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藏书楼_中国近代传统藏书楼的绝响

　　在我的家乡――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有一座与宁波天一阁相媲美的嘉业堂。它的兴衰沉浮,堪称中国近代传统藏书楼兴建最晚、结局最圆满的绝响。 　　 　　一 　　
　　我站在嘉业堂藏书楼门前的平桥上,不由产生了一种近似朝圣的心理。眼望着清静而优雅的园林,耳闻远处市井喧嚣的噪声,思泉涌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它创造了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又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本来应该由此催生一个书籍的海洋。但是,长期的封建统治者几乎不间断地迫害文人,野蛮的战火又接连不断地焚烧着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时时蚕食着易碎的智慧,这不是历史的悲哀吗?
　　只要是民族的智者,就会对书籍的保存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可是,历代很多文人学士终年辛苦地抄书、藏书,但清贫的读书人到底能抄、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历经几代而不流散呢?当然,宫廷里有很多书,但往往毁于改朝换代之际。因此,历史的重托只能指望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这种人最好是达官显贵,有足够的财力能搜集书籍,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能管理好藏书,有超前的理念和谋划能使藏书代代相传。
　　南浔“四象”之首刘家,就出了这样一位藏书家。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晚年自称嘉业老人。幼年就读于南浔镇上的浔溪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秀才,候补内务府卿。因刘镛的长子刘安澜(紫回)二十九岁故世后,刘承干便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了长房的家产(堂名尊德)。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清廷废除科举后,刘承干“学而优则仕”的迷梦彻底破灭,便以极大的傻劲钻进了书籍的王国,潜心于学术和收藏、刻印古籍。
　　1907年,湖州陆心源�宋楼被日本东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购去,刘承干震惊之余引起理性思考。他痛惜官场的黑暗与混乱,欲在刘氏家族所崇尚的儒家观念范畴中去探求文化的定位,寻找养恬避世、“乱治不闻”的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时,别人是“瑰货骈集,人争趋之”,而刘承干却独步状元坊书店,遍览群书,满载而归。之后,当地书贾携书前来找他者络绎不绝。当辛亥革命的烽火燃起时,刘承干又乘大批古籍抛出之际,先后“照单全收”买下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和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余家藏书。江阴的缪艺风(参议)和诸暨的孙问清(太史),还将他们手中的宋元精刻版本卖给了他。
　　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辛亥革命期间,南浔也有革命党进城的,可镇上的宦官富商却大多往上海跑,躲在外国租界里避难。他们几乎都恪守“大隐于市,小隐于乡”这一条生存哲学。意指大灾大难来了,就逃到都市(上海)避难;小灾小难时,却在乡野(南浔)隐居。而此时刘承干收购到的大量书籍,堆放在上海的寓所如山一般。他毕竟与鲁迅“未庄”上的举人老爷不同,文化人始终不肯安分的灵魂促使他想营造书籍的安居之所,虽不像《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的楚人那样做精美的楠木柜装置,但也得考虑如何才能保存好这些精神的“财富”。我们如穿透那历史的烟云,可以想象并追溯,从清代中叶起,南浔镇上就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六宜阁”、严之照的芳草馆、庞元济的“半画阁”重楼、周梦坡的梦坡室等私家藏书楼,当时南浔藏书之富,珍本之多,不仅为湖州之冠,且名满江浙,蜚声海内。但到了民国期间,这些藏书楼已被岁月的风雨摧残殆尽,只留下些许意味深长的疑问,在文化的课题里周旋不散。
