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毕飞宇笔下女性形象的救赎方式――母爱施救
时间：2019-01-28 17:50: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毕飞宇被认为是描写女性最好的作家，他曾说：“我对女性不了解，但是我渴望了解。因为从根子上来讲我是一个很爱女性的男性。但是我有时候不自信，所以我只能在我的书房里来做这个事情。有些人见到我觉得我特别自信，其实我不自信。而且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不应该自信。如果你不自信就会更敏感，懂得怀疑，有效的怀疑。所以我要是看到哪一个作家自信了，我会认为他已经不行了。当一个作家满足于自己的不自信时，是他的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在他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他的笔下留下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
自有人类以来，母性就一直向一种自然之爱在彰显着，母系社会之后，母性更加地深广，母爱的伟大想必不用太多的词再去修饰，再去诉说。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毕飞宇的小说自然也没有放弃对母爱的关注，他的救赎连最基本的母爱都涉及到了。
一、自然母性
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在上世纪90年代小说界获得好评。小说描写断桥镇儿童旺旺眼里的打工潮。以儿童的视角打量现实，紧贴儿童对生活的感触，描写没享受过母亲哺乳、却被花花绿绿的“旺旺”食品包围着的旺旺，因吃了邻居惠嫂的奶，受到邻居的白眼，还受到与他相依为命的爷爷的严厉责罚。
在这部小说里有两个母亲的形象，一个是模糊的，一个是清晰的。前者是主人公旺旺的母亲，后者是惠嫂。关于旺旺的母亲文中只有两处略略提到了她，读者只能断断续续地了解到旺旺的母亲在船上跑运输，每年回断桥镇一次，一次六天，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由此算来，七岁的旺旺从生下来到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年。所以在七岁孩子的记忆里，母亲已淡成一张汇款单，或者还留着淡淡的奶香，那熟悉的气味成了孩子对母亲最牢固的印记。难怪他会情不自禁地迷恋另一位母亲――惠嫂。文中这样描述她：“惠嫂的脸、眼、唇、手臂和小腿都给人圆嘟嘟的印象，矮墩墩胖乎乎的又浑厚又溜圆。”活脱脱一个充满母亲气息的女人：健康、厚实。两个母亲放在一起比较：一个遥远，一个贴切。旺旺的生母为了儿子衣食无忧，选择到城里打工，以为每次回来时给旺旺带上好吃的好玩的就可以很好地表达她对旺旺的疼爱，却没觉察到物质生活的富足更反衬了旺旺心里的孤独和无奈。“旺旺总是在初三或者初四开始熟悉和喜欢他的爸爸妈妈，喜欢他们的声音气味。一喜欢便想把自己全部依赖过去，但每一次他刚刚依赖过去，他们就突然消失了。旺旺总是扑空，总是落不到实处。”每当旺旺在父母远离后寻找父母，“旺旺的瞳孔里头只剩下一颗冬天的太阳，一汪冬天的水。”短暂的相聚，易逝的温存，给幼小的心灵徒添了一处无力的苍白，让他心中那对爱的渴求变得更加强烈。其实看过作品的人都记得，旺旺“咬”了惠嫂的乳房，文中用一个“咬”字，让人心酸。因为所有吃过母亲奶水的人都知道吮奶，这是人类在婴儿时期的基本求生动作，而旺旺已经忘了。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毕飞宇这位作家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把哺乳期女人奶孩子的细节描绘得恰如其分，真实可信，这种真实性不仅达到现象的“形似”，还达到了本质层的“神似”。
七岁的旺旺每天面对充满母性诱惑的惠嫂时，他渴求母爱的欲望被唤醒了，且日甚一日，最终发生了那件“咬乳头”事件。这个“过激”的举动本来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童性心理的体现。然而空虚无聊的断桥镇人却大惊小怪，把它当作一件轰动性“新闻”，认为这是一种“性心理”反应，甚至断言“这小东西，好不了”。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家对于旺旺及断桥镇人那种处于“错位”状态的生存心理和情感意识的精确剖析。旺旺生活中的错位表现在他从小没有吃过母乳，尽管被爷爷喂得白白胖胖，但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缺乏母爱的状态，于是惠嫂丰满的乳房便对他构成巨大的诱惑，而旺旺对乳汁的渴望正是对母爱的渴求。旺旺父母的错位则集中表现在他们对金钱无厌的追求，而忽略了儿子正常和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他们以为拼命挣钱就是给儿子最好的爱。断桥镇的人(包括旺旺爷)的错位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性心理方面，他们把一个缺乏母爱的孩子的正常需要当作肮脏的性心理反应，以他们那过于“激动”的“反应”完成了成人对一个幼儿的心理迫害。从“这小东西，好不了”的窃窃私语声中，我们感觉到的不是旺旺的病态，不是惠嫂自然母性流露的不恰当，而是断桥镇整个文化氛围和大众群体的精神畸形和变异。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该文本的深度感。它不是津津乐道地叙述生动曲折的故事，而是入木三分地解剖那些畸形变异的人性。而这一切又是在不动声色，不露痕迹中进行的，其切入人性、人心和人情之深、之狠，绝非一般作家所能为。