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古镇|湮没

　　一 　　 　　笔者手头有一柄旧时的折扇,题作“杭州舒莲记佳制”,大约是民国年间杭州著名扇庄“舒莲记”的制品。扇面上有“仿录徽州水路全抄”: 　　首自鱼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走。
　　九十严州府,桐庐八十守。
　　八五富阳县,九四垅江口。
　　徽州至杭州,水路六百有。
　　上揭的“徽州水路”,亦即明代以来徽商编纂的“路程”书中所见之《水路捷要歌》,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诗中连缀地名的各个数目字,代表前后地点间相距的里数。揆情度理,昔日往来如织的旅人过客,便是摇着这样的扇子穿行于新安江上……
　　在明清的商编路程图中,《水程捷要歌》被附录于“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此一路程通常是在徽州歙县的渔梁坝搭船,由新安江经深渡、街口进入浙江的严州府(今建德市东北梅城镇)。
　　渔梁是新安江上游――练江的交通枢纽。所谓渔梁,原作鱼梁,得名于一种与鱼筒配合使用的捕鱼方法。《夏小正》有“虞人入梁”的记载,《周礼》亦曰:“掌以时渔为梁。”关于鱼梁,《诗经》中也有多处提及。唐代杜甫诗曰“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南宋陆游另有“山路猎归收兔网,水滨农隙架鱼梁”的名句。事实上,在新安江沿岸,凡是带“梁”的地名,均与鱼梁的捕鱼方式有关。譬如,小川与正口之间的洲头梁,也就因村前江滩上古有捕鱼梁而得名。
　　在新安江流域,渔梁之所以相当有名,是因为这里建有新安江上最大的石质滚水坝。渔梁坝坝长一百余米,南接龙井山,北依渔梁街。此坝横断练江,扬之、布射、富资、丰乐四水汇于练江,由于存在一定落差,河水至此陡泻而下,浪花飞溅,涛声不绝,形势颇为壮观。
　　渔梁坝北有一条渔梁街,路面铺砌鹅卵石,极似鱼鳞,故别称为“鱼鳞街”。其实,鱼鳞街在新安江沿岸的各个渡口普遍存在,之所以用鹅卵石铺成鱼鳞状,除了因鹅卵石随地取材方便易得外,路面以此铺成,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码头工人搬运货物时的受力。另外,每块鹅卵石的面积较小,彼此之间形成天然的小沟,下雨之后排水迅速,不易打滑。鱼鳞街的某些部分,有的还排列成铜钱状,极具美感。整个渔梁镇状似鱼形,渔梁街仿佛是鱼的脊椎骨,而垂直延伸的巷子则如根根肋骨,一道道通向江岸,一级级石阶直达水边码头。此处的居民以姚姓为数最多,他们主要从事水上生涯,徽州人戏称渔梁姚氏为“摇啊摇(与姚谐音),摇到外婆桥”。
　　与渔梁街相似,歙县境内新安江畔的另一水运码头深渡,居民也主要是姚姓,当地俗称“十里姚”。传说,姚姓祖先始迁自成都西北武担山,亦称“武担姚”。在深渡当地,俗有“深渡渡船深渡渡,姚来姚去两边姚”,姚谐音“摇”,也是因为当地姚姓以水上生涯的船工为主。
　　深渡依山傍水,民居栉比,迄至明末,就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店铺上百家的中等市镇。清道光年间,抄本《新安纪程》的作者指出:“深渡,烟火数千家,市肆环列,徽人具斗米,上水七日,下水八日告罄,皆以深渡米价为准。”此处明言米价以深渡为准,可见深渡在新安江上游的经济地位。一九三○年,途经此地的江苏地理教师钱兆隆亦曾这样描述:当地“居民约千家,市况颇盛,居民殷实,朱门大厦,比比皆是,……街巷交错,宛似县治”。稍后的《中国经济志》则认为:“歙县在公路未通前,商业市场均在河道两岸,如深渡、街口、渔梁、篁墩、岩寺、上丰、富等处是也,就中以深渡为最发达。”及至二十世纪,公路兴建之后,形势有所改观,但全县商业仍以深渡居首位。迄今,深渡仍有一段老街尚存。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小吃――水饺,形如老布包袱,称为“深渡包袱”,这与徽商外出所携的行李铺盖相映成趣,想来是别有深意存焉。深渡民谣有:“走到深渡,丢了家务;到了杭州,万事一丢。”大概是留守故乡的亲人,寓羁愁旅恨于寻常物事,想方设法地提醒远去的游子,千万要记住桑梓故里的眷属。
