区属临羌县管辖。从此时开始大通正式纳入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
　　公元214年左右(东汉献帝建安年间)，设长宁县，属西平郡管辖，这是大通地区设县治之始。
　　十六国时期，前秦、前凉、后秦、后凉、南凉、北凉、西秦，先后统治过大通地区。后又为吐谷浑统治。
　　‘北魏时由鄯州管辖，后又历归西魏、北周和隋朝管辖。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亲自统兵并随带文武官员及嫔妃宫女和各种服役人员共约十万之众，于四月二十七日抵西平巡狩，五月九日在拔延山(今化隆县境)一带“陈兵讲武”，大举射猎。十四日人长宁谷，西进至金娥山，与群臣举行宴会。二十四日抵大通河，架桥渡河经今门源北击吐谷浑。伏允据守覆袁川，隋军分别由北面的雪山(祁连八宝山)，西南面的金山，东面的琵琶岭(在今甘肃永登县境)和西面的泥岭，连营八百里，围攻覆袁川，吐谷浑大败。隋炀帝命元寿南屯金山，自率随从出祁连山扁都口，经张掖回长安。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率王室及部众数千帐迁到大通河流域居住。此后，唐朝在今门源地区设羁縻州――�门州。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发生安史之乱，唐军东撤，吐蕃王国的势力乘虚东进，到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控制了整个河陇地区。至公元851年，沙州张义潮起义，举鄯、廓等十一州归唐。
　　北宋时期，大通地区由以青唐城为中心的�厮哕政权管辖。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宋军进入湟水流域，占青唐城，改名鄯州(公元1104年改为西宁州)。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在门源地区筑达南城，旋改名大通城，属鄯州，是为“大通”一词最早见于历史的记载。次年，改称牦牛城为宣威城。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南宋时期一百年内金和夏交替控制青海。黄河以北的廓州、乐州、西宁州一带和大通地区，在较长时期内为夏控制。
　　十三世纪初，蒙古贵族兴起，先后灭金和夏。公元1271年建立元王朝，进而于公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大通地区归甘肃行中书省(治甘州)的西宁州管辖。
　　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王朝军事力量进入青海地区。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明朝确立土司制度，其中陈土司(子明)为汉族，在今大通县长宁乡宋家庄建土司府，管辖十四个寨堡，其中包括属今大通县的下鲍堡、上鲍堡、新添堡、石山堡等。
　　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明朝设“抚治西宁兵备道”，驻西宁城，整饬兵备，旋置西宁参将一员，后改任副总兵。在镇海、碾伯各设游击一员，在北川(今大通县境)、古鄯各设守备一员。
　　明末，大通为蒙古贵族麦力干所居。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麦力干在今门源县大营宫室，其长子南力木居此。
　　清初对甘肃地区的治理基本上沿用明朝制度，并利用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统治藏、土、蒙古等族。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王朝为加强集权统治，增设军政设施，在设西宁府及西宁县的同时，设大通卫(卫署在今门源)，筑大通白塔、永安二城，分兵驻守。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经西宁道杨应琚和卫守备孙捷联名详请，大通卫署迁白塔(今大通境内城关镇)，从此门源为大通卫的北大通营，称北大通。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改大通卫为大通县，从此白塔城成为大通县治所在地。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始，大通县由西宁道管辖。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大通为青海省直属县，同时将原大通县红山堡划归新置门源县辖。
　　民国十八年元月青海建省，大通为青海省属县，并从大通县分置门源县。辖境南北纵约一百二十里，东西横约九十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9月9日大通解放，9月15日大通县人民政府成立，直属青海省人民政府。1957年10月，大通县人民政府从城关镇迁到桥头镇。从1960年2月，大通县划归西宁市管辖。1966年1月，大通县又归青海省人民委员会领导。同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划归西宁市属县。1985年11月6日，国务院批准在原大通县的行政区域建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青海河湟文化的发祥地
　　
　　见证文物
　　大通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1973年以来，考古学家在大通的上孙家寨村及长宁村、阿家村、黄西村、宝库乡山城村等地先后发掘了一批出土文物。它们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青铜器时期的卡约文化上孙类型、辛店文化等各种文化遗址。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在这里，从事农业、狩猎、畜牧业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这些珍贵文物是青海河湟先民最早的生活见证和智慧结晶的代表。
　　从1973年至1977年，青海省 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村一带墓地中共发掘汉墓127座，共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骨器、玛瑙、珊瑚、车马饰器、印章、钱币、兵器、刑具及专供随葬用的明器和礼器等各种文物1万多件。其中舞蹈纹饰彩陶盆、匈奴墓以及该墓中出土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官印和记载军事制度的木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舞蹈纹饰彩陶盆