　　“窃好斯文”的刘承干鉴于前人藏书“聚而旋散”的教训,并受苏东坡所说李公择的书不藏在家中而藏在原来住过的寺庙僧舍的启发,遂于1920年初冬破土,1924年岁尾竣工,在南浔刘氏家庙、义庄旁边建造了嘉业堂藏书楼。当时的刘承干,在上海滩成了一种名为“脉望”的蛀书虫,十里洋场的每个角落乃至江南偏僻之地,他无时不在寻觅中国古书的魂灵。累计集书约六十万卷,十八万余册。他的收藏不仅典籍宏富,而且精椠秘笈、世间不经见之书插架森森。宋椠元刻、稿抄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可以说是其三大特色。据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曾任藏书楼编目主任)生前回忆,刘承干曾给他算过一笔账:建造书楼十二万,购书二十万,刻印书三十多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十万,总计八十万。可见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
　　半个世纪之后,刘承干的一位孙女留学德国,看到慕尼黑图书馆里藏有线装书,就问:有没有中国嘉业堂刊刻的书?工作人员说:没有!因为嘉业堂的刻印本太贵,不是按册计价,而是按页计算的。可见其影响远非那个“八十万”了。
　　
　　二
　　
　　我抚摸着锈迹斑驳的平桥铁栏,凝视着南浔文化的封面――嘉业堂藏书楼。从外表看,这座建筑与这里的江南大宅没有什么区别,总体是灰色调的。所不同的是,四周一泓绿水呈带状环绕,寓肃穆的书楼于精美的园林之中,其结构很有特色,处处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刘承干曾对朋友说:天灾人祸,有时不可避免。我要把善本珍本赶快刻出来,使不经见之籍“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因此,聘请著名学者和名匠刻工,刻印了许多古籍,不少是海内孤本。正如缪荃荪指出的,重视孤本是刘承干刻书的一大特点。有些孤本到了他手里已零帙断纸,凌乱不堪,如果没有他的抢救,这些珍贵的罕见之籍恐怕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校勘细致、刊刻精工、书品考究是刘承干刻书的第二大特点。凡刻印之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推荐,然后由最权威的学者校正定稿,再请专家作跋,说明刊刻书籍的源流及其价值,才正式刻印。自1913年至1933年的近二十年内,他刻印的《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希古楼金石丛书》、《求恕斋丛书》以及单印本《影宋四史》、《旧五代史》、《章氏遗书》等均用红梨木雕板,刻法精湛,字迹清晰,所用纸张绵薄坚韧,共两百多种,约三千卷,数量之巨,为近代所罕见。刻印的古籍中,有不少被清廷列为禁书,如明末文人遗著《安龙逸史》、《闲渔闲闲录》、《翁山门外》和《三垣笔记》等。
　　刘承干对待私家藏书的开明态度,体现了对历代藏书家深锁秘守、惟恐人知的观念的超越。他刊刻古籍并不以赢利为目的,起初皆无偿赠送,后因求书人太多,才定价出售,但对友人仍无偿送之。为此,他专门雇了一名职员负责邮寄,甚至连邮费也不收。试问,即使在当今社会,有谁赚了钱,还会如此去传播这文明的种子呢?嘉业堂的藏书虽然不是公开阅览的,但由于刘承干的慷慨大度,仍接待过不少慕名前来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都先后到此参观,并由书楼招待住宿;江苏省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到了这里,见到钞本《明实录》,大喜过望,即派人前来抄录一部;湖北学者徐行为为了抄书,竟在书楼中一住就是数月,连膳宿都免费供应。日本几位汉学家曾来信委托嘉业堂请人代抄一部《宋会要》和其他书籍,也全部照办。刘承干不仅允许抄书,还同意别人借去翻印。他的这种文化精神,人格精神,真有点“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味道,是深受中外书生所青睐的。
　　1934年5月的一天下午,鲁迅收到了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刻印书目》(周子美编纂),从中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书籍,于是他欣然前往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刘承干府上去买书。后来鲁迅回忆道:“《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了《翁山门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仔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
　　
　　三
　　
　　嘉业堂藏书楼园林中有一荷花池,四周堆叠的太湖石假山形似腾飞的龙、奔驰的马、报晓的鸡、顽皮的猴等十二生肖。一朵朵荷花在田田碧叶的映衬下向阳绽开。这我不禁想起同乡文友国擎、景华《垂虹熙南浔》一书中的一段话:《国语・齐》上说:“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左传》上也说过:“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而《文选・东京赋》中不是有那句“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宁静”吗?哦,我明白了。植荷,示意来者当肩承国家之重任,天下才兴旺也!
