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中的罪感与乐感：中西食物象征比较

食物除了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外，还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食物象征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西方文化中构成象征符号的食物如面包、葡萄酒、蜂蜜、牛奶等，体现的是罪感文化。中国饮食体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有枣子、栗子、饺子、鱼、石榴、桃子等，代表的是乐感文化。

[关键词]饮食文化；象征；罪感；乐感

[中图分类号]TS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252－05

张明娟(1975－)，女，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化。(山东烟台　264005)

本文系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WY06J01)、烟台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WY09204)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学流派中的文化心理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着鲜明的群体个性、民族性格。自20世纪30年代该派代表人物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中，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别概括为“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以来，学术界习惯上将西方文化称之为“罪感文化”。1985年李泽厚将中国文化特质对称为“乐感文化”。这一提法获得不少学者的赞同。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便說“中国人似乎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孙熙国也认为乐感文化是华夏之魂。笔者认为，这两种文化特质在各自饮食文化，尤其是食物象征上均能找到佐证。

饮食民俗可以說是许多文化现象的母体。例如中国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美”，就是源于人们的日常饮食活动。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识最初起源于人的味觉器官，这从“美”字的本义可以看出来。《說文解字》中“美”字“从羊从大”，本义为“甘”，可以說，中国人最初的审美意识源于“肥羊肉的味甘”这样的味觉感受性，然后依次扩展到嗅觉、视觉、触觉、听觉，又从官能性感受的“五觉”扩展到精神性的心觉，最后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扩展到精神、物质生活中能带来美与美感的一切方面。又如，游修龄在谈到就餐工具与中西文化的密切关系时认为，刀叉的使用与分食制相配，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注重个性的文化特质；而筷子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全家坐在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与和合观念。就此而言，饮食文化中的食物象征可以反观罪感文化与乐感文化。

象征人类学将文化看做是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研究人类文化中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的关系，并借此探讨文化内部隐藏着的深层结构。任何文化都由其自身发展出来的象征和符号来表现，人类学家格尔兹将文化视为“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

世界各民族的饮食中，某些食物除满足人们生理需要外，还是象征的载体。瞿明安在考察了中国饮食民俗后。认为饮食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特定的食物、饮食器具和饮食行为在仪式活动或日常生活中可充当媒介或载体，通过类比、联想等直观而形象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表达个体或群体内心深处的欲望、愿望、情感、情绪、个性及相应的价值观，并能传递信息、沟通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活动及认识自然和超自然现象。

一般情况下，被赋予文化象征意义的食物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还要为全社会或特定群体的人们所普遍认同。在英语民族，构成象征符号的食物为葡萄酒、面包、蜂蜜、牛奶等。在中国汉族社会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有饺子、鱼、糕、汤圆、花生、枣子、桃子、石榴等。

一、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西方食物象征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谈到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时指出：“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而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說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删直至今天，基督教文化仍深刻影响着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西方人的饮食观念和食物象征符号。

基督教认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每一餐都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食物象征符号为面包和葡萄酒，其次是牛奶与蜂蜜。

(一)面包

面包在英语民族的饮食中不可或缺。它随着早期的英国移民被带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国家。自古以来，面包被称为“生命之粮食”，同时也是《圣经》和基督教的象征符号。面包不仅是生命的粮食，也是人的精神食粮。《圣经·约翰福音》称面包为“天上所赐之粮”、“生命之粮”。马太福音(Matthew 26)中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指着面包說：“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指着葡萄酒說：“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圣餐是为纪念耶稣为救赎人类牺牲而设立的祭祀形式，面包和葡萄酒因此成为基督教圣餐中必须的两种食物。圣餐中的面包必须是未经发酵而做，以提醒人们上帝对人类的仁慈与救赎。因此，面包除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之外，还被赋予重要的宗教内涵，是耶稣对人类救赎的象征。

(二)葡萄酒

葡萄酒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希腊神话中就有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尼采曾经把种植葡萄者的庇护神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作为人类艺术心理之两极的象征，酒神精神代表癫狂、亢奋、大悲大喜、漫无节制，是崩溃和幻灭时的极度兴奋，日神精神讲求节制、静穆、理性、在现实生活的梦幻中泯灭烦恼。在酒神精神驱使下，人们常常尽情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纵情恣性，狂歌浪舞，尽力寻求欲望的满足；日神精神则使人深思熟虑、保守而讲究理性，能够在静观梦幻世界的美丽图景中寻求一种强烈而又平静的乐趣。人们将葡萄看做是大自然的力量的标志，葡萄的这种特性及血一般的颜色使其成为圣礼的象征。在祭奠死去的人时将葡萄酒洒于地上，象征着死后的生命及生息繁衍。