　　1973年秋，在长宁镇上孙家寨村一座马厂类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经测定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至58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为直口，浅腹，口径13厘米，底径8厘米，高6厘米。器表粗糙，似未经打磨。从画面看，舞人为5人1组，服饰划一，动作也相当整齐，头饰(似发辫或饰物)摆向一致，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
　　从这件彩陶盆上的描绘舞蹈情景看，一致的动作、整齐的队形、特定的服饰，说明这一氏族中已有了用于某种固定目的的传统舞蹈。它为探索我国氏族公社舞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通过这幅舞蹈图可以看出艺术已基本脱离了它的幼年期，陶艺已趋于成熟。
　　从彩陶盆的彩绘技巧看，也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从实践中积累的艺术构思和表现能力，这和图中所反映的舞蹈艺术水平是一致的。
　　在出土这件彩陶盆的墓葬中，伴出的还有穿孔的蚌壳、骨珠等装饰品和骨纺轮，说明人们已能纺线织布，并且还知道笄簪束发，并用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打扮美化自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明显的提高，已脱离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
　　2、上孙家寨匈奴墓在上孙家寨村西的旱台上，有南北并排的两个墓�，当地群众叫双�儿，南面的一座即匈奴墓。该墓为砖石墓，东西向，分前后室。墓砖都用长36厘米、宽18厘米、厚7厘米的青条砖，砌成穹窿顶，铺有地砖。棺椁在后室北部，已残朽。棺长2.08米、宽0.76米，板厚8厘米；椁长2.3米、板厚12厘米。人骨散见于前后室及甬道各处。据观察，应为三具骨架，一具中年男性，两具老年女性。
　　随葬品有陶、铜、铁、玉、石、漆器6种，共77件。其中陶器25件，有罐、壶、鼎、豆、甑、釜、碗、井、灶、仓；铜器有铜印1件，即“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官印；铜镜2面，铜甑1件，铜钱(皆五铢钱)33枚，柿蒂形铜镜饰1件；铁器2件；石豆1件，玉彘1件，绿松石珠1粒。
　　3、下陶家寨与黄家寨墓群下陶家寨村与黄西村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下陶家寨村南部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有封堆26座，后被平掉成为农田。黄西村西部一烧砖的民窑，取土中发现墓葬7座。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地清理残墓2座，都是单室砖墓，多人葬，墓顶已被破坏，墓室为条砖铺成人字形，并有板床。早期被盗掘，未见木棺，人架凌乱。随葬器物皆打碎，计有陶壶、陶灶、陶耳环、陶盘、陶盆与五铢钱等。从地理形势观察，下陶家寨村与黄西村的墓群无明显界线。从砖窑及梯田暴露的墓葬遗迹观察，墓葬较为密集，属汉代时期。
　　4、“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官印和木简
　　1973年在上孙家寨村汉墓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官印系铜质，高3厘米，长、宽各2.3厘米，印文为阴刻篆书“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个大字，印纽是一卧姿骆驼，形象栩栩如生。“木简”长23厘米，宽约1厘米。文字为墨书隶体，书法流利、字体俊秀、墨迹清晰，每面30至40字不等。内容比较丰富新鲜，记载有当时的公爵等级制度和军队的装备，出征时的编制、旗帜、作战部署、兵车配备、弓弩的使用以及征战功绩赏赐等。官印和木简均保存于青海省历史博物馆。
　　5、金代铜印
　　1985年大通朔北乡出土一枚铜印，印座方形，长、宽各4.5厘米，直纽，上刻篆字阳文：“通津堡道路巡检之信”，印座两侧凿刻不规整的楷书：“通津堡道路巡检之信”和“正隆五年六月内少府监造”。正隆为金海陵王完颜亮之年号，该印为金代官印无疑，时当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现由青海省历史博物馆收藏。
　　6、宋代铜币、铜锭1985年7月8日，桥头镇上庙村的房屋修建队在塌庙台遗址施工时，发掘出3枚铜币和1块铜锭。经辨认古铜币的铭文，其中2枚为“熙宁元宝”，1枚是“崇宁重宝”。分别是北宋神宗赵顼和徽宗赵佶当政时之铸钱。铜锭两端的宽度为71毫米，腰部为4l毫米，通长为115毫米，重894克。收藏于大通县文化馆。
　　7、明代官印
　　1998年6月，在宁张公路31公里路标附近，当地农民挖沙时，在距地表1米左右的沙砾层中挖出铜印一方，通体附着坚硬的水垢和铜锈。铜印呈正方形，其边长7.6厘米，厚1，5厘米，高6，8厘米，通高8.3厘米，重975克。直纽，纽略显下宽上窄的梯形。印文为“西宁卫千户所管军印”，右侧从里至外楷书体镌刻着“礼部造、洪武六年正月日”等字。史考，这是一方明代的官印。它的出土为研究明代的官职以及青海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上述出土文物外，1982年，经省文物考古队、西宁市文化局、大通县文教局联合普查、复查发现大通县共有遗址60余处，核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5处。出土文物包括马家窑半山类型、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上孙类型、辛店文化，其中属卡约文化的就达30余处。各类型文物为：
　　8、马家窑类型舞蹈纹盆、双手耳盆、彩陶钵、彩陶盆、石环、骨锥、鱼钩。
　　9、半山类型彩陶四耳罐、彩陶双耳罐、高足双耳罐、双耳双錾罐、双耳罐、四耳罐、石斧、骨铲、珠饰、陶鬲珠饰。
　　10、上孙类型彩陶双耳罐、彩陶双大耳罐、彩陶漏斗、双耳罐、灰双大耳罐、铜铃、砺石、獐牙、骨针、骨管、骨饰。
　　11、辛店文化双耳罐、双耳蒂彩罐、双耳带颈彩壶、木马车。此外还有大量陶片、骨片以及汉代九莲灯等。
　　
　　见证古迹
　　
　　1、广惠寺