　　作为徽州重要的水运码头,深渡与江南各地存在广泛的联系。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太平军占领徽州,在各交通要隘设置哨卡,往返需持统一发放的“路凭”为证。歙县所藏的木板印刷之太平天国路凭,内容就涉及深渡乡民姚社有前往街口一带的买货贸易。该路凭于一九八五年发现于深渡姚姓宅屋墙缝,后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此一路凭,反映出新安江一直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通道,即使是战争期间亦不例外。另外,迄今尚存的不少转运过塘行之老船票,亦折射了深渡昔日的运输盛况,从中可见新安江――钱塘江沿岸的物资交流。
　　由深渡乘船而下五十余里,就到了皖浙边界的街口:
　　 界口西来近八郎,淳安古歙各分疆,
　　 山多田少民勤俭,岭顶层层种黍粱。
　　此处的“界口”,亦即街口,海拔一百一十米,是歙县境内的最低点,与最高点的天目山脉清凉峰相对高差一千六百多米。此处山岭矗立,各自分域,地理特征相当明显。至此,山峦连绵起伏,伸向极远的天边。一九三○年,钱兆隆途经该处,根据他的观察,“自街口至深渡五十里间,民多山居,舟中望之,住房点点,炊烟袅袅,酷似火山喷烟,景致殊佳,土人多植黍粟橘茶之属于山上”。这与上引《杭州上水路程歌》(晚清抄件)中所描述的极为相近。
　　街口为皖浙接壤的边界重镇,是重要的货物集散港口。其地旧设巡检司,往来例皆盘查。清朝康熙年间婺源秀才詹元相曾指出:“界口以上属徽州,山势环包,一滩一潭,……界口以下属严州,……清和秀润,又一境界也。”另一位徽州人汪洪度,在《次街口》诗中写道:“万山落飞瀑,竞向清溪会,……家乡送别人,已隔青山外。”从徽州各地至此,旅人大概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徽州民谣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形容徽州人因生存环境的缺陷而不得不外出谋生。还有的一些俗谚,则直接与街口有关,如“出了街口,丢了家口”、“出了徽州界,不管家中老太太”,这些浅言俗语,反映的是一些出门务工经商的徽州人离了故土,转身便忘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其实,无论是“往外一丢”的内外界线,还是“徽州界”的“界”,指的都是这里的“界口”。可见,歙县的深渡和街口,都成了徽州人外出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地点。
　　由街口沿新安江东下,沿途险滩迭出,湍流驰激,从此进入浙江的第一个市镇便是威坪:
　　 云头竹节水连天,才泊威坪于岸联。
　　 和尚岭头高步望,一轮明月万家烟。
　　威坪原作“威平”,向为浙皖边界的战略要地。早在东汉建安十三年(二○八),孙吴政权派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平定山越之际,就曾于此地设始新县,是为淳安有县建制之始(次年县治转迁于贺城)。自此至一九五九年因新安江水库形成而没入水底,计有一千七百五十二年的历史。北宋宣和二年(一一二○),县人方腊在此附近率众揭竿而起,直下六州五十二县。翌年,造反失败,官府将此处改名为“威平”。迨至清末民初,昔日军事重镇的角色渐次而为繁华商埠所取代,又以“平”、“坪”同音,遂以“威坪”之名行世。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威坪镇街绵延约有二里,为新安江上游的大镇之一。新安江水库建造之前,威坪镇上活跃着许多徽州人。近人邵国榔曾回忆:
