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

　　本文作者来到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居多的清江中学后，耳濡目染，接受了革命道理，立志加入共产党。从口头申请入党，到把自己当成共产党人为解放四处奔走，再到10余次递交入党申请书，前后历时37年，其中有着怎样的坚定信念与坎坷艰辛？
　　
　　进步校园中受到感染
　　我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是1949年的春节，当时我正在开县清江中学读书。
　　清江中学成立于1947年春，是开县东里一批乡绅集资创办的私立学校。学校自始至终为进步力量所主宰，全校20多名教职员，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多达10余人，占70%。中共地下党员有廖化坚、彭德之、杜之祥、刘绍堂、刘俊杰、吴野虹、谢声骥、彭子如等人。彭子如还是1926年经杨�公、张锡畴介绍入党的开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中共开县温泉支部就设在校内，廖化坚任支部书记。教职工中还有民盟成员舒军、唐晓卿及进步教师肖世庸、汪和然等。学校董事长陆之龙、校长唐巨星均系当地著名的民主人士。
　　清江中学第一班招生107人，我是开学后才入校的第108名学生。在这之前，我曾在开县中学第33班读过两学期，后辍学1年半，在家务过农，当过店员，做过盐生意。清江中学创办后，我才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学校管理很严格，对学业要求很高。每学期6门正课，有两门考试不及格者就要留级。第一班108人入学，到毕业时只有39人，其中还有几名是从开县中学转来的学生。
　　学校学风很正，校园生活更活跃。廖化坚是学校教导主任兼我们一班甲组级任老师，他上音乐课教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茶馆小调》、《古怪歌》和《民主花儿开》等进步歌曲；童军教官彭德之上“公民”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讲要爱国、爱家乡，要讲平等、争自由，要做大事等；国文教师谢声骥、彭子如专门选上《水浒传》中的《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以及《卖炭翁》、《苛政猛于虎》等课；课余时，杜之祥教学生扭秧歌、跳集体舞，年轻老师也都来参加，校园一片欢腾。
　　学校办有两个壁报，最先一个叫《清江潮》，后来又增加了《旭日》。两个壁报社的社长均由我担任，但实际上是杜之祥主持，他和彭子如、谢声骥等老师审定稿件，我主要负责组稿和组织人员抄写。当时，开县温泉镇镇长、中共地下党员、著名书法家杨曾唯还为《清江潮》壁报题过词:“以清江之潮，洗涤民族之心”，影响颇大。
　　1948年杜之祥来校任教时，带来不少进步书刊，如《群众》、《观察》、《大众哲学》、《中国史纲》、《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和郭沫若《访苏记行》等。书的表面都经过伪装，乍一看去是课本或其它书籍。他把这些书交给我，我一本本看过后，又转给其他进步同学阅读。从这一年起，学校开办了暑期学园，学生自愿参加，除补习学业外，主要传播进步思想。寒假中也举办了类似的补习斑，只是范围更小。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学习，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而且上了心。
　　我在进入清江中学之前，做盐生意蚀本、当店员遭骗，家里连续两年的过年猪都卖来抵账和赔偿，因而对社会上的尔虞我诈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极为不满。于是，1947年下学期我担任学生自治会福利股长时，查出新来的事务主任黎伯祥贪污学生伙食费，十分气愤，在廖化坚老师的支持下，发动同学将其赶出了学校。我对共产党革命道理的认识更加具体，立下志向，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
　　1948年春节期间，我去了廖化坚老师家。晚上，我们同睡一铺，摆谈了很久后，我向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并表示一定好好干。廖化坚说，参加共产党可不是闹着玩的，敌人抓住了是要杀头的！我捡一句流行的绿林好汉的话说:“你都不怕我还怕？‘脑壳砍下碗大个疤’。你不是说干革命要出生入死吗？怕就不革命了。”廖化坚见我意志坚决，没再说什么，只让我好好干，并嘱咐说:“干革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光有热情不行，还得学会斗争方法，遇事要多动脑筋，小心谨慎，不能莽闯，一切行动都得听从指挥。”
