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重庆刑场的红色掌故（下）]深圳旧刑场
时间：2019-02-20 05:46: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通远门刑场 通远门，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重庆老城当时各道城门中唯一通往陆路的城门(其余各道城门都开在城东、城南长江边上或城北嘉陵江边上)。此门建在城西山脊上，城门下一片深沟峡谷，向北伸入嘉陵江。现存的通远门旧城门外，过去另有瓮城，瓮城门东向，出瓮城后先是下坡，到谷底再掉头沿城垣上坡西行，才能走上城外沿山脊开出的大路。瓮城下面谷底有一片荒地，因在进出城的要道旁边，又较为宽阔，就被军阀当局用来做了刑场。
1930年9月，24岁的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牛大鸣在通远门刑场就义。
牛大鸣原名牛正声，四川巴县(即今重庆市渝中区)人，从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结业后，被派回四川领导农民运动，22岁就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在1928年3月重庆“兴隆巷事件” (中共四川省委为成立江巴县委在兴隆巷开会遭到警察围捕)中，牛大鸣去晚了，走到兴隆巷开会地点时，警察已经在围着搜查盘问屋里的人。他因个子瘦小，像个未成年的少年，机智地佯称是与街上的小孩提迷藏才跑到这里来的，因而被警察赶走，侥幸脱险。
“浩池街事件”发生时，刘愿庵等省委常委被捕牺牲。当时，牛大鸣正奉刘愿庵之命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情况，不在重庆。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从十二个方面总结了四川党内存在的问题，说：“各处指导机关的直属支部生活没有，以致内部工作同志生活腐化，讲恋爱，脱离政治生活。”“一般同志政治水平很低落，干部分子很缺乏，不能执行上级的策略决议。譬如有同志解释‘苏联’是‘苏秦联合六国’，土地革命是革土地菩萨的命……甚至省委住机关的同志要求去绑票……”
从这些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个学生味十足的省委秘书长思想的纯正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回到四川后，牛大鸣又被贯彻“立三路线”的中共四川省行委派往川东梁山(今梁平)领导农民暴动。这个毫无作战经验的小青年，却受命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三路”前敌委员会书记，凭着满腔热情，一心要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的宏伟目标。
8月里，暴动失败，牛大鸣精疲力竭回到重庆。他万万没想到，等着他的是又一个意外打击：他的弟弟牛正坤(共青团干部，地下党员)公开登报自首脱离共产党了!
正当牛大鸣在苦思如何找弟弟谈话，减少其变节造成的危害时，他自己也被捕了。他在通远门外突然碰到了老同学、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贺蜀筠(中共叛徒)，被当场抓捕。
牛大鸣虽然年轻，被捕后却十分机警沉着。他知道贺蜀筠并不了解他目前在党内的情况。弟弟牛正坤被带来对质，也只能证实他确是牛大鸣，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牛大鸣编了一套“供词”，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不承认是省委委员，只说是在党内做收转信件工作的普通工作人员，因工作细心谨慎，被提升为秘书，并不是什么“秘书长”，而这秘书，只不过相当于文书，“实即负抄写之责而已”。当审判官拿出在“浩池街事件”中查获的省委文件中关于派他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的文字证据时，他编了一段话来否认，说：“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刘愿庵亲来我家，述说省委委员或死或逃，只剩他一人，要我送报告到中央，请求派人来川恢复组织。我以沿途检查颇严，不能携带文件为词推脱。他说，我把这里的详细情况给你讲了，你就代表省委去向中央作口头报告，不用带文件。我又推说从未去过上海，不愿遵命。经他反复讲道理，我只好先假装答应。他约好第二天午后两点再来我家谈话，并送路费和介绍信来。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乡下去了，留了一封信表示与党脱离。上海我根本就没有去……”
为了蒙骗审判官，他还把弟弟牛正坤的变节也利用起来为自己作掩护，说他躲到乡下后，“并函民弟正坤登报正式退出党籍，有一月余前之渝报可证。”
审判官从他这里捞不到什么油水，便要求他像他弟弟那样也登报声明反共。他以早已同共产党脱离关系为词拒绝了。可是，不公开声明反共，他精心编造的那些“供词”除了能起到保守党机密的作用外，却不能保护他自己。