　　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地处新安江边,……是淳安西乡的重要水运码头和商贸中心,商务覆盖面占原淳安县四分之一的地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有公路以前,往来兰溪、杭州的徽州船队,也必在这儿停泊。它的鼎盛时期,曾有八千余常住人口,有呈H形的前、后、横三条街,店铺并肩,商号相望。平日里,头戴草帽、脚穿草鞋、单挑扁担的乡下人攘来熙往,还夹杂着光着脚板、袒胸露背的纤夫、舵手,一派热闹景象。但在这热闹的背后,却是那么和蔼可亲、轻声细语的老板、伙计们。他们大多是徽州人,店面上都挂着金字招牌,有的人还是在四乡八里颇有名气的老商号,已在这儿开店经商几代人了……
　　与新安江中下游沿线的其他主要市镇一样,徽州人在威坪镇的商业亦相当活跃。
　　威坪过后六十余里,便到了淳安。此处为新安江上的交通要冲,为进出徽州的必经之地。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曾指出:“淳安小邑,其扁于学宫对云:三元及第,九世同居。即繁剧佳丽之邑,无能胜之者。”在徽人眼中,淳安县境的狭小、未建城墙以及民风之淳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清代徽商程之的《新安江地名杂咏十首》,对新安江――钱塘江沿岸的铁索港、洲头梁、老人窗、淳安县、七里泷、钓台、鸬鹚源、程坟、半边山和范村共十处地名做了细致的描摹,其中,提及淳安县时即曰:“山县无城一水斜,俗还淳朴薄纷华。”而在徽商所编的路程图记中,淳安县也被如此定位:“县小民淳朴,无城竟自偏。”所谓无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祖籍歙县大阜的苏州人潘钟瑞返乡展墓,他在《歙行日记》中解释说:“县治无城,于民舍比处,辟路作圜门,有似城门,亦颜曰‘澄清’。”也就是说,淳安县衙门设在民居之中,外面做个像城门样子的圜门,叫澄清门。
　　淳安与徽州关系密切。东汉建安十三年分歙县东置始新县,又于此置新都郡,为郡治。西晋太康元年(二八○),改郡名为新安。新安郡即歙州之前身,而后者的辖境范围,即相当于明清时代的徽州府。较之新都郡,新安郡的辖境有所调整,大致相当于明清时期浙江淳安再加上徽州的一府六县。因此,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淳安所在的严州府与徽州府有着重要的渊源。歙县南乡俗谚有:“云上徽州,雨伞一丢,云下淳安,雨伞要担。”西乡人说:“云往绩溪,落雨淅淅,云往淳安,天晴昂昂。”明的是讲天气,其实也反映了两地的密切关系。而在淳安县城,亦有不少徽商活动的足迹。康熙年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裔程庭,途经淳安,他看到该县没有城郭,“水潆山抱,直吾歙之一大村落耳”。之所以说淳安像是歙县的一大村落,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淳安县城的规模很小,一是说淳安县城内徽派建筑相当之多,以致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淳安附水依山,与徽州同属新安江流域,从皖南经新安江一水直下,即到浙西淳安,当地有许多徽州人在此定居、营生,淳安的建筑及风俗均与徽州颇为相近,所以程庭才会有淳安像是歙县一大村落的感觉。笔者收藏有一批契约、书信,内容是晚清民国时期有关徽商在淳安开设的天和、福元商号从创立至收歇的整个过程,这当然只是畴昔大批徽商活跃在淳安的一个例子而已。
