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学与基督教文化比较中探索中国民主化道路
时间：2020-04-23 05:21: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不同的政治结构。在政治结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又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通过比较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东西方不同政治结构形成的作用，并分析两者形成的文化原因，从而在比较中探索中国的民主化道路。
关键词：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民主
1.中国“众”式政治结构成因
在孔子对仁的界定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仁者“爱人”，一是“克己复礼为仁”。
1.1仁者爱人
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众”式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儒家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向上扩散为血亲家庭关系、一般社会关系和人与天下关系的“众”式，构成了儒家推己及人的结构框架。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修养，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使得身、心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儒家的“爱亲”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兄弟之爱，即孝与梯的“亲亲”的道德感情与道德行为。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父子之间要有尊卑之序，兄弟手足之间要做到兄友弟恭，夫妻之间要做到夫义妇听，如此方能“齐家”。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一向都是“家天下”的制度，不仅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世袭制上，整个国家也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由地方到中央的“众”式政治结构。因此只有治理好了小家，才能有治理大家——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只有治理好了国家，才能平定天下。
1.2克己复礼
礼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儒家学说是在“周礼”的基础上的。孔子一生都主张恢复周礼。他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儒家所说的礼，与周礼中的宗法制度一样，也是一种标志尊卑贵贱身份等级的制度。它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的学说。在礼制的调节下，臣要无条件地服从君，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所有等级地位低的人要服从等级地位高的人。西周时便已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政治结构，之后封建专制几千年一直延续着类似的“众”式政治结构。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王权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建立一种“众”式的等级，而皇帝，也就是天子，就在“众”的最顶端。等而下之，各级大臣根据各自的身份等级处在宝塔的不同地位。在宝塔的最下端，就是普通的百姓。维护这种等级最有效的理论就是儒家的“礼”。如果天下一日无礼，就会“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所以国不可一日无礼，礼废，就会“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只有礼，才能使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得以稳定。封建帝王以礼教化百姓，就是让百姓们认可并服从这种人为制定的等级制度。
2.十字架式政治结构成因
基督教从“上帝”出发的神与人之间的纵向之爱，上帝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横向制约的十字式结构，带出的是横纵相交、又相互制衡的伦理关系，对西方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1“神人相爱”和“人人相爱”的十字之爱
上帝对人的爱被称作圣爱，包括创造之爱、救赎之爱、护理之爱、恩典之爱及应许之爱。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一切可以让人得以生存的环境，之后又派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为世人背负他们所犯的错，这便是上帝对世人深切的爱。因此，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认识真正的爱，并给于爱。神是爱的根本，爱是上帝的给予的。
基督教对爱的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一爱神与爱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人对上帝的爱主要有崇拜之爱、敬畏之爱、感谢之爱，一方面在敬拜、默想、祈祷、和朝拜之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在人人都是弟兄之爱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些爱的表达又促进和加深了对神的爱。遵行上帝的话等一切的宗教形式都可以理解为人爱上帝的表现，他要求人以全部的心灵来爱上帝。因此，基督教借“神人相爱”和“人人相爱”形成纵横的十字之爱。这对之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思想上的奠基。
2.2“上帝至上”和“人人平等”的权力制衡
在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他对于被创造者有着绝对的主权，是至高至善的存在。按照基督教的理解，人作为被创造者向上要对上帝有绝对的顺服、敬畏和崇拜之情。在新约跟从主的代价中，耶稣说，爱父母、儿女、妻子、丈夫过于爱我的，不配作他的门徒。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和侵犯的。基督徒的一般生活准则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按照圣经的教训而行。这在基督教《旧约》申命记“十诫”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等。
基督教认为在神与人之间，神是至高无上的，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在新约遵行神旨意者皆为亲属中，耶稣说到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这边形成了西方人“人人平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这种超家庭的集团，打破了了家庭小群和阶级制度。但基督教排他性极强，起初是排外，之后便是宗教内部的斗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西方自由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虽然基督教是主张和平的。在当今世界，宗教斗争外化为个个集团的斗争。在政治上，如美国，其三权分立制度，便是人人争取平等，集团间相互制约的结果。
3.两者对政治的影响的异同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东西方政治文明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都为政治制度服务。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异在于儒家认为“爱有差等”，这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等级身份制度，而基督教的爱则是一种横向之爱，所以形成人人平等的概念。
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国，在经历夏商两代后，建立了稳固的宗法制度。先秦儒家强调“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是家族本位主义的典型代表。从家族到中国，从血亲到民胞，从小家到大家，也就从家族本位延伸到社会本位。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与“礼”巩固了“家天下”制度，这就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调整我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单位，f使中国政治得以几千年的延续，包括现在的一党制以及中央到地方行政区域的层层划分的实行，都是建立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上的。
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现代中国学者大都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如西方（主要以美国为例）这种中央直接管辖地方，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三权分立，以及联邦政府的关闭，其本质便是基督教文化中人人平等、权力制衡的体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话语权，可以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由每个人组成的不同的集团之间有着相互的制衡等等，都是每个人权利的体现。
4.吸取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通过上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得知两者对政治的作用，其长短优劣是需要具体分析比较的，不能笼统地贬中扬西或贬西扬中。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质是宗法人伦性的仁爱、和谐文化，它区别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崇尚强权的文化传统。
儒学从政治上讲，确实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学说。然而，儒学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而不衰，除了封建帝王的树立和提倡之外，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也是重要的原因。儒家主张仁政，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主张虽然是为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但所表现出来对民的爱护也得到了下层人民的认可。从古到今，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圣王”即领导，认为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归根结底也还是要靠领导的素养。千百年来的传统已经积淀成了现在的一个集中制，儒家文化中的仁与礼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和平。尤其是儒家“名分论”和“角色论”，让人找准自己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并坚守社会角色的分内应有之责和道德本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人各其位，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强调以名定责，主张责权对应，提倡义务的双向和交互。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正名的重要性，“为政必先正名”，大同社会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而，时代在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扩展，现代社会的角色伦理内涵远比古代社会的“名分”要广义和复杂得多。特别是在职业高度细化、社会生活越来越向纵深发展的当代，一个人充当的社会角色越多，承担的角色责任也就越多，因而更加需要加强角色伦理建设。儒家的“角色伦理”要求踏踏实实地逐步提升具体的人际关系。儒家把人看作具有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关系，并把人看成是动静复合的概念，是一种对人的深刻的经验理解。儒家“角色伦理”是从这里开始挑战了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儒家的“角色伦理”，通过关注日常生活行为，进一步复原了家庭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德行源泉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儒家“角色伦理”也有其局限性：不够民主。
当然，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中国也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我们应该吸取基督教文化中“人人平等”的思想，每个人都要有话语权。西方文化传统在近代催生了形式上的民主、法制和个人的人权，其对外讲强权得一部西方历史成为一部宗教战争史；对内讲民主、自由、福利和人权，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所以，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文明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关键是要深人细致地比较中西文化传统，在适合我们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创新，在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和心理的互动中，在制度创新与人格建构的结合上利用好中西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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