　　广惠寺，位于东峡镇衙门庄村北侧，距县城桥头镇17公里。背靠连绵起伏的黄柏岈山麓，与郁郁葱葱、四季长青的鹞子沟松涛遥相映衬。寺周围土地开阔平坦，良田沃野相间。左侧是“大拉浪”花园，占地20余亩；对面是“布拉浪”花园，占地10亩。右侧是平地拔起、气势雄伟的三层碉楼，直插云霄。古时有“林海对佛院，梵音伴钟声；香烟绕山去，疑是西天景”的记载。确为一方名胜之地。
　　广惠寺创建于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建寺者是西藏哲蚌寺喇嘛赞波・端智嘉措，时为郭莽寺。康熙初设密宗院，遂成显、密双修的寺院，和塔尔寺、佑宁寺、隆务寺、夏琼寺等齐名。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因罗布藏丹津事件，年羹尧派兵“歼其众而焚其寺”。雍正十 年，清政府拨银10万两修复。雍正帝说，郭莽寺是“边塞古刹，为西藏赴京喇嘛休憩之所，即佛家所谓十方院也”，故赐名“广惠寺”。在清政府的扶持下，由敏珠尔活佛经营管理。乾隆四十七年，敕赐“大利进殿”匾额一面。但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又毁于兵燹。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筹划重修，历时三年，修筑大经堂、五层木结构的大殿、厢房、僧舍等500间。大殿飞檐翘角，丹栋虹梁，回廊画壁，十分壮观华丽。僧舍、厢房小巧玲珑，新颖别致。1966年广惠寺建筑物被毁。1981年寺院重新开放，僧舍、经堂等重新修建，不少珍贵文物又与僧俗群众见面。
　　1995年，九世敏珠尔活佛坐床，寺院名声日趋扩大。1998年7月，在原寺院大门口246米处修建宝塔两座，塔身高8.9米。一座方型塔为“菩提塔”，一座圆形塔为“殊胜塔”。1997年7月重新建树了清雍正敕赐广惠寺碑和重建清雍正敕赐广惠寺碑记。
　　
　　2、会宁寺
　　会宁寺位于景阳镇土关村，约建于明朝宣德年间，据考证是由时任西宁指挥使会宁伯李英倡导资助当地信民修建，并以会宁伯名爵作为寺名，距今已有560多年的历史，系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整体颇似一座汉代宫殿式的四合院，大佛殿、东西配殿、南过厅、山门、伙房等建筑一应俱全。另外，还有一个高7米左右、厚2米多的城堡式的坚固围墙。院内建有约3米的煨桑台。寺院总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
　　会宁寺的主体建筑大佛殿是五脊歇山式结构，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三层斗拱，梁柱粗壮，全系油松木材。屋顶为灰筒瓦垅，屋脊和边沿为砖雕，屋脊中部竖有一座宝塔。整个大佛殿建筑规模雄伟、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大佛殿内塑有三世佛像，正中是释迦牟尼的塑像，左首有迦叶波佛塑像，右首有弥勒佛塑像，皆系大型泥金彩塑，做工精细，别具匠心。佛像慈祥端庄，雍容大度，栩栩如生。大殿东西两侧墙壁上，绘有八大菩萨，又称八大随身佛子，自左至右分别为文殊、金刚手、观世音、地藏、除盖障、虚空、弥勒及普贤等菩萨。八大菩萨的上方塑有十八罗汉和罗汉山。雕工精细，造型粗犷，间有佛像、佛塔、牛羊及野生动物，千姿百态，令人眼花缭乱。
　　大佛殿正门的两侧墙壁上各绘护法神一尊，一为一首六臂、青蓝色，其貌狰狞可怖，足下踩一女人形象，是代表世间邪恶、妖魔的象征。一为愤怒的面孔，颈上挂有骷髅人头，状极可畏。据说护法神是菩萨的化身像，是为铲除异端，镇压邪恶而变换成愤怒面貌，使人毛骨悚然。大佛殿的天花板和正门两侧的板壁上写有好多梵文“�嘛呢叭咪畔”六字真言的第一个梵文“�”，它既代表着六字真言，又起着美术装饰作用。东西配殿和过厅是七檩两下水结构房顶，也为灰筒瓦垅，全系油松木材建成。
　　会宁寺鼎盛时期，虔诚信奉藏传佛教前来朝觐的信徒摩肩接踵，香火不绝。民国二十年(1931年)改土归流后，取消土官昂锁统治，实行政教分离，会宁寺只留下少量香粮地，寺院建筑也在长期战乱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文革”时期，三世佛像被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多次修缮。1991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会宁寺”题写了匾额。
　　3、祁家寺
　　祁家寺坐落在大通县青山乡贺家庄村。南距县城桥头30公里，是广惠寺的属寺。1949年解放后宗教活动比较正常，1952年土地改革中对寺院土地、财产未加改革，寺院僧侣照旧收取减租后的地租。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中寺院被封，僧侣还俗。“十年浩劫”中寺院主要建筑物被拆毁。
　　　4、上治泉清真寺
　　上治泉清真寺坐落在大通县良教乡政府西北4华里处，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这是一座中国古老宫殿式的建筑。其殿脊高高隆起，上面矗立着三个金光熠熠的宝瓶，飞檐四出，雄伟古朴，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五大殿开间，可容纳500余人礼拜。大殿绘有各种花卉点缀细部和装饰外表，其色彩、技巧既绚丽多彩又似乎蕴含着无穷的奥妙与生机。
　　5、苏家堡古方城苏家堡古方城位于景阳镇土关村会宁寺对面，现为苏家堡属地。整座城池呈四方形。墙体夯土板筑，设东西二门，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400亩。经百年风雨剥蚀，现存城墙高约14米左右，顶宽3.3米，底宽7米，南北两侧各有五个马面，东西两侧各有4个马面；四角的角楼台基基本上严整有序，上宽5米，下宽达9米，城墙顶尚存女儿墙遗迹。城内侧两城门边及东南、西北角均有各长20米的马道，为城中人上下城墙的通道。
　　苏家堡古方城为一军事据点。据口碑资料，系清同治年间所建。同治初年，西北各省回族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宁夏马化龙筑金积堡，西宁北(景阳川一带)回族亦随马化龙的做法，在当地刘姓乡老的带领下，聚四十八坊教众及汉族群众开工筑城，成为西宁北川回族反清的重要据点。由于该城建于清末，故青海地方史料中，看不到有关此城的记载。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西宁、湟中等地回族再次反清起义失败后，苏家堡刘姓乡老之子刘同春等近万人弃城西逃，历千辛万苦到达新疆，“乙丑，渝军机大臣等电寄魏光焘，据驰奏攻克哆(多)巴情形暨苏家堡案，均悉。现在尚有回众万余由上五庄窜出关外，西事未了。”(《德宗实录》卷387第22页)。苏家堡古方城是迄今青海省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2004年5月被青海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柴国柱墓志铭碑碑长60厘米，宽70厘米，文字为欧体楷书，字体秀劲清晰，碑身已断裂，碑石现存青海省历史博物馆。