　　这作为我第一次口头申请入党，没什么问题。然而由于无知，我却以为这就算是入党了，以致后来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廖化坚的“助手” 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打这以后，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共产党人，在廖老师的指挥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诸如送信、交通联络、打听消息、护送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组织同学参加进步活动等等。我在学校住廖化坚老师的寝室，他有事情就吩咐我。他与外面联系通常是我先打头阵，然后他才出面；外面来找他接头，也多由我先去衔接，他们谈事情时，我就在外守护放哨。
　　1949年4月14日晚上，我听从廖老师的话，回到学生寝室睡觉，一夜未眠。彭德之老师也不停地在外巡查，像是有什么事要发生。15日拂晓，温泉镇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在廖老师的吩咐下，我扮成采买前去打听情况。原来，川东游击纵队司令赵唯率领巴北、七南两支队袭击了温汤井。这之后，国民党便派来一个团清剿游击纵队，温泉镇上驻扎了一个营。他们发现清江中学师生很活跃，欲派一个连进驻学校，经过董事长陆之龙多方疏通，总算未驻扎校中，但仍经常到校内骚挠，并到校园中搞实弹演习，进行示威。学校气氛紧张起来，廖化坚三天两头要我去温泉镇探听情况，回校后又注意学校周围动态，有些什么人来往。有时情况紧急，还要陪他到处去找地方住宿，以防不测。
　　不久，中共开县地下县委书记王庸来校。王庸当时名叫王夔，是廖化坚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的同学，1939年在校时，王夔介绍廖化坚加入了共产党。王夔住在我的床上，当时他正患疟疾，白天，我给他抓药、熬药，端茶送饭。晚上，他们密谈，我就在外面放哨，住了好几天才走。后来才知道，王夔这次来是接廖化坚的组织关系，建立中共开县温泉支部。
　　从这以后，作为开县温泉支部书记，廖化坚的事情更多了，活动延伸到温泉镇上，而我一直跟随着他。他到什么地方，有时是我先打头阵，没有问题再接他一同前去；有时同他一道去一道回；有时我一人去，回来再向他汇报。
　　1949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和廖化坚等部分老师到彭德之老师家做客，他们闲谈、打麻将，我便出去找人。在路上，我碰到了父亲的朋友陈挽澜，他在温泉区公所工作。他向我打听廖化坚是否共产党员，我说廖老师人很好，数理化文样样得行，但是一天除了上课就是唱唱歌，打打麻将，哪里也不去，不像共产党，糊弄了过去。我则从陈挽澜处打听到马上要清乡，下午便把廖老师接到我家里。这次清乡是国民党在川东搞的一次大行动，持续了3天。到我家乡负责清乡的正是陈挽澜，他带领区丁住在保办公处九鼎寺，集合保丁对有嫌疑的人家，挨户清查。我安排好廖老师后，故意在九鼎寺当众请陈挽澜到我家吃饭，他推说公事繁忙没去，但我家也没受清查。清乡结束，我送廖老师回了家。
　　1949年9月，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狗急跳墙，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游击队员，白色恐怖加重。学校的气氛也更加紧张起来，白天经常有国民党的部队来骚扰，晚上则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校园周围游荡。10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董事长陆之龙传来消息，敌人要抓舒履文老师。舒履文本名舒军，是当时重庆民盟机关工作人员，1947年国民党“六一”大逮捕时被捕，关押于渣滓洞，1949年春经营救出狱，化名来校任教。廖化坚老师当即叫我把舒军和唐晓卿送离学校，使敌人扑了空。
　　11月中旬，廖化坚老师叫上我，翻山越岭，摸黑避到甘家沟家兄李炳全的佃户家。期间，唐校长的父亲被国民党兵“拉肥”抓走，需筹巨额金钱取人，因而离校托人办事去了，学校群龙无首，师生纷纷离校。我当即将廖老师接回来，学校挂牌由廖化坚代理校长。但学校仍然难以维持，国民党军警特务更加猖狂，到处张牙舞爪抓捕人，声言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学校只好疏散教职工，放学生回家。廖化坚先回紫水坝家中，杜之祥到温泉镇河东亲戚家，彭德之和我留校，同他们联络。不两天，杜之祥送来一张纸条，折叠成“又”字形，要我尽快送给廖化坚，内容我不知道，只见露出外面的落款为“小D”。
