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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如何重铸商机?

    时间:2020-05-12 05:18: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宁夏中卫,一列火车正在穿越沙漠。包兰铁路是连接我国内蒙古与西北的重要铁路,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铁路通道。在宁夏中卫市的腾格里沙漠边缘,为了克服沙漠地形,修建了壮观的回旋展线来使铁路能够得以爬升

    “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5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8月27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说,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作为一项世纪工程,5年时间实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本身就是成就。下一阶段的“聚焦重点、精雕细琢”,面临的考验会更大,挑战也会更多。这更需要回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本源。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个倡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中国副外长乐玉成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延伸。对于国际社会,“一带一路”主要讲述的是“经济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倡议都聚焦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经济视角就要遵循经济逻辑,这是决定“一带一路”能否行稳致远的关键。

    聚焦经济逻辑

    “一带一路”本质上带有经济逻辑,但5年来遭到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审视”。现在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与官方本意的偏离。无论是实践还是外宣,都有必要对这个倡议“正本清源”,突出其经济逻辑。这需要从“一带一路”的提出说起。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发表演讲时说,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为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时说,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次建国以来级别最高(7位政治局常委均出席)的有关周边外交的会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有突出的经济视角。冷战结束之初欧美对中国的制裁,为中国强化东南亚外交提供了外部助力,其中经贸合作是绝对的主题。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联系开始变得紧密。

    “一带一路”背后有着明显的经济逻辑,那就是创造区域生产链,并让中国在其中扮演高端制造和创新以及标准设定者的角色。

    中国周边外交中经济导向的特点,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相较于美欧国家长期作为中国出口的终端市场,周边国家在中国外向型经济中最突出的作用,就是生产链的整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产业链上的升级,需要以周边为抓手,并向外延伸。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文章称,“一带一路”背后有着明显的经济逻辑,那就是创造区域生产链,并让中国在其中扮演高端制造和创新以及标准设定者的角色。

    “创造区域生产链”并非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坚实的现实基础。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19%增加到26%。而同期美國这一比例仅从13%微增至15%。这意味着,在“一带一路”正式大规模实施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已经呈现明显加速融合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可谓顺势而为。

    世界银行今年5月一篇题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联系》的文章,也印证了区域经济融合的趋势。这篇报告统计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66个国家(分为三大区域:欧洲、中亚;东亚、太平洋;西亚、北非和南亚)的贸易数据。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出口额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31%增加到2015年的44%。这一时段,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在世界总出口额中的比例,从21%增加到37%。

    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些,就更能理解为何“一带一路”是顺势而为。意大利学者恩里科·法恩瑞与乔治·普罗迪,在2017年一篇关于“一带一路”的学术文章中提到的一组数据,很能说明全球贸易联系变动的趋势。根据这些数据,1995年,跨太平洋海上贸易量,在全球海上贸易量中占比为53%,欧洲与远东(主要是东亚)之间的贸易占比仅为27%。但2015年,这两条海上贸易路线全球占比变为44%和42%。如今海上贸易依然是全球贸易主要线路,上述一降一升的变化,无疑凸显了全球贸易上的“欧亚融合”特征。

    经济上的融合需要“联接”去推动和巩固,“一带一路”前期聚焦基建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在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领域依然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升级版的“走出去”战略首先着眼于基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欧亚大陆对基建的需求。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2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势头,截至2030年,全球需要在基建上投入52万亿美元,其中亚洲需要投入26万亿美元。

    美国兰德公司今年初的一份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受制于基建设施落后,这些国家中约25%没有出海口,贸易上严重依赖公路、铁路运输。根据该报告,铁路联接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出口有2.8%的提升作用。此外,基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年6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基建上增加相当于GDP1%的投入,能直接和间接增加的就业岗位,在印度是340万,印尼是70万,美国是150万,巴西是130万。

    由此可见,基建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刚需”。“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国内经济转型与外部经济大势之间很好的“连接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文中称,很大程度上,“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标志性转型,意在努力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相比较而言,习近平的设想更具有前瞻性,以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轮廓。

    正视风险挑战

    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报道,马来西亚取消了属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三个能源管道建设工程。今年7月,包括这三个工程在内的价值约23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在马项目已经被叫停。报道还称,作为“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旗舰计划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并未被取消,但正在受到重审。而美国一家咨询公司今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2013年以来,中国在6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宣布投资的1674个基建项目中,有约14%(234个)遭遇到了麻烦。

    上述统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即便基本属实也属于正常现象。仅就经济层面而言,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等行为,本来就带有高风险的特点。总部位于荷兰的毕马威咨询公司1999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总结出的规律,在业界被视为企业海外行为成功率的权威参照。根据这份报告,企业的海外并购能带来增值的项目仅占17%,30%的无增值也无损失,失败的案例高达53%。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刚起步5年的“一带一路”,应该抱有一定的“容错率”心态。