　　7、柴石秀墓志铭碑碑长、宽各65厘米，文字为2厘米的欧体楷书。字体秀丽挺拔，字迹清楚。现存于青海省历史博物馆。
　　8、清赐建广惠寺碑碑建于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碑已无存，文见《大通县志・艺文》。
　　9、重建大通卫署碑碑建于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西宁道事杨应琚撰文。碑文仅留一半，现存于大通烈士陵园。文见《大通县志・艺文》。
　　10、李王庙碑碑首大书：“大明隆庆二年立”。祠碑上书：“宋代名臣，李家大姓，生自潇湘，官封西域，逮及我朝，大振功勋……”。碑石现由大通县黄家寨镇杨家寨村李氏后裔收藏。
　　11、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高2米。上款书：“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七日”，下款书：“大通县抗日建国纪念大会筹备会立”。碑现存于大通县烈士陵园。
　　12、李晋王祠碑在景阳镇什家村李氏祠。
　　13、石狮李晋王祠和广惠寺各一对。
　　
　　见证遗址
　　
　　1、明长城遗址据《西宁府续志・古迹》记载：大通县的明长城自“娘娘山沙尔岭起，札板山下 止，边墙、水关、山崖共四千四百三十三丈。内墙底阔一丈五尺，顶阔七尺，实台高一丈五尺，朵墙四尺，共高一丈九尺。斩山崖高二丈，随墙墩五座。随墙壕一道，口阔一丈，底阔七尺，深一丈八尺……”。现存50245米，东起大通与互助县交界的阎王边，西止大通与湟中县的交界处。从老爷山过北川河，再从小石山至拱北岭，这一段的长城不仅集中了众多的敌楼、关城、营城、卫所、烽火台，而且还巧妙地与巍峨险峻的自然山体结合在了一体，形成了易守难攻的气势，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被专家誉为青海八达岭。2007年，青海省大通县境内的明代长城遗址被列入国家长城保护计划。这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明代长城遗址。
　　清顺治时苏铣纂修的《西宁志》等史料记载：大通县境内的明长城是隆庆六年修筑的。在此期间，由于西宁近境领域经常受到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俺答汗部属丙兔、永邵卜等部落的威胁，“屡遭蹂践，不可胜计”。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4年)西宁卫的军民齐心合力英勇作战取得了南川、西川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此游牧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部落军事势力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对西宁卫构成威胁。明万历二十四年，西宁附近之内的长城修筑工程全部完成。
　　大通境内的明长城在清代时先后进行过二次维修。据《西宁府新志・建置》记载：“国朝雍正十年，署西宁总兵官印务范散秩大臣时捷奏请动工重修。乾隆十年应琚率同知县张渡于残缺处复捐俸葺理，虽垣堑时有损益，而规模仍旧。”
　　大通的明长城是由城墙、敌楼、关城、营城、卫所、烽火台等多种建筑组成的庞大的军事防御工事。既有夯土而制的土墙，又有石块垒砌的石墙，同时又有利用险要地势辅以人为加工而成的山险墙以及墙体和壕堑共同组成的防御体。
　　2、古白塔古塔在原县城(今城关镇)东门外1里左右。塔高两丈余，超出城楼，用蜃灰涂为白色，故叫白塔。县城由塔得名，叫白塔城，是清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所筑，始设参将于此。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迁卫于白塔，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改县。大通古八景中的“古塔春阴”就指此塔。
　　3、“杨家城”遗址遗址位于大通县城关镇的李家磨村稍偏东北，这里有一条高大的山岭叫做“教场湾”或“杨家城”，山腰有一道广阔的扇形湾，湾前有一块数百亩的平坦腹地，叫做“教场”。“教场”偏东有一巨大土台叫擂鼓台。在教场东面，自山根到山顶有里许城墙即城址遗迹，当地群众称“杨家城”。
　　据记载：城址东面是寺嘴村及宁张公路，北面靠山；北城墙长约262米，东城墙长约230米，南城墙长约100米，西城墙长约400米。城墙系人工夯筑，残墙高3米，马面长7米，宽4.5米，墙厚10米，夯土层厚7-12米。城门宽约6米，城东北角90米和西北角12米处各有夯土台，夯土直径约20米。但究其城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
　　4、“震武城”遗址民国《大通县志》记载：“去县城西里许，遗垣峙立，不知建于何代。”周宏伟《北宋震武军位置考》认为原名古骨龙城，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宋军进驻，赐名震武城，有待考证。
　　5、“三角城”遗址城在今向化乡西段。城遗址残存，修建年代不详。
　　6、“永安关古城”遗址在今县城桥头镇南，娘娘山与老爷山会合处，历称“�门”，《西宁府新志》和《大通县志》叫“永安关”或“南�门”在�门外紧靠小石山南面有一座古城遗址。据1982年《西宁文物普查复查资料》记载：“古城(三角城)位于大通县桥头镇小石山南面，东约30米为宁张公路，再东100米为北川河，城西100米为铁路，北面紧靠小石山，南20米为庙沟小河。该城分上下古城两座，上古城(左)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356米；下古城10米，门不详。两城南部已建成一座油库。东南城角有长约30米的残迹，上城南墙及西墙有长约30--40米残迹。
　　传说唐、宋年间，在金娥山尾，小石山之南筑关城一座，因关名失传，后称“�门”。明代驻兵镇守此关，现在还有“内城元帅府”、“外城营盘台”，以及城外“教场台”之名称。根据民国《大通县志・地理关隘》记载，此地位于永安关，所以称“永安关古城”。
　　7、唐代遗址2000年4月份，在黑泉水库库区一台坝上发现一处唐代遗址，遗址处有大量的房屋地基露出地表。据考证，这是由七八间大小相同的房屋组成的环形建筑，房屋是半地穴式土木结构，在房周围有一条宽3米、深3米，周长为120米的环形壕沟(护城河)。遗址的位置很有特点，其东西两面均为高山，而南北狭长。从遗址的位置向南、北方向相望视野开阔，不难发现此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在出土文物中，除以兵器(铁甲衣、箭簇、匕首、矛)为主的铁器、石器和陶器50余件外，还发现了大量的野牛头、脚骨和较多的鹿角。这足以证明宝库河道自古就是河西进入湟水流域的重要通道之一(自古有“甘青通衢”之称)。由于交通不便，戍守驿站的将士在不能及时得到供给时，会在周围猎杀一些动物以补充食物的不足。同时，还说明这里历史上就是一处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地区。