　　昔日来往于新安江上的过客,曾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描述了他们眼中的浙西风情。譬如,近代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有《泊淳安》诗,其中有一句:“雨声如耳语,细碎枕边轻。”相当细腻地刻画出新安江上旅人的感觉。一九三○年,钱兆隆指出:
　　淳安据江右,无城郭,惟浙江萦绕,无异天然保障,居民鲜少,商业萧条,盖一小县也。对岸有明海瑞庙,顶礼者颇不乏人。随近产玉蜀黍甚多,且粗而大,惟质较粳耳。自淳安以上,河床趋高,水力充足,土人多知利用水力,遍设水磨或水车于对岸,以砧粟黍麦焉。水磨之法至简,仅在舟之两旁,悬木轮各一,中横以轴,水流趋之,木轮则逆水而动,旋转自如,其用虽广,而其法至陋,若能用以发电,则其效用当不止此也。
　　在这里,钱氏不仅观察到淳安的县小无城,而且还注意到附近旺盛出产的玉米(亦即徽州人所谓的苞芦)。另外,他还提及新安江上的水碓和船磨,并敏感地指出,由于河流的落差极大,当地具有建设水电站的潜能。二十余年后,因建造新安江水库,淳安县城整体淹没,在排岭镇另建新城,形成“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独特风光。
　　由淳安县城行二十里,在晶莹碧透的江水襟带中,比较大的市镇是遂安县港口镇。港口古镇地处遂安港注入新安江之口,因此而得名。此处向为淳安、遂安与安徽歙县、屯溪等沿江城镇水路交通之要道,早在明代,就已形成港口市。及至民国,商业繁荣居遂安县首位,素有“金港口,银茶园”之说。据方志记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港口镇上的居民约一千九百户、八千余人,商店则多达百余家,主要有粮油、布匹、茶叶、杂货、中西药等商店。商店老板、店倌、学生等,有不少人都来自徽州,尤其是绩溪人,数量相当众多。据说,绩溪岭南一带的方言,是港口街上的通用语言。一九五九年,因建新安江水库,港口镇亦全部淹没水底。
　　晚清民国时期,徽州人编纂的《农工杂字》(抄本),对一年十二个月的日常生活节奏做了概括性的描述,其中的十一月条这样写道:“十一月节,将近过年,撰银钱,买年货,做小贩,挑扁担,往遂安,赶苗猪,下乐平,挑腌鱼。……”这是说徽州人经过一年的劳作,手头有了些许积攒,到十一月,开始为了过年置办年货。其中,有的是到江西乐平挑腌鱼,有的则前往浙江遂安赶苗猪。所谓苗猪,也就是仔猪。遂安地处浙西山区,交通闭塞,养猪成为当地积肥、解决肉食和家庭经济的主要副业,不少农户豢养母猪,将母猪所生仔猪销往皖南的徽州一带。这种情况,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存在。据当代畜牧专家的专业调查,一九四九年以前,遂安一带农家在屯溪、休宁、祁门、黟县、歙县经营遂安花猪的猪行就有三十多家,平均每年流出的仔猪多达两万余头。遂安花猪个体硕大,体质粗壮,耐粗饲,肉质鲜美,深受徽州民众的喜爱,故而人们每到十一月,就要前往遂安赶苗猪。从中可见,遂安港口一带与徽州的联系极为密切。
　　由港口镇续行三十余里,便到了茶园镇。茶园镇古称茶坡,在清代为淳安四大名镇之一。一九五九年新安江水库建成,茶园镇淹入水底,故址在今千岛湖东南湖区茶园岛附近。现在的茶园镇,则是一九八五年在毛竹源新址上新建。
　　老茶园镇是淳杭公路的必经之地,盛产青碧石,“茶园石”或“茶园青”在江南各地极负盛名,俗有“美石出茶园”之誉。早在明代,方志中就有“淳安县东五十里茶坡,溪南两峰相峙,其山产青碧坚石”的记载。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地理学家张其昀仍然指出:“茶园镇背山面江,流纹岩开采颇盛,俗称茶园石,乃浙西一带主要建筑材料。”其实,茶园石不仅是浙西一带“多仰给于此”,而且在新安江上游的徽州,茶园石之使用亦是随处可见。民国《歙县志》曾指出:徽州歙县等地“道路皆以石成之,虽穷乡僻壤,入山小径,靡不石也”。这些道路使用的石料,基本上都来自茶园。
