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如龙0成就目录
时间：2019-01-29 05:35: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文献学是古人与今人治学的一把钥匙，其治学的入门方法“小学”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其中，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整个南朝时期的目录学成果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研究整个古代史的重要工具。了解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发展状况，对于进一步深入研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时期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一、目录学发展的源起
“目录”这个概念，就其本义而言，包括“目”和“录”两个方面的内容。“目”指的是一部书的书名，“录”则是指一部书的叙录，即书的提要。提要应包括作者、内容概要、成书过程以及版本与校勘情况。目录学在我国的发展源远流长。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始于西汉刘氏父子，正如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二说：“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乃后世目录之鼻祖”。西汉刘向汇集众书序录，以类相从而成《别录》，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此基础上有所加详、有所发展而成《七略》。其后，班固删《七略》而成《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部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东晋李充著《晋元帝时书目》，仍以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其内容分别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其后，目录学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继承发展，至唐《隋书・经籍志》的出现，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次群书的方法定型，以后，这种四分法成为历代图书分类法的主流。
二、目录学的作用
古人读书治学都离不开目录，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向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是把目录学当成了读书治学的钥匙。清江藩《师郑堂集》称：“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其书可读，则为学易而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这也是把目录学当成读书治学的基础。
此外，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文献数量大增，这就与人们的特定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而目录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利用目录，人们就可以迅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唐代目录学家毋�《古今书录序》称，如果不编目录，“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不亦劳乎！不亦弊乎！”
目录学对图书的科学分类还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使读者能易类求书，因书究学。郑樵在《通志》卷七十一中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以此可知，学好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一大关键事。而在南朝时期，目录学既得到继承，又得到创新，成为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三、南朝目录学发展的概况
南朝一代，在汉族地主阶级政权交替更迭的情况下，古文献的流传、整理都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所幸这一时期，目录学成果累出，保存了不少前代文献。宋元帝元嘉八年，有谢灵运之目录；营阳王景平中，有殷淳之目录；苍梧王元徽元年，有王俭之目录。《七录序》：“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①“又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四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②《隋书・经籍志》称：“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宋书・殷淳传》也称：“殷淳，字粹远，陈郡长平人也。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凡四十卷，行于世。”③《南齐书・王俭传》称：“王俭，字仲宝，琅琊临沂人也。……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文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献之，表辞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④由此可见，殷淳曾撰《四部书目》，谢灵运撰四部目录，王俭撰《七志》及《元徽四部书目》。
王俭所撰《元徽四部书目》因为遵守官家目录旧制，仍将群书分为四部次序，但他又结合当时图书的实际发展情况，依《七略》的体制撰《七志》。《七志》的图书分类方法，《隋书・经籍志》有很明确的说明，“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记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记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记诗赋；四曰军书志，记兵书；五曰阴阳志，记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记方技；七曰图谱志，记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七志》本是私家目录，因为曾经表上，所以也同于官书。它首次打破了魏以来用四部部次群书的方法，依《七略》体例创七分法，其后附道、佛之书，实为九分图书之法，成为目录学史上图书分类法目录的一大创新。
其后发展至南齐，王亮、谢�更撰《四部书目》。《隋书・经籍志》：“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遣散。”
