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年代的记忆] 乌托邦年代
时间：2019-02-02 05:34: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几年前，我拿到法国出版社的一份书目，看到了法国著名剧作家卡利耶尔的这本《乌托邦的年代》。基于对那个时代的关注，我当时就决定将这本书介绍到国内来。这本书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60年代发生，并最终发展为五月动荡的反抗运动的一些事情。作者主要不是探讨运动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而是回顾运动中的点点事件，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想尽量把那个年代的一些场面和一些声音找回来，因而读来别有一种感受。
剧作家与思想者
对于这位著名的剧作家，我们并不陌生，人艺曾把他的《备忘录》搬上国内舞台，国内也曾出版过其与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安托贝・艾柯的对话录《别想摆脱书》。在那次对话中，卡利耶尔讨论了书籍与人类思想和命运的关系，并向我们显示了强权历史试图抹去的弱势人群的存在。我们从中已经看到了其思想的锋芒。
卡利耶尔原本是学历史的，曾求学于法国著名的圣克鲁高师，后来因各种机缘，进入了电影业。从事剧本创作以来，他创作了80多部电影剧本，且都是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与之合作的有很多著名的大导演，如布努艾尔、路易・马勒、施隆多夫、彼得一布鲁克、戈达尔、考夫曼、大岛渚等。《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白日美人》、《朦胧的欲望》、《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摩诃婆罗多》、《腾飞》、《银河》等为他赢得了无数的观众，也为他赢得了各种电影奖，如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等。不仅如此，卡利耶尔还曾任法国国立电影学院(FEMIS)的首任院长，并主持过一套电视节目。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其创造力的旺盛。
但卡利耶尔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多产作家，而更多的是一个哲人、一个思想者。其作品记录了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表达了其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思考。几十年来，他的许多作品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备忘录”，如《腾飞》取材于鲜花运动，讲述了美国60年代离家出走的青少年的故事。《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以布拉格之春事件为背景，讲述特定历史语境下个人的命运。《乌托邦的年代》这本书更是直接地谈论发生于60年代的那场运动，从1968年他初识纽约青年的反抗开始，谈到巴黎五月运动的失败。在其中，他谈到了与布努艾尔、马勒等人的交往，谈到了与纽约那些离家出走的青少年的相识等，而且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谈论了自己对五月运动的看法。五月运动是一首深埋在我们心中的歌
对于那个时代，人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卡利耶尔这本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运动兴起后一段时间里，卡利耶尔还在忙于他的电影创作。1968年2月，他去墨西哥会见布努艾尔，商谈《银河》电影剧本修改的问题。他们住在山中的一家旅馆里，安静地散步、写作，过着似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种宁静的生活还是很快被打断了。他们隐约听到了年轻人的反抗，并且最后自己也被拖了进去。说拖了进去也许并不恰当，实际上可以说他是自愿投入进去的，因为，他说过他觉得自己与那些青年人是内心相通的。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亲身经历了运动中的各种事件，接触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知道那些青年人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内心的期盼，因而使其关于运动的谈论更有内在的真实感，也更有意义。
五月运动刚一结束，人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把这场运动归结为僵化的大学体制导致的危机，有人将之归结为文明的危机，有些人则认为它是阶级冲突的表现，还有人从心理层面，以“弑父”情结来解释，将其看作是青年人的反抗。也许这些解释都各有其道理所在，但它们似乎又不能完全解释这一运动。菲利普・贝尔东和让・图夏尔在“对1968年5月／6月的解释”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解释的各种局限。所以，我宁愿相信另外解释的正确性。卡利耶尔在这本书中就正好提出了另一种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五月运动?在运动发生之前，法国经历了所谓的“辉煌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法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物质财富也有了快速的增长，社会对物质进步持有一种梦幻式的乐观情绪，认为物质财富会不断增加，社会一切问题都会在物质进步的过程中消失。但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动荡，因而其中必定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五月运动尽管发生在法国，但它实际上却是世界性的，它是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所以，这本书是把60年代的反抗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述的。从普通的观点看，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年代，似乎不应该发生这种动荡。但这只是从表面来看才如此。因为，60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增加了，而且发生了另外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如越南战争、阿以冲突、拉美的游击战争、马丁・路德・金被杀。在美国，随着越战的一些残酷画面被人们所知，一种怀疑和不满出现了，尤其是在青年人中出现了，而这种怀疑和不满的表达起初是以嬉皮士的形式出现的。嬉皮士们留长发、着异装、离家出走、四处游荡，以一种惊世骇俗的举止和挑衅寻事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怀疑和不满。这种不满后来逐渐地蔓延开来，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它一方面进行挑衅，另一方面又表达新的渴望。这一渴望的代表形象，可以说就是1967年10月人们在华盛顿游行时，一个年轻姑娘向刺刀上膛的军人递上的一朵鲜花。人们后来就以“鲜花之力”来指称这一运动。