　　书楼的设计很新颖,根据藏书的特殊需求在形制、材料等方面作了变通,为中西合璧的回廊式两层建筑,看似简单,却藏巧于拙,玄虚莫测。进得门去,只见一个占地两亩的四方天井,主体由前轴七间两进和左右厢房各六间组成,楼上楼下共有书库五十二间。所有的楼、堂、斋、室都陈列着大理石屏风、书桌和香妃榻等红木家具,一派清代厅堂的风格。
　　边走边看,我不觉来到正对进门处的嘉业厅。抬头看,“钦若嘉业”九龙金匾高高悬着,是清宣统皇帝溥仪所赐。据说那上面的字是溥仪的老师陆润庠所写。但匾上没落款,题于何年不详。如是陆润庠捉笔,应是辛亥革命后至1919年间。“钦若嘉业”是汉碑《华山碑》上的一句话。原文:“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1917年,溥仪又复赐“抗心希古”九龙金匾。“抗心希古”是嵇康《幽愤诗》里的一句。
　　前进东侧为“宋四史斋”,由吴昌硕篆额。前进西侧为“诗萃室”,曾放着一本由刘安澜与刘承干合编的《国朝诗萃》。当时《国朝诗萃》正本由刘安澜所编,刘承干编的是续本。楼上正厅称“希古楼”,匾额系郑孝胥所题。两侧为“求恕斋”、“黎光阁”。楼下走廊左右壁间嵌有文征明的《两桥记》和《辞金记》两块书碑,行书直写,笔迹流丽隽逸,苍润秀雅。
　　我想起南浔同乡、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称誉嘉业堂藏书楼是二十世纪初的“摩登”,觉得此话很有哲理。细细咀嚼这“摩登”一词,本是当时上海滩上的一个时髦用语,现在用来概括嘉业堂的建筑特点,总结它保护设施的优势,倒也是十分贴切的。藏书楼四周有一道碧水环绕,起到了防火的“断层”作用。每个书库均装有玻璃、铁皮两层窗户,珍藏之书盛于书柜中,柜内复衬夹板,也是防潮的措施。泄水的管子砌在廊柱中间,出口处又临近室外阴沟处。令人惊奇的还有房屋采用砖木结构,但走廊的立柱、横梁均为钢筋水泥混凝土浇制。楼下的地坪用砖窑烧制的青方砖铺就,而且间间不同。方砖之下,又用瓦钵铺垫,瓦钵下铺一尺多厚的细沙,故地下潮气无法上升。就连室外的大天井,也用水泥浇成方块,不仅采光通风,而且可供晒书之用。当时还专设消防室,配有震旦灭火机。“其设备周至,公家图书馆对之有愧色矣”(张岑《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但是,光凭这些保护设施还远远不够,因为水、火、虫子、战争、时间等等,都是它的“克星”。
　　然而,由于刘承干处于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家道中落,日本军队的入侵打碎了南浔优美宁静的生态,抗战前其镇库之宝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刻本中的珍本《鹤山先生大全集》、《窦氏联珠集》、《永乐大典》残本、《宋会要》及《明实录》抄本等皆已易主。但大批古籍的流失是在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11月日军占领南浔,嘉业堂危在旦夕。刘承干将大批珍贵书籍陆续运往上海。刘承干流散之藏书,除部分被私家购去外,大部分归北京、大连、上海等地各类图书馆入藏,其中卖给中央图书馆的那批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经“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徐森玉、叶恭绰等人设法,将其运到香港,谁知不久香港沦陷,这批书与他们为中央图书馆抢救的其他大宗珍籍,被日本人劫往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追回。
　　我在惋惜刘承干藏书散失的同时,更为郑振铎、徐森玉等努力保护嘉业堂的藏书而感到欣慰。书楼始成之日,刘承干为此记文,诫其子孙不得损毁失散。谁知刘氏却遭逢乱世自聚自散,真是殊为可叹!书楼的衰败固然有主人的责任,更主要的却是历史的必然。
　　
　　四
　　
　　抗日战争初期,南浔镇上的一场大火,从东栅头一直烧到南栅头,据说烧掉房屋约五千间。“四象”之一庞家的宜园、张家的东园(绿绕山庄)等三大花园都被烧光,只留下一棵紫薇树,一道长堤,一个空空荡荡的“孤岛”;适园中唯有假山没有烧掉,留下的是一片片石磊磊、葛蔓蔓……但嘉业堂藏书楼历经兵燹和动乱,却依然如初,这确是一个难解之谜。