　　第二天早晨，我便同几位同学从我家出发，由三哥李椿华护送，抄山路绕道去了紫水坝。当晚，我们住同学廖立达家的三楼，见隔壁的房间靠墙壁摆有好几十支步枪，一问才知是紫水乡公所，便商量决定联系游击队来提取这些枪。我们给三哥写了一封信，叫他立马联络游击队前来，我们在此里应外合。信写好后，又用浆糊在面上贴一层信笺，再在上面写上几句问候的话语，很幼稚地就把这当成密信，托一位担盐的力夫带到温泉镇三哥家。我们还商量此事先不告诉廖老师，等游击队到后再告诉他，由他来指挥。
　　我们白天在山上，晚上则到一些同学、熟人家住，每住一夜都要转移，真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紫水坝住了几天，不见三哥的消息，听说赵唯的游击队有一部分经麻柳乡进入了宣汉县，我们便借故看望同学去到麻柳乡，在那里大约住有一周，也没找到游击队。此时，廖化坚派人来叫我马上回去。待我赶回紫水坝，他已离家去了开县县城，留下话说他和杜之祥一道进城去了，解放在即，准备派一批人到县政府工作，让我立马赶进城去。我赶往县城途中碰见廖化坚从县城回来，他说:“开县今天已经宣布和平解放，杜之祥已留在县里工作。”这一天正是1949年12月8日。
　　
　　“冒牌”共产党
　　我们转身回到温泉镇后，根据上级批示，“开县温泉区解放工作团”当晚在河东盐税局成立了，由一名叫陈宏基的绅士挂名任团长，廖化坚任副团长，主持全面工作。我任青年学生委员，负责组织青年学生在温泉区开展宣传，具体工作是到各保召开民众大会，宣传讲解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安定民心，以及到各乡镇接头联系筹备接管事宜。其中关于“中共和谦假支部”的事值得说明一下。我同舒军老师一道去和谦乡安排接管工作时，当地有两名中共地下党员，除乡长杨绍周外还有一个叫陈卓轩。我们把乡公所的工作安排好后，又研究了一批青年学生名单，计约20余人，组织起来开展宣传，庆祝解放。这个名单我交给了廖化坚。由于当时和谦地下党属赵唯系统，廖化坚就将此名单转交给了他们。他们后来在移交组织关系时，将其当成党员名单一齐交回开县，这样就造成了以后的“中共和谦假支部”。
　　1949年12月下旬，我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42军唐山军大。没几天，部队发下一个表格，其中有一项是曾参加什么组织，我就填了共产党。队长找我谈话，问我在什么地方入的党，既然是党员为什么没有组织关系？我不懂还有什么组织关系，就把我同廖化坚一起活动的情况简要说了一下。他不信，说我是“冒充”，我不服，就跑回去找廖化坚。廖化坚对我说:“当时由于你太‘红’，怕发展你后容易暴露，后来上级又有指示停止发展，所以没吸收你入党。现在你只有以后在建团时，先加入青年团。”
　　原来如此。刚解放时人们都称我是小“共产党”，我听了还心安理得，没想到情况是这样。当时暗想，幸好跑回来了，要不真的要成为一个“冒牌货”，背一辈子黑锅。谁知这事还未了结。关于擅自离开唐山军大问题，原以为我是在队长面前说了才走的，至于批准未批准，没当成一回事。可在整风学习中，意见铺天盖地而来，什么“无组织无纪律”、“脱离革命队伍”，“开小差”、当“逃兵”等等，挨不完的批评，做不完的检讨。好在组织上以教育为本，对我说:“同志们批评你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过分的。”结论为不算“脱离革命和开小差”，勉励我要吸取教训，好好工作，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热切希望入党到心如死灰
　　闹了一阵情绪，但信仰未变，我经过不断学习，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翻开1950年4月14日的日记，我是这样写的:“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不仅应当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且应当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现实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所以党员的利益与人民的、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对民族、对革命、对本阶级、对党，表示无限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与党的利益。”
　　1951年秋，我被派往川东国营万县机器厂当保卫干事。这个厂是解放后利用抗战时期的第27兵工厂旧址组建的新厂，有100多名职工。我去后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当时上级指示，在工人中发展一批党员，在厂里建立党支部。我除了负责审查发展对象的政历外，还要为他们上课。经过政审，第一批确定了4名老工人，由我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员八条标准”。1952年1月18日开始讲第一课，每周上一课，每课讲一条，每讲完一课就组织讨论，提出问题进行解答。在此期间，我也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而且很自信，认为这次入党是稳操胜券。然而事实却大出意料，厂里的4名积极分子入党时，我却被开除了团籍。幸好川东公安厅韩科长到万县检查工作，发现我是遭受打击报复，将我调回公安厅，支持我向上级申诉，历时近1年，才恢复了我的团籍。