梁朝一代，梁武帝大力提倡文教，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的目录著作。任�、殷钧有《四部目录》（又名《秘阁书目》），刘孝标、丘宾卿有《文德殿书目》，梁钧有《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刘遵著有《梁东宫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的术数之书，另立一部，使祖�撰之，故梁有五部书目。其后，处士阮孝绪又有《七录》，刘查又有《古今四部书目》。
《七录序》称：“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重，爰命秘书监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又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又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又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撰其数也。”
《隋书・经籍志》称：“……梁有秘书监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文史，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记六艺；二曰《记传录》，记史传；三曰《子兵录》，记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记诗赋；五曰《技术录》，记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梁书・文学传》称刘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自少至长，多所著述，撰《古今四部书目》五卷行于世。”⑤由此可见，刘杳确有书目传世。
目录学发展至陈朝，虽不及宋、梁的盛况，但这一时期的目录学仍然在继承中发展。《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有《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书目》四卷、《德教殿四部目录》四卷、《承相殿五经史记目录》二卷，共三种，都没有编撰人的姓名，其书也随即失传。
四、目录学在南朝发展的新特点
如前所述，南朝时期，地主阶级政权交替更迭，局势动乱不已，这本身就对古文献的流传、整理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仅就国家藏书而言，也是几聚几散，丧失颇多，但是古文献学及其分支目录学显示了它本身作为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同本时期的校雠学、修史、注释学一样，目录学在学者的努力下，硕果累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显现出这一时期自已独有的特点：
首先，目录学发展到南朝，出现了新的图书分类方法，即五分法、七分法与九分法。这是当时学术文化发展面貌的反映。自刘向《别录》至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我国的图书分类法基本上以六分法为主流。其后，自《中经》至《晋元帝时书目》，又出现了四分法的图书分类法，即以甲、乙、丙、丁部次群书。梁天监间刘孝标等人《梁文德殿五部书目》分书为五类；南朝梁时阮孝绪《七录》采用新的分类方法七分法，虽是依《七略》体例而实有创新，面对当时诗赋、佛书、道家之书大量出现的事实，相应地做了图书分类目录的调整，使得一代学术风貌的实况得以体现；南齐王俭撰《七志》，分图书为七大类目，后附道、佛两录，实际上是图书九分法，反应了当时玄学余风、佛教大兴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同当时主流四分法相比，这是学术自我创新的体现。
其次，开创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王俭《七志》的重要特点是“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立一传。”（《隋书・经籍志》）这种为作者立传介绍作者的生平的提要，为考证典籍的真伪和价值保存了可贵的资料。
再者，私家目录于这一时期出现，并且出现了最早而可考的私家藏书目录。于前者，王俭自撰《七志》，后经表上，后人视为官家目录，阮孝绪《七录》，乃是私人之一大创作；于后者，《梁书・任�传》称任�：“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高祖使学士贺�，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家取之。”⑥这是任�的藏书确实有目录的证据。私家目录，不同于官家目录，它是藏书家把自己收藏的书籍书目，进行编目，藏书家收藏的书目有限，因而不可能凭借它来看当时学术的全貌，然而它对考证古文献的存佚、真伪，还是存有很多参考价值。
最后，这一时期的目录学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前文已经谈到，我国目录学发展有个优良传统，就是通过对图书进行科学分类从而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条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世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佚，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这一时期，无论是四分法还是七分法、九分法，都是讲群书部次有序，使后学者翻开一本目录，便可知一代学术文化概貌，欲求某书，即类以求，事半功倍。后人也因以凭借目录得知前朝文化盛迹，如《七录》，阮孝绪自言“总集宋齐以来众家之名簿”，“以所见闻校之官目”，是指将当时所有的书目，皆加采辑，但不一定亲见其书，这对于保存前代书籍名目遗产起到了重大作用。后来，郑樵、马端林、焦�等人将未见之书也辑入自己的目录就是取法于此。再如，《隋书・经籍志》的总序乃是参据阮孝绪《七录序》而来，于此，见《隋书・经籍志・总序》就如同见《七录序》，已亡佚的《七录序》中所记载的学术传承流变的情况得以向后人揭示，功劳甚大。此外，还可以借助历代的图书目录考证历史上书籍的流传情况，从而判断书籍的真伪。
从西汉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至清朝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我国目录学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期间历代目录学成果累出，而南朝时期的目录学成果也蔚为大观。这一时期的目录学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目录学发展至此，走向创新的趋势，新的图书分类法七分法与九分法同四分法并存，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出现，并且出现了最早而可考的私家藏书目录，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一览无遗，成为目录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注释：
①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
②同上.以下所引.七录序.皆同上.
③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十九.
④南齐书（卷二十三），列传第四.
⑤梁书（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四.
⑥梁书（卷十四），列传第八.
（作者简介：李英（1985―）女，湖北十堰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