物质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使旺旺妈舍本逐末；旺旺爷根本不理解小孙子，成为断桥镇人的帮凶；而断桥镇人自己有病不自知，他们用恶毒的舌头和暧昧的表情扼杀了一个幼儿的稚嫩的心灵，给他造成了终身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早在二十世纪初，伟大的启蒙者鲁迅先生便借狂人之口，发出了第一声“救救孩子”的伟大呐喊；刘心武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假《班主任》之口发出又一声“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毕飞宇在中国人的物质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二十世纪末，再次发出了无声的令人深省的“救救孩子”的呐喊。作家尤凤伟认为，儿童的处境与成长，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冲突以及不义对儿童身心的严重伤害与践踏等皆是文学作品的重大主题。而写作者不应是冷冰冰的、铁石心肠的、不关心社会、不关心他人的人，应该有火性、有侠肝义胆，这样才能产生出有情义、有热度的文学作品来。毕飞宇是一个冷静而不冷血的作家，他虽然未在小说中正面抒情，慷慨陈词，但他的“冷面”情感却汹涌在平静优美的文字之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或伤感或忧郁的情感磁场，并且难以自拔，从而体会出其蕴藉在文本中的情义和热度，是那么深厚绵长而又热烈持久，使人有一种痛彻心肺之感。最基本自然母性的救赎，却是误解。可见整个断桥镇文化氛围的现状。
自然的母性的流露，孩子对母亲自然的渴求，被乡人无奈地曲解。
二、“天上”母亲
《生活在天上》描述了这样一位母亲――蚕婆婆，她一直在断桥镇生活，而今孩子的日子好过了，决定把蚕婆婆接到城里去安享晚年。终于要被大儿子接到城里来了。这在小镇里几乎成了特大新闻，人们都来争相一睹将要过上城市生活的蚕婆婆的风采。“蚕婆婆被这么多的眼睛盯着，幸福得近乎难为情，有点像刚刚嫁到断桥镇的那一天。”飘飘忽忽地，儿子的桑塔纳轿车将蚕婆婆拉到了城里，乘着电梯，蚕婆婆扶摇直上，来到了第29层儿子的家。她“抻长了脖子朝屋内看，满 屋子崭新的颜色，满屋子崭新的反光，又气派又漂亮，就是没有家的样子。”“蚕婆婆走上阳台，拉开铝合金窗门，打算透透气。她低下头，一不留神却发现大地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整个人都悬了起来。”她大声地说：“儿，你不是住在城里吗?怎么住到天上来了?”儿子却笑答：“不住到天上怎么低头看人?”这就是蚕婆婆的儿子，自认为已将城市生活把玩于股掌之下。他傲慢，随心所欲，玩世不恭，对许多事情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离婚之后，他对婚姻变得再无信心。用他的话说：“结婚是什么?就是找个人来平分你的钱，生孩子是什么?就是捣鼓个小孩来平分你余下来的那一半钱。”生活对于他来说，剩下的只有一个东西真实可靠，那就是钱。所谓的城市生活，不觉中已将这个所谓成功男人的心浸染得自私而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而“飞”上了天的蚕婆婆并没有过上神仙般的生活，相反，她像是生了大病。每天，她“隔着茶色玻璃守着那颗太阳。日子早就开春了，太阳在玻璃的那边，一副不知好歹的样子。哪里像在断桥镇，一天比一天鲜艳，金黄灿灿的，四周长满了麦芒，全是充沛与抖擞的劲头。太阳进了城真的就不行了，除了在天上弄弄白昼黑夜，别的也没什么兴趣。”在蚕婆婆的眼中，所谓的繁华都市黯淡无光，一点生气也没有。
惟有对母亲，蚕婆婆的儿子――这个冷漠男人的心中还保存着一份温情。他别出心裁，想让母亲在29层的高楼里再过上养蚕的生活。为此，他不惜成本，不计代价，为母亲买来了蚕苗，还联系了郊区的一户桑农，让她定期地为蚕婆婆送上桑叶。蚕婆婆终于眉飞色舞了。她兴高采烈地养着蚕，觉得内心里被掏空的部分终于再次填满了。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在春蚕就要上山的四五天里，儿子却要出趟远差。蚕婆婆花了高价从农妇那里买来了许诺，这四五天的至关重要的桑叶，她说一定会送来。不料无意问，蚕婆婆却将自己锁在了门外。三天过后，儿子归来，看到母亲就睡在过道上，“面色如土，头发散乱，身边全是打蔫的桑叶和康师傅方便面。”她养的那些蚕，因为没有吃到那最后的桑叶，正在房间里挣扎着，无力地吐着丝，结着茧，无奈地完成着生命的另一种蜕变
蚕婆婆的城市生活，就像她在城市里辛苦养育的蚕，让人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悲凉。在城市里，蚕婆婆无法找到她所要的幸福；而她那个自认为在城市里生活得如鱼得水的儿子，其实也离幸福越走越远。
生活在“天上”，幸福到底在哪里?这问题让蚕婆婆深感困惑，其实也何尝不让我们整整一代人感到焦虑与不安?在雨后春笋般森严挺立的高楼大厦里，人心何处安顿?这真是一个宏大的人生话题。生活在“天上”这个现代化的城市，让这位母亲的人生如何安然与安详?让这位母亲如何安享晚年?
城市的发展进程，让母爱都缺失，孩子缺失了真正的母爱，惠嫂自然施于孩子的母爱被人误解，本为安享晚年的蚕婆婆，却在现代城市失了根，无法安享。
参考文献：
[1]姜广平，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一毕飞宇访谈[A]，经过与穿越桂林[c]，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
[2]张萍，同赴歧途荒芜人生路一浅析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形象[J]，唐山师范学院，2004(11).
(作者简介：田培(1985，7-)女，山西大同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助理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