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杨贵犯错 红旗渠的缔造者杨贵
时间：2019-02-21 05:33: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来中国访问的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红旗渠早已全国闻名，而红旗渠的缔造者杨贵却鲜为人知。
因红旗渠而名震一时
1954年，26岁的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虽然他当时还比较年轻，但15岁就入党，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他对林县并不陌生。林县位于河南正北，靠近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个山高坡陡、土薄石厚的贫瘠山区。早在山中打游击战时，杨贵就听说过林县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时都不洗手不洗脸，长年累月不洗衣服，只有在婚丧嫁娶时才舍得去缸里舀一点点水来洗脸，全家人合用一个洗脸盆，你洗完了我洗，洗完的水也舍不得倒掉，或喂牲口，或拿去浇菜。林县姑娘嫁人的标准是“不图你的万贯家产，就图你有水洗脸”。
来到林县后，杨贵暗下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要让林县人民解决缺水问题，在生活上来个大翻身。他组织县委一班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根据林县境内有几条河流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出地下的水，蓄存住天上的水”等几条能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并制定了中期和长期规划。从1955年开始，他就带领群众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座中型水库。
就在杨贵为林县人民生活即将得到改善而欣慰时，1959年的一场大旱将他的美好愿望击了个粉碎。这场大旱让流经林县的几条河流全部断流，已建成的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都干涸。面对这种情况，杨贵清醒过来：必须主动走出去找水。
1959年6月，林县派出3个调查组顺着漳河、淇河和淅河逆流而上，寻找新的水源。很快，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上。漳河最大流量达7000立方米每秒，即使在枯水季节也不少于10立方米每秒。
在杨贵的努力下，山西省委方面同意林县引水。1960年春节刚过，杨贵就带领近4万名修渠民工，自带口粮、被褥和简易工具进驻工地，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险滩峡谷中坚持苦干了10个春秋，逢山凿洞，遇沟架桥，硬是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高151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在太行山上建成了闻名中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杨贵也因此名震一时。
因红旗渠遭批斗
红旗渠开工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参加修渠的干部民工每天每人一斤大米，一斤半蔬菜。这在当时已是比较高的生活标准了。由于“大跃进”、“浮夸风”，使许多地方的老百姓断了口粮。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设项目全线下马，红旗渠也面临停工。杨贵心里清楚，一旦停工，整个工程很可能会夭折，如果不停，又违反中央政策。最后，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继续开凿红旗渠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杨贵的这一折中方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不放，受到批判。1966年9月21日，林县“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这天凌晨，河南省安阳地委一名副书记带着地委机关200多人，开着7辆汽车来到林县，用大喇叭高喊“打倒杨贵”、“杨贵是搞资本主义的黑典型”、“杨贵是反对毛主席的”、“修红旗渠是杨贵为了捞政治资本”、“红旗渠是黑渠”等口号。到了10月份，造反派对杨贵的攻击变本加厉。杨贵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心扑在工作上，继续修建红旗渠。1966年11月下旬，一场针对杨贵的阴谋又悄悄展开。
这天，安阳地委书记和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来到林县找杨贵谈话，说是要协商解决林县和安阳的对立问题。他们向杨贵说，希望换个地方谈话，杨贵没有任何戒心就同意了。他们带着杨贵到了红旗渠上的南谷洞水库去谈话，一天后又要求换地方。就这样换了3次地点后，杨贵被骗到安阳，关进地委机关一间５平方米的小屋里。第二天，杨贵被连推带搡地拉到一帮人面前，那帮人凶神恶煞地问他：“你说，你是不是走资派？你修建红旗渠是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你是不是挥霍了国家的退赔款？”一连串的质问，搞得杨贵目瞪口呆，他咬着牙与他们争辩：“我不是走资派，修建红旗渠是造福林县人民的，连周总理都支持我建红旗渠！”
逼供没有得逞，安阳地委的造反派们便来到省委，逼迫省委撤销杨贵的职务。省委的主要领导顶不住造反派的压力，只得同意撤了杨贵的职。
1966年12月5日，安阳召开了５万人参加的批斗杨贵大会，让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在会上揭发说是杨贵迫害了她。会议一结束，杨贵又被拉出去游街，后被关在安阳地委的一个小院子里。
因红旗渠受到总理关照
就在安阳地委机关造反派与林县反对杨贵修建红旗渠的一些人联合起来，准备在安阳和林县掀起更大规模的造杨贵反的运动时，消息传到了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非常着急，立即请谭震林副总理给河南省委打电话，让杨贵火速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省委将电话打到安阳地委，却被扣压。周总理见杨贵没有来北京，再次让河南省委打电话催促，谁知依然被造反派给扣了下来。
