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关心施耐庵身世调查追怀
时间：2022-08-27 14:50: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世研究，备受人们关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对此十分关心。
·壹·
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的重视下，1952 年秋至 1953年春，由聂绀弩、谢兴尧、徐放、钱锋组成的中央文化部调查组奉命南下，在苏北区党委李守章、苏北文联丁正华、兴化县政府卞振声、盐城耆老周梦庄等陪同下，先后调查了兴化城、淮安城、大冈乡、施家桥、施家舍、施家庄、白驹镇、 安丰镇等地，以及江阴、常熟一带。所到之处，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访问了许多遗老和施氏后人，记录了诸多民间口碑。调查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协助，获得许多新的资料。“但因未见到过硬文物，结论大相径庭。聂氏以为这些史料皆不可信，徐放认为足可解迷。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双方调查报告均未好发表。”
陆碧波、张袁祥在《施耐庵文物古迹探源》一文中说 ：由于他（按 ：聂绀弩）否认施耐庵的存在，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对那次调查工作作这样的指示：
人民大众敬仰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祟高的形象。不能因为找不到写《水浒传》关键性文物史料现在否认他 ；也不能用挖掘兴化施耐庵墓的办法来最后定论存在与否。因为施耐庵身世现在是个谜，如果当时他没有政治经济地位，那这个墓里也许什么也没有。如果这样，开掘结果就让人民失望了，所以要保存好墓。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凝聚了他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在今天看来依然绽放着耀眼的光辉。
随着历史的推进，32 年后的 1985 年，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得以重见天日。钱锋、谢兴尧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撰文，对兴化施耐庵作出历史的交代。聂绀弩虽一直未发表专文，但从他给盐城地委和何满子、胡乔木等人的信函中，表露了他晚年对《水浒》作者施耐庵的异常关注和悄然转变的心路历程。其实，早在 1953 年聂绀弩就对“施耐庵根本没有这个人”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
说施耐庵根本没有这个人，是因为关于施耐庵的身世的材料出奇地少。岂止施耐庵，罗贯中的材料又何尝多呢？……在这样的书里找不出太多的关于他們的材料，就认为根本没有这个人，也是武断。
随着施耐庵文物史料的相继发现，1982 年的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较 1952 年显著扩大，有了质的飞跃。
2012 年，由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和兴化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 60 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 30 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兴化市举行。中国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湖北大学、贵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20 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施耐庵身世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论证 。
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兴化位于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丰富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民间传说。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 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 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在兴化白驹场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新的研究角度，运用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法”，坚持全息思维，综合分析，肯定了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施耐庵的存在。“施彦端就是施耐庵”，这是许多专家学者经过长期的实际调查和深入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北京学者张惠仁在《水浒与施耐庵研究》专著中设专章对施彦端即施耐庵进行考论，从名讳学的微观层次，从古人命名、取字、称号的关联性方面，“‘解开施肇瑞、施彦瑞、施耐庵的名字号之奥秘，使一切反对者都噤若寒蝉’（喻蘅教授语）；为论证施耐庵乃实有其人，乃现今苏北兴化、大丰一带施族祖先，起了重要作用”。
“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证据，不仅仅限于《处士施廷佐墓志铭》、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还有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和《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劵》，江苏省文保单位“施耐庵墓”和“施耐庵故居遗址”等。施耐庵《秋江送别》遗曲，堪称大手笔，感情意境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喻蘅指出 ：
更可喜的是《耐庵散曲》的重见天日，曾使一些当代词曲专家如吕贞白、任二北先生叹为观止。刘冬、王同书先后发表赏析的文章，打开了读者的眼界。《遗曲》一经阐发，其对耐庵行踪的佐证作用，大大超过了它本身作为元曲上乘作品的文学价值。
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施恂银等老人一致认为 ：“始祖耐庵公出生地和定居地都在白驹场倪卲庄（今施家桥） ，直至第九世奉桥、隆桥、石桥、板桥、柳桥老祖，始有分支迁出，但‘施家三桥’仍是施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处。”施奉桥地券中出现的“白驹场街市居住”字样，是九世孙施奉桥迁居白驹场街市的最早物证。这些文物史料构成的证据链，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自不待言。
其实，高儒所说的“钱塘施耐庵”、胡应麟所说的“武林施某”，皆是就施耐庵的寄籍而言的。明人笔记中的“钱塘施耐庵”，不过是片言习称，钱塘（今杭州） ，仅是施耐庵的寓居地，并非是其故里。倘若钱塘是其里籍，钱塘籍志为何无施耐庵记载？为何在杭州“生不见故居，死没有坟茔，至今未见施公后裔族群？”诚如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所言 ：“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山东郓城人李在敬说得更为透彻 ： 相关热词搜索：身世，周恩来总理，关心，调查，施耐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