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现代文学 老舍 沈从文 鲁迅与丁玲: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二重维度
时间：2019-02-11 05:45:2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鲁迅与丁玲是两位因独特艺术个性而备受瞩目的作家。他们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挑战性无不显示了与“五四”精神特质的共同关联，在其丰盈的历史症候中，妇女解放无疑是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正是在此处，两位作家的叙述视点产生了清晰的分野，启蒙理性与个体生命寓言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二重维度与书写范式。
关键词：鲁迅 丁玲 现代性二重维度
鲁迅与丁玲是两位因独特艺术个性而备受瞩目的作家。他们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挑战性无不显示了与“五四”精神特质的共同关联。在其丰盈的历史症候中，妇女解放无疑是现代性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正是在此处，两位作家的叙述视点产生了清晰的分野，启蒙理性与个体生命寓言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二重维度与书写范式。鲁迅收入《彷徨》的《离婚》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皆以泼辣恣肆的笔墨塑造了中国传统婚恋伦理中的叛逆之女，表现了他们基于“人”的发现这一“五四”主题，对女性生存给予的现代性观照。但由于各自不同的生活体验和性别身份，促使他们以相异的现代性诉求，容纳了不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深度，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向度、价值理念。性别身份的隔膜，界定着鲁迅的启蒙思想徘徊在现代性场域中“疗救”的边缘；而借助彻骨的性别体验，丁玲在触摸个体生命深处的同时，完成了女性内在生命“分裂式”生存的悲愤书写。这一点，透过其人物形象的分析，传递出极为生动丰富的信息。
一、抗争与突围：“五四”话语的共同言说
《离婚》中的爱姑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均具有叛逆传统婚恋伦理的勇气，显示了鲁迅与丁玲不期然的“五四”之遇。爱姑在夫家大闹离婚，展现了对传统两性秩序僭越的强悍；莎菲则通过纯然女性视域对男性进行多层面的审视，敞开了女性的情欲世界，实现了对男权主宰的两性情爱伦理的大胆冒犯。
爱姑无论从外貌到行动皆充满了夺人的强悍气势。她“将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八’字”；对丈夫单方面所提出的离婚大闹了整三年；甚至气势汹汹地拆了夫家灶台。一系列的行为与表现，无不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个离三从四德很远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传统女性前所未有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勇气与努力。她拒绝传统弃妇所固有的哀怨与忧伤，以自已想象所能及的方式反抗传统父权给予女性命定的安排，以令人惊愕的姿态撕碎了女性低眉娇羞、哀哀而终的宿命式形象，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女性争取自主权的“突围表演”。
诞生稍晚于爱姑的莎菲则以独白的形式，舒展了女性的狂狷姿态。她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的情爱和欲望；惊世骇俗地敞开了灵肉冲突不息的女性情怀；在对身边男性的反复审视与把握中，营造了凌驾于男性之上的精神强势；通过把情爱关系中男性形象客体化，确立了情欲世界里的女性主体。
文本中的莎菲，一方面任由自己的情欲恣意张扬，在面对凌吉士“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时，不停地袒露自己的潜意识层面；另一方面，又毫不留情地撕开他“高贵的美型里”安置着的“卑劣灵魂”。她俯视苇弟的委琐，极端清醒地看穿了“那收藏在眼睑下面”的，“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她嘲笑毓芳和云霖禁欲式的恋爱，透彻地认识到蕴姐式的传统婚姻之于女性的残酷性。在她郁结不散的苦闷诉说中，展现了莎菲特有的清醒与孤独、人性三重自我的纠缠与冲突。
二、外化与内置：叙述视角的相互疏离
若深入到爱姑与莎菲叛逆性格表象下细致探究，可发现，在爱姑与莎菲对女性固有角色的守望与放逐中凸显出迥异的现代性内涵。其间固然有生存环境与自身素质差异的因素，更多则源于叙述者叙述视角的相互疏离。