参加到这一运动当中的青年人对爱情、友谊、和平抱有一种神圣的敬意，并且常常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敬意，比如，当时许多青年人都戴一种用五颜六色的廉价珠子串成的项链。他们把这种项链看作是友爱和团结的象征而相互赠送，这样，一串珠子就会从一个人的脖子上取下来，再挂到另一个人的脖子上，从而不断地传递下去；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抽大麻，当时许多许多青年人聚集到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懒洋洋地抽着大麻，而且他们还将一支大麻烟点燃，每人吸上一口后，再传递给别人。他们觉得在这种活动中获得了平等和友爱。对于那些住在中央公园周围的豪华饭店或公寓中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群不可思议的怪物。
确实，他们是一群怪物，但他们又不只是怪物。他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放弃，表达的是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期求。这种期求也许过于纯粹，因而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60年代实际上也真的是一个乌托邦的年代，就如卡利耶尔这本书的书名已经告诉我们的那样。从字面来说，乌托邦是一个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但它却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一种向往，一种愿望。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愿望只有失败的经历，但它并没有消亡。卡利耶尔把它称之为一首深埋在我们心中的歌，无论人们怎么嘲笑它，压制它，它都永远不会消亡的。
“鲜花之力”这一乌托邦的追求只是友爱和平等。它认为一切东西都是大家共有的，属于大家，大家都是平等的兄弟，因而，反对历史上存在的另一种乌托邦。即认为幸福的新社会是有等级的、安排得井 然有序的社会，在新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职责，人们只要各司其职，整个社会及个人就都会幸福的。相反，“鲜花之力”不做任何的规定，它只是拒绝，拒绝等级，拒绝暴力，而对于如何实现它所期望的新社会，没有提出具体确定的东西。五月运动也是如此，其最著名的口号“禁止去禁止”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所以，不断有人指责说，五月的巴黎运动只知道拒绝和破坏，因而是一场胡闹，是青春期的一阵神经发作。
确实，五月运动不是建设性的，它没有为未来设想任何形式，巴黎的学生只是拒绝他们所不喜欢的世界，所以，尽管不同于美国那些懒散的嬉皮士，巴黎的学生掀起了一场暴动，发动了街垒之战，他们和中央公园的青年人实际上却是相通的。街垒可以说是五月运动的象征，这是人们为了反抗警察，将大街上的石头撬起来，用树枝、铁丝网、汽车、木头、垃圾箱等垒起的东西。但这种街垒实在是没有任何军事价值，那些构筑在死胡同里的街垒就更是如此，5月10日的街垒之夜也证明了这一点：警察并没有费多少气力就摧毁了街垒。其实，就像法国学者若弗兰所说的那样，人们构筑街垒，并不是真的期望它能对抗警察，街垒只是造反和兄弟情谊的象征，只是一种符号，是对浪漫主义的呼唤，它唤起的是人们对巴黎公社的记忆。
正因为如此的乌托邦，这场抗争注定只有失败的结局(即使不如此的乌托邦，又能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后来，喘过气来的右派就于1968年5月30日，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了支持戴高乐的示威游行，并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从表面看，反抗的人们完全输掉了战斗。
乌托邦运动承载的理想不会成为绝响
在后来的日子里，资本和金钱的地位就越来越巩固了，成为了最高的上帝，而且，就像卡利耶尔指出的那样，它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甚至是唯一的敌人，就是那些不加入其游戏的“六八年人”，因而，从7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讽刺和丑化他们。人们把现实的各种混乱、弊病都归之于东村区挂着花环的姑娘和吕撒克街构筑街垒的学生，甚至说人们的麻木不仁，贪得无厌也与他们有关。很长一段时间里，“六八年人”成为了一个贬义词，甚至成为了一种骂人的说法。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五月运动30周年时，法国出版了许多当时的手写文件、视听资料、证词等。对五月运动的这种纪念，也被有些人看作只是一小撮六八分子进行的自我庆祝。到了21世纪，萨科齐仍然宣称法国当前的道德危机根源于1968年5月那场影响世界的运动，对道德危机的解决，就要“一劳永逸地抹去68年5月”。法国激进思想家阿兰・巴丢就问道，1968年5月早就过去了，为什么现政权仍然不放过它呢?运动中有什么东西使现政权心神不宁呢?在巴丢看来，这个使现政权心神不宁的东西就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认为劳动阶级从属于统治阶级这种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是必然的，另外一种社会形式是可能存在的，这种形式将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五月运动的根本所在。五月运动就是涌动在巴黎街石之下的平等和友爱意识的涌现。五月运动之所以不断地激起一些人的向往，同时也导致一些人的仇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五月运动以及整个鲜花运动以失败的方式结束了。这让人有一种伤感。起初鲜花运动让人心充满了希望，但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失败了，因而，在运动过后，有些人就离开了城市。他们不愿意承认失败，也不想再看见自己没能改变的一切。他们选择了放弃和隐遁。
运动的失败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那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反抗。人们尽管表现得如此背经离道，如此拒绝、颠覆过去的价值，但这只是其内心深处的伤感的另一种表达，而且人们表达的方式又如此容易给人以口实，比如吸毒。但在我看来，运动那样地结束并不表明平等的理想只是一个幻梦。人类只要继续存在，平等的理想就不会消亡，就会不断重现，也就不断地会有人记起那一场承载着这一理想的乌托邦运动。就像卡利耶尔说的那样，差不多在世界所有地方，我们都能看到一些青年人，独自慢悠悠地走在人行道上，头留长发，肩挎吉它，目光炯远，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似的。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梦想的承继者；尽管这种梦想已经形神俱惫，但还是不忍心弃我们而去。虽然运动失败了，但其精神并没有消亡，因此我们可以说，种子已经播下，以后总会发芽，并且会以另外一种更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是由于这个理想，人们才能够不相信历史的终结，不相信现实的社会是所有可能实行的体制中最不坏的社会，也才能够反抗权贵对他们的鄙视。五月运动出乎当权者的意料突然爆发的时候，戴高乐慌忙之余，不就忙不择言，称学生是狗屎么?这不正是其内心对民众不屑的暴露么?
对许多人来说，1968年永远都是一个里程碑，五月运动对于平等的诉求也永远不会成为绝响的。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编审
(本文编辑 宋文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