　　8、“铁桅杆”遗迹在城关镇以北50公里的大坂山顶，原有铁杆一根，高数丈，不知竖于何时。民间传说：古代有个叫二郎的人，见到这里山风疾劲，拔树摧屋，立铁杆镇风。清代后期杆被截去，遗迹仍在。
　　9、“柴家坟”遗迹柴家坟在金娥山麓，黄家寨镇的清水沟中。一南一北两条泉水环绕左右，在坟地前汇合，向外流出。这是明朝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保，镇守甘、固、山海关总兵官、中军督都府左都督柴国柱及其妻子诰封一品夫人李氏之墓。碑末记载：“天启六年岁在丙寅(公元1626年)，子时秀、时华、时用、时恭勒石”。在这两座坟的上方还立着5座墓碑，是诰封的柴国柱上三代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一品夫人王氏、某氏之墓。碑末记载：“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孙国柱、国栋勒石。”碑高都是3米，碑顶刻龙为冠，碑下雕虎为座，坟前建有石碑楼一座，共3间，上面写着“钦赐祭葬恩荣一品”八个大字，左右陈列石人4个，石马4匹，石狮2只。
　　10、李氏祠李王庙祠原在黄家寨镇杨家寨村北，其祖先李仲贤，是湖广襄阳府人，任西宁指挥佥事。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子李淳袭职，以战功敕封琼花侯骠骑将军，世袭指挥同知。后因往蜜那至景阳川寺沟遇伏兵，为流矢所中而殉职，谥忠勇，建祠祀之，今祠址已湮。
　　11、陈氏祠祠在黄家寨镇的清水沟内。陈氏先世陈朝恩于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在碾伯县大岗子沟战死，立功三次，授副千户，子治刚，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在西宁南川扁道沟阵亡，加封正千户，立专祠。
　　12、御宴坪遗址在娘娘山脚下有一片空旷平地，据说当年隋炀帝西征吐谷浑时，就在此处大宴群 臣，大通人便将此地名为“御宴坪”。
　　公元609年四月，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后宫嫔妃及各路大军十几万人马，从长安城出发，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西巡”征伐。浩浩荡荡的人马，一路跨陇山，经陇西，出临津关渡黄河，进入乐都(那时叫西平)踏上了青海这片土地，隋炀帝在西平安排随行军队“陈兵讲武”，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并乘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意在向吐谷浑显示军威。
　　五月中旬，众人开进大通长宁川。在娘娘山，隋炀帝大摆宴席。此时，皇帝与嫔妃、群臣和随从，享受着天朝大国的美味珍馐，如山似海的美味佳肴，盛放于金盘玉碗，尽显皇家豪奢。将军们在餐桌上海吃的同时，周密部署了对吐谷浑的作战计划，将士们在皇帝御帐前威风凛凛，痛饮葡萄佳酿，耳听铮铮急弦之音。吃完出征餐，喝罢壮行酒，然后挥舞寒光刀剑走向沙场，一场恶战便在开怀畅饮后开始了。山清水秀的娘娘山随着隋炀帝御銮驾临，目睹了歌舞欢宴之后军事征战的残酷。当时隋军从北面的祁连山、东面的浩门河峡谷、西面的大通山和南面的娘娘山，用绵亘900里的连营，团团围住了退守在覆袁川(今海北门县西永安一带)的伏允及吐谷浑部队，这场战役隋军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而伏允四面楚歌，处处被动挨打，节节败退，仅率领亲信两千多人经青海湖西逃，去青南投奔党项羌人去了。曾经跟随伏允多年的重臣仙头王，不得不领着自己所属的1O万男女投降隋军。从此，吐谷浑政权愈成强驽之末，更加风雨飘摇。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来青海的中原皇帝。
　　13、香山公园遗址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夏天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率亲信官兵并邀请西宁个别绅士，来到大通游览广惠寺和老爷山，随后来到牦牛山根时，见这里山清水秀，游人众多，就倡议在此建一处公园。有一绅士当众提议：“牦牛二字俗而不雅，应将牦牛山改为香山，以取主席字子香之意，众人都赞同。马步芳更是喜形于色，立即嘱咐马步銮，并决定取名“香山公园”。香山公园，始建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公园分“香山别墅”与“香山泉林”二处。
　　“香山别墅”(当时叫香山亭或香山公馆)，位于牦牛山西麓，后靠牦牛山，青峰插天，前引东峡河，银光如带。别墅建成后，马步芳在1939年夏天，带领文武官吏前来游玩，并住宿了一夜。此后，每逢大通征兵，别墅成为验丁拔兵的场所。
　　“香山家林”(老百姓叫香山庄)，在“香山别墅”右下侧南北公路的西面(即现在的大通县机电厂东侧小河沿一带)，这里有河水从北向南流过，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将河水分为东西两条小河。流水汇进东峡河，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小岛，马步芳初次游小岛时，心中无限畅快舒适，立即取名为“香山家林”。这座小岛在1949年10月的动乱中被毁。
　　大通历史人物及丰功伟绩
　　大通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涌现出了不少名人雅士，为这片土地辉煌与灿烂，抒写了一篇篇华章，从而奠定了大通厚重的历史文化。他们当中，有的出生入死，舍生取义，大义凛然，捍卫着江山社稷的一份安宁；有的呕心沥血，潜心钻研，拯救着每一个善良的生命；有的忠心报国，爱国爱教，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的丰功伟绩受后人称颂，传为佳话。可谓：“时势造就英杰，英杰多出大通”。
　　
　　历史名将
　　
　　明代战将柴国柱
　　柴国柱(1568年一1625年)，字擎霄，号峨峰，西宁卫清水堡人，就是现在大通县黄家寨镇清平村人，是明代名将。祖上是山东人，明初屯戍西宁，因军功官升千户，至柴伯林时只承袭了百户的职位，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柴国柱，次子柴国栋。这兄弟二人幼年丧父，由半生守寡但善良坚强的母亲抚养成人。