爱姑农妇式的泼辣斗争，对自己婚姻角色虚张声势的固守，无非是依靠封建礼教赋予她“妻”之合法身份的权威以及家族男性众多而集结的强势。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爱姑大闹三年离婚，搞得对方鸡犬不宁的行为才合乎逻辑，才符合中国封建农村的宗法铁律。但她的斗争无法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与悖谬，爱姑拼命死守的无非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与传统女性的家庭身份，这实则是沉沦于那个时代的妇女难以被拯救和难以自救的社会现实。爱姑只不过是宗法社会织就的秩序巨网中稍不安分的一个，她左冲右突的同时又不得不紧紧攀附着网中的经纬脉络，否则她将坠入身份虚无的深渊，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角色认同。
正因为她的女性性别，男性作者鲁迅无法让她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爱姑不可能如鲁迅笔下的男性叛逆者那样具备知识分子式的清醒、个人自由主义战士式的英雄气概和悲壮色彩，她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个蒙昧的、富喜剧色彩的农村泼妇形象，一旦象征着封建绝对权威的七大人手执尚方宝剑君临，爱姑强悍与粗蛮的精神支柱便轰然倒塌。爱姑从反抗到被休回父家的结局。除了自身思想水平所限，致使她不可能具备个性解放的理性高度，但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性别意识的局限和迷茫，对于笔下这样一个锋芒过盛、蛮悍放肆、越出传统性别权力秩序等级的女性形象，作者除了将其归入“父之女”或“夫之妻”外将无处安置。作者与人物的性别隔膜，注定了爱姑永远不会像沙菲那样因具有清醒的性别意识而成为性别主体。作者在思想启蒙渐见深入的同时，其间因叙述视点的外化，彰显了对强悍女性辛酸的性别生存缺乏深刻体认的局限。
丁玲笔下的莎菲，从身体到精神，甚至话语权始终是女性自我的主宰。莎菲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理智与清醒，审视并评判她视野中的一切。她以严格的第一人称视点、有限视角叙事，展现了独属于莎菲个体眼中的世界。这一视点的内置，势必导致莎菲对外在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无所知晓，同时也促就了她那无畏、倨傲的狂狷，更赋予了作为叙述人兼主人公的莎菲审视所有列象的特权与自由。她如同一个“恶”的精灵，深刻洞悉了男性或委琐，或卑劣的灵魂，彻底否定并拆解了传统理想的男性形象。通过女性婚恋价值本位的确立，完成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与反叛。
莎菲作为满载“五四”时代烙印的知识女性，现代思想文化的熏染与提升，使她得以超越爱姑式的蒙昧反抗与肓斗，洗去爱姑村妇式的蛮悍与泼辣，褪去了爱姑喜剧般的“扁平人物”特征。通过展示女性潜意识层面生命本真的起伏与奔突，充分显示了立体丰满的“圆形人物”光彩，以及女性丰富的生命状态。莎菲通过自我放逐到男权中心世界的边缘，获得了女性独立言说的话语权，并在与外部世界的对话中，完成了背负时代苦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
同时，叙述者以纯然的女性话语，在莎菲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等“五四”核心话语之外，构建了莎菲作为现代女性鲜活生动的生命世界。莎菲对死亡不断地触摸与感受，对女性生存处境及命运清醒理智的把握，对个体人性三重境界及灵肉冲突的袒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意识与精神绝望，莎菲形象亦因此获具了此前文学中女性形象所不具备的现代性的丰富性。莎菲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同时代女性写作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拘囿于精神形式的爱情书写，或与“五四之子”并 肩而立在“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旗帜下，优雅地喊一声“女人也是人”的“五四之女”的青春形象与幽怨诉说，莎菲以成熟、无忌的眼光感知、理解女性自我的血肉之躯。
若说丁玲早在《梦珂》中，“梦珂的故事象征了走入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女性的共同命运：从乡村到都市，从反封建到求自由，非但不是一个解放过程，而是一个从封建奴役走向资本主义式性别奴役的过程，也是女性从男性所有物被一步步出卖为色情商品的过程”。莎菲形象则通过对女性自我的真切感知，借助对自我的放逐，从遥远的文化“彼岸”闯入了“此岸”人们的视野，激愤地诉说着女性生命和精神的苦闷真相。
三、民族与个体：现代性追求的两个向度
鲁迅和丁玲两位作家虽同处一个历史语境，但独特的生命意识与性别体验，构建了他们现代性追求中基于民族与个体生存的两种不同向度。如果说爱姑以其“类”的特征传达出鲁迅感受启蒙艰难的精神绝望；莎菲则以其个体生命意识的凸显透露出丁玲展现女性性别困境的情感倾向。爱姑的抗争悲剧若维系着深广的现实批判精神；莎菲的分裂生存则关联着人类精神追求无法圆满的永恒困境这一主题。如果说爱姑形象负载了亟待“疗救”的创伤；莎菲形象则传达了女性关怀与自审的愿望。