　　关于茶园这一繁华古镇,过往文人曾留下不少记录。有一首《茶园》诗这样写道:
　　闻说茶园好,今来问俗宜。面河开户牖,凿石作生涯。
　　土物鱼盐贵,乡音歙婺歧。瓦窑埠头路,七里溯逶迤。
　　这里提到“乡音歙婺歧”,说明徽州歙县、婺源人为数众多。晚清光绪七年三月,返乡展墓的潘钟瑞在《歙行日记》中指出:“盖自严州径达新安,曰直港; 自金、衢而至新安,曰横港。皆从严州分路。……(十五日)晌午,过茶园,市镇颇大,有显佑王庙,额曰‘绍我见休’;又有新安会馆,额曰‘圣域济川’云。昔我族营生于茶园者不少,今寥落矣。”所谓直港、横港,正是徽商东下浙江的线路。从中可见,茶园镇也有大批徽商活动。一九三○年,钱兆隆指出:茶园“位于江右,去严州约百十里,民居若堡垒,窗牖窄小,地屋穹然,舟中望之,宅户分明,历历如绘。是地以产茶园石著名,其色青丽,质亦坚实,为建筑之良材,浙西一带,多仰给于此”。钱氏所说的像城堡一样的民居,其实指的就是徽派建筑。当地因徽州人众多,故建筑形式以徽派居多。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茶园镇旧照片中,仍可以清晰地看出,镇内以徽派建筑居于绝大多数。
　　茶园过后,有几处著名的江滩。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江南太仓人邵嗣宗返乡展谒祖墓,参与祠祭,并迎请自己的祖先神位入祠。他由新安江前往休宁,途经马没滩,看到此处的江水“波清若镜,可鉴毛发”。潘钟瑞在《歙行日记》中,亦曾详细描摹途经此处的感受:“自倒潭插而宗潭,而马没滩。……帆牵篙柁,并力齐施,舟子皆箬笠棕蓑。上滩时,邪许之声震山谷。谚云:‘一滩高一滩,徽州在天上。’言劳苦也。”稍后的潘介福,也叙及途经此程的艰苦:“……由此(严州府)以上,水更溜,随处皆滩,午刻至倒潭插,又经宗马潭、马没滩、下衙滩,势更急,声如雷,四篙四纤,方移一步。”新安江下游的这段,“水劲与石斗,激石水益怒,天风更助威,惊涛百丈吐”,湍急的水流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再加上狂风的肆虐,令过往旅人颇有惊心动魄之叹。上述几人所述,均是由下游逆水而上之所见。
　　由倒潭插前行十里,就到了严州府。《杭州上水路程歌》注明:由严东关十里处的富春驿,“有方腊将台故址迹。西北港上水,百里至兰溪县,亦通江西、闽、广之路”。方腊为睦州青溪人,北宋末年徽宗宣和年间起事,后虽兵败被俘杀,但有关方腊的传说以及相关旧迹,在新安江流域广泛流传。
　　
　　 二
　　
　　新安江,一名徽港,发源于安徽省与江西省交界的怀玉山脉率山主峰六股尖的东坡。它是钱塘江干流之一段,因流经旧新安郡境,故名。新安江是钱塘江的上游,以新安江命名的干流段,自歙县浦口流经南源口、薛坑口、漳潭、深渡、小川等处,至街口附近流入浙江淳安县,又东流至建德市梅城镇纳兰江与桐江相接。
　　新安江属山溪性常年河,干流穿行于丘陵、低山和盆地间,滩多流急,河床比降大,流域内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具备建造大型水电站的条件。一九五七年,水电站的主体工程正式动工兴建。该电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工期短,见效快,堪称新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奇迹。对此,周恩来总理曾亲笔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当时,围绕着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有一首《新安江散诗》就这样写道:
　　风呼啸,山猛摇,雨柱倾注,山洪暴发了。
　　洪峰高,冲山腰,奔腾怒嚎,似烈马奔跳!