　　要破解这个谜,还得从满铁大连图书馆说起。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得到中东铁路的经营权,便在1907年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社下属的资料机构就是后来的满铁图书馆。当时一个名叫松崎鹤雄的日本人,是研究汉学和中国古籍的高手。他久闻南浔嘉业堂的盛名,并与刘承干有所往来。日本学者柳大藏在《满铁调查部内幕》中介绍以“满洲建国,亚洲开放”为目的“大雄峰会”头目笠目时说:“笠目在满洲有两个知己,即松崎和桔朴,他们是满铁的特约人员,松崎是圣海舟的门徒,受海舟之命早已来到中国,以研究汉学和古典书籍入手,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奥秘。”这就是说松崎到中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做过满铁大连图书馆的顾问,曾为搜集中国珍籍四处奔走。在满铁图书馆一份《书香》(1938年10月)的内部刊物上,登载着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沛沼介写的一文。此文透露,当时满铁大连图书馆嘱松崎鹤雄打电话给他的内弟、嘉兴地区日本侵华驻军守备队长牧二郎少将,让他把嘉业堂的藏书全部“保护”起来。所谓“保护”,其实暗藏着一个文化掠夺的阴谋。不过,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罢了(见张廷银《藏书研究应注意图书聚散中的文化展示》,2003年5月3日《光明日报》书评版)。2006年10月20日,我在陪同央视《走遍中国》摄制组拍摄嘉业堂藏书楼时,凑巧遇见了旅顺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若。他说,二十多年前就发现了满铁大连图书馆保存的有关史料,于是就写了《嘉业堂未毁之谜》,对张廷银的文章作了些补充(2003年12月8日《文汇读书周报》),如大连满铁图书馆收存嘉业堂藏书楼的《永乐大典》四十四册,等等。
　　有一种说法,日军侵入南浔的第二天,就在熊熊大火燃起时,一伙日军进了藏书楼。走进正厅,抬头见一块九龙金匾,带队的军官没有了昔日的疯狂与狰狞,“啪”地一个立正,接着是敬礼。金匾上,末代皇帝溥仪赐予的“钦若嘉业”四个大字清晰耀目。当时溥仪已成为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可能是日军表面上有些顾忌,故没有贸然下手。这让刘承干认为,是“龙恩”震慑住了日本人,他在《求恕斋日记》中的一段话就是佐证:“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
　　当然,也有人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藏书籍之习惯――好全部而恶残本,就将大量珍本抢救运沪,而从无法运走的整部书籍中抽走第一册,秘藏在南浔的别墅――求恕里的天花板上面,以免被日本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刘承干将这些隐藏之首本悉数归入藏书楼完整配套。于是就有了嘉业堂藏书楼“覆巢”下仍有完卵的奇迹。1951年11月19日,刘承干把藏书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
　　我手头有一篇题为《关爱藏书楼情切切――周恩来批示复印件在南浔展出》的报道,这是2003年初我与记者一起采写的。背景材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曾给进军江南的九兵团一份专电,要求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陈毅司令员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宣部,对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寺的接收与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据藏书楼负责人郑兴宝先生介绍,他们是在《周恩来文化文选》中获悉此重要批示的。在省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此重要批示的复印件,并立即展出的。