　　时势造就英雄。柴国柱在18岁袭任百户一职，投在西宁卫军事长官麾下作哨官时，整个青海正处于多事之秋。原来在蒙古大草原生活的蒙古各部，因人口不断增长和政治内讧等原因，有几部人马挥舞着蒙古战刀环青海湖草原，他们挟逼这里的藏族部落迁徙他处，又攻掠西宁等地区，屡屡向驻防明军挑衅，流血冲突不断。明代官方文献称这些蒙古部众为“海寇”或“套寇”，后世则称为“西海蒙古”(青海湖古称西海之故)。残酷的战争环境锤炼了武艺超群的柴国柱。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军与蒙古贵族的一场大战在西宁附近发生，历史上称为“湟中之役”，在这场大战中，柴国柱勇敢作战，冲锋在前，胜利后上司在给朝廷的战报中特意提到他“勇冠一军”，被提升为指挥佥事。后来柴国柱多次荣立战功，官升都督府右都督，世荫指挥佥事。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柴国柱已是朝廷所倚重的陕甘将领，奉命镇守甘肃。与此同时，正值明王朝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激烈交锋时期，在关乎两个政权你死我活命运的萨尔浒大战前，朝廷素闻柴国柱智勇双全，特地委任他为都督府佥事，命令选带甘肃镇精兵数千，并“带家丁，星驰出关”，和当时威名显赫的杜松、刘艇等将军配合，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柴国柱接到朝廷命令后，挑选家丁五百人，与弟弟柴国栋星夜前往。在山海关，兵部变动将领人选，命令杜松兵将开往东北，而让柴国柱镇守山海关。萨尔浒大战，血流成河，最终以明军的溃败而结束，柴国栋和五百家丁全都捐躯沙场。柴国柱强忍住失去亲人和部下的悲痛，揩干眼泪，与部下坚守山海关，和南下的十余万蒙古人马苦苦拼杀，保卫了北京城的安全。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受名将熊廷弼推荐，柴国柱挂征夷将军印，以辽东总兵官的身份统兵驻守沈阳，期间浴血奋战，受到朝廷嘉奖。柴国柱由于多年来过度操劳而病倒，加上当时朝中昏官、贪官、庸官们的从中作梗，处处掣肘，迫使他不得不上书辞职，和儿子柴时秀回到西宁。明熹宗刚登上皇帝宝座时，明军在东北已成节节溃败之势，这位新君听从正直大臣们的建议，由兵部传谕，再次授柴国柱中军左都督府左都督衔，到北京领命，前往东北战场。而此时的柴国柱，虽有杀敌之心，却无回天之力，死亡之神紧紧逼他离开人世。
　　明熹宗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五月二十五日，一代名将“出师未捷身先死”，病魔逼迫他撒手人寰。数千民众挥泪洒涕，把他们自己敬重的柴国柱将军安葬在家乡金娥山麓清水沟，就是现在黄家寨镇。两年后，明熹宗下谕，按照朝廷命官规格下葬，赐官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保，享祭家祠，柴国柱母亲被封为一品夫人。兵部尚书王象乾为柴国柱写了墓志铭，墓前建有一座石牌楼，楹柱上书“钦赐祭葬恩荣一品”；左右列石人四，石马四，石狮二。到了明思宗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朝廷为了表彰柴国柱功绩和他的长子柴时秀战死辽东的功绩，在西宁城修建了“父子元戎坊”。至今，柴国柱的英雄事迹传诵在家乡父老中间，研究中国地方历史的学者们也给这位河湟名将予高度评价。
　　
　　藏医宗师 　　
　　广惠寺三世敏珠活佛
　　广惠寺的医明经院，藏语全称“索柔延盘朗”，意释为“医明益民兴盛如意洲”，简称“曼巴札仓”，是该寺四大经院中之佼佼者。是大通历史上最早设立的研习医学(主要是藏医)理论，培养藏、蒙古族僧医，为民众诊治疾病的正规机构，先后培养的曼巴众多。清代、民国时期，蜚声青海、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寺主敏珠尔呼图克图二至六世，在藏医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三世敏珠活佛为寺院藏医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三世敏珠尔活佛阿旺成列嘉措(公元1737年―公元1785年)，蒙古族，生于藏历火蛇年。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降生在广惠寺以北大雪山根的拉学尔吉浪沟。先后在大善知识洛藏华丹处受居士戒，后又在章嘉・绕贝多杰尊者处出家，乾隆四年迎驻到广惠寺坐床。公元1759年，赴西藏拉萨哲蚌寺学习经法，并在章嘉活佛处聆听比丘及先现觉等灌顶密法，还先后到六世班婵贝丹益西、先巴喇嘛、慈氏上师和热振欧然巴等处学法。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奉旨进京晋见皇帝，皇帝赐莽袍、嗉子、貂褂及朝靴等。第二年又赐圣身己靴，赏“净照大师”对联、御前纱楞坐床、“净明大禅师”封号及银印一颗、貂皮、坐褥、朝靴、驷马，并留他驻京任职，驻赐蒿祝寺。
　　三世敏珠尔活佛一生还致力于曼巴札仓教育。他著有《不变宝�》一书。详细记述了曼巴札仓的制度及教学内容，当时，该院医学教学主要以《四部医典》为教材，共收集方剂四百四十三个，药物四百六十五种，单药一千零二种；对药物的性味功能提出六味、八性、十七效的论述，是藏医药的经典著作。由于敏珠尔活佛的精心努力，广惠寺医学教育管理严格，僧医不断增加，声誉得到提高。公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阿旺成列嘉措在北京东黄寺圆寂，终年48岁。
　　
　　乡土人杰
　　
　　青海第一飞行员赵有德
　　赵有德，1895年出生在大通县赵家磨村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经常因为不满父亲克扣长工酬劳、霸占水磨耕地、放高利贷等行径而与父亲争吵。赵有德在长宁堡国民学校毕业后，被送到西宁县(现西宁市)师范学校读书。读书期间，他不服当时学校打骂学生的教育方法，与校长、老师发生顶撞与争吵。一次次纠纷后，赵有德被学校开除，同时学校给西宁各学校发通报不准留赵有德读书。他在西宁街头流浪数日，把家中酒坊的地契偷出来抵押给东大街“福兴财”商号，借到白洋二百元，又回家向父亲要了二十元，从邻居家借了一套新衣服和口粮。揣着财物和口粮的赵有德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青海。离开青海的赵有德当年就考入南京国民党空军学校。在学校时他胆大好学，一心扑在飞行驾驶技术学习上，多次驾机实习，熟练掌握了飞行驾驶技术。