　　新安江人拍手笑,举起大坝,放声高呼:洪水,你来得好!
　　庄稼地,你淹不了;房屋建筑,你冲不掉!
　　拦河坝――铜墙铁壁一道;蓄水库,要把你烈马性子改造!
　　水位日日高,闸门关得牢,哪怕一滴水,也休想溜掉!
　　涡轮已装好,洪水,你快涨吧,发电水位一升到,我们马上放你跑。
　　上述的诗歌,充溢着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河山的豪情壮志。在水库建设之初,人们对于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譬如,建德洋溪公社青龙头大队移民,就满怀欣悦地勾画着新安江电站建成之后的美丽生活图景:
　　过去青山头,秃岭出石头;落雨遍地水,无溪尽是河。
　　现在青山头,山坡绿油油;心齐泰山移,旱涝保丰收。
　　将来青山头,茶叶满山头;吃用样样有,生活乐悠悠。
　　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不过,历史的发展,却并未完全尽如人愿。我们应当看到,新安江水库的建设,也带来了环境、社会等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有的甚至迄今仍困扰着当地社会……
　　如今,当我们顺着新安江沿岸寻古觅踪,世事繁杂,星移境迁,昔日的繁华市镇已如过眼云烟,有的古镇沉入水底,旧迹早已荡然无存,有的则因水位上涨而与曩昔迥异。迄今,只有一些搬迁的遗物,尚可见证昔日的风情。我曾在皖浙交界处的歙南街口,看到唯一可见的老房子――张林福宅。这座被列入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代古建,为两进三开间,因原址位于新安江水库淹没区,故于一九五九年移迁至最高水位一百零五米的山岗上。而今,我们这些后来人,只能透过这幢孤零零的老房子,想象昔日新安江畔民众的生活环境。
　　新安江水库的兴建,淹没了无数张林福宅这样的老房子,也改变了新安江流域许多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淳安,宋代陈晔有诗曰:
　　我爱淳安好,溪山壮县居。
　　锦文光璀璨,雉羽泄轻徐。
　　比屋兴弦诵,多田力蓐锄。
　　廓然无一事,林下自诗书。
　　数百年来,僻处浙西的淳安,经济条件各有不同,但一般民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淡而悠闲的生活。青山绿水之间,是人们日夜耕读的生活图景。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水库建设,彻底打破了山乡的宁静……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十五时四十七分,新安江水库关闸蓄水,库内水位迅速上升,当年底,水位已淹至淳安老县城,至翌年雨季过后,库内已形成全面受淹的局面,淳安、遂安两座县城、三个镇、五个农村集镇,一千三百多个村庄,三十多万亩耕地皆迅速沦为水域,前后移民多达二十八万余人,外迁移民主要分布在本省以及安徽、江西二省,还有部分迁往上海、江苏、福建、北京、山西、四川、青海、宁夏、新疆和黑龙江等省市。
　　前后历时十数年的新安江库区移民工作,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国家特别行动”,其中,充满了极为复杂的曲折和偏差。数年前,一位七十五岁的老者,曾以“离故土,登舟启程频回首”为小标题,重构了移民背井离乡的场景:
　　……一九五九年三月春耕季节,……三月十七日早晨,(赋溪乡)五六村的全部移民挑的挑、背的背,扶老携幼挤出村弄里巷,大行军的队伍塞满了村边溪沿的大路。当走尽复兴路时,人们情不自禁地汇聚在方仙翁大庙广场上,大家叩头跪拜,虔诚地向全村的“坛主菩萨”诀别。汉尚书令黟侯方储仙翁庙是赋溪最早的古迹,系宋雍熙四年方氏始迁赋溪始祖方林之弟方荣所手创。如以方林于建隆二年迁居的发端时间推算,赋溪村至移民的一九五九年,已有九百九十八年的历史。如今这不复再来之一别,怎不叫人百感交集?难怪当村民挤出梅花城,跨过仙翁桥,离村老远,还不时回头探望!