1967年，周总理得知杨贵受迫害、遭摧残的情况后，极为重视，亲自打电话给河南省革委会筹委会主任刘建勋，让他无论如何找到杨贵，确保他的安全。1968年4月，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贵终于摆脱了造反派的控制，担任林县革委会主任。
重新开始工作的杨贵很快从被批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带领近万名民工再次拉开修建红旗支渠的大幕。到1969年7月，杨贵和他的挖山勇士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开山填壑，共修建了41条支渠，终于使红旗渠工程胜利告竣。
当支渠上插着的红旗迎风招展时，杨贵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了。他对着太行山大喊：“总理，我建完了红旗渠！林县的老乡们，我终于可以让你们有水吃了！”
1969年７月９日，《人民日报》以《林县人民十年艰苦奋斗，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为题，对红旗渠工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并配发了社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随即，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红旗渠的人络绎不绝。加上《红旗渠》纪录片在全国放映，红旗渠的名声响彻中华大地，甚至超过了当时农业战线的旗帜――大寨。
1970年，林县被正式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周总理带领我国各级领导和国际友人到林县参观。
也就在此时，偃旗息鼓的造反派们又纠集在一起，四处造谣，说“红旗渠是刘少奇、邓小平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杨贵是只抓生产不突出政治，穿新鞋走老路”等等。为了达到整倒杨贵的目的，造反派跑到省里向省革委会一名领导告状。这名领导本来对刘建勋安排杨贵出来工作就非常不满，此时见刘建勋经常生病不能上班，加上听到造反派的“控诉”，如获至宝，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作出指示：杨贵修了一条小小的红旗渠有什么了不起？他不突出政治，与中央唱对台戏，从现在起，要在林县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名领导的指示一到林县，杨贵马上就被告状的造反派拉出来批斗。
1972年10月，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到林县考察。当她得知杨贵被迫害的消息后，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专人紧急送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
周总理阅罢，非常气愤，通知杨贵火速来北京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河南省委常委和河南省军区党委会议。杨贵接到通知后赶赴北京，一走进会议室，李先念副总理便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杨贵同志，委屈你了，康克清同志反映你挨整的信，我们都看了，总理也看了，他们把你整得好苦哇！”说完，李先念又指着河南省革委会的那名领导，说：“你为什么要整杨贵，他修建红旗渠是大功臣呀！周总理让我给你带个口信，你为什么要反红旗渠？为什么要整杨贵这样的好同志？你必须给总理说清楚。否则，你是过不了关的！”李先念的一番话，让杨贵极为感动，那名领导则哑口无言。
11月２日晚，周总理接见河南与会的全体人员，再次斥责了那名领导。这次会议对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创举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会议结束时，根据周总理的提议，河南省委决定调杨贵任安阳地委书记兼林县第一书记。
1973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经周总理提名，杨贵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1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杨贵被调到公安部工作。
杨贵离开了林县这个既让他闻名，又让他伤心的地方。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回过林县，不是他不想红旗渠、不想那些可亲可敬的乡亲，而是他对当年被造反派迫害的事情还心有余悸。林县老百姓多年来一直念着他们的杨书记，只是不知道其下落，以至于林县流传着杨贵早已去世的消息。直到1990年4月5日，纪念红旗渠通水25周年的活动在林县隆重举行，主持人宣读杨贵发来的贺电时，林县老百姓才知道杨贵还健在，全场立即欢呼起来。
1991年，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红旗渠题词：“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杨贵应邀出席在林县召开的李先念主席给红旗渠题词的揭碑仪式，当现场主持人介绍到杨贵时，会场5000人沸腾了，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长达10多分钟。
会议结束了，台下的人依然不动，全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杨贵！杨贵！”杨贵含着泪走下主席台，颤巍巍地把双手伸向群众，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杨贵，希望能够面对面地看一看他们的老书记。林县群众的热情打开了杨贵的心结，1993年5月，他携夫人回到林县，如同当年下乡一样，一头扎到村民家，走了一村又一村。当听到村民们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时，杨贵高兴得不住地点头说：“好，好。”
2010年9月24日，80多岁的杨贵老书记再次回到他生活战斗了近20年的林县，走村串户地看望当地群众，与他们拉家常。乡亲们对他的热情欢迎和爱戴，常常令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只要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老百姓都会永远铭记在心。这对我们每一位在任的干部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压题图：红旗渠）
（责编 王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