　　1953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三版头条发表了以《我向坏现象作斗争竟遭受打击•团万县市工委不予支持反而开除了我的团籍》为题的来信后，我得到来自各方的支持，团四川省工委专门通知我赴成都解决了问题。对此，我很感动，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如此坚持真理，维护正义。我更加热爱党，从而对入党的要求更加迫切，连续两次向党提出申请。1953年10月25日，第3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自己的坚定决心。1956年，我第8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后，8月11日，终于在复兴隆煤矿党总支大会上获得全票通过，名单被上报到中共北碚区委组织部。
　　这时，复兴隆煤矿公私合营，组建领导班子，组织上要我去任人事科长。区公安局也欲调我回局工作，听说矿里准备安排我去搞人事，就催我赶快回局。矿总支书记尹树云对我说:“你先不要忙着走，等你入党问题批下来后再走，免得另起事端，发生不必要的变化。”可我想，既然已经报了区委，我回公安局也没出区，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吧。在一科科长的催促下，我离开复兴隆煤矿，回到了北碚公安分局。
　　问题果不出尹书记所料。我调回公安局，组织部将我的入党材料也转到公安局，但协理室收到后，说我的历史证明材料不齐，通知复兴隆党总支补充。于是，中共复兴隆党总支即派我当时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保卫干部宋聚祯，亲往我家乡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后，宋聚祯鉴于我在解放前参加的地下党活动，在调查报告中提出我的入党候补期应由原来提的1年改为半年。
　　1956年冬，北碚公安局局长刘汉山代表党组织与我谈了话。按正常程序，党代表谈话后就只等上级批示了，但是一等没有消息，再等还是没有消息。直至1957年春的一个傍晚，科长鲁远步约我去散步，谈到我入党的问题，是因为党中央通知暂时停止发展，而我补充历史材料拖延了时间，没能赶上。当时，我认为党组织说的和做的总是对的，马上向鲁科长表态，表示今后更要好好地干。可惜我当时没有思考，多问个为什么――按党章规定新党员入党是以支部大会通过为准，我是8月通过的，为何要受年底中央停止发展的限制？！因此，即便申请入党未得批准，而我在公安局未申请下放却被下放（下放就意味着踢出公安部门），都未引起我的怀疑。我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入党，连连不断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虽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也没产生过其它想法，只觉得入党之难，难于上青天。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周扬黑线人物，随后又被打成“三老会”、“五一六”分子，关牛棚、遭批斗，人事保卫部门公布我的档案材料，白纸黑字写着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漏划右派”、“一直系亲属被镇压”等等罪状。显然，这是北碚公安局政治部门的“杰作”。读罢，我才恍然大悟。不过，这反倒使我心安理得，幸好没入党，要不我这个“牛鬼蛇神”又会增加一条罪状――钻进党里来的异己分子，将更使我无地自容。“吐故纳新”运动中，不少老党员被清洗出党，一些所谓站队站对了的“有功”人员，纷纷被吸收入党，我所在单位居然还出现了先当党总支委员，然后再“入党”的稀奇事。这多么令人寒心！我再怎么诚心、再怎么创造条件争取，也无济于事。算了，算了！我终于死了“入党”这颗心。
　　
　　解开心结 投入党的怀抱
　　20世纪80年代初，我奉调到北碚地方志办公室修志。一天，负责党史工作的唐宦存主任从成都开会回来，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入党？”听到这话，我过去会感到羞愧，当时却只觉得吃惊，他为何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原来，唐宦存在成都开会时遇到了杜之祥，他在万县地委党史办当主任。杜向唐打听我的情况，听说我还没入党，就将我们当年在清江中学活动的情况告诉了唐。所以，唐宦存主任回来后，一方面向党组织介绍了我的情况，一方面找我谈话，动员我再次申请入党。
