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的“敏感性”和“需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2018
时间：2019-02-06 05:27: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张春贤近日新任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京报》记者吴鹏回顾张的嘉言懿行,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张回答“敏感”的“官员公开财产”问题时,笑着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带头公布。我现在就可以公布,因为我没有多少东西。”这个话,意味深长。
吴记者把“官员公开财产”列为“敏感”问题,就挺奇怪。据说,当年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工资610元,三年自然灾害时,毛将自己工资降到404.8元――这是我后来从文献上获知的。本人60年代后期参加工作,最初工资40多元;虽然那时不知毛挣多少,但是觉得即使比我多1000倍,也理所当然。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解放了全中国,我一个小孩子有啥贡献?毛当时挣多少没有公开登报,但是可以推测出来――那时分级,由一级到二十四级,毛主席当然是一级。毛还有稿费,是他劳动所得,此外别无私产。这个,一点儿也不敏感呀。记者所谓“敏感”,是不是“不便为外人道”的意思?合法收入和财产,有什么见不得人呢!
回到张春贤的话――他为什么说“我现在就可以公布”财产?我想,因为他君子坦荡荡!这令我想起鲁迅对胡适品格的笑谈――他说,“适之先生的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春贤同志给记者的“小纸条”上,写着“我没有多少东西”,当然也是真的。但他总还是有点“东西”吧?只是他的“东西”干净,所以不惧见阳光,不怕大众悉知。而另一些官员,为什么不表这个态呢?或许他们跟张春贤一样,也是无产者,只领他那个级别的工资和奖金,此外“没有多少东西”,然而没人让他们表态“公布”,他们便不表态。也有虽未表态,但是率先公布了月入(“月入”当然远不等于“财产”)的官员,像陈至立和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都主动对媒体或在相关会议上透露过(均为一万多元)。至于另一些官员,恐怕正是“有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又沾满污秽,来路不正,所以他们既不敢“表”这个“态”,也是坚决反对这项主张的。张春贤说他“现在就可以公布”,另一些官员大约将来也不敢并且反对“公布”――因为他们的“公布”,即等于投案自首和坦白。
咱们读报得知,东窗事发官员的“东西”,动辄以“千万”甚至以“亿”计,外有别墅八处,古董及名人字画十箱,情人(也算“私产”)一打,从未听他们“公布”过,都是“拔出萝卜带出”的“泥”。而跟事发者同类却至今未被揭露的赃官,死守住他贪的“东西”,比如挖空心思藏到马桶里,或散匿于子女亲戚名下,尚且来不及呢,还能主动“公布”?
张春贤说“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公布财产,应把“如果”去掉。按:官员公开财产,乃是文明法治国家常态,怎会不需要呢?而现在在咱们国家,官员公开财产,应该远不止于公布工资及其他合法收入。工资条上的数,公布不公布,意义不是很大。公开贪墨的巨资和高达百万、千万的“奖金”、“福利”,以及其他灰色收入,才是真正的“需要”。这应该是反腐的一项具体措施,可这一题却有三解:老百姓说“需要”,干脆得很,着急着呢;张春贤说“如果需要”,我理解他是说,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以解决,或者说,不是随便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而贪官们,则视人民“需要”为自投罗网,为投赴死地,自然表面上装聋作哑,暗下里拼命抵制。
实则这“需要”,乃是一个简单和明确到像“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只是做起来,似乎麻烦和阻力颇大。可惜的是,哪怕仅仅于“言”而言,像张春贤这般开明态度,也不多见。何况,今日中国的反腐,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呢。■
【杨庆成荐自《上海法治报》2010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