　　1934年，赵有德驾机第一次回青海。在起飞前给马步芳通了电报，马步芳命令乐家湾部队和西宁各学校的学生排队迎接赵有德。当时赵有德先是驾机飞到赵家磨村上空，飞机降到四五十米左右，盘旋数圈后直飞乐家湾机场降落，马步芳带领军政要员前往迎接接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有德驾机参加了对日投弹作战，因抗战有功提升为航空委员会管理科长。1938年赵有德调任到西宁第十八站即乐家湾航空站任站长。当时的省政府给赵有德家中赠送了题有“航空先声”的匾额，接着赵家磨村的群众赠送了“抗日有功”的匾额，使飞行员赵有德名字传遍全省。
　　
　　爱国统战人士
　　
　　十世班禅汉文教员张定一
　　张定一，又名张生源，1924年农历12月9日生，青海省大通县景阳人，土族，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原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政治部宣传部干事，《鄂陕报》、《陕南新闻》、《陕南日报》编辑，西北民委科长，中央民委宗教事务处组员，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汉文教员，中共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统战组副组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55年5月，中央统战部安排张定一给十世班禅大师当汉文教员，并随同大师一同进藏开展民族统战工作。返藏途中，班禅大师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张定一给他教汉文，由于班禅天资聪慧，待到日喀则时已经学会了几百个汉字，班禅大师对张定一非常尊重，回到日喀则后，专门在扎什伦布寺为张定一安排了一处住所，张定一知道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班禅大师有着繁多的政务要处理，他还要参加许多佛事活动，还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研读和学习浩繁的佛教经典，因此，就定为每个星期的二、三、五下午为约定学习时间，除了有特殊紧急的公务和重要的佛事安排，从不耽搁。
　　张定一教班禅大师学汉文，一时没有合适的教材，他就找出刚买的《我们伟大的祖国》一书，从中选取有关内容，自己编写了一册课本教大师学习。到1956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班禅大师已能读《西藏日报》上的简短文章了，他的学习热情就更高了，又提出增加学习时间，星期六下午也让张定一去讲课。1957年8月，中共日喀则分工委通知张定一到重庆党校学习，并宣布任命他为中共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大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后的日子里，张定一作为班禅大师的汉文教员和得力助手，一直为大师整理、起草讲话稿，经常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以后，又随同大师赴京开会和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赴北京和祖国各大城市工矿企业、名胜古迹参观访问。班禅大师勤奋学习和不倦的工作精神，给张定一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1982年他借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工作。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给他“解放大西北纪念勋章”、国家民委授予“长期从事民族工作荣誉证书”、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授予“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做出了贡献的荣誉证书。”
　　1985年12月离休。其传略载入《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名人录》、《中国文坛名人大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杰出文艺家大典》、《国际文化艺术人才大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学者辞典》、《中华英才大典》、《中国文艺家张氏辞典》等辞书。
　　
　　近代大通主要的历史事件
　　
　　大通是个多民族地区，明清以来，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从而发生了几次战争事件。
　　1、明末农民起义中大通各族人民的反明斗争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在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影响和鼓舞下，青海地区也掀起了反抗斗争。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西宁(当时大通县属西宁卫)各番族计有三十八族聚众反明，因与官兵力量悬殊而失败。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部将贺锦攻战西宁，由于当地土司、封建头人阴谋勾结，在西宁南川设陷阱，诱使贺锦轻骑深入，不幸壮烈牺牲。因而激起了义军及城郊农民的极大义 愤，在贺锦部将辛思忠的率领下，一举攻下西宁，打垮封建地主武装，镇压了顽固的封建头人，起义军控制西宁将近一年。
　　后来，清政府派冯如京、张世耀前来镇压，在大通地区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起义失败后，当地回族惨遭屠杀，生命财产损失惨重。
　　2、罗卜藏丹津事件中的大通清雍正元年忪元1723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勾结塔尔寺大喇嘛堪布诺门汗叛清，引诱远近游牧藏民、喇嘛共二十余万人，同时，骚动于大通的一部分回族、藏族等民众受其煽动，参加反叛。不久，清廷派年羹尧、岳钟琪等将领将其击败。年、岳以西宁为中心，派马忠孝对西宁北川、大通白塔一带三十六庄回族和藏族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回族首领阿布多等遭到杀害。并屠杀了原广惠寺(当时在老爷山上叫赞波寺)大喇嘛达克玛呼图克图及僧众700余名，烧毁了寺院。