劝降无效，刘湘悍然下令：“牛大鸣为共党首要之一，在历次所搜获文件中在在可考，曾在涪陵指挥暴动。遂依照反革命治罪法一条二款之规定，处以死刑。”
临刑前，牛大鸣年轻的妻子才获准与他见面。面对泣不成声的妻子，他镇定地嘱咐，他死后，不准搞迷信活动，只需以白布裹尸就行，埋于南岸铜元局山上，待革命成功后再开追悼会。最后，他叫妻子把他那个从外地带回的最心爱的细瓷碗送来。在起身赴刑场时，他毅然将这个细瓷碗摔碎在地，表示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9月5日，牛大鸣被押到通远门外杀害。
上罗家湾刑场
在1929年重庆设市前后，重庆就已着手开辟新市区，城区范围逐渐越出通远门。1929年，川东师范学校从城内迁到原属城外的罗家湾下石马岗(即今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处)。当时这一带十分荒凉，一些小学常常组织学生到这里郊游。川东师范学校大门口斜对面的荒坡，一度被军阀当局用来做了刑场，即上罗家湾刑场。
1931年10月底，两个年轻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杨仁杰和李家俊，在上罗家湾刑场慷慨就义。
杨仁杰和李家俊两人都出身于富豪之家，都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甘愿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荣华富贵，甘愿为自己认定的解放劳苦大众的事业献身。他俩都刚从外地调到重庆不久。这年7月底，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已迁到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撤销川东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收缩战线，将原管辖整个川东地区数十个县改为只管辖旧时重庆府所辖的巴县、江北、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合江、永川、荣昌、隆昌等十个县。杨仁杰任江巴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李家俊任军支书记。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是杨仁杰从家中带出来的佣工，在杨仁杰培养、扶持下走上革命道路。江巴中心县委的实际领导人是杨仁杰。当时所谓“江巴”，是重庆的一种代称，指的是巴县(今重庆市渝中区的旧城区部分)和江北县(今重庆市江北区靠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老江北城区)，也就是当时重庆市的主要部分。
杨仁杰是西充人，这年27岁。他家是当地豪绅大户，父亲是清末贡生，在那穷乡僻壤之地，可以说是既有钱又有势。杨仁杰是独子，父亲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成就大业，从小对他严加培养，用心良苦。然而，杨仁杰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立下了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他曾在成都地区以拉黄包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李家俊的出身经历与杨仁杰相仿，比杨仁杰大一岁，有“蜀中彭湃”之称。他家本是万源县固军坝厚坪一户有500来石地租和10多石茶叶产业的地主。李家俊是长子。为了能让他继承并发展家业，父母供他出外读书。先后在绥定(达县)府属联合中学、上海同济医学院学习。在读书期间，他接受了“五 四”新思潮的影响，从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信奉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卜了自觉为劳苦大众谋求幸福的献身之路。他于1929年春领导了城口、万源一带的农民暴动，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一度建立起以农会为基层政权的红色区域。当时报纸有报道称：万源农民军“首领李家俊氏，现归之者甚众，将万源产业散尽作为用费”。1930年夏，在军阀重兵围剿下一路红军不幸兵败。逃出重围的李家俊几经辗转，于1931年秋被省委调到重庆。
杨仁杰、李家俊到重庆不久，就先后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中的中共叛徒撞上而遭逮捕。1931年10月29日，二十一军军部以“图谋扰乱治安”的罪名，依照所谓“反革命治罪法”，判处杨仁杰、李家俊二人死刑。
这天上午，行刑队将两人剥光上衣，五花大绑，背插斩标，用二人抬小凉轿分别抬着，押赴上罗家湾刑场。行刑队从大梁子左营街二十一军军部出来，经杨柳街、三教堂街、关庙街、鱼市街，往两从较场口旁边上走马街，过骡马店、金汤街，然后出通远门。
