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注《周佛海日记》若干重要史实:化学重要史实
时间：2019-02-02 05:36:0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印行)是一本研究汪伪时期历史重要的参考书籍，比之后人执笔所写的传记或其垂暮之年所写的自述回忆录等，更具史料价值，给海内外史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喜悦。为使这部具有史料价值的日记更便于读者阅读及进一步了解其内容，蔡德金教授对这部内容庞杂、涉及人事广泛的日记作了大量的注释，所引资料颇为丰富。不过尚有多处该注而未注者，尤其是其中有几处重要史实的注释疏漏，令读者不知所以。对此，笔者仅据所知，对这几处重要史实的注释疏漏，加以补注。
1937年7月18日记：“本日闻川樾送备忘录于外部。”未注。据直接参与谈判的高宗武说：“川樾大使要求见张部长(张群――笔者注)，谁料他一见面，就拿出一份备忘录来，面交张外长。”备忘录提出了八项要求：一、中日通航问题(系指上海与福冈间民用航空联络问题)。仿照欧亚、中国两航空公司之例，许其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航空公司。二、中国入口税之改订。日本希望中国政府自动酉斗量减低入口税。三、取缔朝鲜人之非法行动。日本政府认为一部分朝鲜人在中国做复国活动，希望中国政府驱逐其出境。四、聘用日本顾问。五、取缔排日组织之运动。六、日本政府要求在成都开设租界。七、日本希望华北五省予日本以经济上之特权。八、日本希望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共同防止共产思想在远东蔓延。所以高宗武说：
这备忘录所记与平日所谈判的完全不符，日本人之所以要留下备忘录的原因，事后我据一位日本朋友秘密的告诉我：第一，交涉三个多月(谈判成都事件――笔者注)，毫无结果，就此拖下去也不会有任何结论，倒不如不结束而结束，留下底子，作将来再交涉的根据；第二，日本当时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华用兵，但是海军方面反对，所以一切威吓的作用都消失了。当时张外长受蒋委员长的训令，日本的任何书面东西都不可接受。所以张外长很严正地当面退回，要求日本大使带回去。日本大使川樾说：“这是备忘录，既不是最后通牒，也不是正式的外交文书，对内容若有不同意见，甚可修改。”又说：“我们发出去的东西，从来没有带回去的。”无论如何不肯带回去。这样彼此相持三小时之久。日本大使走了之后，我们立刻派人送回去，当天晚上两点钟，日本大使馆又派人送回来，这也只有日本人做的出来!我以为这样送来送去，不知何时了结，同时也无此必要，于是就商同张部长，由我以亚洲司长名义发函(致日本大使)，说明你们的备忘录与平日谈判内容不符，不作为今后交涉的根据，这件事就此了结。(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夏侯叙五整理注释，湖南教育出版社印行)
1938年6月25日记：“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蔡注：“高宗武到香港再与西义显等人会谈后，于本月22日按照汪精卫、周佛海的密令，偕周隆庠由香港乘轮船，秘密往日本东京。”按：高宗武是23日由香港启程，此据高宗武由日返港后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当时高宗武对日交涉事宜皆直接受命于蒋介石，此行绝对机密，故事发后高承揽责任而绝口不谈受蒋指挥的情节。1982年12月3日，高致友人郭心崧函，道出密赴日本前夕曾受蒋召事，时蒋已故去多年矣。信中说：
1938年初夏，有一次，弟自香港飞汉口，向蒋报告。那天，蒋特别客气，特地请弟一个人吃点心，临行时，弟告蒋云：“我之目前行动，到处受人注目，可否容我辞职，以私人资格，奔走和平，成则政府可以采用，不成则与政府无涉；反对党所造谣言，政府不必操否认之劳。我之一切言行，即签了字，对政府亦无约束力，政府不负任何责任。”蒋即同意。(《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夏侯叙五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印行)
高密赴日本被曝光，蒋大发雷霆，责问：“是谁允许高宗武去日本的?”并停发高的活动经费。周佛海私下对其内弟杨惺华说：“不知谁去触怒了老头子，他为了逃避责任，这样的一怒，就把事情压下去，谁也不敢多嘴了。”(杨惺华在狱中交待：《大汉奸周佛海的几件事》)说明蒋同意高去日本媾和活动的事周佛海是知道的。高在中日交战时，身为一个外交官秘密跑到敌国首都会见敌国军政要人，仅凭这个行动本身就足以构成通谋敌国的死罪，他何以敢如此大胆妄为?就是因为他的行动是得到最高统帅认可，当然有恃无恐。蔡注高密赴日本媾和事，是“按照汪精卫，周佛海的密令”，显然是不可信的。
1940年1月1日记：“返寓后，宗武来谈。”未注。据高宗武回忆录《日本真相》(夏侯叙五编注)披露：