　　入党之心，我确实早就丢掉了，但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对党的信念可说是根深蒂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党派均大发展，不少朋友动员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都一一谢绝。我的想法是:共产党我入不了，其它党派我也绝不会参加。何况党的宗旨并没变，还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当不了共产党员，我也要当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杜之祥的出现，勾起了我对清江中学那段历史的回忆，革命的烈火又在我心中燃烧起来。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提笔写下《要求党重新审查我的入党问题》，除了表明自己对党的坚定信念，也把积压了20多年的心结向党倾述。其中主要涉及3个问题:
　　第一，家庭出身问题。我家有6弟兄、3姊妹，以兄弟排行我是老四，弟兄姊妹统算我是老七。我不到10岁时父亲逝世后便分家。由母亲抚养的有姐姐2人，弟弟2人，加上我共6人。收租35石。我在十四五岁时曾失学两年，从1947起，又一直在校读书。因此，家庭出身为地主，本人是学生。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至于是个大地主、小地主我没去考虑它，党的政策一贯是“有成份，不惟成份论，重在表现”，考查了这许多年，我的表现究竟如何？
　　第二，因“四清”时，人事部门、保卫部门贴出大字报，说我是漏划右派。这恐怕是事出有因，况且当时是在所谓“揭老底”、“公布档案”的高潮中，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同我谈过此事，这究竟是为什么？
　　第三，“直系亲属被镇压”，这就是反属。是的，有这么一回事。我有个三哥，当过土匪（由此引起我们分家），解放前夕与游击队有联系，做过一些好事。可是，解放后他又追随混进游击队的匪首去抢劫，据说还打死了人。这是我参加革命后听说的。1951年在川东公安厅，镇反运动开始时，我就主动检举了他，检举信刊于1951年4月19日西南《新华日报》第六版，现在仍有据可查。在当时是叫大义灭亲，是划清了界线的光荣的事。谁知，公开是这样说，暗地背黑锅。未必是党的政策如此？恐怕是掌握、执行政策的人不称职吧！在革命阵营里背了30多年的黑锅，长期如是，怎不痛心。同时，按规定，弟兄并不算直系亲属。结果是好的不算，坏的则非算不可。我入不了党，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我很惑疑。
　　写完这封长信，我长久压抑的情绪也得以开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政治上生机勃勃，经济上欣欣向荣，这种活力再次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要在生前完成36年的夙愿。1984年2月9日，我最后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自愿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立志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坚贞不屈，不叛变，不投降，把党的生命视为第一生命，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不渝，争取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理想终于实现了！经北碚区地方志总编唐文光、副总编王力之介绍，中共北碚区政府办公室支部于1985年2月6日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报请北碚区委组织部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1年，按期转正。至此，我的入党问题总算挽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句号来之不易，距离我第一次口头要求入党已37年，距第一次在复兴隆煤矿党总支部通过我入党申请也已29年。这是一个多么艰难、曲折而漫长的历程，然而我对党的信念一直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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