　　新安江水面上,浮动着一只只装满移民和堆满零乱家具的木船,移民老少心情沉重地回首岸上的千年故土,渐渐地远去了。顺水行舟,十分快,不到两小时的路程便抵达铜官大坝。巍峨如山的大坝,正对头拦着一江春水。这时的大坝未蓄水,闸门似城门般地敞开着,移民船只由是鱼贯穿过闸门。侧畔是大坝工地,千百名工人头戴安全帽,各自奔忙,开斗车的,升吊机的,运沙石的机转皮带绵延三里路长,机声震耳。人们至此,不觉冲淡了惆怅和寂寞,生发出一阵阵兴奋感,脑际浮现出一幅祖国繁荣气象,不由得在心底暗暗宽慰自己,这全是为了国家建设……
　　这位老者是现住江西省资溪县高田乡翁石源石下村的方鸿志老人,从他的自述经历及文字表达来看,原先应是出自书香门第,具有极佳的文化修养。目前收入《新安江大移民》一书中他的回忆《赋溪村移与安情愫》,我总感觉有点欲言又止,少了许多怨气,是否受到删改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从中仍可看出当年移民的艰难。这些方仙翁的后代(也是农民领袖方腊的后裔),他们恋恋不舍地远离故土,历经今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磨难……然而,当他们望见巍峨的铜官大坝,看到新安江水电站工地壮丽雄伟的图景,脑际浮现出的却是“一幅祖国繁荣气象”,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建设”!这些淳朴的中国农民,真正可敬!他们在那个时代“多带新思想,少带旧家具”的超级政治动员下,“舍小家,为大家”,挥别故土,洗脚上船,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困苦,背井离乡,许多人在陌生的环境中备受煎熬,不少人因此一生穷困潦倒,有的甚至在贫病交加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失去故土的一群人,他们也是最留恋故土的一群人:
　　 归去乐,归去乐,山上山花红灼灼,
　　 山下山酒香漠漠,折花自插还自酌,
　　 …………
　　沧桑兴感,时移代易,这首数百年前的古诗,成了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缠绵。回归故里,更是不少人抑制不住的冲动……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寻找一个岛》,文中的女主人公冬英于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当时,她才二十四岁。兵荒马乱之际,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这些,深深地烙在她的脑海中。尤其是老家“新安江的水”,她总是絮絮地回忆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而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却早已沉入千岛湖底,不留一点痕迹。好几年,她时常梦见父亲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女儿,又回到了淳安(现在叫千岛湖镇),希望能找到父亲的坟。多情的亲戚为他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
　　……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个不错!”
　　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却是一片秃秃的黄土,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拉着冬英的手,走近水边:“那个时候,是小表姐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
　　这篇散文带着浓浓的乡愁,揭示了二十世纪新安江流域环境、社会的重大变迁。文中的“冬英”,就是作家龙应台的母亲。曾经陪伴着冬英童年、少女时光的新安江水,清澈透明,波光粼粼,闪烁在她四十多年的记忆里,也一并辉映在女儿龙应台的想象中。而眼前湖面露出的一黄土,就是祖父辈的栖身之所……
　　往事如烟,没入风中,沧海桑田,在这里真实地变幻。
　　 二○一○年初春于复旦
　　 (《新安江》,“河流文明丛书”,王振忠著,江苏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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