同面包一样，葡萄酒也是基督教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圣经》中洪水过后诺亚种下的第一棵植物便是葡萄；《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到达圣地所见到的第一个标志也是长满葡萄的枝叶。葡萄藤因此成为上帝赐予的礼物，也是代表精神生活和生命再生的重要象征符号。《圣经》将面包视为耶稣的肉，将葡萄酒看做是耶稣的血，既然葡萄酒被视为耶稣的血，象征着耶稣为救赎人类而做出的牺牲，那么饮酒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需要节制的，过分饮酒无异于犯罪。

(三)牛奶与蜂蜜

牛奶在英语民族饮食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蜂蜜一样，牛奶象征着美好、富饶。蜂蜜往往与圣谕和上帝的祝福密切相关。《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记载：“施洗者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在《旧约·出埃及记》中迦南(canaan)地区得到上帝的赐福，遍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它既是物质财富和象征，又可代表精神上的收获。以色列人《出埃及记3：8》载，上帝指引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迦南地区。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說：“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与汉语的鱼米之乡一样，表达繁荣、富庶之意，同时有着丰富的宗教内涵，象征上帝对人类的救赎与赐福。

二、中国文化中的食物象征

汉语文化的象征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谐音象征。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中說过：“谐音是诙谐之下乘，然是高等文明之始基。”汉字的特点之一是一字多音或一音多字，这就为食物的象征性创造了条件。如借助谐音，用枣子、栗子等象征“早”“立子”。另一种是类比象征，根据食物的特性，如形状、颜色等赋予其特定含义，如月饼因其形状而象征团圆，石榴因内多籽实而象征多子多孙。此外，在汉民族饮食体系中有少部分食物则为谐音、类比兼而有之。事实上，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象征性的食物非常多，分别用于：求子，如枣、栗子、石榴等；求团圆，如月饼、汤圆等；求财富，如饺子等；求长寿，如桃子、面条等。以下仅举几例。

(一)谐音象征：枣、栗子、花生、桂圆

枣音谐“早”，象征“早”。又因枣树多实，象征多子。枣、花生与桂圆一起，形成象征组合“早生贵子”，枣与栗子或荔枝一起象征“早立子”。因此，传统的中国婚礼有撒帐的习俗，将枣子、桂圆、栗子、花生、石榴等撒满婚床，寄予“早生贵子”的愿望。

(二)类比象征：石榴

由于石榴多子，石榴在中国文化中是多子多孙、子孙满堂的象征。石榴与桃及佛手合称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结婚时，洞房里会悬挂两个大石榴。送给新人的结婚礼品往往也会有一对绣有大石榴的枕头，寓意早得贵子；初生贵子，亲友喜欢赠送绣有石榴图案的鞋、帽、衣服、枕头等，以示祝贺。

(三)谐音一类比象征：饺子、鱼

饺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象征食品。饺子的象征性在于吃饺子特定的时节、饺子语音的特性。

饺子是大部分中国人春节时的代表性食物，民间春节吃饺子在明清时已极为盛行。饺子既是谐音象征，又属类比象征。谐音象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时间概念。饺子的发音谐音“交子”，“子”为“子时”，“饺”与“交”谐音，有“更岁交子”之意。人们通常在夜里包好饺子，留到子时吃，而这月初一子时是新一年第一天的开始，吃“更岁”“饺子”象征着“辞旧迎新、万象更新”。二是金钱概念。饺子所谐音的“交子”，是宋代出现的中国最早的纸币的名称，所以“饺子”还是财富的象征。此外，饺子的象征性还在于它的类比性。饺子形如元宝，春节吃饺子寓意“招财进宝”。饺子有馅儿，人们常把各种寓意吉祥的食物包到馅里，例如糖、花生、枣和栗子、年糕等。糖象征着来年日子的甜美，花生象征健康长寿，枣和栗子寓意“早生贵子”，年糕则有“步步高升”之意。

在古代的生育崇拜中，由于鱼的繁殖能力异常强大，人们多借鱼来乞求多子多孙。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文化时期有彩陶鱼纹、人面含鱼纹，考古学家推测鱼为当时的图腾，具有祝福氏族繁盛祈求种族延续之含义。世界上大多数以鱼为重要食物来源的古代民族，大都形成了以鱼作为丰收和繁衍象征的习俗。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鱼就通常被视为丰收和多子的象征。民间吉祥图案中的“童子抱鱼”、“鲤鱼撒子”、“鲤鱼戏莲”等，便是用童子加上象征多子的鲤鱼、莲蓬、荷花等组合而成。又因鱼谐音“余”，过年吃鱼则寓意连年有余、吉庆有余。