当年在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筹办机关刊物《江巴红旗》的邹文奎，亲眼目睹了两位领导人被押赴刑场时的情景：“家俊表现得从容镇定，仁杰则表现得慷慨激昂，皆沿途高呼口号。家俊喊‘打倒国民政府’，仁杰喊‘打倒军阀刘湘’。我在他们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的杨柳街72号三楼上，亲眼看到他们的英姿和听见他们所呼的口号。”
两个月后，中共江巴中心县委的又一重要领导人在同一刑场就义。他就是被称为“四川卡尔”、“第二马克思”的郑佑之。
郑佑之原名郑自申，佑之是他的别号，党内化名张荣山。他是川南宜宾地区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人称“川南农王”。他27岁时妻子病故，次年遵从妻子的遗愿，续娶五姨妹李坤舆为妻。三年后，李坤舆又因难产病故。从此郑佑之没有再娶，决心“抱独身主义来实行社会革命”。
1923年，郑佑之将祖传的全部产业――收租42石的土地全部捐出，办起了宜宾古罗乡普岗寺平民学校，一面开展平民教育，一面开展革命启蒙宣传活动。在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中，他还把几个姨妹都引上了革命道路。其中，小姨妹李坤泰经过他的精心培养，后来成长为著名的女革命家，即名震白山黑水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
1930年夏，在“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指导下，四川全省展开给中共组织带来惨重损失的大暴动。郑佑之被派到合川领导兵变，兵变失败后，又奉命留在那里冒着风险清理组织。这时，中共四川省委只剩下了省委书记程子健和少数工作人员在重庆苦撑危局。1931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加强省委工作，调张荣山(即郑佑之)到江巴(即重庆地区)工作。
郑佑之刚到重庆不久，就发生了中共四川省委秘书处交通机关被破坏的寮叶巷事件，省委被迫迁往成都(详见《龙门阵》2006年第11期拙稿《重庆老地名的红色掌故》)。省委迁走时，在重庆另建了川东特委，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这时他40岁，是四川地下党领导人中最年长者。不久，因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捕，省委决定撤销特委，另建江巴中心县委，郑佑之任中心县委秘书长。
在这期间，郑佑之为了对付危害极大的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采取“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通过他单线联系的两个地下党员，在特委会中分头串联那些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愿意“回头”的叛徒，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建立起了为地下党控制的秘密组织“良心会”。“良心会”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购买武器，营救被捕人员，制裁死心塌地的叛徒，在特委会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大减少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不料，1931年12月下旬，郑佑之与“良心会”之间的联系人、特务队的一个队员自首叛变，被他出卖的地下党、团机关人员中又相继有人被捕叛变，并由此引起一系列连锁破坏事件。郑佑之也在这次大破坏中落入了敌手。
1931年12月30日中午，郑佑之和两位被捕的“良心会”成员周世杰、罗曼生一起被杀害于重庆上罗家湾刑场。为了防止他们像杨仁杰、李家俊那样呼喊口号或作讲演，当局事先在他们嘴里塞进了俗称咬牙棒的“锁口符”。但不屈的郑佑之仍然带头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吼声“唱”起了无字的《国际歌》。
重庆《新蜀报》第二天对他们的被害作了报道，文中称“共党省委郑佑之，在共党中原有第二马克思之称”。
与郑佑之一起牺牲的“良心会”骨干成员周世杰的妻弟陈家国(当年是川东师范学生)，在半个世纪后回忆了现场情景：
“……元旦之前，大监里提出所谓‘罪大恶极’的三个‘共匪’，捆绑在刑轿(无顶)上，插标子，吹杀人号，反动军警押送游街示众……在刑场上(今文化宫大门上面，上罗家湾马路边宽旷地，即今之中二路防空洞邻近马路边，当时无房屋，荒野地)周世杰又作最后挣扎，被打中四枪。见尸体还在蠕动，反动兵再向周世杰头部补开一枪，血溅肉飞，周才断气，一只眼被打烂，含恨死亡。当时川东师范校址就是今之文化宫，上千的同学都跑去观看……家属们哭声一片，尤其是我姐，扑在姐夫尸身上，哀恸已极……”
以后，随着重庆市区的扩展，原先的郊野陆续变成闹市，刑场就再往外迁移，两路口、菜园坝河边都曾设过刑场。到1949年10月，国民党当局杀害王朴、陈然等共产党人时，刑场就已设在浮图关外的大坪了。
(责编 郑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