　　十年浩劫,南浔也饱经沧桑。当时我在嘉业堂附近一所中学任教,看到它终年铁门紧闭,显得神秘兮兮的。很多次,我和友人不得其门而入,往往只能徜徉在香樟树成行的石板路上,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才意识到,正因为它铁门紧闭,才躲过了动乱的厄运。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把生命与藏书楼连在一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汤福璋,是省图书馆派到南浔的一个普通管理员。他从杭州调来,一家四口甘居寂寞,长守数十万卷古籍,并精心保养,没有一日懈怠。老汤虽然不是学者,但他深知嘉业堂中这些古籍价值连城,就摆出一副“大革命”的架势,用石灰和黄泥涂没了一切显山露水的真迹,再用红漆大书特书标语口号,使藏书楼成了“红色的海洋”。给他壮胆的还有嘉业堂周围的农民兄弟,他们让他准备好一只脸盆和一根桑柴头,只要有紧急情况就登楼以击盆为号,农民兄弟就赶来帮助。
　　有一次,一群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嘉业堂。
　　老汤急中生智,开口操起杭州官话说:周总理曾指示南下大军保护藏书楼,陈老总也来视察过。他千方百计把红卫兵阻挡在外面。
　　“冲!冲进去!”红卫兵大声嚷道。
　　老汤挺身挡住铁门,冷静地望了一眼红卫兵,说:嘉业堂是浙江省图书馆的古籍部,里面藏的全部是中国的古书,但这些古书很珍贵,很有价值,你们千万不要乱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查找中印边界某种珍贵史料,中央让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图书馆查找,后来却在嘉业堂里找到了好几份哩!……
　　红卫兵听了这些道理,又望望门里的“红海洋”,才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这座抹着神秘色彩的藏书楼。
　　现在,老汤早已远行。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功臣”,但南浔人永远记着他!
　　
　　五
　　
　　1911年清帝逊位,时年三十岁的刘承干在上海发起组织“淞社”,有三四十人定期雅集,与南北遗老频频往来,对溥仪忠心不二。谁也没有料到其间他遇到了由北京流亡上海的许多前清遗老。这些因大清皇朝灰飞烟灭而失业的遗老,在痛骂时局沦丧、叹息生活无情之时,不得不变卖各种物品包括藏书。刘承干原来就“乐善好施”,便笑而收之。民国初期溥仪小朝廷的各种活动,刘氏几乎无不参与,无役不献巨金。如民国十一年(1922)溥仪大婚,刘承干代表南方遗臣离沪北上献礼,并受溥仪于养心殿召见两次。在京期间,刘承干特地前往崇陵拜谒,见陵树土木毁损,自愿与其父刘锦藻同担补种修葺之资,耗银二万余两。民国十七年(1928)东陵被盗,刘承干又进贡修复银两,后又进呈所刻古书。溥仪三十岁生日,刘承干又携书籍物品,出关至长春祝寿,并进言“敬天法祖”。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提到“1934年3月1日,我在东北为满洲傀儡皇帝,关内各地遗老如刘承干等,都寄来祝贺的表章”。1945年,溥仪为苏军俘虏,刘承干闻悉后大为震撼,即为反对引渡“奔走呼吁”。