三、食物象征体现的罪感文化与乐感文化

象征符号是文化的形象化或抽象化，不同文化选择的象征符号不是偶然的。反过来說，不同象征符号代表着不同文化。中西食物象征是中西不同观念意识的外化。

(一)基督教文化下的食物象征：饮食中的罪感文化

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西方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较少，且大都具有宗教内涵：面包、葡萄酒代表着上帝牺牲自己对人类罪恶的救赎，而牛奶与蜜则是上帝为人类指引的赐福之地。西方食物象征体现的是罪感文化。

罪感意识是基督教核心教义和基本意识，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罪指所有人生而有罪。这种罪因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犯下，人人皆有，与生俱来，世代皆然，这就是人的“原罪”。狭义的罪是指不信上帝之罪，主要指异教徒和道德败坏之事。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罪，都与饮食活动相关。“原罪”可以理解为因抵制不住食物的诱惑而引起。饮食事关重大，不可不慎。罪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饮食上找到源头。

狭义之罪如基督教所规定的不可饶恕之七宗罪中就有gluttony(贪食、暴饮暴食)。关于节制饮食的劝诫也很多，《圣经》记载耶稣曾告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說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并认为生命、修身养性比饮食享乐更为重要：“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忧虑，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马太福音6：25》)关于饮酒，《箴言23：29》劝诫道：“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常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基督教禁止醉酒，认为醉酒在信德上属犯罪行为，而信仰上的道德比世俗的法律要严格得多。

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欲望压制的基础之上。罪感意识究其本质来源于灵与肉的冲突。基督教倡导一种属灵的生命，要求基督徒遵循价值理想、宗教戒律，以保持灵魂的纯净。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与感官欲望无法摆脱，生命的冲动很难遏制。对感官既迷恋又畏惧的心情产生了罪感意识。

伴随罪感意识的是拯救灵魂的赎罪或救赎意识，并在基督教的教义、教规和仪式中不断得到强化。基督教规定复活节前要在四旬期(Lent)里进行长达40天的斋戒，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并感谢耶稣为救赎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四旬期的第一天为圣枝主日，要举行圣枝礼仪，以唤醒人们的罪感意识，为自己的原罪感到难过，用忏悔洗涤灵魂，同时感谢上帝所赋予的生命和救赎。除了四旬斋外，基督教还规定了多个禁食日。基督徒亦把禁食看做是自我操练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禁食能使他们通过抑制对肉体的欲望而获得心灵的明净，更能忏悔己罪，对上帝更加虔诚，因而更能获得上帝的佑助。

罪感文化对人生和现世的态度是否定的，认为尘世生活充满罪恶，不值得留恋。而幸福在于天国的永生。要获得永生，便要赎罪。罪感意识促使人们一生都在赎罪：忏悔并改造自己，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和失去的乐园。为此，人们必须遭受灵与肉的分离，心灵、肉体的紧张和痛苦。痛苦是原罪的苦果，人只有通过它才能赎罪，才能获得意念的超升、心灵的洗涤。罪感意识使人类认可自己的罪恶，并愿意为之赎罪，而上帝则是指引人类行为的终极灯塔。基督徒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和超越此生而获得的精神快乐。可以說，在吃面包和葡萄酒的仪式中上帝完成了对人的救赎，实现了上帝和人之间的和解。而要真正到达灵魂上的“流奶与蜜之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必须靠人类自己为赎罪所做的努力，痛苦因而成了获得快乐的手段。这便是罪感文化的基调。

(二)中国食物象征中的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源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并与食物直接相关。据考证，甲骨文“乐”字，原意大概是谷物成熟结穗，与人对农作物的收获和喜庆有关，然后引申为喜悦感奋的心理情感。