爱姑充满悖谬的反抗，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生存悲剧，更领略到了鲁迅深沉悲怆的启蒙情怀。爱姑强力挣扎却无果而终，从精神实质上则属于鲁迅笔下阿Q、闰土、祥林嫂谱系中的一个，同属于“老中国的儿女”、“沉睡的国民”。即便是她作为生存本能的一种抗争，却充满了不觉悟的不幸与悲哀。爱姑的形象与故事则为鲁迅有关“铁屋子”与“无物之阵”的隐喻作了注脚。“‘铁屋’理论所表达的无非是绝望，对启蒙有效性的绝望。”鲁迅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勇气，为人们掀开了“铁屋子”里面爱姑令人振奋的抗争却又转瞬即逝的悲哀。这种对于国民奴性的剖析与批判，源于鲁迅对民族、文化的整体反思与命运探寻的承担意识，也成就了他同时代其他创作无法企及的高度。
但是，在爱姑形象的塑造中，终因性别身份的隔膜，致使他在挖掘爱姑形象不觉悟之痛的启蒙悲剧意义的同时，却无法体认婚姻内核中，夫妻精神不能共鸣的日常生存中女性的痛苦。若如鲁迅所言：“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么鲁迅在对其行为和粗俗语言的白描中，实质上既是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竭力批判，也是对强悍女性涮顶品德缺失的反感，是对爱姑作为女性“全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实现”的失望。
从一种辩证的角度来说，鲁迅描写爱姑只是为了发掘其思想意义，并非源自对女性性别经验的体认。不写出爱姑强悍与软弱的强烈对比，就无法达到批判国民性深层痼疾的叙事效果，爱姑的形象将难符合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思想期待，其社会历史价值也将被削弱。文本充溢的批判意识与深深忧患，色调凝重悲怆，但一定意义上遮蔽了女性斑驳的生命色彩，失却了女性性别内涵的审美亮色。
若以同样辩证的立场观照莎菲形象，丁玲在揭示病态社会的同时，更多寄寓了对女性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怀，一定意义上，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叙事遥相呼应又相互补充。
莎菲形象的个体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她透彻的死亡意识和清醒的女性意识。她希望真正得到亲人朋友的“懂我”而死去。宁愿在自己爱欲得到满足的片刻快乐而死，宁愿在自我欲求与女性自尊无法完满拥有时，远离喧嚣的世界悄悄死去。愿以此种种来换取灵魂的自由。
其次是挥之不去的敏感、荒诞和孤独意识。莎菲埋怨刮风惊扰了她的本来就不易安睡的心，嘲笑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广告、法律纷争的虚无；她不满足亲人朋友盲目的爱，只好以骄纵、狂狷的姿态展现“谁能懂得我”的孤独与悲哀。这种人性异化与变态的现实生存，表现为深陷于现代人的苦闷、孤独、悲哀中的精神痛苦。莎菲作为找不到心灵家园的女性形象，是作家在对女性生存的关注与体察的同时，超越了生活表象而达到对世界和人生更为深刻和普遍的认识，也表现了作家对人类内在世界的自觉观照与认识的成熟。
若说鲁迅借爱姑形象的张狂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某种速写式勾画，丁玲笔下的莎菲之癫则可看做都市文化背景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寓言式表达。她狂颠的背后彰显的是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深度对立与隔膜。“形而下的自然性与形而上的社会性之间双重欲望的冲突，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切入的程度决定人性的深度。”爱姑与莎菲形象也正是在此处显出清晰的分野。
四、结语
总体而言，鲁迅与丁玲透过女性的抗争与突围，将自己的视点集中在“五四”开启的现代性场域，共同承担起现代文学关于妇女解放这一沉甸甸的诉说。但是，不同的创作原点促就了迥异的叙述视野，并因此构筑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双重维度与丰富内涵。
在爱姑强弱反差巨大的喜剧性抗争过程中，让人始终能感受到封建宗法权威的在场。莎菲如狂人痴语般的独白中，尽管或隐或现社会病态文化的面影，但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个体生命的张扬；若说鲁迅是通过爱姑形象表现了一个古老民族中的大多数在面对新思想的曙光，仍沉睡在懵懂的混沌中无法觉醒的悲哀，以及作者给予民族精神状态、民族命运反思与批判的理性深沉；丁玲则通过莎菲形象展现了一个敏感个体所能承载的生命重量与人性深度。二者皆基于对现代性的追求，展现各自不同的思考与探测，并达到了同时代少有人能及的情感宽度与思想深度。
无论是鲁迅的启蒙叙事还是丁玲的个体生命寓言，从精神内核上，实则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并行的两种现代性书写与传统，并形成了各自的文学谱系，从而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历久弥新的存在。即便是在红色叙事年代，仍隐晦曲折地蛰伏于滔滔革命话语的字里行间，穿越了隐秘的历史隧道。新时期的“新启蒙主义”无不显示鲁迅精神的在场，而尽显锋芒的“个人化写作”和绚丽绽放的女性主义文学显然与丁玲同属一个文化谱系的姐妹。历史的诡异无法掩盖鲁迅与丁玲各自所代表的现代性“范式”的坚强传统与经典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