    2000年以来东南亚已建和在建的基建项目中,日本投资占2300亿美元,中国投资是1550亿美元。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5月的一篇文章称,尽管遇到了一些挫折,但重要的是认识到“一带一路”是长远计划,很多工程还处于规划阶段且未来数年也不会完工。“尽管中国的投资遇到了不同的回应,一旦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几个关键项目,受欢迎度就会更高。这意味着第一波工程项目的成功尤为关键。”这样的案例已经出现。比如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肯尼亚的蒙内铁路项目等,即便是带着质疑看待“一带一路”的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项目是成功合作的典范。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对“一带一路”长期面临质疑、遭遇挑战做好心理准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组建亚投行、新发展银行,都是近年来中国积极主动的外交行为。但后二者以实体机构的形式呈现,相比而言“一带一路”处于“虚拟”状态。虚拟就可能制造神秘。这样一来,保持警惕、追问意图,就成为某些国家的本能反应。此外,出于对冲风险的考虑,很多国家都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是它们合作伙伴之一。

    如果这种“对冲”有了外部的“接应”,那么“一带一路”面临的局面可能会更复杂。今年9月19日,欧盟公布《联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的政策文件。这个文件被外界视为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马来西亚取消“一带一路”三个项目固然有国内原因,但也很难否认与欧盟毫无关系。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这份文件制定前,欧盟与一些东盟国家进行了数月的沟通。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这份被称为“欧盟道路”的计划,以基建为切入点,强化与亚洲的经济、教育、人文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该计划在内容设计上与“一带一路”高度重合,但主打“高标准”“可持续发展”牌。为此,欧盟将在2021年至2027年把对外行为预算提升至1230亿美元。莫盖里尼在宣布这项计划时说,欧盟未来对亚洲的投入可能增加3~4倍。此前的2015年,日本公布了“高质量基建伙伴关系计划”,承诺投资1100亿美元。

    莫盖里尼称,欧盟的计划并非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任何其他国际倡议。在某些学者看来,欧盟此计划针锋相对的意味或许真不是很强。在特朗普政府强推“美国优先”以及中国主动开展经济外交的背景下,作为国际舞台重要玩家的欧盟在外交上不能无动于衷。日本提出基建计划也有其自身的逻辑,因为日本至今仍是东南亚基建领域的领头羊。根据新加坡BMI研究所的数据,2000年以来东南亚已建和在建的基建项目中,日本投资占2300亿美元,中国投资是1550亿美元。

    针锋相对意图最明显的是美国。9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国际投资促进法案,主要意图是帮助美国企业扩大包括基建在内的海外投资。表面上看,美国的做法与欧盟、日本类似,但事实上远非如此。美国国际事务分析师亨特·马斯顿今年5月在一篇题为《美国应警惕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文章中称,经济联系与军事存在之间会内在地相互强化,经济实力的天平向中国倾斜时,以“一带一路”形式开展的竞争就会削弱美国的安全承诺。“如果美国想在印太地区维持经济和军事主导权,就应该制定战略推动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已经在这么做。2015年9月,在美国的主导下,美国、日本、印度召开了在印太地区促进基建投資的三边对话,随后还成立了“三边基建工作组”。同样是在美国主导下,2018年5月,美印商务委员会与美日商务委员会联合发起“印太基建三边论坛”。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也建立了类似的合作框架。即便美国的“基建攻势”最终口惠而实不至,客观上也会影响某些国家的战略判断。如果把这些做法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就不难得出美国意图迥异于欧盟、日本的结论。

    以合作添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说。

    单纯的基建对贸易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一带一路”未来应把重点转向消除关税壁垒、提升贸易便利化等“软基建”上。

    “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但绝不是中国的“独角戏”,天然带有合作的基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对外合作,那么作为改革开放升级版的“一带一路”,也应该有升级版的对外合作。

    “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与欧盟和日本的基建合作很关键,而且存在现实可能性。在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属于绝对的后来者。在项目可行性论证、规划实施、风险管控、后期整合运营等微观层面,中国都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在东南亚基建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中国不应忽视的重要参照。中国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工程分包、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形式,吸引欧盟和日本参与进来。

    对于“一带一路”,与特朗普政府的“一手准备”战略对抗不同,欧盟和日本很大程度上都是“两手准备”,一方面提出自己的倡议计划,另一方面保持与中国合作的意愿。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学者马里奥·艾斯特凡认为,与某些跟中国有战略竞争的国家不同,欧洲国家更关心“一带一路”的经济而非地缘战略影响,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对它们不构成直接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前10大经济体中,有9个加入了亚投行。2010年至2018年,欧盟在中亚的基建上投入42亿欧元,其用意无疑是“欧亚联接”,因为这个联接直通东亚这个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安倍政府已经明显改变了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托比亚斯·哈里斯,今年1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东京正在尝试寻找让日本在“一带一路”中获益的途径,以对日本利益与价值更为友好的方式参与塑造这个倡议。

    当然,与“一带一路”伙伴国深化合作更为重要。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拜耳与杰弗里·伯格斯兰特在2001年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对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上,收入增加占66%,贸易便利化占26%,通过改善基建降低运输成本占8%。也就是说,单纯的基建对贸易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一带一路”未来应把重点转向消除关税壁垒、提升贸易便利化等“软基建”上。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合作提升东道国经济的自我造血能力,或许才是终极检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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