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没有关于食的戒与禁，儒家充分肯定食欲的重要性。《孟子·告子上》中說：“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子也說：“为腹不为目。”(《老子》第十一章)。道教虽追求长生不老，但讲究“采补”，既要延年益寿，又注重口舌之欲。中国文化重视感性心理和感官体验，不仅肯定食欲，更将饮食作为人生至乐来追求。对中国人来說，“吃饭大似皇帝”。饮食之美，则在其味。对美味的追求被视为一种审美体验，能唤起人强烈的生命意识并赋予人生命以巨大的充实感和人生无穷的愉悦与快乐。可以說，在中国，饮食不仅能维持生命的个体存在，更升华到满足精神需求的地步。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中国人的信仰有很强的功利性和世俗性，他们求神拜佛求祖先或幻想成仙，只为获得世间的幸福与快乐。信仰的内在动因多是趋吉避凶、祈福纳祥。祈福纳祥的主要内容是“五福”。《尚书·洪范》记载，五福为寿、富、康宁(健康安宁)、攸好德(好的品德)、考终命(善终)。民间称五福为福、禄、寿、喜、财。这五福虽有具体所指，但在民间更常被用来概括人生幸福，既是祈福纳祥的主要内容，又是传统的人生追求。《洪范》中还提到人生不幸的六个方面，即“六极”：一日：凶、短、折，二日疾，三日忧，四日贫，五日恶，六日弱。这六种不幸是中国人力求避免的。瞿明安总结中国饮食象征文化所传达的十一种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种种幸福。其中食物象征传达的价值观念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团圆和睦的家庭观、年年有余的财富观、跃龙门的人生观以及延年益寿的长寿观。除了食物象征，饮食行为也具有象征意义，分别蕴含着白头偕老的爱情观、祈盼丰收的农事观，祛病强身的保健观、岁岁平安的安全观、崇尚孝道的伦理观、亲如手足的群体观等。…这些观念和信仰基于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基础之上，贯穿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之中，寄托着中国人的理想。对健康、安全和长寿的追求反映了人们的生命意识。事实上，将食物作为趋吉祈福纳祥的象征载体，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就是人们求生存观念意识的体现。《尚书·洪范》中寿居首位，而且康宁、考终命也可看做与长寿安康有关。乐天知命的现世观是中国人重要的生命观，生命是人生的基础，理想、幸福则寄托于现实生命之中。追求生命的绵长甚至是无限，不仅是道教也是民间对生命的终极诉求。对生育、婚姻、家庭的渴望体现了血族繁衍和性的需要。家族的首要任务是维系血族的繁衍，儿孙满堂、香火永继、家族世代绵延是古人人生的第一追求。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是和合。对血缘的重视与和合的思想相结合，便形成了中国人注重团圆的家庭观念。夫妇关系的稳定是家庭和睦团圆的前提，白头偕老是爱情的终极追求。对财富和地位的渴望是中国人自身存在价值的追求。财富是人类满足生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获得幸福快乐的物质基础。尽管中国儒家有“重义轻利”的伦理观念，但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在世俗生活中，财富一直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求取功名、从政当官是传统知识分子实现“治国平天下、兼济天下”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儒家倡导“以今生今世为生命修为”的目标。对男子而言，生命修为的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和生命主体意识。

李泽厚认为，“从食衣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这便是乐感文化。食物象征蕴含着中国人求生、乐生并祈愿后世子孙的生生乐乐，这正是乐感文化的主旋律。从食物象征中可见中国人为生存、生活、生命所进行的积极实践，在此过程中所达成的人与自然、神、他人及自身包括理性与自然欲求的和解，以及从中获得的精神满足与幸福。乐不是抽象虚幻或在彼岸，而是在现实的伦常日用中。

综上所述，中西方食物象征无论在数量还是意义上均存在巨大差异，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化。数量上的差异有客观原因，也有饮食观念差异。西方人作为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后裔，以渔猎、畜牧业为主，以采集、种植为辅。受基督教影响，饮食禁忌很多，饮食对象上表现为有所不吃，饮食观念表现为节制，故而用作象征的食物数量非常有限。中国人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农耕，饮食结构表现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黄帝内经·素问》)，饮食对象上表现为无所不吃，饮食观念表现为好吃，饮食取向上表现为追求美味。中国文化注重饮食，以饮食为人生之乐，注重感性和自然生命及实用理性，使得众多食物成为象征符号。

从意义上看，西方食物象征代表了罪感文化，中国的象征食物体现着乐感文化。基督教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性抑制肉体欲望，在消灭欲望的痛苦中获得灵魂升华。基督教轻视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和意义，看重来世和天国幸福，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精神的安宁。罪感可以說是种意识，是基督徒进行内省的自觉，是一种排除日常感性的情感体验；乐感则是一种无意识，是一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中国人注重现世，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强调人的生命价值，主张现实而乐观的人生态度，提倡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在现世生活中获得幸福，在人生的快乐中获得超越。

[责任编辑：王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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