(1940年1月1日，我去汪精卫家拜年，当时周佛海也在)我在汪家出来后，对周佛海说：“我要和你单独谈，你不必约其他的人到你家去。”他说好的。于是我就去了周家。我开口说：“今天是元旦，我们朋友之间无论于公于私，都要自己把去年所做的事检讨一番。”我的用意是想打动他说话的动机，接着我又说：“日本的态度你看如何?”他说：“够坏了，真的日本人无法相信。”我说：“不理他们如何?”他说那又不行。当时我意思他倘有可以不干的表示，我倒愿意多住几天，作最后之努力，和他一起走，后来我看他没有这种意思，所以只好作罢。
1940年1月17日记：“旋赴心叔处晤段运凯，详谈吾辈主张。”未注。补注：段运凯即段宏纲，系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之侄，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南京沦陷后旅居香港，时为杜月笙与周佛海之间联络人，1946年9月21日，周佛海以汉奸罪在南京受审。为证明周曾通过段宏纲接洽输诚自首之事，于是年10月16日，杜月笙致函周佛海的辩护律师章士钊，详述其事谓：
查民国二十九年镛(即杜月笙――笔者注)与段宏纲同旅香港。是年10月，段前执政夫人病殁沪邸，宏纲赴沪奔丧，周佛海往访之，语宏纲云：“余由汪精卫之约赴海防，汪告余曰‘委座决定大计，主张抗战，自是正当办法，但英人态度游移，美国民众又多厌战，长期抵抗，前途未可逆料。一再思维，特赴海防，预备于万不得已时做缓冲。倘抗战胜利则国家之福，否则亦可有转圜之地，汝可为我助力。’余闻汪言亦颇感动，本拟侨寄海防以观时局，迨曾仲鸣被戕，汪匆促挟余同赴沪。余承委座驱策历有年数，又佩其抗战主义之坚定，虽离渝来沪，环境变化，但如委座有所训示，请其亲笔寄一简要谕言，赴汤蹈火必当遵办，盼君返港详情告知杜某，有杜转呈委座，务盼能得到委座之谕言，俾有遵循。”段宏纲即回港，即以佛海所言相告。经镛审酌佛海所陈，如即据以入告，尚嫌空洞，瞩宏纲再度赴沪，距佛海初次谈话为期已将二月，汪、日之接洽进步甚速，监视佛海尤严，遂无结果。……(此函存于南京市档案馆)
1943年3月14日记：“此次东条来京，虽只一日，但于强化国府声势上实有效果也。”未注。补注：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突然飞抵南京进行“亲善访问”，事后，日 官方发表简短公告称：“首相此行，为答访中国汪主席去年岁末之访日，并视察日本在华各机关。”但行踪何以如此诡秘，而且来去匆匆，显然答访之说不过是掩饰而已。此事，《新申报》却透露了一些具体内容，据称：
东条首相准备在日军占领区，首先在上海筑成“中日两国之真正合作地带”。他在虹口召开了日本海军、陆军、外交及居留民代表联席会议。他在发言中要求出席诸人随时随地充分尊重中国方面之责任，以处理一切问题，俾能确保中日之协力。……政府方面，当此对华政策之大转变之际，对于居留民之立场，深表同情。然若有人依据私人欲望，对中国方面压迫榨取者，则必断然整饬之。
此即日本的所谓“对华政策大转变”，不过是日本侵略军陷于泥潭之后所采取的另一套欺骗手段，妄图挽救面临的严重危机而已。对此，周佛海喜形于色，把日本人的毒计视为“强化国府”的措施，足显其奴才本相。
1943年3月28日记：“五时谒汪先生，商授勋问题。”未注。补注：日皇欲借汪伪政府“还都三周年纪念”(3月30日)，为一批亡故汉奸授勋，是日本“对华政策大转变”的一种表演；周谒汪所商者即报送日皇授勋的名单。3月30日，日皇下诏授前“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勋一等瑞宝章，前“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曾仲鸣勋二等旭日重光章，前“华北建设总署总办”殷同勋二等旭日重光章，前“上海市长”傅宗耀勋二等瑞宝章，前“湖北省长”何佩珞旭日重光章。
1944年3月7日记：“某对国民政府攻击甚烈，不禁愤慨，气闷更甚”。补注：某即�政信，是由日首相东条英矶派遣到汪伪沦陷区进行日本内部整纪工作，强化汪伪政权。在他的密令下，将与日本浪人勾结，盗卖米粮的江苏省伪粮食局长后大椿、伪粮食部苏州办事处处长胡政枪决。审讯后、胡时，他们招供得粮食部部长顾宝衡支持，故�政信进一步要求伪政府彻查。据时任伪实业部次长的袁愈诠回忆说：“当时在�政信策动下，有一批监察委员联名请求伪行政院查办伪粮食部长贪污案。”时汪精卫因病重赴日医治，政务由周佛海代行，故深感压力很大，但又不敢违抗，乃由行政院设立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伪粮食部长顾宝衡和粮食部次长周乃文贪污案，事出不得已而为之。故周佛海对�政信之粗暴颇感厌恶，从此疏远。
1945年3月26日日记：“……下午，于焦急悲恸中见客多人，而其要者为立夫派来之林某，商联合反共办法。”未注。补注：林某即林尹，中统局特派员，受陈立夫派遣赴上海，于是日在毕勋路21号策动周佛海、丁默�等商谈反共措施，决定：一、成立正风社，为沦陷区发展党务，策动伪军、分化伪组织及探取情报之最高机构。并决定由林尹及胡谔公、张国淦、陈高庸、嵇希宗(以上皆中统高级特工)配合周佛海、丁默�共七人为中心负责人。二、决定由周佛海负责控制京沪一带伪军，丁默�谋求伪浙省主席，控制浙省伪军，以便作美军登陆之配合、我军反攻之内应，及保卫京沪杭地区，以待我军之进入。以上诸点于(1945年)五月底具书面报告，由陈部长立夫密呈总裁。此据南京高等法院审判丁默�汉奸案时林尹出具的证明。(存于南京市档案馆)
(本文编辑：谢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