　　刘承干在深仁厚泽和冥古不化中完成了向清朝遗老的人格倾斜。他少长于南浔,民初移居于沪,其后虽每年还乡小住,并曾旅居苏州、杭州、青岛等地,长期居住地仍在上海。其所居住宅,起初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麦特赫斯脱路(现泰兴路)西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曾六次迁徙。这期间,虽然他既不善于经商,又不做官,但精神生活还是相当丰富的。现在看到的有关刘承干的一些老照片,几乎全是清一式的灰布长衫,让人的感觉是,这位清朝遗老一直生活在一种传统的、古老的程式里。然而,只要打开他的《求恕斋日记》(原稿60册),却发现他也是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与几个“洋味”十足的弟弟截然不同,他竟过着一种以“土味”为主的“中西杂烩”的生活。
　　镜头一:1911年2月28日,刘承干出了家门,不坐轿车,却乘马车到了高德,请教西医配了一副墨晶眼镜,计大洋四十二元。是夜,他携陈姬又乘马车至美斋馆吃夜餐,膳毕到北四川路看外国影戏,买的是二等票,每张一元。外国影戏每放一片必有一段洋文介绍,可惜他看不懂。每放完一套,必有一对男女款步入池,翩然起舞。灯光柔和,舞步轻盈,舞姿优美,令人心旷神怡。
　　镜头二:3月19日下午三时,刘承干与秘书坐马车到斜阳路西园,喜看文明结婚。
　　镜头三:3月25日,刘承干与内子、徐姬游哈同花园。夜,在礼查饭店吃西餐。
　　镜头四:在此前后,刘承干还游览了张园等,去江湾看飞机表演,去圆明园路看外国戏,去江苏吴江震泽镇看水上赛船。
　　新中国诞生后,刘承干在家乡南浔及各地的田产、沪上房产等均归国有。嘉业堂藏书楼及藏书亦捐归浙江省图书馆,这是他无奈之余的明智选择。据南浔老人回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时,客居上海的刘承干仍情萦故里,弘扬爱国爱乡的精神,牵头召集在沪的“四象八牛“的后裔,纷纷出资捐献,累计占南浔镇捐款总额的十分之一,这在当时确是不易的。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的生活不再富裕,沪寓藏书孑遗部分,陆续售出,以补家用。其时子女各自分居,刘承干初由一冯姓女子照料起居,后长期居住于姚姓过房女儿处(上海新闸路新乐�10号)。
　　刘承干的晚年生涯是孤独和寂寞的,却不改常度。每天观日落日出,看窗外人来人往,偶尔翻翻古书,听听音乐,正可以静静地反思人生的许多重大问题。他或许有满腔的怨愤和不平,说不尽的委屈和惆怅。当他营造中国近代最晚、藏书最多的嘉业堂藏书楼时,曾经名声大扬,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也最为得意的日子。在中国,文人历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官僚阶层只一步之遥,所谓“寒窗苦读圣贤书,落难公子中状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一幅“学而优则仕”通俗化的图解。但就绝大多数文人而言,这一步却关山重重,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比登天还难。因此,刘承干晚年盘桓在上海寓所里,先前的意气已荡然无存。很难设想,失却了昔日潇洒的身影和笑声,失却了夕阳下的眺望和夜雨中的苦吟,失却了书斋素笺上酣畅淋漓的诗迹,那么留下的只有湮没在世事代谢中的失落和凄凉茫然的叹息,已毫无文化的张力和灵气了。
　　刘承干无法理解别人对他的不理解,也无法诠释他的悲悯、失望和彷徨。但他还在古籍、版本上做梦,梦是他人格精神的恣肆飞扬,此时心灵深处的企盼将冲决现实的种种樊篱而遨游八极,幻化出奇诡瑰丽的境界。然而,当他从迷梦中苏醒过来后,看到的却是一个暮年衰病的自我,一个穷愁寂寥的自我,一个生命已近尾声的自我。环顾四周,空空如也!仅二三个友人,偶尔稍稍过从。寓中所存古籍已寥寥无几,仅《嘉业堂藏书楼书目》、《嘉业堂藏书志》稿本及日记、函稿百十册,摩挲自娱,百感萦怀。没有面对明天的憧憬,只有一遍遍地咀嚼昨天的体味。轻轻拭去列祖列宗画像上的尘埃,一页页翻动着家史,辉煌与衰落,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正如他在《嘉业老人八十自叙》一文中的独白:
　　回首自少而壮而老,
　　心事寒灰,
　　一切如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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