　　3、同治年间大通回族的反清斗争同治年间，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回族奋起抗清。当时，大通药草滩回族马福寿(又名江湖三)为了反对大通县官和抗拒清军的镇压，曾把当地的回民组织起来，在吉仓庄建立一大仓库，桦林建立三个大营盘(大庄、逐鹿营、班开营)，开始了对清军的反抗斗争。
　　清政府为了镇压回族人民的武装起义，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段，唆使藏族头人和汉族民团向回民进攻，致使双方进行了多次斗争，严重损害了民族关系。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大通回族起义军围攻大通城，并进逼西宁，声势浩大。与此同时，景阳川一带，在回族乡老刘四伏的带领下，效宁夏金积堡，聚四十八坊回族和部分汉族开工筑城(苏家堡城)，成为西宁北川反清起义的重要据点。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三月二十七日，刘锦棠派齐怀松百余骑来大通，杀了十几个族牧的回民，并掠走了他们的羊群，当回族义军赶到时，清骑兵已逃遁。五月，肃州(酒泉)回族起义军之一马四前来帮助，他组织回民在凉州堡修建了堡寨，周围挖了濠沟，与黄草滩各堡联接起来，使大通与肃州相呼应。不久，刘锦棠又派徐占彪率军来攻，他观察了各堡阵地之后，深知难以轻易取胜，就先令士兵抢收麦子，以绝回族义军粮草。接着，他又调红水、临水汉族民团前来助战，并将清军分十队，同时向各堡发起进攻，回族义军虽奋力抵抗，但众寡悬殊，遂失去四座堡寨，十九个墩卡。五月二十九日，徐占彪又围攻塔尔堡，各堡回族义军数千人曾两度来援，但终未解围。六月二日晚上，该堡被清军攻破。堡内义军誓死抵抗，无一人投降，全部阵亡。
　　十二月十九日，徐占彪在得到刘锦棠从西宁派来的十二营增援部队之后，又兵分三路向大通城的回族义军大举进攻。义军在西关迎战不利，即退守城垣。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军用炸药轰开城墙，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义军全部阵亡。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正月初一，向阳堡回族义军由马进录率领，龙泉子回族义军由韩起寿率领，共数千人向崔伟等清军营盘进攻。正月初四，刘锦棠率大军对向阳堡隆清回族义军展开进攻，以吴隆海为左路，董福祥为右路，自领中路，三路齐进，堡内义军英勇抵抗，最后用石块和清军搏斗，经过顽强抵抗，终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义军领袖马寿、马进录、韩起寿等均被捕遇害。
　　至于首先奋起反清的江湖三(马福寿)的下落，民间素有“马踏药草滩，活捉江湖三”的传说。起义失败后，刘锦棠的大军长驱直入，江湖三被迫躲入地窖数月，在清兵的利诱下，其三老婆说出藏身之地，最后活捉并遇害，头被挂在大通城头上达十七天之久。
　　4、光绪年间大通回民反清斗争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三月，在青海循化伊斯兰教新老教争斗中，清朝官员处理失当，激起河湟事变。五月大通回族首起响应反清，包围城池，声势颇大。七月，并派一千多人攻下北大通城(今门源县城)和西宁北川营(今大通新城)，围白塔城。
　　同年，河州、狄道的回民再度反清，大通的刘四、海底城、海四宽都杀官响应，海四宽领兵攻甘肃的永登、红水，刘四出扁都口打永昌，活动范围颇广，但不久既为清军挫败。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正月，清将董福祥、邓增、潘效苏领兵攻克多巴、上五庄、水峡、北大通诸要隘。董福祥遣总兵张明鑫攻克这些地方并将大通城解围后，便进行大肆屠杀，“惜无尺寸之功，明鑫攻克大通要隘，虽然勇则有余，而性稍残忍，此次哆(多)巴克复，回匪男妇老幼被杀者约数万余人，闻之不能不令人酸鼻。”大通城解围后，回军被杀二千余人。接着潘效苏攻打黑林，除侥幸逃脱者外，全部被杀。
　　5、马步芳大肆滥伐鹞子沟松林事件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介石政府欲派孙殿英屯垦青海，马步芳为维护马家小王朝的利益，假托青海蒙古族、藏族王公千百户的名义，电请蒋介石阻止孙殿英入青。这年农历六月十四日、十六日，马步芳乘广惠寺观经之机到鹞子沟，宴请敏珠尔、张家佛和蒙、藏王公千百户等，并强迫各界群众举行拒孙大会。马步芳见到鹞子沟大片森林后，垂涎欲滴，想占为己有。有首民歌唱到：“马主席见了松树了，才办了这大的会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广惠寺千户麻旦增(绰号胖管家)和大经堂管家阿南尖措争权夺利，争着依属马步芳，两人分别许愿将鹞子沟林区松木三万根奉献，马步芳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对凯觎已久的鹞子沟林区的掠夺性砍伐。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广惠寺活佛七世敏珠尔多尔吉圆寂于南京，敏珠尔秘书韩海容，将其保存身边的“净照禅师”大印及敏珠尔骨灰送交马步芳。敏珠尔生前为筹措经费，已将鹞子沟松木三万根典当于马步芳，敏珠尔圆寂后，马步芳图谋将鹞子沟松林据为己有，授意省政府秘书长陈显荣，草成假契约一纸，盖上“净照禅师”之印，将“三万”改成“三湾”，诡称敏珠尔生前已将鹞子沟松木全部卖给马步芳，已付黄金一百二十两。当年马步芳派一名叫黑蛋营长的到东峡征集民佚，后又派军官陈嘉禾住广惠寺麻尼磨花园，征集民伏开始了对鹞子沟原始森林的砍伐。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马步芳下令征集大通、互助、西宁、门源四县民佚数千人，马车千余辆，后又调大通驻军马步銮旅建立指挥部，旅长马步銮任总指挥，督伐林木，并令大通县县长郭全梁助征集民夫修筑道路，疏通河道，加快运输。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连年掠夺性的砍伐，已将广惠寺所属的克麻尔加多山的贝山和老虎沟山、生地、塄干山和鹞子沟原始森林中一人以上的松木全部伐完，伐木面积达3.56万亩，木材17.7万立方米，据说马步芳把这些木料运到兰州东方木厂或转运至包头出售，卖得银元80多万枚。由最初许愿的“三万”，变成“三湾”，结果成了“山完”。
　　据不完全统计马步芳的灾难性乱砍滥伐，共砍伐木材约十万七千多立方米，折合现在的人民币计一千九百四十多万元。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马步芳把这些木料运到他设在兰州的东方木厂出售后，得价款八十多万白洋，全部充入了马步芳的私囊之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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